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鮑勃瓊斯大學

Ⅰ 美國大學有哪些奇葩校規

每所美國大學都有自己的校規，並且美國大學的校規也沒有國內大學這么死板，那麼美國大學都有哪些奇葩校規呢?跟一起來開開眼界吧。

1.論文禁止引用維基網路

2007年，美國米德爾伯里學院歷史系禁止學生在論文和考試中引用維基網路網站上的資料，該系教授實在看不慣錯誤的信息一再出現在試卷和作業當中。

對於一個學術機構來說，要求學生從經過證實的可靠來源獲取論據、資料是完全合理的，即使是熱心的維基網路參與者也不得不承認，網站中的內容存在錯誤。該校出台的這條新規定成了轟動全美的頭條新聞。《紐汪穗約時報》就這項規定專門作過報道，一些學生抱怨說，這條新規定就是審查制度。

2.不會游泳就不能畢業

畢業生必須掌握基本的游泳技能。這一規定起源於二十世紀初提高水中安全的努力。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高校成了軍事訓練營地，游泳就漸漸成為學生的必修。但在戰後的和平年代，這項要求在大部分美國大學都漸漸被取消了。取消的原因之一，是這一要求歧視那些生活在離水很遠的地方的「旱鴨子」。到 1977 年，有42%的學校有各種不同類型的游泳要求。到1997年仍有14%堅持游泳測驗。在這些堅持老規矩的學校中，頗有些大名鼎鼎的學府：MIT，哥倫比亞，康奈爾，達特茅斯，NotreDame,Hamilton,Swarthmore,Washington&Lee。當然，軍校要求是最嚴的。海軍學院(NavalAcademy)要求學生在40分鍾內游1000米。西點軍校則要求在模仿戰地場面的游泳池中負重完成多種任務。

3.不能留鬍子除非你有醫生證明

如果你是美國楊百翰大學的一名男生，要想留鬍子就需要醫生的證明。學校的制度里有一條不準留鬍子的規定，不過，如果某位學生的皮膚狀況不適合刮臉，那麼可以申請醫生證明，就能拿到「特殊留胡須權」，不過只有一年的有效期。

4.爵士樂禁止玩

有跡象顯示，美國鮑勃瓊斯大學的樂隊缺乏爵士樂的才華。這所篤信宗教的南卡羅來納學校對爵士樂、說唱、搖滾、鄉村音樂，以及「從這些類型借鑒而來的宗教音樂」下了禁令。如果你覺得阿斯伯里大學對觀看R級片的規定很嚴格，不妨看一看鮑勃瓊斯大學學生宿舍的這條規定：「住宿學生在家逗留期間，不準觀看G級 (編者註：「G級」是美國影片分級制度中的一級，屬大眾級，所有年齡均可觀看)以上的錄像，也不準進電影院。」

不過，不要以為在鮑勃瓊斯大學找不到一點樂趣。你可以帶上自己的******去學校。只是學校提倡負有責任的武器所有權，學生宿舍規定上寫著：「所有帶到校園的武器必須上交，統一保管。******的保險也必須交上去。」

5.在萬聖節扔南瓜

如果你從屋頂往下扔南瓜，那麼影響半徑是多大?這個問題或許沒有任何意義的，但其實不然。至少每年在萬聖節的時候，MIT的學生會被鼓勵忘記關於落體的物理問題，只是要從屋頂往下扔南瓜。讓你們班最聰明的同學來准確完成這一任務吧：通常配著管弦樂，冰凍的南瓜被狠狠地從GreenBuilding(劍橋最高的樓)上扔下來。並不是為了表達「萬聖節快樂」，或者就是惡劣的大學傳統的傳承，就像摔得稀巴爛的南瓜。

6.每天固定時候穿職業休閑服

從2007年開始，位於美國達拉斯的保爾奎恩學院規定，學生如果想上課或者去學校的餐廳吃飯，就得在上午8點到下午5點這段時間內穿職業休閑服。雖然有著裝要求也不是多麼奇怪的事，但保爾奎恩學院對違反規定的學生的處罰方式卻非常罕見。第一次違反規定的後果是社區義務服務。第二次違反規定的學生就會成為 「校長跑步俱樂部」的一員。該校校長邁克爾•索雷爾會在星期六一早出現在學生寢室，要違反規定的學生和他一起慢跑。

