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模式

A. 美國大學教育模式哪些值得中國的大學學習和借鑒

好問題。
實際上，哪個都難借鑒。美國的模式本不是用漢字中文建立的，非要用漢字中文來應用，能用好嗎？
中國的，老孔庄孫子，拿去美國用英文借鑒，能借鑒明白嗎？
一個道理嘛。

B. 申請一所美國大學的MS，rolling，其中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rolling
admission就是先來先審，合格者先得offer或ad的意思。對採用rolling的學校，早點申請有利。不過一般出了結果後，版學校為保權證入學率，會要求你交幾百美元的入學保證金。如果你後來又有了更好的offer，不打算去這個學校了，這幾百美元就算罰款了。rolling以及美國高校其他錄取方式的解釋可以看這個文章《美國大學4種錄取模式》

C. 誰能給我具體說明一下美國大學的學分制度

可能每個學校都有差別，我以自己的學校為例講一下。
1 修滿學分畢業
簡單的來說就是修滿了144個學分才有可能畢業。修不滿不能畢業，平均每學期15學分，3個學分一門課算得話一個學期修5門課。這144個學分是指你4年學得所有課的學分總和，需要包括你的專業要求的學分，公共課學分和其他一些學分。其他的這一部分可以學學自己感興趣的課。
2 專業major
major不用急著定，我們學校大三的時候至少定一個專業。一般學校可能要求大二的時候定。專業也有學分的要求我們學校數學64分，經濟53分。其中包括major requirement 和 option。如果你把經濟專業要求的和選修的53個學分修完，並且一共修了144學分（非major還可以修minor，其他基礎課，你感興趣的課）你可以畢業並且拿到經濟的學士學位
3 基礎課
一般學校都要求修一些基礎課Calculas，English，Physics，Physical Ecation。這些算是必修課也就是你說的公共課
4 Double Major
lz這學期學了地理和管理，可以看看自己喜歡哪個，如果都喜歡並且學有餘力，可以修雙學位。
5 關於課怎麼選
我大一第一學期修了英語，微積分，應用統計，表演，一門體育。一共14.5學分。其中基礎課一門，專業課兩門，有意思的課一門，覺得課有點少就加了門體育。
一般來說部分專業課都有Prerequisite，是說上這門課之前要學過的課。經濟專業幾乎所有課都要先學微觀經濟。也就是說，第一學期只能先修一門專業課和其他你說的公共課。以後就可以一個學期上2－3門專業課了。一般要均衡，如果偏理科的話，一學期一門要求寫paper的課就夠了，文科的話，paper多，可以上上不用花太多時間的副課

D. 美國大學的上課模式是怎樣的

美國不同大學的上課模式根據課堂規模的大小有所不同。課堂規模比較大人數比較多的課，，教授會講的多一些。如果是規模較小，主要以學生討論和演講為主。

E. 就大學錄取模式而言,美國比中國更公平嗎

一、從學生的來源來說，美國大學似乎要更公平
在美國：沒有年齡限制，沒有高中應屆的要求（當然有高中成績是最好的，但是也有接受推薦信和工作經歷之類的），你只需要考過SAT，付得起學費，付不起學費的去申助貸款，就能去上了。而在中國，必須是應屆高中生。
二、就根本而看，無所謂公平不公平，因為兩國大學招生對「公平」的定義不同，沒有可比性。
1、 美國對「公平」的理解是「盡可能全面地了解一個學生的素質「，這里的「素質」包括分數、GPA，也包括溝通能力、工作經驗、閱歷、家庭背景、父母受教育程度等等。美國大學並不是希望錄取學霸，而是希望錄取能最大化發揮高等教育作用的人，也就是上完大學走入社會比較容易成功的人，這有兩個方面，一是這個人可以在大學里學好知識，二是這個人走入社會後能成功，而一個人能不能成功是很難用分數衡量的。
好處：
（1）准確，美國大學是按專業申請的，詳細的個人背景介紹和漫長的篩選工作可以挑出最適合讀這個專業的人，而只看分數這些人很可能被埋沒。
（2）公平，嚴格意義上來說申請制是更公平的。公平是「基於招生原則評價學生，不受其它干擾」，而大學的招生原則就是「錄取能最大化發揮高等教育作用的人」，不然就是對教育資源的浪費，也是對學生的浪費。
2、中國對「公平」的理解是「只考慮學生的知識水平，盡可能消除其它因素的影響」，這種情況下，個性出身背景等等因素被弱化，所有學生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至少看起來是這樣），除了「擇校」、「點招」等等少數情況外，分數是唯一錄取條件，所以會有題主說的「唯分數「論。
好處：
（1）高效，從學生進入考場到錄取通知書到手大約有2個月的時間（錄取的投檔線不同收到通知的時間也不同），直接通過分數做出錄取決定是最高效、成本最低的方式。
（2）正義，高考所考查的知識點可以在高中階段全部學到，成本不是很高，盡管富裕的學生可以通過補習班、藝術特長等等進行輔助，但這些優勢並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窮苦出身的學生依然可以通過天賦和努力考上很好的大學。

