大學法律本科論文範文

1. 法律專業畢業論文5000字範文

法律產生於權力，法律是人類行為規則中重要的一種。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於法律 畢業 論文5000字的內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法律畢業論文5000字篇1

淺談知識產權融資擔保的法律障礙和問題

一、知識產權融資的概述和必要性

知識產權融資是債務人和第三人用自己合法的知識產權出質,向債權人做出擔保債權實現,獲得貸款的融資方式。我國對於知識產權的法律依據見於:《擔保法》第75條第3款規定:“依法可以轉讓的商標專用權、專利權、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可以質押,並簽訂合同,相關本門登記自登記起生效。”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在歐美發達國家已十分普遍,在我國則處於起步階段,《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明確指出要“促進自主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化、商品化、產業化,引導企業採取知識產權轉讓、許可、質押等方式實現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

我國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的融資需求大,而信用低,有形資產少,無形資產價值少並且未被充分利用,而銀行和中介金融機構的經營理念傳統的負面影響,知識產權的未來使用費的風險大,貶值高成為了其擔保的障礙和觀念的誤區,並且法律的相關漏洞使融資得不到保障。在我國,中小企業擁有的專利占總量的65%,新產品佔80%,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價值佔GDP(國民生產總值)60%,上繳稅收占稅收總額53%。所以知識產權的融資的市場和機會很多。並且加強知識產權的融資,可以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經營管理的能力,減少政府的負擔,符合我國“科教興國”的戰略,提高整體對外的競爭力和適應力,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和國家創新能力的增強。

二、我國現存知識產權融資法律規定所存在的問題

(一)知識產權的法律規范不清,權利界定過於籠統

我國雖然有相關的《擔保法》,《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的出台,但是對如《擔保法》:

第七十九條以依法可以轉讓的商標專用權,專利權、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出質的,出質人與質權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並向其管理部門辦理出質登記。質押合同自登記之日起生效。

第八十條本法第七十九條規定的權利出質後,出質人不得轉讓或者許可他人使用,但經出質人與質權人協商同意的可以轉讓或者許可他人使用。出質人所得的轉讓費、許可費應當向質權人提前清償所擔保的債權或者向與質權人約定的第三人提存。

規定過於籠統,對於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其操作的復雜性和風險性並不能完全涵蓋。但對於專利、商標、著作權之間的交叉問題應適用何種法律也沒有完整的規定,質押融資事件中面對復雜問題更無所適從。並且其規范的范圍過於狹窄,沒有商業秘密權,商號權,植物新品種權和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並沒有包括在內,也沒有專門或集合立法,導致很多權利的真空和爭議侵權的產生。還有擔保法與物權法的銜接性較差。如《擔保法》第79條對知識產權質押合同生效的表述是:“質押合同自登記之日起生效”,而《物權法》第227條則規定:“以 注冊商標 專用權、專利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出質的,當事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質權自有關主管部門辦理出質登記時設立。”從嚴格的語義角度解讀,“設立”與“生效”是兩個法律後果截然不同的概念,兩者相互矛盾,不利於法律的適用。

(二)知識產權融資的評估不完善

知識產權的資產評估的是整個融資擔保的核心和關鍵,知識產權評估的內容包括:所含權利及限制、知識產權的價值、確定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是否明確和規范三個方面,但是由於我國的評估水平較低,標準的不統一,形式的不一致,並且缺乏權威性和穩定性,又沒有使用不同類型的評估,使得評估並不科學風險的不確定性加大。

(三)知識產權的市場交易不成熟

由於知識產權的擔保價值主要是它的未來所產生的現金流,而知識產權本身的變現的難度大,風險和貶值的可能性高,而公開的市場交易規則不規范,其融資成本高。並且專利的時效性使得很多專利可能瀕臨浪費和報銷,而且沒有市場的交易的統一規范,是知識產權的交易秩序十分混亂,風險上升。還有就是知識產權難以轉化,或轉化條件高,例如專利權很可能依靠大的機器和設備進行,使得成果轉化的效率很低。

(四)知識產權融資的中小企業和銀行的信息不對稱

由於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自身內控制度和信息公開制度不健全,使得銀行對於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了解和信息甚少,自身的信用等級很低,很多的銀行不敢把錢貸給中小企業,而又缺乏相關的調查和咨詢,雙方的溝通和聯系並不緊密。銀行為了降低風險,會提高融資的門檻和費用,並且對於其的流動性和用途進行細致而有限定性規定,大大影響了中小企業貸款的積極性。

(五)我國的知識產權的登記制度混亂

我國的知識產權的登記程序十分復雜,難度極大,有數十個部門進行監管,而且權力過大,費用過高,有些擔保重復,而有些擔保沒有,不允許“未來財產”和“數量浮動的財產”作為擔保物,使得登記的難度和成本增加。並且不同的知識產權種類,如專利和商標進行雙重的質押,其流程和所經和部門就更難以操作。加之根據我國法律規定,當著作權因交易而移轉或設定質權時,因缺乏公示機制。使情況更加復雜。

(六)知識產權的擔保形式單一

對於專利的有較強的時間性和實用性來說,專利的質押不利於整個專利的使用和專利的升級,其的價值被大大限制,而且,知識產權擔保物的擔保價值不完全基於擔保物的轉讓,更多地基於知識產權的預期現金流量;知識產權擔保價值更接近於抵押價值,而非轉讓價值。因此,知識產權質押是值得質疑的。

法律畢業論文5000字篇2

淺議農村宅基地使用權隱性流轉的法律規制

摘要 我國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傾向於在城市購房，其在農村的宅基地及其住宅因此被荒廢，一些地方甚至出現“空心村”。農村宅基地作為農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功能逐漸弱化，很多地方開始出現宅基地使用權的隱性流轉，有必要將這些隱性流轉行為置於法律的規范與調整之下。本文以維護交易安全為目的，從健全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登記制度、建立有效機構服務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建立農村宅基地退出機制等三個方面提出立法建議。

論文關鍵詞 農村宅基地使用權 隱性流轉 宅基地登記 宅基地退出

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是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享有佔有和使用的權利，有權依法利用該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屬設施” 。《物權法》將宅基地使用權定性為用益物權，是一項他物權。我國物權方面的立法宗旨正在經歷由羅馬法“以所有為中心”向日爾曼法“以利用為中心”的轉變，物權也由“重歸屬”向“重利用”方向發展，但與所有權相比，宅基地使用權的行使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在諸多方面需要讓步於集體土地所有權。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保證所有土地實行公有制，在此前提下實現農村宅基地的物盡其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提出，保障農民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 渠道 。為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農村住房市場將會逐步放開，依據“房地一體”原則，積極改革探索農村宅基地的流轉十分必要。在全面推進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流轉改革前，宅基地使用權的隱形流轉已經事實存在。常見的隱性流轉方式包括轉讓、出租、贈與、抵押、入股、繼承與置換等。隱性流轉由於缺乏法律規制，大多屬於“暗箱操作”，由於宅基地使用權歸屬出現的糾紛會造成流轉各方權利受損，具有較大的法律風險。本文擬從三個方面對農村宅基地使用權隱性流轉的法律規制略陳管見。

一、將法律規制關口前移，健全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登記制度

公示公信是物權法的基本原則之一，物權如同 足球 場上的球門，若想進球，必須清楚標明球門的位置，物權登記是實現公示公信的必要手段。

(一) 宅基地使用權確權登記是宅基地流轉的前提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定，“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屬於農民集體所有” ，即宅基地所有權歸鄉鎮集體、村集體或村民小組享有。符合條件的人員可以申請獲得宅基地使用權並在宅基地上建造住宅及其附屬設施。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原始取得採取登記對抗主義，辦理登記手續不是取得該用益物權的必要條件，但登記後可以對抗善意第三人。目前，我國正在開展宅基地使用權的確權登記發證工作，為進一步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奠定產權基礎。但基於我國的歷史習慣和農村實情，確權登記工作推行難度大。建議採納廣東、安徽等地農村土地改革試點 經驗 ，只有完成宅基地確權登記手續的才可以流轉，並且不得改變土地用途。

(二) 宅基地使用權隱性流轉登記應區別對待

隱性流轉造成的宅基地使用權變動通常“披著合法的外衣”，以“房地一體”為原則有條件的轉讓或繼承。隨著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進，隱性流轉終將拋開現行法律制度的限制，新的立法應區別對待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問題，在登記生效主義與登記對抗主義間做出恰當的選擇。現行法律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登記也值得借鑒，以轉讓、互換方式流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採取登記對抗主義，但對其他形式進行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未做規定。

目前法律規定，農村宅基地使用權不得單獨轉讓，只能隨地上附著物一並轉移，且受讓人與轉讓人須為同一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依據農村“熟人社會”的特點，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轉讓行為自然可以達到公示公信的效果，宅基地轉讓得實行登記對抗主義。

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贈與與繼承都會造成享有該用益物權的主體發生變化，應著重審查上述行為是否符合實質要件。由於贈與與繼承屬於無償取得，根據《物權法》規定，善意第三人主張行使對抗權應以支付對價為前提，贈與與繼承不適用善意取得制度，不享有一般的對抗權。因此贈與與繼承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時，應適用登記生效主義以確保法律關系的穩定。

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出租、抵押、入股不會造成享有該用益物權的主體發生變化，立法對上述行為的登記可不予規定。租賃、擔保、參股各方當屬理性人， 租賃合同 、擔保合同與認股權證的契約效力足以保障交易安全。相繼成立的中介服務機構也可提供合同鑒證業務，強化契約效力。

二、拓寬法律規制視角，建立有效機構服務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流轉

(一)建立專門的行政機構統一登記農村土地使用權

國土資源部《關於加強農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見》中規定，要加強農村宅基地登記發證工作，做到宅基地土地登記發證到戶，內容規范清楚，切實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但此項規定在實踐中落實困難。我國不動產登記存在多個登記機關，多頭登記的現象。農民嫌麻煩不願登記，個別登記機構為謀取利益收取高額登記費用也是造成宅基地登記工作難以推進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建立專門機構統一登記農村各類土地使用權。

當前宅基地使用權的管理存在很多漏洞，主要原因是“我國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虛位問題，土地所有者未能積極維護使用權人的合法權益”。 由於歷史遺留問題多，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確權登記可發揮村民自治機構的基礎性作用，在自治單位挑選聯絡員，開展 法律知識 的宣講普及活動，各鄉鎮安排專員負責協調工作。通過科學的人員配置與機構設置強化宅基地所有權人作為管理者的身份與職能。各縣、市國土資源管理部門及其派出機構依據宅基地流轉方式的不同進行分類登記，逐步實現與金融機構、民政部門、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信息共享，全方位保障交易安全。

(二)建立市場化運作的農村土地中介服務機構

借鑒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成功經驗，成立市場化運作的中介機構，提供信息發布、價格評估、合同鑒證、法律咨詢與糾紛調解等服務。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周其仁院長建議建立一個農村土地交易市場，為包括宅基地在內的所有農村土地流轉提供服務。目前重慶、成都、武漢都在探索建立農村土地交易市場，但都在研究試點階段。而且單一行政化運作的土地交易所難以解決宅基地流轉過程中大量現實且專業化的問題，如流轉信息發布渠道不暢通，土地價格評估不專業，交易手續復雜當事人難以應對，流轉後土地價金發放比例及 方法 難以確定，交易當事人權利救濟途徑缺失等。