7.不許在課堂外學習

不喜歡學習?那麼，美國佛羅里達州彭薩科拉教會學院對你再適合不過了。彭薩科拉教會學院學生自己建立的網站「學生之音」透露，「在考試期間額外學習」是嚴格禁止的。不過，在你認為該學院是懶惰學生的困芹卜天堂之前首晌，該網站同時也列出了如下被禁止的事項：禁止本地通話超過30分鍾，禁止在祈禱人群中大聲哼唱，禁止在寂靜的時候一邊洗澡一邊唱歌，不可以把鼻屎抹在牆上。一經發現，立即給予嚴厲處罰。

8.不準搞神秘活動

位於美國肯塔基州的阿斯伯里大學以後將不會有宰山羊的儀式。這所基督教文科大學有相當嚴格的規定：禁止喝酒、詛咒、搬弄是非等。其學生手冊也明確禁止 「神秘活動」。另外，校規還禁止學生觀看R級片(編者註：「R級片」是美國影片分級制度中的一級，屬限制級，17歲以下必須由父母或者監護人陪伴才能觀看)。

9.隱蔽日

加州理工傳奇的隱蔽日和高中時的逃學關鍵的差別就在於謎題。一年一度的隱蔽日上，大四的學生會從校園里消失，並且給低年級學生留下精心設計的智力游戲。所以根據校園傳說，低年級學生就會忙於做智力題，而確保在大四學生忙於搬出學校時，低年級學生不會闖入的他們房間。那些復雜的問題也只有工程專業木訥的天才才能解決(很少有人能搞定)。這一天也充滿了惡作劇、科學笑話和吵鬧。

10.為了勝利跳鏡湖

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對陣密歇根的橄欖球賽開賽前夜，幾千名學生會像鏡湖進發，最勇敢的學生(也可以說最傻的學生)會跳進冰冷的湖中。盡管會出現體溫降低、凍傷以及其他數不清的普通感冒症狀，有些學生認為這每年跳一次鏡湖的做法關繫到俄亥俄州立大學對密歇根的七連勝。(盡管醫生、緊張的學校管理員們和擔心的家長們確信：這其實和連勝沒有一毛錢關系。)

Ⅱ 美國新保守派指的是什麼

美國新保守派的來龍去脈 （原標題：戰略家與思想家）法國《外交世界》

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一起，在美國總統的決策中起實質作用的新保守派是哪些人？激勵他們的思想家又是誰？是艾伯特·沃爾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和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嗎？

喬治·W·布希於2月26日在華盛頓對美國企業研究所發表演講。他以真誠贊美的口吻說：「你們是這個國家最具智慧的一些人」，「是如此優秀」，他接著說，「我的政府中有20個像你們這樣的人」。

他這是在向美國新保守主義運動堡壘之一的思想庫致敬，向作為本屆總統標志的思想學派敬禮。他表示自己是多麼感激當今佔主導地位的知識潮流。他注意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他被新保守派包圍，並且在政治決策中放手讓他們起中心作用。

六十年代初，約翰·F·肯尼迪招募了一些中左的教授，特別是在哈佛大學。用作家大衛·哈爾伯斯坦的話說，這些人是從「最好和最聰明」的人中選出來的。喬治·W·布希選擇了任用那些自六十年代以來一直反對中間路線的人。中間路線即那時處於主流的社會民主主義共識。

他們是誰？他們的歷史如何？誰是他們中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布希新保守主義的知識根源又在哪裡？

千萬別把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相混淆，後者也是布希的幕僚。新保守派和新教原教旨主義者無關。後者來自南部聖經地帶，是當今共和黨中正在成長的力量之一。新保守主義來自東海岸，在某種程度上，來自加里弗尼亞。它的鼓動者們通常是「知識分子」，住在紐約，是猶太人，而且開始時常常是左傾的。他們中的一些人仍然稱自己是民主黨人。他們聚集在文學或政治刊物周圍，而不是聖經。他們穿斜紋牛仔衣。多數時候，他們在社會和道德問題上聲稱的是自由主義思想。他們既不禁止墮胎，也不要求學校祈禱。他們的野心在其他地方。