F. 美國大學學院模式跟咱們大學的模式有什麼不一樣

1.在那可以轉學，學來分也可以轉過去，源國內幾乎不行

2.研究生在那邊是申請的話就可以上，而國內除保研外，幾乎都是考入，而不全是根據興趣申請

3.對學科的考察方式不一樣，國內好像只有考試成績。美國大學考察方式比較靈活多樣

G. 美國大學，實行什麼樣的管理制度

第一種是全開放選修 ( 也稱自由選修 ) 。 這是美國大學學分制實行初期的一種選課形式，目前只有少數高校仍在實行。這種形式除了一般只規定英語和現代外語為必修課外，其餘均為選修課。
第二種為半開放式選修。 這種形式一般在美國工科院校實施，通常規定選修課比例在 20% ～ 40% ，其比例相對於自由選修學分制要小得多。
第三種為主輔修課程並行式學分制。 這種形式將學生應選修的課程劃分為主修課與輔修課，且主修課所佔比例大於輔修課。例如，加州大學規定的主修課比例為 70% ～ 75% ，輔修課則為 25% ～ 30% 。
第四種是分組選修學分制。 這是一種專業課與基礎課並舉的方法，強調低年級學生要通選不同系、專業的基礎課程，廣泛涉獵，其目的在於拓寬學生視野，使學生接受不同思維的訓練。目前，美國大多數高校都實行這種選課方式，反映了其重視基礎知識及培養通才的教育理念。
學校對學生沒有嚴格的年級與班級劃分，一般按照所修學分數決定所屬年級。 24 學分為一年級， 25 ～ 55 學分為二年級， 56 ～ 89 學分為三年級， 90 學分或以上為四年級。
與美國大學學分制配套的是，美國大學入學時間具有彈性，可在一、六、七、九月申請辦理入學手續，但因為假期最長的是暑假和聖誕節假
( 也可視為寒假 )
，因此最常見的是秋季入學和春季入學。不過，不同學校可根據諸如課程設置之類的具體情況有所區別，這些在申請美國大學的網站上都可以查到。
此外，美國大學的教學計劃也富有彈性，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能力水平等安排個人的學習計劃，即允許學習有困難的學生延長畢業年限，也允許學生提前畢業。

H. 迷茫加拿大和美國大學的區別

加拿大的來大學在體制、自教學模式和學制等方面近似於美國的大學，沒有多大區別；主要不同點在於：美國大學中的私立大學集中了世界一流大學的絕大多數，私立大學好於公立大學；加拿大的大學絕大多數屬於省立大學，名牌大學主要集中在公立大學中。另外，美國大學的學費近乎於加拿大大學的兩倍，其學費是僅次於英國大學學費，排名世界第二貴。