市場化運作的中介服務機構應運而生，中介機構以居間人身份為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各方提供專業化服務，按照一定比例收取傭金。城市房地產中介機構的運營模式可以作為參考，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專業機構可發掘研究此類業務。在探索分類業務、分項經營的基礎上，逐步成立綜合性的市場運營機構，如宅基地委託代理機構、宅基地評估公司、宅基地 保險 公司、宅基地投資經營公司等。

三、統一法律規制口徑，建立農村宅基地退出機制

我國法律規定農村宅基地遵循“一戶一宅”原則，然而不少農戶可基於繼承或接受贈與等原因獲得多處宅基地，“一戶多宅”現象較為普遍。一些農戶甚至超出標准面積建房，建造新房卻不拆除舊房，或未經審批違法佔地建房。據調查，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鐵爐街道下轄的劉村，僅375戶農戶，但宅基地卻多達500處，閑置宅基地96處，其中，無房空宅基56處，超過30%的農戶存在一戶多宅現象。全國范圍內普遍存在此類現象，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宅基地閑置率有可能進一步攀升。默許農村宅基地使用權隱性流轉只是權宜之計，且隱性流轉的不規范會導致宅基地價格降低，損害農民利益，造成集體資產流失。要從根本上規制宅基地的隱性流轉，應建立農村宅基地退出機制，提高農村土地利用率。

按照不同的情況，農村宅基地退出可以採用無償與有償兩種方式。出於公益事業建設、鄉(鎮)村公共設施建設和舊村改造的需要佔用農民宅基地的，不涉及農民主觀意願，為單方行政行為，適用各地農業用地徵收補償標准，此處不再贅述。

(一)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無償退出

《農村宅基地管理條例》規定，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無償退出的情形包括：不合規定的“一戶多宅”或超出標准建房的;自批准建房之日起滿二年未動工興建的;非法轉讓宅基地或住房的;④筆者增加一種情形，村民在取得宅基地使用權後擅自改變土地用途的。第一種情形下應鼓勵村民主動退出，違法佔用的宅基地無償收回，地上建築物及其他附屬設施給予適當補償，面積超標且超標部分房屋滅失的不在補償之列。後三種情形報經縣級人民政府批准，由村民委員會或村經濟合作社直接無償收回宅基地使用權。

(二)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有償退出

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有償退出的前提是解決資金來源問題，建立宅基地退出補償基金。但是我國目前的現狀是作為集體土地所有權人的村集體大多沒有相關資金來源。 宅基地退出補償基金的資金來源應以“誰投資，誰受益，誰受益，誰投資”為原則，以國家財政撥款為基數，鼓勵村辦經濟和集體組織成員加入，在土地收益實現的情況下，按照基金份額分配收益。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農民都是理性人，若要讓其自願退出原本無償取得、擁有無期限使用權的宅基地，應積極探索宅基地退出激勵補償機制，包括制訂符合市場行情的補償標准，擴大補償范圍，探索賠償金的發放方式和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等。

除貨幣化補償外，廣東、重慶、天津等地已經開始試點“宅基地換房”，即農民自願以其宅基地，按照規定的置換標准，換取小城鎮內的一套住宅，遷入小城鎮居住。這種以宅基地使用權換取房屋所有權的方法看似美好，卻存在不少現實問題。由於小城鎮住宅建設成本較大，這種置換必須成規模、大面積進行，集體成員內部意見不一致時，少部分村民的利益恐難以保障。遷入小城鎮也為日後從事農業生產帶來不便，在以傳統粗放型耕作為主的農村，“宅基地換房”模式難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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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年法律本科畢業論文範文

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法律的完善日益體現人性化和道德性。下文是我為大家整理的關於2017年法律本科 畢業 論文 範文 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2017年法律本科畢業論文範文篇1
論法學 教育 的困境與改革

一、中國法學教育的發展現狀

中國法學教育源遠流長，據歷史記載，中國最早的法學教育起源於春秋。近代意義上的法學教育始於清末，1904年，清政府建立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所法學教育專門機構——直隸法政學堂。從1952年開始“司法改革”運動，各大學原先設置的法律系撤銷或合並，這一過程被稱“院系調整”。從“院系調整”之後，“政法教育”代替了傳統意義上的法學教育，大學法學系的任務是培養從事政法理論工作的人。

大幅度裁汰法律教育機構與大量吸收未受法律教育的人進入司法系統，造成了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分離的體制化。這種體制化一方面導致了法學教育主要局限於高等院校內部法學學科體系的自我完善、自我發展;另一方面致使法律職業未能走上職業化的發展軌道，存在泛政治化、行政化和大眾化的傾向，至今還深深影響著我國的法學教育改革和發展。

改革開放後，法學教育開始復甦，1997年黨的“十五大”確定實施“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極大地促進了法學教育的發展。短短的30年，法學教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中國1977年恢復招生時，全國只有3所法學院系，100多個大學法學本科生，2008年有651所，在校法學專業學生76萬人，其中碩士生8萬人，博士生1萬人，形成了以普通高等法學教育為主體的、成人高等法學教育和中等法律職業教育為補充的法律教育體制，建立了包括法學學士、碩士、博士和法律碩士在內的較為完善的學位制度。但是，應當看到在我國法學教育繁榮發展的同時，其背後隱藏的深層次問題。

二、中國法學教育的困境

(一)從社會層面上看法學教育問題

我國的法學教育發展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情況，法律職業與法學教育分離是20世紀50年代法律革命的產物。時至今日已經成為不可動搖的體制，中國的法學教育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1.法學人才培養的多元化和層次化，造成了國家教育管理的混亂和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

當年大量農民、工人和轉業軍人經過簡單的培訓進入司法機關，對他們的大規模在職教育催生了法學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多元化和層次化，這一法學教育體制一直延續至今。目前，我國的法學教育從教育層次上有中專、大專、本科、雙學位、研究生教育;從教育 渠道 上有正規普通高校法學教育，有法律函授、廣播電大、夜大等非正規法學教育;從法學教育的招生類別來看，我國法學本科教育有公費生、自費生和委託培養生，法學研究生教育也分計劃內招生和計劃外招生等。這些導致法學教育培養目標和人才標准口徑不一，同時沖擊了正規法學教育，影響了教育質量。

2.盲目擴大招生規模造成教學質量的下降，增加了法學專業畢業生的就業壓力。

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各類教育機構不顧自身的辦學條件，在師資、圖書資料等教育設施不具備的情況下盲目招生，導致法學人才培養質量難以保證，現在的法學專業畢業生普遍存在法學基礎不牢、實踐能力差、法律思維能力低等問題。這樣的畢業生無法處理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日益復雜、新型的社會關系，不能滿足時代發展的需要。

3.司法考試制度給我國法學教育帶來了機遇與挑戰，處理不好會影響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

在我國，不僅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資格之間是分離的，就是法律職業各個行業本身也是相互獨立的，我國最早有律師資格考試作為律師的准入條件。法院和檢察院從20個世紀80年代末起也開始在系統內部進行相應的初任法官和初任檢察官資格考試。但是難度要小於律師資格考試，很大一部分轉業幹部或復轉軍人並不需要參加此類考試便可以直接當上相應級別的法官或檢察官。鑒於此，從2002年開始，國家推行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作為取得法律執業資格的條件，這就為我國法律職業精英化、同質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現行司法考試制度並不完善，其中主要體現在沒有將法學專業作為唯一的報名專業資格，這與西 方法 治發達國家的法律職業准入做法不同，與其他行業(如醫學)通行做法也不一致，使得我國法律職業精英化、同質化面臨挑戰和不確定性。

(二)從法學教育制度本身看我國法學教育的不足

法學教育的根本任務是培養人才，涉及法學教育培養目標和如何培養兩個基本問題，即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和培養模式。法治發達的西方國家將法學教育的培養目標定位為培養“精英型”法律人才，綜合理論素質、實際職業技能以及職業道德水平都達到了一定高度。而從我國法學教育的發展來看，原有的人才培養目標和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法治社會對法律人才的需要，法學教育出現了許多問題。

1.教學內容上，我國的課程設置不合理。開設的課程主要是以部門法學科的劃分或國家頒布的主要法律為主，重在講授原理和條文，忽視對原理、條文背後所蘊涵的價值取向、社會觀念的講解;培養和訓練學生實際操作能力的課程很少;忽視對學生法律職業道德的教育等。

2.教育方式上，重理論，輕實踐。教師在課堂上過多地講授理論知識，課堂討論、案例分析教學、啟發式教育等 教學方法 運用過少。這種教學方式很難調動起學生學習積極性，不利於學生法律思維的訓練和培養。同時，很多學校的教學資源嚴重不足，沒有先進的技術設備，多媒體、模擬法庭、實習場所等硬體設施都不到位，嚴重影響教學效果。

3.師資水平上，我國的教師來源單一。大多數教師都是法學院高學歷的應屆畢業生，他們沒有任何法律職業實務 經驗 ，這樣的教師教學只能是理論的思辨，無法培養學生的法律職業技能。同時，學校重科研、輕教學的情況嚴重，許多教師為了評職稱，關注學術研究，忽視教學工作，這也不利於高素質法學人才的培養。

三、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

面對如此眾多的問題，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應該向什麼方向發展，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律人才，怎樣解決中國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分離的問題，怎樣培養出適合社會需要的法律人才等現實問題擺在我們的眼前。

(一)更新教育理念，明確法學教育培養模式

法學教育人才培養目標必須定位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上，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當前，我國的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社會全面進步、民主法治建設進入了全新的發展時期;國際經濟、政治、 文化 交往日趨頻繁，各種復雜、新型的社會關系不斷出現，社會對法學人才的法律認知、法律職業的 思維方式 和處理法律事務的綜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識教育的培養模式已不適應社會對人才的需要，因此必須更新教育理念，以培養應用型、復合型的法律人才為目標。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使學生掌握深厚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廣泛的科學人文知識;具備嚴密的法律 邏輯思維 能力和突出的語言表達能力;同時注重對學生職業道德的教育、職業技能訓練以及創新能力的培養。

(二)規范辦學層次，優化教育結構，改善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相分離的狀況

1.取消法學專科教育和非正規法學教育。

我國目前法學人才培養分為三類：專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從各國法學教育來看，法學專業的最低層次是法學本科，這是法學專業的學科性質決定的。我國法學專科教育起點過低，容易造成法學人才素質低下，因此應當取消法學專科教育，建立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為主的法學教育層次體系，本科階段以培養從事司法實務的實踐型人才為主，研究生階段以培養研究型人才為主。

2.規范非普通高校的法學教育，優化法學教育結構。

應當明確規定普通高等學校是法學學歷教育的唯一合法主體，禁止司法系統和行政系統興辦的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行政學院、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公安院校、司法學校、培訓中心以及各種廣播電視大學、夜大等各種非普通高校開辦法學學歷教育，將這些學校的法律教育定位為法律職業培訓教育或者法學繼續教育。

3.完善司法考試制度，改善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相分離的狀況。

施行司法考試制度有利於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建立，對我國的法學教育發展大有裨益，能夠提升法學教育的學歷層次;促使學校改進教學，提高教學質量。要真正實現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的同一性必須完善司法考試制度，確定法學本科是報考司法考試的唯一準入資格。