但是，皮埃爾·漢斯納解釋說，布希當局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成功地將兩股潮流熔合在一起。布希促使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達成共同的事業。在布希政府中，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的代表是首席檢察官約翰·阿什克洛夫特。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則是新保守派的一顆明星。以中右路線競選的布希，沒有明確的政治紐帶，已調制了一杯令人驚異的——爆炸性的——意識形態的雞尾酒。他使兩個對立的世界，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沃爾福威茨和阿什克洛夫特聯姻。

阿什克洛夫特曾執教於南卡洛萊納的鮑勃·瓊斯大學。該校在學術上並不為人所知，但卻是新教原教旨主義的堡壘。在那裡，接近反猶太主義的立場是很普遍的。沃爾福威茨是來自學者家庭的猶太人，是東部大學的優秀學生。他師從六十年代最傑出的教授中的兩人。一個是艾倫· 布魯姆，是出生於德國的猶太裔思想家列奧·施特勞斯的門生；另一個是艾伯特·沃爾斯泰特，數學教授和軍事戰略專家。這是兩個很重要的名字。新保守派已經把自己放在了戰略家和思想家的庇護傘下。

保守派的命名是不恰當的。他們並不是那些以保衛現存秩序為目標的人。他們恰恰拒絕歐洲所理解的政治保守主義品質。他們中的一員，以《歷史的終結》一文揚名的弗蘭西斯·福山說：「無論如何，新保守派對保衛建立在等級、傳統以及人性悲觀論之上的現存秩序毫無興趣。」（《華爾街日報》，2002年12月24日）

保守派是理想主義的、樂觀的。他們確信美國式民主的普遍價值。他們想要終止現狀和軟弱無力的輿論。他們相信政治能夠改變世界。在國內陣線上，他們從各方面批評了福利國家，而那正是努力應付社會問題的民主黨總統（肯尼迪，約翰遜）和共和黨總統（尼克松）的成果。在外交事務上，他們譴責七十年代的緩和戰略。根據他們的看法，緩和戰略對蘇聯的好處比對西方要多。作為「六十年代」成就的批評者，以及亨利·基辛格的外交現實主義的反對者，保守派是不滿現實的。歐文·克里斯托和諾曼·鮑德赫瑞茲是《評論》雜志的創始人。他們來自左派，是紐約新保守派的教父。他們曾經草擬了一份控告蘇聯共產主義的左派起訴書。

在《不要馬克思，也不要耶穌》中(1970, Robert Laffont)，讓–弗蘭西斯·雷維爾描述了一個在六十年代陷入喧囂的社會革命的美國。今天，他把新保守主義看成是對六十年代革命潮流的反動。這首先是在國內陣線上的。新保守派追隨列奧·施特勞斯，批評六十年代道德和文化的相對主義。在他們看來，相對主義導致了八十年代的「政治的正確性」。

另一個正在這兒指揮戰斗的第一流的知識分子，是芝加哥大學的艾倫·布魯姆。他的朋友索爾·貝洛在小說《混亂先生》(Gallimard, 2002) 中描繪了他。1987年，布魯姆在《美國精神的消失》中抨擊了把任何事物都平等化的大學環境。「一切都變成了文化」，他寫道，「毒品文化、搖滾文化、街頭團伙文化等等，沒有任何最細微的辨別。文化的失敗已經變成了一種文化」。

布魯姆，如同他的導師施特勞斯一樣，是偉大的經典著作的詮釋者。在他看來，六十年代遺產的一部分「導致了西文文明對自身的輕蔑」，讓–弗蘭西斯·雷維爾解釋說，「在政治正確的名義下，每一種文化都和其他的一樣好。布魯姆對那些學生和老師們感到驚訝。後者很願意接受通常與自由敵對的、同時對西文文化十分粗暴的非歐洲文化，而拒絕承認西方文化有任何優越性。」