I. 郭秉文倡導的美國大學模式有何特點

郭秉文（1880—1969），男，字鴻聲，江蘇江浦人，生於上海青浦[1] ，早年卒業於上海清心書院，1908年赴美留學，191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回國即參與「南高」創辦，先後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務主任、校長和國立東南大學校長。[1]
郭秉文是在國際舞台上最為活躍的中國教育家，20世紀20年代，他連續3次作為中國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會議，並連續3次被推舉為世界教育會副會長。[1]
郭秉文是中國現代大學的開創人。他主持的國立東南大學，被教育界稱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國立高等大學」，成為中國最早的現代意義上的大學。
1880年，郭秉文出生於江蘇青浦[1] （今上海青浦）。
1896年，郭秉文畢業於上海清心書院[2] 。
1908年，已經工作12年、年近30的郭秉文棄職就學，遠涉重洋，到美國俄亥俄州的烏斯特學院攻讀理科。[3]
1911年，郭秉文從烏斯特學院畢業後隨即去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學。[1]
1914年，郭秉文收到正在籌備之中的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江謙校長的聘書 ，邀請他做教務主任。同年，他以題為《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最早的教育學博士，也是在美國最早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之一。[1]
1915年，應江謙之聘，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務長。
1918年3月21日， 江謙因病休養，由郭秉文代理校長。[1]
1919年9月1日，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為校長。[1]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提出建立東南大學的建議，隨即組織「籌議請改本校為東南大學委員會」。同時決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開放「女禁」。[1]
1921年9月，國立東南大學正式成立，「南高」、「東大」其實是雙軌制運行，郭秉文同時兼兩校校長。[1]
1921年東大成立後，郭秉文開始積極推動兩校的合並，決定「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學生全部畢業後即並入東大。[1] 同年，「南高」商科擴充改組並遷址上海，成立東南大學分設上海商科大學（今上海財經大學）。[4]
1923年3月，郭秉文任中國首席代表參加第一次世界教育會議，被推選為世界教育會副主席兼亞洲地區主席，之後連任兩屆。[2]
1923年6月，「南高」正式並入東大。[1]
1924年，郭秉文奉派為保管美國庚款華籍董事之一，組織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2]
1925年1月6日，段祺瑞北京政府於國務會議上通過免除郭秉文東南大學校長決議。[1]
1925年2月1日，東大校董會舉行會議，否認教育部易長之令，請郭秉文照舊任職，先請赴國外考察教育。[1]
1926年5月，與門羅（Paul Monroe）在紐約創立「華美協進社」[2]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任首任社長。
1931年郭秉文受孔祥熙之邀回國，出任國民政府工商部國際貿易局局長[2] 。
1941年3月，郭秉文任國民政府財政部常務次長，兼中央貿易協會主任。[2]
1945年抗戰勝利，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副署長兼秘書長。[2]
1947年，郭秉文退休留居美國。[2]
1957年，郭秉文與恆慕義（Arthur Hummel）及曹文彥、鮑幼玉等人以私人力量在美組織華府中美文化協會（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舉辦學術活動，從事中美文化交流活動，並應邀擔任「中華民國在美教育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
1969年8月29日，郭秉文在美國逝世。
教師任用