(三)改革人才培養方式，提高法學教育的教學質量

1.完善法學教育內容，培養應用型、復合型人才。

除了法學專業的專業主幹課程和基本課程外，應該開設交叉學科，如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開拓學生的視野;為適應中國和世界接軌的要求，應努力培養熟悉WTO規則、國際條約和其主要成員國相關法律的法學人才。我國法學教育最大的問題是與法律職業相分離，法學人才實踐能力差，因此要增加法律技能課，包括司法文書寫作、法律文件起草的寫作技巧、實用偵破技術、司法口才技能(如詢問技術、辯護的技術等)。

2.轉變教學方式，重點培養法科學生的司法實踐技能。

首先，淡化理論的講授，採用實踐性教學方法，如案例教學法、診所法律教學法、模擬法庭教學法、法庭旁聽等，讓學生身臨其境地學習、體會法律職業者的工作，學會用法律職業者的法學思維去思考和解決問題。其次，加大對法學教育的基礎性投入，引進先進的科技設備和技術手段，充分利用多媒體技術和互聯網開展教學，實現教學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成果共享;建立法學教育實習基地，強化與法律職業團體的聯系，讓學生參與到法律實踐中去。

3.加強師資隊伍建設，落實法學教育培養目標。

法學教師是培養法學人才的關鍵，教師的素質直接影響到法學人才的培養。現階段，我國的高校法學教師法律職業水平不高，因此，大學法學教師，特別是講授實務性非常強的課程的教師要定期參與相關法律實務部門的工作或參與辦理案件。同時高校也可以多渠道選任教師，聘請法律實際工作部門的優秀人才來校兼職客座教授，彌補高校教師實踐能力的不足。高素質師資隊伍的構建還有賴於提高教師的待遇，鼓勵教師探索教學改革和實踐，而不是僅僅將科研成果作為評價教師水平的決定性指標。

我國現代法學教育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從歷史進程上看，還屬於剛剛起步的探索階段，存在問題在所難免。雖然法學教育的改革千頭萬緒、阻力重重，但是只要我們立足國情，對未來法學教育的發展有科學的判斷和穩步推進改革的具體方案，實現法學教育現代化將指日可待。
2017年法律本科畢業論文範文篇2
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

摘要：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的實質是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之間的範式對話，環境法與民法二者之間在內容上存在著很大的沖突，其原因在於民法所採取的是個人主義範式理論，而環境法所採取的是整體主義範式理論，因此二者之間自然就會存在著差異性。由於當前環境問題的突出，致使法學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因此實現法學與民法學的對話尤為重要，與此同時環境法學與民法學自身的範式危機也是構成當前實現二者對話必要性的深層因素。基於此，本文首先闡述了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產生的動因，然後對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研究了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目的與功能，再次對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內容與現狀進行了探討，最後為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與重構提出對策，即以“公序良俗原則”為整合與重構二者之路。

關鍵詞：環境法學;民法學;範式整合;個人主義範式;整體主義範式

前言：當前，環境法與民法之間的互動性成為了法學研究界所關注的一大焦點，民法學關注此問題的原因在於當前“綠色”民法典的呼聲日益高漲，而環境法關注這一問題的原因在於當前很多關於環境法的基本問題都與此研究相關，而關於存在爭議性強的問題通過法學的分析，也會歸結到這一互動研究上。盡管當前關於此議題的探究已經上升到理論層次，但是還是有必要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以全面的挖掘其所具有的深層意義，從而為二者之間的對話構建出一個系統的框架，並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在范圍上分界線的確定奠定基礎。

一、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產生的動因

(一)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

當前，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相關學術界一直為探索解決途徑而努力，加上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面對日益復雜的環境問題，促使跨學術研究更加的活躍。因此，基於社會這股強大的政治氛圍與理論氛圍，環境法與民法之間對話得以實現。

(二)民法典立法的推波助瀾

隨著民法典立法進程的推進，民法學界為了進一步捋清環境問題對民法學的影響，因而需要與環境法學之間建立對話，以順應對民法典立法這一項重任所帶來的挑戰。在民法的立法中，關於物權法的制定涉及到了自然資源方面的立法問題，關於侵權行為的相關法律的制定又涉及到環境侵權救濟的問題，因此，民法必然會尋求與環境法實現對話的途徑。

(三)環境法學探索者的推波助瀾

針對當前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如何需找到有效的法律解決途徑成為環境法學者當前所面臨的一大挑戰，而民法中的相關內容正符合了環境法學者的需求，因而構建二者之間的對話，也成為了環境法學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環境法以解決環境問題為先導，因而突破傳統的束縛，實現跨專業研究，而民法又是集諸多部門法於一身的法學理論“儲備庫”，順利成章的成為環境法學者尋求溝通的對象。

二、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一)環境法與民法對話的可能性

1.二者同屬中國的法律系

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共存於中國現行的法律體系內，是我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於中國法律體系的構成，其立法的本質屬性、目的以及意義等在大體上所呈現出的共性特徵，因此，環境法學與民法學之間是以共性為基礎的，因此，實現民法學與環境法學的對話，只是基於學科設置不同而進行的分領域研究。

2.二者的歷史淵源

二者的歷史淵源表現在環境問題最開始的解決途徑：在我國尚未出台環境法時，關於環境的相關法律問題都是通過民法來解決的。因此，從根本上講，環境法學與民法學有著內在的關系，從某種層面上講，環境法學是民法學的繼承者與進化者。而這種關聯性就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實現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民法學與環境法學之間也存在著沖突，其區別與獨特屬性使其構成了不同的法律學科，這在當前的法學研究學科的劃分中也已經給予判定。因此，在環境法學與民法學探討共同理論問題時，需要給予明確的界分。

3.二者之間的沖突的實質是選擇

針對民法學與環境法學之間的沖突問題，其根源並不屬於正確與否的判定，而僅僅是在二者中的選擇問題。構建二者之間的對話的根本在於集合二者的力量以更好的解決當前社會環境問題所帶來的困難與挑戰，從而在完善各自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決環境問題。因此，在解決問題時所面對的是民法與環境法，解決時所面臨的是選擇誰的問題，是到底以何種法律手段來確定解決問題方案的抉擇。

(二)環境法與民法對話的必要性

二者實現對話的必要性總體來講是為了更好的應對當前“挑戰與危機”，其挑戰是來自當前社會環境問題的嚴峻形勢，而其危機則是來自於民法學危機與環境法學危機。對於其所應對的挑戰是實現二者對話的根本動因，而關於二者所存在的危機的本質為理論研究範式危機。

1.理論範式概念

所謂的範式指的是：由從事某一特定學科研的學者們在這一領域內所達成的共識以及基本觀點，是一個學科的共同體在研究准則、概念體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約定[1]。當前，在國內學術界對於範式的應用非常廣泛，因而其內涵已經遠遠的超出最初庫恩所賦予的定義，具體來講，當前範式所指的是涉及到一個學術共同體時，學者們所構建的共有知識假設、研究模式、研究方法、價值標准，還包括了人們理解世界的知識體系。

2.環境法學範式危機

理論範式概念的誕生來衡量我國法學理論學科，能夠充分的反映出當前其尚未建立屬於自身的理論研究範式，這就證明了環境法學範式危機的存在。之所以說當前中國環境法學尚未構建自身的理論研究模式，可從以下實例找到原因：蔡守秋教授提出“調整論”在環境法學界引起軒然大波，對整個中國的法學界的影響也非常大。此理論的提出就充分的證明了中國環境法學尚未形成理論範式體系。但是，並不能因為中國環境法學尚未建立自身的理論範式，就片面的認為中國的環境法學就是弱勢學科，事實上，範式危機存在於當前中國各法律學科中。 3.民法學範式危機

中國的民法是繼承於大陸法系司法制度的成果，而大陸法系的民法制度又是以個人主觀觀念為基礎建立的，在20世紀的私法公法化的呼聲中，此觀念的危機凸顯，因而，民法由此開展了一系列的修正工作，在其完善的過程中又不斷的承受著來自各新法律部門的挑戰，進而危機四伏。中國民法在繼承大陸民法制度的同時，也相應的繼承成了大陸民法的理論體系，而這種民法法律體系的繼承，使其陷入被動的地位。因此，如果用理論範式來恆定我國的民法學，在當今的改革階段，顯然其所承擔使命的完成任重而道遠。但是，不能因為當前我國的民法體系的不規范，就認為其要將其作為全部任務與使命，全身心的致力於此，這並不屬於我國民法學的主要任務。因此，作為我國法律全局性的範式危機，只能說明我國的法律還過於“年輕”，只要一定的時間其必將能夠茁壯成長。

4.範式的整合

實踐作為理論存在的根本，是理論得以存在與發展的根本動力因素。因此，不管對範式危機承認與否，都應該使理論還原於實踐，通過實踐來驗證，並通過實踐來使其“羽翼豐滿”，只有直接的應對社會真實問題的挑戰，才能促使理論體系的日趨成熟。環境問題當前就是社會中的一大問題與挑戰，正是因為環境問題的存在才成就了環境法學的誕生，而同樣是因為環境問題的日趨加劇，致使法學“綠化革命”的出現，這就充分的顯現出傳統的範式理論無法滿足當前的需求，而全新的理論範式正在發展過程中。因此，構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是理論打破重重危機並構建全新範式理論的最好方式。實現二者之間的對話，能夠使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各自的觀念、立場等問題進行明確的界定，從而實現二者理論重構的目標，也就是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與重構。

三、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目的與功能

(一)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目的

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目的在於：使二者能夠明確界定自身的觀念、價值等，從而實現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各自的理論範式的整合與重構。

(二)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功能

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功能為：拓展雙方的視野、轉換雙方當前的傳統思維模式、更新雙方的方法、實現各自價值的重構。在二者對話的過程中，各自將原有秉持己見的思想意識進行轉變，從而更新自身甚是問題的立場與角度，協調二者之間的對話，進而以對話互動的形式來促進各自的發展與完善。也就是在對話中，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實現了換位思考，通過轉變自身原有思維來實現對原有未知問題的發現與解決，從而也就形成了環境問題上的理論範式重構。此外，在實現對話的過程中，能夠有效的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各自觀念、立場以及價值等的重新認識與界定，從而在協調二者之間關系的過程中，也就實現了對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

四、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內容與現狀

(一)環境法學――以民法力量實現對環境問題的解決

環境法的形成與發展的理論根源是民法，在最初的環境法學中，其所用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法律依據便是民法以及刑法，因此，民法對環境法的重要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當環境法面臨著某些環境難題時，以環境法的思維方式很難尋找到解決的途徑，而轉換到民法上，很多時候會“另有一番天地”，這就是民法學對環境學的影響。這種現象產生的根源在於政府強調自身的主導作用，因此，促使環境法也具備了相應的行政法特點，因此，其在表現上通常以禁止性的規定或者強制性的規范為主，從而使自身局限於其中，因此，“行政主導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立法模式成為當前中國乃至全世界環境法立法界的共同呼聲。而其中關於引進市場機制的觀念，就是在環境法制度的制定上將民法的思維理念引入，以藉助民法學的個人主義理論來實現環境法學理論範式的重構。