然而，就在「政治正確性」似乎主導潮流時，新保守派卻不斷得分。布魯姆的書是一個巨大的成功。在外交事務上，一個真正的新保守主義學派成形了。網路也建立起來了。在七十年代，來自華盛頓州的民主黨參議員亨利·傑克遜（死於1983年）批評意義重大的核裁軍條約。在那時，他就培養了年輕一代的戰略家，他們中有理查德·珀爾和威廉·克里斯托，兩人都上過艾倫·布魯姆的課。

在政府內外，理查德·珀爾偶遇保羅·沃爾福威茨——因為兩人都為另一個緩和政治的批評家肯尼思·阿德曼工作。他還遇到了國務卿手下的查爾斯·費爾班克斯。在戰略問題上，他們向艾伯特·沃爾斯泰特看齊。後者是蘭德公司的研究員以及五角大樓顧問，同時也是一個偉大的美食家，美國核原則的創始人之一。（沃爾斯泰特死於1997年）

更准確地說，沃爾斯泰特最先重新思考所謂「確保相互摧毀」（MAD）的傳統核原則。該原則是威懾戰略的基礎。根據這個理論，有能力造成對方不可挽回損失的兩個集團的存在，使領導者們不願發動核戰爭。在沃爾斯泰特和他的學生們看來，「確保相互摧毀」既是不道德的——因為它對平民造成毀滅，也是無效的——因為它造成了核武器的相互平衡。沒有一個政治家給出過理由，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有美國總統決定「相互自殺」。相反地，沃爾斯泰特建議「分等級威懾」。例如，接受有限的戰爭，可能使用戰術核武器，以及能夠打擊敵方軍事裝備的「巧妙的」精確制導武器。

沃爾斯泰特批評與莫斯科共同進行核武器限制的政治。在他看來，這就相當於抑制美國的科技創造力，與蘇聯維持一個人為的平衡。羅納德·里根聽從了他的建議，發起了戰略防禦（SDI）計劃，俗稱「星球大戰計劃」。那也是沃爾斯泰特的學生們所進行的反導彈防禦體系的前身。這些人也是單方面放棄反彈道導彈條約的最積極的團伙。在他們眼裡，反彈道導彈條約阻礙美國發展防禦體系。他們也已說服了喬治·W·布希。

艾里奧特·艾布拉姆與珀爾和沃爾福威茨走的是同一條道路。他如今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中東事務。還有道格拉斯·菲斯，是國防部長助理之一。不管在耶路撒冷的是什麼政府，兩人都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政策。這種堅決支持以色列的主張解釋了他們何以毫不猶豫地認可沙龍。里根總統的兩屆任期是這些人擁有最初的政府職位的良機。

在華盛頓，新保守派編織了他們的網路。他們有的是創造力。在許多年裡，他們排斥民主黨中間派或中左的知識分子。在主導政局的思想得以形成的領域，他們獲得了支配性的地位。這就是諸如《國家評論》、《評論》、《新共和國》（該刊一度由年輕的「施特勞斯主義者」安德魯·舒利文編輯）的評論刊物；有默多克集團擁有的《每周標准》，該集團的福克斯電視網確保了新保守主義思想在大眾傳媒上的傳播。此外，還有像《華爾街日報》等報紙的社論，由羅伯特·巴特列指導，放肆地灌輸好戰精神；有研究機構，著名的「思想庫」，如哈得遜學院、傳統基金會和美國企業研究所；也有家族：歐文·克里斯托的兒子是溫文爾雅的威廉·克里斯托，《每周標准》的主編；諾曼·鮑德赫瑞茲的一個兒子曾在里根政府中工作；理查德·派普斯——一位流亡的波蘭裔猶太人，1939年移民到美國，成為哈佛大學教授，曾是蘇聯共產主義最重要的批評家之一。他的兒子丹尼爾·派普斯譴責伊斯蘭教是威脅西方的新極權主義。

這些人都不是孤立主義者。正相反，總體上他們非常有教養，對他國頗有見識，還常常說一些外語。他們絕不像帕特里克·布坎南之類的反動的民粹主義者，後者贊成美國轉向致力於國內問題。