郭秉文認為，一所大學的師資力量是其存在的前提和發展的保證。因此，他認為辦學的首要任務是聘請優秀教師，並為此不遺餘力。[5] 在創立東南大學之初，郭秉文廣延名師，聘請一流的教授、學者到校任教[6] ，他以自己「平、和」的人格魅力，為學校積累雄厚的師資力量。每個學科基本上都有多位學術水平出色的專家學者。郭秉文非常重視吸納留學生，以打造高素質的師資隊伍。在國外考察之餘，他經常設法向各校探聽中國留學生的情況，通過聽課、觀察和面談等方式深入調查，並親自走訪中國留學生中的佼佼者，誠邀具有真才實學的留學生歸國後在南高師和東大任教。郭秉文不僅延聘國內著名學者來校任教、講學，更親自到國外邀請世界知名大師來校講學。[5]
高等教育
郭秉文認為辦理大學應該力求達到四個「平衡」，即通才與專才平衡，科學與人文平衡，師資與設各平衡，國內與國際平衡。[7]
通才與專才平衡
郭秉文認為大學應設立多種學科，培養多種類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視應用；「專修科注重專才教育」，但不忽視基礎，「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但兩者並非截然劃分。一個綜合大學的好處，通才與專才相互調劑，使通才不致流於空疏，專才不致流於狹隘。大學生都應成為平正通達的建國人才。」[7] 郭秉文認為，一所綜合大學，可以既設偏重學理的學科，同時又設偏重應用的學科，兩者互補，相得益彰。[7]
人文與科學平衡
人文與科學平衡，在郭秉文眼裡有兩層意思。第一是開辦綜合大學，需要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並重，需要兩大類學科的相互交叉和滲透，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具有較高人文修養和科學素養的復合性人才。例如，東大心理系即同時隸屬於「文理」和「教育」兩科；生物系則同時隸屬於「文理」和「農學」兩科，以期能收到人文與科學相互利用對方優勢、吸取對方長處、依賴對方支撐之效。郭秉文力主教育學要「科學化」，強調把教育學建立在自然科學基礎上，用科學的方法培養人才。第二是大學既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視民族文化，又要吸納西方文明，重視科技新知。通過溝通和融合，使大學成為弘揚民族文化的基地，成為發展科學的重鎮，成為人文精神與科學新知的交點，進爾培養出文理兼修、既有人文情懷又有科學思維、既喜琴棋書畫又好聲光化電的高素質人才。[7]
師資與設備平衡
郭秉文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大師的珍貴價值。不過，在他眼裡，所謂大學者，既是大師之謂，亦是大樓之謂，那便是他的「師資與設備平衡」。[7] 大師們的人品學識、志趣才調、言談舉止，對於學生良好的治學態度、治學精神、治學方法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7] 對物資設備的規劃與努力，目的在於改善教學和科研條件，培養各類合格人才。[7]
國內與國際平衡
郭秉文認為只有博取百家之長、廣求世界知識，才能使學生放寬眼界、開拓心胸、廣納人類無限的知識和智慧。他不僅廣延具有真才實學的留洋博士、碩士來校任教，還不斷派遣教師出國進修，東大每年還必邀請多位國內外著名人士來校講學或演講。當時，學校開設的課程和所使用的教材，也幾乎都是以歐美大學為藍本的，並且經過了一個引進、消化、改造和創新的過程。文理科各系的學生都可以學習這些前沿性學科。[7]
三育並舉
郭秉文執掌東大，貫徹實施「三育並舉」的辦學宗旨。所謂「三育並舉」包括三方面：一是堅強的體魄，二是充實的精神，三是道德、學術和才識。「三育並舉」旨在促使學生養成完善的人格，成為一個對國家負責的國民。郭秉文堅信：「欲廣求知識於世界，務使同學們放寬眼界，開拓心胸，則愛國之心，油然而生。」在辦學措施方面，他提出「嚴格甄審，寧缺毋濫」的招生原則，並把心理測驗運用到入學考試中。另外，他格外重視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注意培養學生的自控能力和自製力。 [5]
師范教育
郭秉文認為師范生不僅要具備普通大學生應具備的基本素質，更要重視教材教法的精研和器識抱負的秉持。在郭秉文看來，一所學科單一的師范院校難以培養出高素質的教師，而一所學科專業齊全的綜合性大學可為學生提供更廣闊的學習和發展空間。因此，郭秉文認為要培養高質量的教師，必須將高等師范學校並入綜合大學，將師范教育放在綜合大學教育的大背景下，使學生獲得更全面的發展。因此，他效仿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兼辦師范學院的辦學模式，提出「寓師范於大學」的觀點。[5]
郭秉文認為，凡中等以上的教師，必須有寬厚的基礎知識，並且應該是雙料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在一個單科性的師范院校里，是很難從根本上提高師資的質量，所以在綜合性的大學里學科齊備，各科知識互補，才是造就師資的理想場所。郭秉文指出，「師范學院辦在大學里，教師的來源不必局限於師范院校。」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在經過一番教育理論的訓練，定可成為卓越的師資。[6]