(二)民法學――環境問題給民法以及民法學理論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環境問題給民法學所帶來的挑戰主要表現在其理論上的個人主義，而在民法典制制定過程中，“綠色民法典”的呼聲致使此挑戰也成為了民法發展的機遇。因此，當前加強二者之間的對話，能夠推進民法典制定以及民法學理論構建的進程。當前，民法學理論已經踏上了重構之路，只是尚需時間來實現深入研究與匯總。比如民法中關於物權法與合同法的理論：當前，在民法中關於物權法領域，如何實現物權法理論的生態化，成為了當前民法學者所關注的焦點。由於物權的社會化，致使將公法的支配與公法的義務融於物權概念中，從而展現了當前物權對社會群體利益的充分重視。因而，如果以此為思維意識出發點，就有學者提出了將環境保護融於物權理論中，從而構建生態物權;也有學者在研究農林牧副漁權的基礎上，提出准物權理論的構建思想。在合同法領域中，同樣存在著將合同法生態化的思想理論，即所謂的“環境合同”。

五、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範式整合的途徑――公序良俗原則

“公序良俗原則”在當前民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在於修正並限制“私法自治原則”。當前關於公共安全秩序原則，相關學者對其進行了 總結 ，大致分為十種，其中關於“危害國家工序的行為”的原則需要對其進行進一步的概念解釋。事實上，這一原則的實質便是個人主義理論範式接受整體主義範式觀念修正的鏈接，因此，環境法與民法的關系也在此“公序良俗”原則中得以體現。為了更好的適應當前的發展形勢，民法學理論也自覺的承擔起社會化、生態化的重任，結合自身理論框架的實際，最大程度的來實現對社會化與生態化的理論實踐。

而當社會化與生態化在民法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必然會出現民法無法再調整現象，因此，這也是環境法學產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於以上原因，環境法等法學理論從誕生起便以社會法自居，其所注重的是強調對社會的公益性。基於此，民法與此類“社會法”之間不但在理論上、還在實際規范性上存在許多必然的關聯性，而且其在調整的過程中在內容上也呈現出一定的承接關系，也正是基於這一意義，民法學者梅格庫斯提出了經濟法、勞動法與傳統的商法等是一樣的，都是“特別司法”。先忽視此種斷論的正確與否，其觀點已經表明了所謂的“社會法”―環境法，在內容的調整上與民法存在著必然的聯系與承接關系。事實上，將“公序良俗原則”作為民法與“社會法”的內容調解分工上的分界，可以將其視為當前法律體系的一種新的思路。

六、總結

綜上所述，本文基於民法學與環境法學的整合進行了研究研究探討，從而為二者之間的對話構建出一個系統的框架，並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在范圍上分界線的確定奠定基礎。通過對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產生動因、可行性與必要性、目的與功能、內容與現狀的探討，提出以“公序良俗原則”為整合與重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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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律畢業論文範文

你的法律專業論文准備往什麼方向寫，選題老師審核通過了沒，有沒有列個大綱讓老師看一下寫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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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格式要求、寫作規范要注意，否則很可能發回來重新改，你要還有什麼不明白或不懂可以問我，希望你能夠順利畢業，邁向新的人生。

（一）選題
畢業論文（設計）題目應符合本專業的培養目標和教學要求，具有綜合性和創新性。本科生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專業特長，選擇適當的論文題目，但所寫論文要與本專業所學課程有關。
（二）查閱資料、列出論文提綱
題目選定後，要在指導教師指導下開展調研和進行實驗，搜集、查閱有關資料，進行加工、提煉，然後列出詳細的寫作提綱。
（三）完成初稿
根據所列提綱，按指導教師的意見認真完成初稿。
（四）定稿
初稿須經指導教師審閱，並按其意見和要求進行修改，然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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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是否確定了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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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論文選題的方法:

一、盡快確定畢業論文的選題方向 在畢業論文工作布置後,每個人都應遵循選題的基本原則,在

較短的時間內把選題的方向確定下來。從畢業論文題目的性質來看,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

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提出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另一類是專業學科本身發展中存在的基本范

疇和基本理論問題。大學生應根據自己的志趣和愛好,盡快從上述兩大類中確定一個方向。

二、在初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選定畢業論文的具體題目在選題的方向確定以後,還要經過一定的

調查和研究,來進一步確定選題的范圍,以至最後選定具體題目。下面介紹兩種常見的選題方法。

瀏覽捕捉法 :這種方法就是通過對佔有的文獻資料快速地、大量地閱讀,在比較中來確定

論文題目地方法。瀏覽,一般是在資料佔有達到一定數量時集中一段時間進行,這樣便於對資料作

集中的比較和鑒別。瀏覽的目的是在咀嚼消化已有資料的過程中,提出問題,尋找自己的研究課

題。這就需要對收集到的材料作一全面的閱讀研究,主要的、次要的、不同角度的、不同觀點的都

應了解,不能看了一些資料,有了一點看法,就到此為止,急於動筆。也不能「先入為主」,以自己頭

腦中原有的觀點或看了第一篇資料後得到的看法去決定取捨。而應冷靜地、客觀地對所有資料作

認真的分析思考。在浩如煙海,內容豐富的資料中吸取營養,反復思考琢磨許多時候之後,必然會有

所發現,這是搞科學研究的人時常會碰到的情形。 瀏覽捕捉法一般可按以下步驟進行: 第一步,廣

泛地瀏覽資料。在瀏覽中要注意勤作筆錄,隨時記下資料的綱目,記下資料中對自己影響最深刻的

觀點、論據、論證方法等,記下腦海中涌現的點滴體會。當然,手抄筆錄並不等於有言必錄,有文必

錄,而是要做細心的選擇,有目的、有重點地摘錄,當詳則詳,當略則略,一些相同的或類似的觀點和

材料則不必重復摘錄,只需記下資料來源及頁碼就行,以避免浪費時間和精力。 第二步,是將閱讀

所得到的方方面面的內容,進行分類、排列、組合,從中尋找問題、發現問題,材料可按綱目分類,如

分成: 系統介紹有關問題研究發展概況的資料; 對某一個問題研究情況的資料; 對同一問題幾種

不同觀點的資料; 對某一問題研究最新的資料和成果等等。 第三步,將自己在研究中的體會與資

料分別加以比較,找出哪些體會在資料中沒有或部分沒有;哪些體會雖然資料已有,但自己對此有不

同看法;哪些體會和資料是基本一致的;哪些體會是在資料基礎上的深化和發揮等等。經過幾番深

思熟慮的思考過程,就容易萌生自己的想法。把這種想法及時捕捉住,再作進一步的思考,選題的目

標也就會漸漸明確起來。

4. 法律專業本科畢業論文寫作

法學院畢業論文寫作指南

項目1：論文題目
簡要、明確、通暢，一般不超過20字；題目中英文翻譯應該一致；
項目2：論文摘要
摘要一般不超過300字；關鍵詞為3～8個，另起一行，排在摘要下方，詞與詞之間以「；」分隔；中英文摘要和關鍵詞應該一致；
項目3：論文目錄
由論文的章節以及附錄、參考文獻等的序號、題名和頁碼組成；目錄是否符合格式（可在模版中自動生成）；
項目4：參考文獻
1.參考文獻的標注方法：採用順序編碼制，即按照文章正文部分（包括圖、表及其說明）引用的先後順序連續編碼；標注的符號為「[ ]」，作為上標，在標點符號前使用；在參考文獻外，若有注釋的話，建議採用夾注，即緊接文句，用圓括弧標明。或者以腳注的形式排在頁面底端，按①,②,③編號,分頁不連續編號。
2.參考文獻的寫作格式為：
①參考文獻是連續出版物時，其格式為：[序號] 作者．題名．刊名，出版年份，卷號（期號）：引文所在的起止頁碼
②參考文獻是專著時，其格式為：[序號] 作者．書名．版本（第1版不標注）．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所在的起止頁碼
③參考文獻是論文集時，其格式為：[序號] 作者．題名．見（英文用In）：主編．論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所在起止頁碼
④參考文獻是學位論文時，其格式為：[序號] 作者．題名：〔博士、碩士或學士學位論文〕．保存地點：保存單位，年份
⑤參考文獻是專利時，其格式為：[序號]專利申請者．題名．專利國別，專利文獻種類，專利號．出版日期
3.參考文獻著錄中需要注意：個人作者（包括譯者、編者）著錄時一律姓在前，名在後，由於各國（或民族）的姓名寫法不同，著錄時應特別注意，名可縮寫為首字母（大寫），但不加編寫點（•）。另外，作者（主要責任者）不多於3人時要全部寫出，並用「，」號相隔；3人以上只列出前3人，後加「等」或相應的文字如「et al」。「等」或「et al」前加「，」號。

例：（注意格式中沒有出現「《》」、「年」、「月」及「第」、「頁」等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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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5：文字及內容
1、文章內容是否還有錯誤，重點審查摘要和結論內容審查，是否有錯別字及不通順；
2、內容每段開頭是否有空格
項目6：文本格式
1.統一使用A4紙，單面列印；
2.字體全部用宋體；標題行要求用小二號字加黑，正文內容要求用四號字；行距為單倍；頁邊距左為3㎝、右為2㎝、上為2.5㎝、下為2.5㎝；
3.用阿拉伯數字連續編排頁碼，頁碼放在右下角，由正文首頁開始編排，封面封底不編入頁碼；
4.結構層次序數的表示方法：第一層為「1」，第二層為「1.1」，第三層為「1.1.1」，第四層為「1.1.1.1」，正文中序號用「①」表示，不分段；
5.附表與插圖：附表要有表號、表題；插圖要有圖號、圖題；
項目7：裝訂格式
1.封面欄目要求列印
2.畢業設計（論文）一律左邊裝訂成冊；裝訂順序為：封面、誠信聲明（見附件）、論文摘要與關鍵詞、目錄、正文、致謝、附錄、參考文獻、論文評定表。
3．封面的寫法：
論文題目： 中國的外國人永久居留制度初探

學 院 法學院
學 系 法律學系
專 業 法學專業
姓 名 黃文
學 號 2005403053795
指導教師 程前進
2009年4月25日
項目8：成績評定
1.學生畢業論文的最終成績=指導教師評分×20%+評閱人評分×40%+答辯評分×40%。在畢業論文評定表中，指導教師、評閱人和系主任意見及簽名一律要求手寫。指導老師和評閱人的評分要公正、客觀，論文評語應詳細具體，要寫出評分理由，指出論文優缺點,做出是否推薦參加答辯的結論。
2.系主任意見應該包括以下內容：該學生的答辯評分成績（百分制），按照規定的計分權重計算出的最終成績（百分制），評定等級（優秀、良好、中等、及格或不及格），是否達到畢業的要求。
3.本科生畢業設計（論文）的成績一般採用百分制記分評定，分5個檔次，分別為優秀（90～100分）、良好（80～89分）、中等（70～79分）、及格（60～69分）和不及格（60分以下），優秀者比例原則上應控制在本組參加答辯學生人數的15%以內。

5. 法律專業畢業論文8000字範文

法律是保護我們安全的重要內容，存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是我帶來的關於法律8000字 畢業 論文的內容，歡迎閱讀參考!