新保守派是國際主義者，是美國扮演堅決的全球行動主義角色的促進者。不過，他們並不以舊的共和黨人（尼克松，老布希）為楷模。後者相信政治現實主義的價值，不關心美國與之結盟的政權的性質，以保護自身利益。在新保守派看來，基辛格是一種反面模型。但他們也不是民主的威爾遜傳統（以伍德羅·威爾遜命名，國際聯盟的不幸的創始人）的國際主義者。那是吉米·卡特或比爾·柯林頓的傳統。後者相信國際機構能傳播民主，最終卻以天使般的或者幼稚無知的形象離職。

再看看那些思想家。在新保守主義正式出現以前，艾伯特·沃爾斯泰特與列奧·施特勞斯（死於1973年）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但是，盡管他們的研究領域有著根本不同，在新保守派的網路中，一些人已在兩人的學說間架起了橋梁，

不管作為根源還是偶然的影響因素（對艾倫·布魯姆，保羅·沃爾福威茨，威廉·克里斯托），施特勞斯的思想已經成了新保守主義的理論基礎。人們閱讀他的文章，認識到了他在經典的希臘著作和基督教、猶太族、穆斯林經文上的博學。因為在演繹方法上的能力，他受到尊敬。被導師雷蒙德·艾倫送到美國學習的讓-克勞德·卡薩諾瓦評價說：「他成功地以德國人的深刻把經典的哲學嫁接到了一個缺乏偉大的哲學傳統的國家。」雷蒙德·艾倫非常敬佩施特勞斯，二戰前兩人曾在柏林見過面。他建議他的幾個學生，像皮埃爾·海斯納以及若干年後的皮埃爾·馬內特，對施特勞斯的思想多加註意。（譯者註：雷蒙德·艾倫是二十世紀法國最傑出的學者之一，在政治領域也同樣重要。他曾為包括戴高樂在內的法國政治家做顧問，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列奧·施特勞斯1899年生於赫斯的科奇恩（Kirchhain, Hesse），希特勒上台前離開德國。他在巴黎和英國作短暫停留後，來到紐約。他先是任教於社會研究新學院，後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社會思想委員會，後者成了「施特勞斯主義」形成的熔爐。

把施特勞斯的學說概括為幾點原則，如布希周圍的新保守派所做的，是一種簡單化和歸約化。與施特勞斯學派不同，新保守主義紮根於傳統。但是，對施特勞斯思想的借鑒形成了目前在華盛頓起作用的新保守主義的大背景。它使人認識到，新保守主義在何種程度上不單是一些鷹派人士的沖動，並在何種程度上依賴於理論基礎。盡管這種理論基礎也許有可疑之處，但畢竟不是普普通通的。新保守主義將自己置身於施特勞斯思想兩條路線的接合處。

第一條思想路線與施特勞斯的個人經歷有關。年輕時他經歷了被共產黨人和納粹分子打垮的魏瑪共和國的衰亡。他的結論是，如果民主繼續軟弱無力，不起來與專治、擴張主義者作斗爭，甚至訴諸武力，它就不可能占優勢。他在《斯賓諾莎對信仰的批判》的序言中寫道：「魏瑪共和國是虛弱的。它只有瞬間的有力：1922年猶太族外交大臣沃什·拉什瑙被暗殺後的極端反應。整體上，它體現的是沒有力量的公正，或者說是沒有能力訴諸武力的公正。」

第二條思想路線是他閱讀古典著作的結果。對所有人而言，最基本的問題是塑造人性的政治制度。為什麼二十世紀造就了兩個——用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即施特勞斯更喜歡稱的「專治」呢？這個問題使很多當代知識分子困惑。施特勞斯對此的回答是：因為現代性使人們抵製作為民主基礎的道德價值和美德，抵制「理性」和「文明」的歐洲價值。

施特勞斯認為，在啟蒙運動中可以找到這種抵制的根源。啟蒙運動幾乎必然造就歷史相對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即不承認在具體的、直接的、偶然的善中有更高的善存在。施特勞斯認為，不應該把更高的善降低為具體的善。一個難以達到的善，應當作為衡量真實的善的標准。

用政治哲學的話來講，相對論的極端結果是美蘇趨同論。這一理論在六七十年代風行一時。在某些情況下，它導致了對美國民主和蘇聯共產主義道德等值的承認。在列奧·施特勞斯看來，政權有好有壞。政治反思不應該抑制對價值的判斷。好的政權有權力——甚至有責任反對壞的政權。如果把這一主張直接轉化成布希所指責的「邪惡軸心」，會顯得過於單純。但是很顯然，兩者是一脈相承的。