大學自治
郭秉文主張大學自治，辦學獨立，學校為教育和學術的神聖殿堂，應獨立於黨派，不應與任何黨派發生糾葛。「學校是教育、學術性機構，是培養人才、振興科學之地。非學者不能擔當此重任」，「學者不幹預政治」，「學者不黨」。[6]
郭秉文倡行學者治校，發展民主治校體制，校務實行責任制與評議制並行，即一方面確立校長總理一切校務之責，一方面規定凡學校大政方針必須交校務委員會議決。校務會議相當於學校的立法機構，所作決議經由校長批准後即由學校行政部門付諸實施。同時，成立各種常設或臨時的專門委員會，將學校的各種事務交由教職員自行辦理。經過完善，逐步形成了校董會制、校長制與「三會制」並存的學校治理模式，即校董會決定學校大政方針，校長總事校務，評議會、教授會、行政委員會各司其職，評議會議處學校重大事宜，教授會議處全校教學、研究及學科建設事宜，行政委員會統轄學校行政事宜。[6]
郭秉文提倡學術自由。從政治思潮來說，當時學校所在的南京，共產黨被當局視為異端赤黨，國民黨亦處於地下狀態，東大卻包容著持有各種主張的師生，三民主義、國粹主義、改良主義、自由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共產社會主義等種思潮，匯於一堂，成為自由思想的堡壘。[6]
郭秉文提出「自動主義」，培養學生的獨立人格和自治素養。自動主義，對在校學生而言，指學習上的自學和自力研究，生活上的自立、自理，各種學術、文化、體育活動上的自行組織和主辦。「自動主義」的熏陶也培養了學生自治、民主的現代共和國民素養。。[6]
教育經費
郭秉文通過多種渠道籌集辦學經費，使學校從社會各方面獲得支持和資助。[6] 其中，由校董會出面集資是其中最重要的渠道之一[6] ，他還利用各種機會，或是請人來華講學，或是出國考察講演，積極擴大東南大學的國際影響，從而爭取國外一些知名人士和機構的援助。[6] 郭秉文還模仿美國哈佛大學的辦學方式，鼓勵私人捐助辦學。[6]
教育管理
教育性
在郭秉文看來，教育管理是為了教育而管理。在教育管理的管理職能與教育要求之間，教育要求的達成是首要的，管理職能的履行則是從屬性的，是為促進教育活動、實現教育目的服務的。[8] 教育管理首先是作為實現教育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是穩定教育教學秩序、為學生發展服務的工具；同時，教育管理除了工具價值外，還具有本體價值，特定的組織形式與管理方法本身就是一種教育力量，要發揮其積極的教育效果。[8]
公共性
郭秉文認為教育管理之所以要具有公共性是因為，教育是一項具有公共價值的事業。從教育中受益的不只是某一個體、群體或地區，而是整個社會與國家。[8] 郭秉文主張，一個國家應當積極地發展其公共教育制度，公共教育制度在對象上面向的是所有公眾，公共教育發展的首要責任主體是政府。[8] 郭秉文指出，要擺脫普及教育躊躇不前的狀況，需要有效化解兩大難題：一是要解決文字語言所造成的學習難繁問題；二是要解決學校建設所需教師的培養及其經費問題[8] 。
本土化
郭秉文對於西方教育制度有著較為深入的了解，並從創造美好國家前途的角度，對西方公共教育制度心嚮往之。但與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所倡導的「拋棄傳統、全盤西化」的主張不同，他又有著明確的文化自覺意識，強調教育制度建設一定要在世界眼光中保持清醒的本土思考。[8] 在他看來，只要將世界眼光與本土思考結合起來，一方面採用歐美製度所長，一方面保存、發揚中國教育之所宜是，就能夠迎頭趕上，創造教育和國家的美好前途。[8]
歷史感
郭秉文關注教育制度的歷史沿革，主要不是為了記敘史實，而是為了解教育的過去，理解當下教育的來路，以及思考未來教育治理的去向。同時，他也是用這種方式提醒教育管理者確立教育管理的歷史意識。[8] 首先，郭秉文相信，現實是歷史的一個部分，是經歷史一步步演變而來的。郭秉文也認為，教育管理很大程度上不是管理問題，而是歷史問題。很多現實的教育管理問題，必須回到過去，才能明白現實的由來，找到問題的原因所在。[8] 其次，郭秉文認為，現實雖是歷史一步步演變而來的，但今未必勝於古。[8] 再次，郭秉文也強調，時事有變遷，宜於古者未必宜於今。[8] 他倡導一種辯證的歷史觀，不迷信「今必勝古」，也不陷於「復古主義」。[8]
漸進性
郭秉文對於教育改革持漸進立場，他對於傳統的教育觀念與教育內容不是簡單地排斥與否棄，而是在肯定其價值的基礎上尋求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在倡導新興教育價值與教育制度的同時，也關注其局限、現實適應性以及實施條件等問題。因此，學校行政改革切不可一下子由嚴格高壓變為放任自流，不能「邁大步子」，只能「一步一步走」。同樣，在當時教育界普遍倡導的「學校全體共作之精神」與「學生自治」問題上，郭秉文也主張審慎對待，不可求之過切、操之過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