法律8000字畢業論文篇1：《淺談法律信仰形成的法律基礎》
摘 要 法律信仰作為法治國家的精神基礎在依法治國的當今無疑意義重大，本文通過對法律信仰和良法概念的界定、什麼樣的法律才能被信仰的闡述，闡釋了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作用。

關鍵詞 法律信仰 良法 作用

一、前言

依法治國作為我國的基本治國方略已經有十二年之久，為了實現依法治國的理想圖景，我國已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基本有法可依。雖然有法，但法律在實踐當中權大於法、人大於法、以言代法、以權廢法的現象比比皆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歸根到底是法律不被信仰，如果法律不被信仰，與一紙具文無異，就似伯爾曼所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①。”法律作為信仰的唯一對象在培養法律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們究竟要信仰什麼樣的法律?良法作為一種有別於惡法的良善之法應作為法律信仰的當然對象。本文正是以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重要性為理論基礎，通過以下邏輯來分析良法的這種重要性：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國方略的精神基礎，這種精神基礎又是如何形成的?法律作為法律信仰的唯一對象對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那什麼樣的法律才會被信仰呢?價值合理、規范合理、體制合理、程序合理的良善之法應成為法律信仰的對象②。

二、法律信仰與良法概念界定

(一)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一詞在《辭海》中並沒有針對性的解釋，只有對信仰的解釋為：“信仰是對某種宗教，或對某種主義極度信服和尊重，並以之為行動的准則③。”謝暉教授認為“法律信仰是兩個方面的有機統一：一方面是主體以堅定的法律信念為前提並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規則作為其行為准則;另一方面是主體在嚴格的法律規則支配下的活動④。”由此，筆者認為法律信仰是指社會主體對法律的信服和尊重，並將這種信服和尊重的心理狀態轉化為行為准則的過程。法律信仰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非靜止不動的，是包括心理狀態和行為過程的有機統一。也就是說，法律信仰不僅存在於理論上，而且踐行於法治實踐中。

(二)良法

良法是與惡法相對應的法哲學范疇，是一個廣泛且不斷發展的概念，它包括法的實質良善性和形式良善性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要對良法下個確切的概念不容易，可從良法的標准來探討良法的概念。李龍教授主編的《良法論》一書認為良法的基本標準是：價值合理性、規范合理性、體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⑤。筆者認為，良法應從應然角度考慮，良法應是實質良善和形式良善的有機統一，由此，法律應當是怎樣的，而非法律實然或已然是怎樣的。價值合理性應是良法的靈魂，規范合理性、體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都是為了實現良法的價值合理性服務的。因此，良法應是符合自然、社會、人類發展規律的，能夠滿足主體享有最一般人權、公平正義的，並能為大多數獨立社會主體所信奉和行使的准則。

三、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對象

法律信仰作為信仰的一種，其信服和尊重的准則當且僅當是法律，而不能是諸如權力、教義、風俗習慣之類的對象，如果法律信仰除法律之外還有其他對象，那就不是法律信仰，也培養不出法律信仰。法律的三品性“自由――人權性、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濟性”是法律成為法律信仰對象的內在因素⑥。此外，規范的至上性是法律成為法律信仰對象的前提條件⑦。正是因為法律保障人權、救濟權利、實現利益的特性及其至上性，確定了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對象。

四、什麼樣的法律才會被信仰

依法治國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只有建立並不斷完善法律體系才能為依法治國提供法律基礎，而法律被信仰是依法治國的精神基礎，只有法律真正為社會主體所尊崇和行使才能實現法治，但是並不是只要是法律就一定會被信仰，還要看這種法律是否具有價值合理、規范合理、體制合理、程序合理等特性，是否能夠保障人權、救濟權利、實現利益，是否能夠體現法律的應然性(公平正義性)，即法律應是良善之法，是為良法。

五、良法對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

根據謝暉教授將法律信仰分為法律信念和在法律信念支配下的活動兩方面來看⑧，良法對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可通過以下兩方面來實現：1.良法對法律信念形成的作用。法律信念是一個有關個體主觀心理的概念，內在包涵著個體對法律的信服和尊崇，並把這種信服和尊崇內化為一種恆定的意念，而這種信服和尊崇的前提是法律可以實現主體的某種利益。良法因其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濟性、自由-人權性，使其具備被信仰的價值基礎;2.良法對法律實踐的作用。法律實踐的前提是有法可依，而這個法的良善性決定了法律實踐的有效性，法律的有效實行是法律實踐的應有之義。法律的善惡決定了人們對其信仰的最基本的邏輯起點和價值基礎，只有善法――以人權保障為宗旨的法律，才能獲得社會主體的普遍認同並加以普遍遵守，法律的良好實施才能促使人們去信服和尊崇法律，法律信仰才能形成。

六、結語

法律信仰在依法治國的當今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要真正讓法律成為普通民眾的信仰，首先法律應是良善之法，且應有效實施，法條具文的泛濫，除了帶來種種社會成本，還會阻礙法律人職業自律，而法律人職業素質的降低，無疑會鼓勵人們在法制外另闢 渠道 ，解決糾紛維護權益，即求助於私力救助。因此，法律不僅在制定過程中要不斷向良法靠近，而且制定出來的良法要得到有效的實施，這樣才能為民眾提供法律榜樣，使民眾信服法律，將法律內化為信念，從而信仰法律。

注釋：

①[美]伯爾曼.法律與宗教.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28.

②李龍.良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71-72.

③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565.

④謝暉.法律信仰的理念與基礎.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15.

⑤李龍.良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71-72.

⑥鍾明霞,范進學.試論法律信仰的若干問題.中國法學.1998(2).

⑦謝菲.小議形成法律信仰的前提條件和經濟基礎.律師世界.2002(7).

⑧謝暉.法律信仰的理念與基礎.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15.
法律8000字畢業論文篇2：《淺談 保險 法律道德風險的法律防範》
摘 要 保險在我國社會中已經被越來越多的民眾所重視，在保險法律關系實踐中也出現了相當多的司法案例。本文首先分析了保險活動中法律道德風險的表現形式及產生原因，並對我國《保險法》在防範保險道德風險上存在的缺陷分析，從法律人的角度，對我國保險法的制定和修改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關鍵詞 保險 道德風險 保險道德

一、保險道德風險的表現形式及產生原因

(一)保險道德風險的基本概念

道德風險是指與人的品德有關的無形因素，即是指由於個人不誠實、不正直或不軌企圖，促使風險事故的發生或擴大，以致引起社會財富損毀和人身傷亡的原因和條件。 道德風險以前主要存在於經濟領域，但是近年來隨著保險領域的不斷擴大，加之保險制度自身特點和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健全，道德風險越來越廣泛的存在於保險領域，保險道德風險成為保險業中一個特有的術語。

“保險道德風險”是指通過投保獲取不正當利益的一種精神或心理狀態，即投保人為了謀取保險金賠償或給付而投保，通過促成或製造保險事故而騙取保險金的危險。 本文認為保險道德風險的主體除了投保人外，還應該包括被保險人和受益人。保險道德風險同一般的風險相比，具有自身特點。一般情況下，實際危險是有形的，而保險道德風險是無形的，很難運用保險業的相關法則加以預測，因此比較難以加以識別。

保險制度的基本功能在於分散危險和補償損失，但是人為的保險道德風險卻造成保險機制的非正常運轉，因此有必要從法律角度尋求防範保險道德風險的具體 措施 ，以求將其發生率盡量降到最低。

(二)保險道德風險的表現形式及產生原因

隨著社會的發展，保險道德風險的表現形式越來越多樣化，常見的表現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幾種：虛構保險標的;故意製造保險事故;故意違反告知和保證義務;故意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道德風險源於人的自利本性，人們在利益的驅動下，可能做出一些不法行為。加之保險機制的自身特點和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就導致了保險道德風險的廣泛存在。保險道德風險的產生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 保險活動中信息不對稱。信息的不對稱指在交易雙方之間或者所形成合作關系的雙方中， 一方擁有另一方所不知的信息，在相互對應的經濟人之間不作對稱分布的有關某些事件的知識或概率分布。 在社會保險活動中，投保人所了解的保險商品信息都來源於保險人和中介人的介紹。保險人則通過投保人和中介人來掌握保險標的信息。彼此間存在著明顯的信息不對稱。

2. 逆向選擇的存在。所謂逆向選擇( adverse selection) 是指事前隱藏信息的行為。保險人與投保人在保險過程中，必須要達到信息的完全對稱與知曉，才能簽訂保險條約。但在現實中，這種絕對知曉與坦白的現象是不存在的，彼此都不能絕對知道對方的形象。因此，投保人在投保時，往往能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選擇性的投對自己有利的保險，而並不把這方面的所有情況讓保險公司知曉。所以，由於信息的不對稱，保險公司總是處於劣勢。這樣就導致了有些投保人不願向保險人真實告之被保險人已存在的風險狀況，保險人處於被動選擇的位置為投保人的行為承擔相應風險。

3. 立法對相關利益主體規制不足。人們追求利益的慾望是無止境的，在利益的驅使下，一些人就會做出一些不法行為，表現在保險活動中，就會引發保險道德風險。要想減少甚至消滅保險道德風險，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加強對相關主體的規制。正是因為現有立法對保險道德風險的規制不足，對騙保、詐保等行為懲罰不夠，才會造成保險道德風險的廣泛存在。

4. 我國保險法仍不完善。我國現在的《保險法》及與其配套的法律法規還不十分健全。存在著保險利益不清晰、歸責原則不合理、缺少近因原則的規定等一些立法缺陷。特別是在約束方面，對保險欺詐的懲罰力度不夠，客觀上縱容了保險道德風險的發生。

因保險活動中信息不對稱以及逆向選擇而引發保險道德風險，主要還是由於保險法中相關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可以通過在保險法中設立和適用相關的原則和制度來加以解決。通過在保險法中規定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並且在保險事故發生後適用過錯責任推定製度來讓投保人負擔舉證責任就對解決保險活動中信息不對稱與逆向選擇問題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也可以通過加大對騙保行為的處懲罰力度來約束各個保險利益主體，防範保險道德風險。所以，歸根結底，我們要從立法角度來防範保險道德風險。

二、我國《保險法》在防範保險道德風險上的缺陷

(一)保險利益不清晰

保險利益原則對防範保險道德風險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我國保險法對保險利益的法律規定卻並不清晰。特別是對保險利益應該存在於何人何時，並未作詳細的規定。

保險利益應該歸於於何人，大多數國家規定為被保險人，而我國《保險法》規定為投保人。我認為，在財產保險合同中，被保險人與保險標的之間具有更明確的保險利益。因為，假如被保險人與保險標間不存在保險利益，其又為合同受益人，那麼保險標的發生損失時，不僅不會對其利益造成損害，反而為其帶來利益。這樣以來便容易引發被保險人的道德風險。

(二) 缺少近因原則的規定

我國《保險法》只是在相關條文中體現了近因原則的精神而無明文規定。我國《保險法》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後應當向保險人提供與確認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損失程度有關的證明資料。保險人應當及時予以核定，對屬於保險責任的，履行保險責任;對不屬於保險責任的，應當向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發出拒絕賠償或拒絕給付保險金的通知”。近因原則是確認保險人之保險責任的主要依據。正確認定近因，對防範保險道德風險有重要的意義。在《保險法》中增加關於近因原則及其適用標準的明確規定是十分必要的。

(三) 歸責原則不妥當

按照保險的一般規則，保險責任的歸責原則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不考慮行為人有無過錯，或說行為人有無過錯對民事責任的構成和承擔不產生影響。 就保險領域來說，就是基於保險合同的約定，在保險事故發生後，如果發生該事故的原因屬於承保范圍內的原因，那麼保險人就必須承擔保險責任。而不必考慮該事故是否是由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的過錯造成。

無過錯責任歸責原則能使因保險事故遭受的損失得到及時的賠償，有利於保護投保人等的利益。但由於保險活動中的信息不對稱，在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並不能及時准確的獲得事故的有關證明和資料，這樣，對於保險人來說，證明投保人等是否存在故意是十分困難的。在此情況下，無過錯歸責原則的適用客觀上加重了保險人的負擔，增加了保險道德風險發生的危險。