施特勞斯主義者發展了這種核心政治觀念，把它作為他們的政治哲學之母。他們對美國的憲法歷史很有興趣。施特勞斯本人仰慕英倫帝國，敬佩溫斯頓·丘吉爾—— 一個具有頑強意志的政治家的典範。他認為美國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即使利益傾向於取代道德成為政權的基礎，我們還是沒有找到比美國民主更好的政治制度，以促進人類繁榮。

但是，這首先是他的學生如沃爾特·伯爾尼、海威·曼斯菲爾德、哈利·傑法等人，豐富了美國憲法學派。這個學派，甚至包括像哈利·傑法這樣的聖經教義者，認為，在美國的各種機構中，這些更高的原則比建國之父們的思想應用得更多。在任何情況下，宗教——或者說公民的宗教，必須把這些機構和社會粘合在一起。對施特勞斯來說，訴諸宗教是不陌生的。但是，這位猶太無神論者——用喬治·白蘭德的話說——「喜歡掩飾他的軌跡」。施特勞斯認為，宗教對於維持大眾的幻想是很有用的。沒有幻想，就不能維持秩序。另一方面，他也力圖保持他的批判性思維，把自己的創見用一種獨特的語言表達出來，但那些有德性的知識界精英還是能理解的。

為避免現代性的缺陷和進步的幻想，施特勞斯倡導回歸遠古。但他仍然是自由民主的捍衛者。自由民主是啟蒙運動和美國民主之子，而美國民主又是啟蒙運動的精萃。這矛盾嗎？無疑是的。但就像其他自由主義思想家（孟德斯鳩，托克維爾）一樣，施特勞斯願意承受這種矛盾。由於自由主義可能迷失於相對主義，批判自由主義對於自由主義的生存是必要的。如果什麼都可以清晰表達，還需要追求真理嗎？在施特勞斯看來，關於善的相對主義會導致人們無力反抗專制。

積極捍衛民主和自由再次出現在政治原則中，成為新保守派津津樂道的主題之一。對於維護世界和平來說，政權的性質比所有機構或者國際協議重要得多。最大的危險來自那些不願共享（美國）民主價值的國家。改變那些政權，鼓勵民主價值的傳播，就成了加強（美國）的安全與和平的最好方法。

有很多觀點是充斥於布希政府的新保守派的標志。例如，政權性質的重要性、崇尚以武力推廣民主、對美國價值的准宗教的提升、堅決反對專制。它們源於施特勞斯的學說，有時又被第二代的「施特勞斯主義者」修正。但在有一點上後者與他們公認的導師不同：新保守派試圖用沾染了救世主即將來臨之信仰的樂觀主義把自由帶給世界（昨天是對德國和日本，明天將對中東），好像對政治意願的信仰能改變人性。這也是一種幻想。對民眾而言，這種幻想的傳播可能是好的。但那些思想家們，卻不應該允許自己被欺騙。

這仍然是一個謎：起初由於大師超凡的魅力而創立於口頭傳播的、又在一本本質朴的書中表達的「施特勞斯主義」，何以影響總統的施政？指導在巴黎的雷蒙德·艾倫研究中心的皮埃爾·馬內特認為，列奧·施特勞斯的學生們在美國的大學環境中所遭受的排斥，把他們推向了公共服務、思想庫和媒體。在那裡，他們的聲音被過度放大。

另一種補充的分析認為，冷戰結束後有一個戰略思想的真空。「施特勞斯學派」以及追隨他們的新保守派，似乎是填補這一真空的准備得最好的學派。柏林牆的倒塌證明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是對的：里根對蘇聯的強硬政策造成了蘇聯的崩潰。「9·11」襲擊也證實了他們的觀點，即面對不同形式的專制，民主具有脆弱性。從對伊拉克的戰爭中，他們很可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推翻一個「壞的」政權是可行並且令人想往的。作為這種傾向的替代方案，訴諸國際法能得到某種道德上的合法性。但是，除非進一步補充增強，國際法缺乏定罪和強制執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