(四) 對騙保等相關行為的懲罰力度不足

《保險法》中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在實施了騙保等行為後，主要承擔的是違約的合同責任。“利益與風險相當”是一句古老的法諺，它指的是獲得一定的利益必須負擔相當的風險，如果利益大於風險，則必然會導致不法行為的產生。實施騙保等行為後所承擔的責任遠遠小於通過騙保行為所獲取的利益，必然會引發道德風險。另外，如今保險道德風險在保險領域廣泛存在的現實說明，僅讓他們承擔違約責任是不足以防範保險道德風險的。所以《保險法》有必要加大對騙保、詐保行為的懲罰力度。

三、 防範保險道德風險的立法建議

(一) 進一步明晰保險利益

“無利益者無保險”，保險利益對保險道德風險防範的意義自不待言。保險利益具體明確，可以避免投保人利用對保險利益的不同理解而利用保險道德風險。

由《保險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可以看出，真正有權在保險事故發生時領取保險金的是被保險人，而非投標人。而《保險法》第十二條規定：“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應當具有保險利益”。可見，《保險法》第十二條同第二十二條的規定明顯不一致。

保險利益存在於何時，根據《保險法》第十二條的規定，可見與保險合同訂立時應當具有保險利益。根據英美保險法通例，保險利益存在於何時因險種不同而不同。財產保險合同與人身保險合同分別具有補償性和給付性特點，決定著保險利益原則在適用過程中的時間限制不盡相同。其中，對財產保險合同而言，一般要求從投保時至保險事故發生時應當始終對於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與此不同，保險利益原則適用於人身保險合同時，僅要求明確一個時間點，至於保險事故發生時是否具有保險利益則在所不論。因此，我國《保險法》應該借鑒英美法的規定，明確保險利益產生於何時。

(二)增加近因原則的相關規定

由於我國《保險法》未明文規定近因原則。應在《保險法》中明確規定近因原則及其適用標准。根據近因原則的要求，認定近因的關鍵，在於尋找致損的因果關系。

關於近因原則的適用標准，保險界普遍認可的是直接作用論，即將對於致損最直接起著決定作用的原因作為近因。如果保險事故是作為直接原因造成保險標的損失，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如果保險事故並非造成保險標的的損失的直接原因，保險人不承擔保險責任。

(三) 適用過錯責任推定製度

基於誠實信用原則在保險法中規定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對解決信息不對稱引起的保險合同簽訂前的逆向選擇問題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對於信息不對稱所引發的保險合同訂立後的道德風險該如何解決呢?則依賴於過錯責任推定製度。

在保險事故發生後的保險理賠過程中，對保險人來說，想要證明投保人等是否存在故意是十分困難的。而將舉證責任的負擔通過法律規定合理分配給投保人，可以使其自身受到相應的約束，對於彌補保險人的信息滯後性，防範保險道德風險無疑有所裨益。 例如，對於常見的汽車騙保案件，由於經常存在投保人與汽修廠聯手騙保，所以更具有隱蔽性，這無疑增加了保險人對案件事實調查的難度，造成聯手騙保暢行無阻。而過錯推定責任原則的適用，將舉證責任轉移給投保人，給投保人增加了舉證的負擔，勢必會增加聯手騙保行為的難度，從而遏制保險道德風險的發生。

(四) 設立懲罰性的損害賠償制度

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對防範保險道德風險起著重要的作用。首先，通過對騙保人施加更重的經濟賠償責任來制裁他們的不法行為，更好達到懲罰的目的。同樣，通過懲罰也達到了威懾的目的，可以防止道德風險再次發生。其次，這一制度具有補償功能，在補償性損害賠償不足以補償保險人所遭受的損失時，懲罰性損害賠償能更好的維護保險人切身利益。再次，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的完善，可以對保險交易起到鼓勵作用。同樣，這一制度在保險領域適用能夠促進保險活動的正常進行，因為它使潛在的騙保人等認識到遵守保險合同的約定比實施騙保行為更加合算。

注釋：

程婧.保險道德風險的產生及規避.福建金融.2001(5).第37頁.

尹田主編.中國保險市場的法律調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頁.

張新寶.侵權責任法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頁.

魏建文、鄒國雄.論保險道德風險的法律防範.經濟師.2002(3).第71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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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歡.中國社會保險逆向選擇問題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管理世界.2006(2).

[3]黃海驥.保險信息不對稱的表現及影響.保險研究.2003(12).

[4]卓志、熊海帆.保險領域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的經濟分析.保險理論與實踐問題探索.西南 財經 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法律8000字畢業論文篇3：《淺談法律服務在軍隊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一、引言

隨著我國法制化進程的發展和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逐步建立，軍隊的法制建設引人矚目。其中，法律服務工作的蓬勃開展，直接促進了國家的政策法律在軍隊中得以更好的落實，這對貫徹中央軍委依法治軍的方針，保護國家軍事利益，維護軍隊和軍人的合法權益意義重大，但是，這只是法律服務工作顯而易見的一些作用。其實，對軍隊來說，法律服務工作作為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內容，不僅有利於加強我軍的政治建設，發揮我軍的政治優勢，也在落實依法治軍方針、依法管理部隊、拓展政治工作職能和形成政治工作合力等領域發揮著作用，從而全面提高戰鬥力和保證各項任務的完成。

二、法律服務工作與軍隊政治工作的相互作用

(一)軍隊政治工作的需求催生了法律服務工作的發展

隨著依法治軍原則的提出和部隊法治建設的需要，具有軍隊特色的法律服務工作在部隊應運而生。1995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將司法行政工作、軍隊保衛工作、軍事審判工作和軍事檢察工作作為軍隊政治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法律服務工作就是其中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政治工作條例》把“領導司法行政工作、管理律師、公證和法律服務”作為總政治部的重要職責，把領導、負責法律服務工作作為各級政治機關的主要職責之一。這樣，在《政治工作條例》這一軍隊政治工作的權威法規中確立了法律服務工作在政治工作中的法律地位。因此可以看出是軍隊政治工作的需求催生了法律服務工作的發展，法律服務工作納入軍隊政治工作體系中，在實踐中有利於加強對法律服務工作的組織領導和健康發展。

(二)法律服務工作的開展促進了政治工作任務的完成

《政治工作條例》明確規定了法律服務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共同任務是“打擊軍內違法犯罪和境內外敵對勢力、敵對分子的滲透破壞活動，從政治上、組織上純潔和鞏固部隊，運用法律手段保護國家利益和軍事利益，維護軍隊和軍人的合法權益”。這一任務的確定，是由法律服務工作本身的工作性質決定的。律師工作、公證工作和基層法律咨詢工作，從法律角度為部隊建設提供各項服務，適應部隊建設需要，促進部隊的全面建設。這些任務與政治工作中任務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軍隊政治工作中不能缺少法律服務工作，法律服務工作對加強軍隊政治工作，實現政治工作任務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三、法律服務工作在軍隊政治工作中的作用機制

(一)開啟法律服務工作，加強軍隊政治建設

過去，我軍的法律服務工作是潛在的，沒有明確的組織機構和專業的法律隊伍，也沒有明確的人員職責分工。出現了法律問題，有了法律服務需求，則由保衛、組織、幹部、宣傳等部門辦理。這些法律問題體現在為首長和機關提供法律咨詢，為官兵涉法問題提供解答官兵，協調處理軍地糾紛，參與訴訟和調解以及法制宣傳 教育 等。依法治國和依法治軍方針的貫徹，法律已經涉及國家和軍隊生活的方方面面。單純的依靠行政手段和途徑，單靠組織、幹部、宣傳、保衛等部門的工作已不能滿足部隊政治建設的需要。只有開啟法律服務工作，滿足日益增多的涉法問題解決的需求，提高政治工作的有效性，發揮我軍政治工作的優勢。

(二)加強法律服務工作，落實依法治軍方針

依法治軍，就是依據法律管理國防和軍隊建設事業，把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納入法制化的軌道。依法治軍是軍隊建設全局性、基礎性、長期性工作，中國特色軍事法規體系的形成，為依法治軍提供了有力支撐。依法治軍是一個系統工程，如何才能找到依法開展工作的突破口和切入點?那就是通過法律服務工作。法律服務工作是貫徹實施軍事法律法規的重要方面，在依法治軍，有效地依法管理部隊上發揮著巨大作用。

(三)加強法律服務工作，形成政治工作合力

軍隊法律服務工作具有獨立的工作對象、工作任務和業務范圍，相對於政治工作中的保衛、組織、幹部、宣傳、紀檢等工作來說具有獨特性。但是，法律服務工作又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政治工作中的其他業務工作存在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開展得好可以和其他政治工作形成合力。首先，法律服務工作與政治工作中的其他工作存在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形成合力的關系。對政治工作是一個很好的充實，又促進了政治工作其他方面工作的開展，形成政治工作合力，更有利於完成政治任務。其次，法律服務工作對紀檢、組織、幹部、宣傳、 文化 工作及群眾工作等同樣具有促進作用。法律服務工作與其他各項業務工作都能相得益彰，形成合力，將系統論中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原理運用到政治工作中，定會更好地搞好政治工作，實現其任務和職能。

(四)做好法律服務工作，加強基層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在我軍的建設和發展中，政治工作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基層部隊的政治工作則是整個政治工作最基本、最具體體現，部隊基層政治工作的好壞直接影響部隊的戰鬥力生成，對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基層政治工作必須做到有法可依，當前，基層政治工作主要依據《軍隊基層建沒綱要》，那麼在貫徹這一法規開展基層政治工作的過程中，法律服務工作的重要性就顯而易見，法律服務工作要做好《綱要》的宣傳教育工作，使基層官兵樹立《綱要》就是法規的意識，從而增強貫徹落實綱要的自覺性。因此，法律服務工作應面向基層開展工作，幫助基層搞好依法管理、依法施訓、依法理財、依法搞好教育和法律宣傳、依法維權等。所以，法律服務工作在加強基層全面建設，加強基層政治工作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四、結束語

總之，軍隊政治工作的需求催生了法律服務工作的發展，法律服務工作的開展促進了政治工作任務的完成。軍隊法律服務工作在軍隊政治工作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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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法系的終結和中國法制的現代化，尋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揚棄中國法律傳統，全盤引進西方國家立法的基礎上進行的。如果單從形式上看，毫無疑問，這次中國有史以來開天闢地第一次的大規模法律移植活動是卓有成效的：自成一體、源遠流長的中華法系在國家法的層面上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六法為中心的西方現代意義的法律體系，中國法制乃以此為契機，開始了向現代化的轉型。沈家本也因此而獲得了後世的持久贊譽和推崇，被譽為「中國法律現代化之父」，著名學者楊鴻烈稱其為「有清一代最偉大的法律專家」，「中國法系全在他手裡承前啟後，且又是媒介東西方幾大法系成為眷屬的一個冰人」。

然而，無論從主事者的初衷還是最終的結局看，改革的結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它不僅未能挽救風雨飄搖的清王朝，相反地加劇了晚清政局的動盪。而如果對這場改革賦予更多現代意義的解讀，把它視為中國百年現代化運動的重要方面和部分，或者視為中國法制現代化開端的話，那麼，其得失的評價將會變得十分的復雜和困難，而現有的流行的結論總給人以失之於簡單和膚淺之感。眾所周知，清末修律是在歐風美雨催化下發生的，原非中國自身社會發展的自然訴求，復被用作擺脫內外困境、實現政治功利目標的工具，宛若揠苗助長的父母蔭庇下的早產兒，難以保證其心智健全、肢體完好。由於它超越了一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階段，失之空闊而缺乏適用性，從而使法制的現代化建築於流沙之上，不可避免地流於形式而無法得到持久的支撐和生命力。先天的不足，加上後天的乏力，直接導致法制移植和建構過程中非制度層面意識、精神因素的缺失，從而在本土化過程中遭遇困境和悖妄，而這一切都可以從清末改革那裡找到其淵藪：正是由於這一改革與生俱來的缺陷和失誤，註定了由沈氏肇端的中國法制現代化之路的曲折和坎坷。

清末修律的成果並不曾因清室覆滅而化為烏有，從形式到內容，它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民國初造，其立法建制即以修律的成果為基礎，其後，中國法制建設在多次狂風暴雨的社會變革間歇艱難前行，經歷了取法日德，到以俄為師，而後兼采英美的近百年發展道路，這一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乃是清末法律移植運動的延續。因而，它的成與敗、得與失無不濫觴於清末修律。從更廣闊的范圍看，沈家本主持的法制現代化運動是整個民族國家現代化的縮影和重要方面，它與政治、經濟的現代化息息相關、不可分離。重新審視近一百年前發生的這場改革，以明其得失利鈍和發展流變，無疑是法律史上一項饒有趣味的課題，且對未來的法治現代化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一

與中國歷史上的變法運動不同的是，清末律改革運動根源於西方先進文明的沖擊。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經濟、政治、文化解體和制度性危機，救亡圖存是當時朝野上下一致的呼聲，而變法修律則是清廷再三權衡猶豫之後作出回應的重大舉措。盡管如此，如果簡單以沖擊———回應模式描述清末修律與外來因素的互動關系，仍不足以揭示其內在的必然性，也無法解釋在其整個過程中出現的諸多現象。歸根結底，改革還是中國社會自身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仍然不能擺脫傳統思維模式的制約，因為我們從修律的指導思想以及具體方案的選擇這兩個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上，發現的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傳統模式的明晰可辨的印跡。

早在1865年11月6日，英人赫德(Robert•Hart)即撰《局外旁觀論》，向清政府提出學西人器物長技、整頓財政、加強外交三項建議。總理衙門認為「中外情形尚能留心體察，然究系局外議論，且亦非急切能辦之事」而予擱置。後英駐華公使參贊威妥瑪(Thomas•F•Wade)著《新認略論》並照會清總理衙門，其中言及「借法興利除弊」等事，希望清政府改弦更張，有所作為。總署認為其意似在借故尋釁，欲有事於中國，遂將該文並赫德氏前文發交各省督撫，「勿論成見」，詳慎籌劃。各省督撫反應不一，如左宗棠即認為此不過是英人慾借變法控制中國內政外交以取得在華優勢地位，雖出於惟利是圖之心，但於我有利無害，不妨採行之。江西巡撫劉坤一更借題發揮，主張改革科舉。他們代表了一部分掌握地方實權的洋務大員的觀點。事實上，英人的目的無非是希望清廷順應世界大勢，修法制律以促進和保護其在華商業利益，但由於英人建議未涉及具體措施，流於空泛，故而在清廷內部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也可見中國此時尚抱著天朝上國的虛驕之心，對西政認識尚停留在表面和皮毛，雖然有地方實力派推動的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強運動，但多限於制船造炮，未遑顧及和留意政治法律層面。同治六年十二月(1867)，英公使致函清廷，建議設立新法，整頓舊基。總署回復「依照西洋制度，自致強盛，如時事大局情形無礙……亦甚願意」。可見，清廷在制度變革上態度曖昧，一方面對傳統盲目自信，對改革心存疑懼；同時又迫於世界時勢，懾於列強淫威，不得不虛與委蛇、敷衍搪塞，若非「時事大局」所迫，萬難有所變易。[2](P4)

自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國際局勢趨於平靜，出現了較長時間的中外相安的局面，洋務派主持的自強運動亦成績斐然，中國甚至擁有了近代化的海陸軍。正當清廷陶醉在「同光中興」的幻夢中時，日本已經率先邁入了現代化的門檻。日本於19世紀50年代由美國人柏利率先叩開國門，此後列強紛紛跟進，訂立商約，通商貿易，了無滯礙。日本也自覺自願，以全盤西化為救亡自強之方，不料倏忽數十年間，卓然崛起於東方，竟與列強分庭抗禮。中日甲午一戰，清廷強大的北洋水師竟傾覆於一旦，於是朝野震動，而停留於器物層面的洋務運動也因之而宣告失敗。敗於日本的奇恥大辱讓有識之士警醒，於是乎輿論也為之一變，皆言變法方可強國，守制足以喪邦。中國之積貧積弱非但是器物不如人，如在民法典制定以前，大清民律草案一直是各級審判廳審理民事案件的法律淵源，其後民法典的制定亦以之為藍本，學者多將其作為解釋和適用民法典的立法史資料而予以引用。更是制度不如人，這個結論漸成輿論界的共識。日本成功的經驗成為了維新人士吁請變法的借口，這對清廷後來決意改弦更張、變法改制不乏推動作用。

治外法權的喪失，乃是修律最直接的導因。1842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最先認可了領事裁判權，爾後列強紛紛援例並不斷擴大其范圍。就清廷而言，司法主權的喪失，無論如何也是一件顏面失盡的事情，故其設法收回權利之心尚存。當時輿論大凡涉及修律之事，無不以之為托詞。而日本在大改法律之後成功收回治外法權的先例，無疑給清廷以巨大的觸動。1902年中英條約就這樣寫道：「中國深欲整頓中國律例，以期與西國律例改同一律，英國允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明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3]列強的承諾是個誘餌，對當時倍感屈辱的朝野上下而言，很難不為之動心。

毫無疑問，上述兩大因素對促成修律意義不菲。但對清廷而言，任何的恥辱都無法抵銷對政權安危的憂慮，如何維持統治乃是他們的頭等大事，一切變革如果危及政權本身，都將不可能得到認可。從這個意義上說，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的提出，乃是最終決定修律的根本原因。作為洋務派後期的首領和重要的封疆大吏，張之洞在晚清政壇上的影響舉足輕重，其「中體西用」的思想充分體現在他撰寫的《勸學篇》中。在這篇以「會通中西，權衡新舊」為宗旨的文章里，張之洞將法制劃歸為「用」的范疇。「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4]法制與器械、工藝等量齊觀，這與中國傳統社會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論不謀而合。於是，在「中體西用」的大旗下，法制的變革漸被視為一件無關宏旨的事情，一種與歷朝歷代的變法相類似的措施而已。《勸學篇》在當時曾名噪一時，影響極大。清光緒皇帝覽後，認為「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且命各省「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5](P6)晚清變法改制，無不畏手畏腳，虛應輿論，惟修律一事放開了手腳，動了真章，這與張之洞的上述言論大有干係。

二

除張之洞外，一些封疆大吏以及其他洋務派首領對推動修律也不乏積極的貢獻。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過程中，一批漢族地方官僚得以進入統治集團上層，並形成地方的實權勢力。典型者如曾國藩，清廷曾授權其直接統轄江、浙、皖、贛四省軍務，中央「不加遙制」。他們編練團練(如曾氏兄弟左宗棠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掌握了私人武裝，並由於他們在鎮壓農民革命、籌辦洋務和對外交涉中的出色表現，他們在清統治集團中的地位也隨之提升，影響力不斷擴張。在人事方面上，中央有李鴻章為督辦政務大臣，地方的張之洞、劉坤一等人「亦著遙為參預」。這批封疆大吏大多是既接受傳統儒家教育又不乏精明干練的實際經驗、注重實效、力主變法的實權人物。他們對現實體制存有憂慮、對清朝宗室貴族獨攬中央大權不滿，因此積極主張變法自強，謀求國家富強以挽救危局，鞏固和擴張自身勢力。同時，在洋務運動發展過程中，他們直接或間接參與了現代意義上的工業企業的創辦(如江南造船廠、漢陽鐵廠等近代著名企業)，與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買辦階級接近，實際充當了他們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因此，他們的變法呼聲也反映了扶持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要求。他們的開明態度使他們區別於盲目排外、故步自封的保守派。同時，在與清廷的密切關系和堅持中體西用的溫和路線上，他們又有別於主張激進改革的維新派。庚子事變後，頑固派被清算，地方實力派成為清廷的依靠，得以對中央人事任免和內外決策施加影響。這正是變法改制的最佳時機1901年，張之洞、劉坤一在上清廷的三道籌辦新政折中，詳細闡述了在行政、軍事、法律、教育諸方面進行改革的構想，而清廷也試圖通過改弦更張，推行改革，樹立求新求變的形象，內安輿情，外示好於列強，同時以改革為借口，重新進行權力配置，加強中央集權，實現軍令、政令的統一。

誠如前文所述，在鎮壓農民運動過程中，地方督撫乘機坐大，獨攬地方大權，對中央決策施加影響，以至中央對地方控制削弱，尾大不掉之勢已顯。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東南諸省督撫對清廷的宣戰上諭陽奉陰違，置身戰事之外，乃有東南互保之議，雖然此為西太後議和留下餘地，但也增長了清廷對地方勢力的疑慮，只是迫於內外形勢，未敢有所舉動。所以，作為清廷而言，試圖通過此次新政，不著痕跡地重樹權威，乃其秘而不宣之隱衷。清廷1910年2月7日頒布《法院編製法》的上諭中雲：「……以前部院許可權不清之處，即著遵照此次奏定名節切實劃分……嗣後各審判衙門朝廷既予以獨立執法之權，行政各官即不準違法干涉。」[6]於此已見端倪。職是之故，實力派的變法主張得到了在內外交迫下急於尋找出路的清廷的首肯和支持，認為「事多可行，即當遵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行」，[7]並責成二人「慎選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數員到京，聽候簡派，開館纂修」。[7]沈家本遂由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聯名保奏，揭開了清末修律的序幕。

沈家本一經奉旨修律，便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這一前無古人的事業中去，幾年之內，進展神速，不僅率先廢除了舊律中不合於現代潮流的酷刑和肉刑，而且在短時間內頒布或編訂了大量新式法律，主要計有：1906年奏進《刑事民事訴訟法》(未通過)，1907年奏呈《大清新刑律草案》(1910年頒行)、《法院編製法》(1909年頒布)和《違警律》(1908年頒行)，1908年編訂《大清現行刑律》(修改後於1910年頒行)和《商律》(次年奏進)，1909年頒布《國籍條例》和《禁煙條例》，1910年奏進《刑事訴訟律草案》和《民事訴訟律草案》，商部編訂了《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奏進《大清民律草案》。自新律編訂之日起，新舊兩派之間的斗爭就一直不曾停歇。如在制訂訴訟法過程中，即發生了法理派和禮教派的激烈論爭。地方督撫反對訴訟法頒布的重要原因是訴訟法一旦頒布，則必然帶來司法機構的相應改革和調整，有可能觸及實權人物的既得利益，從而削弱他們手中的權力。沈家本首先選擇制訂訴訟法作為「改變舊律、修訂新法的第一著」，這首先是出於訴訟法本為中國傳統舊律所無，且不涉及實體利益，阻力較少的考慮。同時也與沈家本認為中國刑獄冤濫，皆因缺乏程序性保障和制約，遂使貪官胥吏得以上下其手，出入人罪之故有關。他認為欲變舊律，「尤以刑法為切要」，而欲變刑法，須先從程序入手，「查諸律中，以刑事訴訟律尤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訴訟律不備，即良民亦罹其害」。但是，新訴訟法激起了地方督撫的強烈反對，其中以張之洞最具有代表性。張於草案奏進的次年即上《復議新編刑事民事訴訟法折》，認為：該草案「襲西俗財產之制，壞中國名教之防，啟男女平等之風，悖聖賢修齊之教」。他認為新法應當與中國國情民俗相適應，量為變通。而且以中國目前情勢，自司法官以至律師、陪審員、證人等，皆缺乏專門道德，只會使「訟師奸謀得其嘗試」，「到堂陪審者，非干預訴訟之劣紳，即橫行鄉曲之訟棍」，如不顧中國實際，則新法只能變為具文，無補於事。[8]應當承認，盡管帶有保守的偏見和利益的爭奪，但張氏言論也確實擊中了修律的要害，即過分注重引進外國典章制度而忽略了國情，在當時的中國，這樣一部「時髦」的法律與依然故我的社會現實之間缺乏相融和契合的基礎，這也決定了此次修律的最終結局。近人楊元濟氏反思此次修律得失時，即認為「溯自前清變法之初，醉心歐化，步武東瀛，所纂民律草案大半因襲德日，於我國固有之民事習慣考證不詳，十餘年來不能施行適用。」這種說法在奏進《破產法》時達到了印證，當時戶部與代表民間新興經濟勢力的滬京錢商即在破產財產的分配次序上發生爭議，致使新法廢止。再如1908年志田鉀太郎擬定的大清商律草案也由於農工商部以其直接抄襲日德商法，不合國情為由而未能通過。從某種意義上說，反對派的意見是對的，因為「中國名教」與西方法律的精神冰炭不能同器，「徒襲皮毛」的抄襲條文，其後果不幸被反對派所言中。這也是中國法律現代化的悲劇之源。三

1902-1911整整十年間，沈家本在修律大臣任上直接主持和具體參與了修律的全過程，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精深造詣、對中國政治現狀的深刻體察和兼收並蓄、變法救國的胸懷使他得以擔負這一歷史賦予的重任，並取得了巨大成就———盡管是短暫的和有局限性的。同時，沈家本個人的知識背景和素養不足以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法律變革運動的領袖他對西方法律的誤讀和認識的局限也直接影響了這場法律變革的氣質和命運。

1902年，沈家本與曾留學英倫的伍廷芳一起被任命為修律大臣，這種傳統加西學的組合本身就具有象徵性。沈氏出任修律大臣固是張之洞等人鼎力保舉的結果，但也確實是眾望所歸的不二人選，在眾多或激進或保守而不切實際的人中，他溫和而不偏激，務實而不虛誇。更重要的是，他是這一領域無可爭辯的專家，他對中國刑律造詣精深，在清統治集團中聲譽早著。他一方面具備了中國傳統律學的深厚功底，一方面又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痛感國家貧弱、民族衰微之餘，能清醒認識到西方富強之源，主張「有志之士當討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國制度，觀其會通，庶幾采擷精華，稍有補於當世。」[9]他以日本為例，闡述變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光明前途：「日本舊時制度，唐法為多，明治以後，採用歐法，不數十年遂為強國」。[10]他的學習西方是立於富國強兵的愛國主義願望之上的。在政治立場上，他主張變革，同情維新派，對維新失敗感到「慘矣哉，痛哉」，並總結經驗教訓在欲速則不達，中國數千年之積弊，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因此，他傾向於漸進、溫和的改革。他還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與新的異質文明的對接點，甚至認為中西法律之間形異而實同，即都貫穿著「仁」。他從仁這個溝通中西法律的精神支點入手，辯白變法並非以新法亂政，西法的要旨皆可為中國舊學所涵攝，「各國法律之精義，固不能出中律之范圍。」[11]他鼓吹在中國實行法治，認為當今之世，「法治之說洋溢乎四表，方興未艾」，[12]實行法治實是中國富強之根本。遺憾的是，盡管他認識到西方的法治原與中國法家不同，「申韓之學，以刻核為宗旨，恃威相劫，實專制之尤。」而「泰西之學，以保護治安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13]已經初步接觸到了問題的實質，但他與當時許多主張變法維新的知識分子一樣，對法治的認識還停留在表面和靜態觀察的層面，不能從精神本源的高度去認識和理解法治，從而就不能意識到法治與中國名教的沖突和對抗，進而也無法看清他領導的修律運動的死穴之所在。

作為身處新舊交替時代的歷史人物，舊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在主張兼收並蓄各國良法的同時，他又強調「舊不俱廢，新亦當參，當能使新律融會貫通，一無扦格」，「當此法治時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討中法，則法學不全又安能全面通之，以推行於世？」[14]這里沈家本強調變法應適於中國國情，避免生搬硬套「以推行於世」固然值得贊同，但是何者當廢，何者當參，沈氏既沒有給出一個標准，也沒有作出成功的實踐。深厚的儒學修養和常年治獄的經歷，使他保有對中國舊的法律傳統的偏好和留戀，從而未能徹底擺脫傳統思想的桎梏。這種進步性與局限性的並存，使其所主持的變法既超出了清廷的預期，在許多方面帶有時代的先進性，同時又帶有重大的缺陷和失誤，在與傳統分裂的道路上不可能走得太遠。同時，作為一個務實的和懷有忠君觀念的舊官僚，他深知能否獲得清廷的支持是變法成敗的關鍵，因此在立法意旨上也亦步亦趨，與之保持一致，而在實際修律過程中，往往屈從於守舊勢力，不得不違心地做出這樣那樣的讓步，變法得其人而不得其時，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劇。盡管這可歸咎於其個人認識的局限，但究其根本，則總歸是由其所處的客觀現實環境所決定的。

四

反思清末修律之得失，一個很方便的參照系是日本。鑒於日本近代法制變革的相對成功，我們不能不正視並回答這樣一個問題：近代以來，日本與中國面臨的挑戰一樣，變法圖強的起點也相似，何以日本能藉明治維新一蹴而就，法律現代化之路看起來較中國平坦得多？問題的答案見仁見智，其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數十年間跨入現代化國家行列，當得益於日本民族傳統價值觀念的優勢，進而歸結為海洋性國家與大陸性國家氣質和經驗迥異使然。這種說法固有所據，但似乎忽略了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這一決定性因素。其實，日本法律移植之所以順利，首先得益於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條件的相對成熟，也得益於日本在移植外來文明的時候成功地對自身土壤進行了改造。傳統日本雖與中國同屬儒家文化圈，但其具體社會結構和發展道路卻又具有自身的特點而區別於中國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禮俗社會。早在明治維新前夕，日本的社會結構發生一系列巨大變化：國內組織已高度商業化，各大名為保證物質供應而實行的「樂市」和「樂座」政策基本奠定了全國性的商品流通和供應格局並造成了體系間的緊張關系。商業城市大量涌現，出現了強大的商人和商業組織，如販賣農作物的「藏元」、「諸仲間」(商會)、「問屋」(批發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得到了巨大發展並日益滲入農村，加速了小農經濟的破產和解體。作為舊經濟體制支柱的武士階層也發生質變。在政治方面，日本長期存在的二元政治威權(天皇名義下的幕藩體制)，導致天皇威福下移，地方分權得以發展，從而維新只需對既成事實給予承認即可，表面上看似勇猛激進、雷厲風行，實則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新制度之組織加諸新經濟結構長期的演化，而並不僅僅是少數人的卓越才幹或是獻身精神所能造成的奇跡。相較而言，傳統中國雖經受西方文明浸潤，但其為時既短，廣度和深度亦自有限。一方面是少數大城市(如上海、廣州等)的高度繁榮，另一方面，城市之外的廣大農村卻仍維持著千百年來的舊習。整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觀念等各個領域，均不曾發生深刻的變化，以支撐起脫胎換骨的法律移植。尤其是，中國欠缺的是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啟蒙運動，不曾經歷類似於日本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及全國的「自由民權運動」。也許，全民性的啟蒙對一個國家政治法律的真正變革具有決定性意義。

我們今天回顧歷史，將清末修律納入整個國家現代化的視野之中來考察，應該能夠總結出一些經驗教訓：其一，統治者的動機與目的，是制約任何政治法律改革成敗的關鍵因素。清末修律是內外交迫之下統治者所做出的一種姿態，以作為挽回人心或是實踐私利的應急性策略措施，並無真心貫徹的誠意。民族主義激情、個人野心和偏見摻雜其中，使得這場改革泥沙俱下、魚龍混雜。顯而易見，在這場由上層和少數知識精英一手包辦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推進型改革中，法律僅被視為一種器物，一種治理工具，這樣建立起來的新法制自然缺乏基礎和生命力，也難以獲得普遍的接受和認同。同時，對變法動機的懷疑和法律工具主義的傳統也導致民眾對法律本身的正當性的質疑。其二，變法超越了時代的進程。法律作為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結構和現實生活的確認和宣示，它是向後看的，具有滯後性。而變法修律機械照搬西方制度，試圖模仿西方數百年來動態演化的靜態結果，以泰西資本主義之良法，移用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實寓有以法制推進經濟、政治改革，塑造現代化社會的深意，殊不知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在社會急劇變化的轉型期，大規模立法建制，不但束縛了手腳，也損害了法律的權威和穩定性，進而危及對法制信仰的培育和養成。其三，變法失之倉促，在變法時機的選擇和具體操作上操之過急，「數百年之舊說，千萬人之陋習，雖極愚謬，積久成是」(楊深秀語)，決非一朝一夕所能輕易改變。以中國地域之廣、人口之眾，建法立制，更需深思熟慮、通盤籌劃以求周全。而此次改革專注於典章制度而忽略人心風習，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忽視系統和配套改革，僅僅滿足於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未能在基層結構中創造一種「各因素能相互交換的局面」(黃仁宇語)，在銳意革新的同時不可避免對於傳統社會價值體系的留戀和回歸。改革作為新政的重要組成部分，雖有仿行立憲、官制改革相輔，但缺乏內在聯系和呼應，雖各有成績但無法在整體上溝通，中間頗多窒礙難行之處，或不合於國情，或拘泥於舊法，難收實效。以上三端，決定了變法乃至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命運從一開始就已註定，非人力所能挽回。

在現代化仍然是中國發展的主要任務和現實需求的情況下，(依照我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部署，中國現代化的實現，當是本世紀中葉以後的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百年前沈家本所面的使命及其困擾，在今天依然擺在國人面前。今之學者，對百年前的這場改革雖評價不一，但對主持這一千年變局的沈家本及其同事們卻不能不抱有某種超越時空的同情和敬意，分享著共同的焦灼、困惑和痛楚。西哲有雲：「在一般法律方面，欲平衡一大國或社會，……乃極為艱巨的工作。任何人間才子，盡管博學多能，亦不能僅靠理性與沉思可以期冀完成。在此項工作中，必須集中眾人的判斷，以經驗為先導，靠時間以完善之。在其初次實驗中，不能超越發生的錯誤，須由實踐中感到不便時加以改正。」如果缺乏一種廣闊的歷史眼界和對吾國吾人的真切關懷，那麼對於吾輩學人而言，欲「踵武前賢，繼續沈氏事業，實現法治於中國」[15]，恐怕也將是一種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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