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教授
1.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在《重說中國近代史》中分析說,當時我們只要了白菜,而沒有要到種子和種植方法。通
A
2. 張鳴教授的微博怎麼不更新了 最近打擊網路大V的力度比較大,所以之前比較活躍的網路意見領袖都適時選擇沉默來躲避風頭。。。 3. 用張鳴教授富人為什麼要移民
你好,有消息說,中國60%以上的富人想要移民,而家資在1億以上的富人中,有移民意向的人比例更高,達到74%。其實,這種狀況已非一日了。現在的現實是,但凡有點家產,官員做裸官,演員改國籍,學者最好有國外的綠卡,而民營企業家,似乎移民成了一種潮流。以至於一些發達國家比如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都因蜂擁而來的中國移民,修訂了移民的條件,加高了門檻。 4. 張鳴:中國教授基本上不怎麼看書 學界的技術主義的泥潭 張鳴老早就有人發現,現在的中國學人,即使身為一個學科的大牌教授,在自己從事的專業上,可能是專家,但文化素養卻不怎麼樣。中國文史哲的教授們在跟日本和韓國的同行交往中,發現人家多半能做幾首律詩,往來應酬,但是我們的教授卻做不到,強撐著做一首,也是張打油的嫡傳,難免貽笑大方。我們現在的文史哲,學科之間壁壘森嚴,互不通問,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而且嚴重互相看不起,都覺得對方的學科沒有學問,空疏,但對方怎麼樣,其實自己根本不知道,因為別的學科的書,基本不看的。即使本學科內部,也是畫地為牢,鐵路警察各管一段。以史學為例,不惟制度史、經濟史、思想史各做各的,中國史和世界史之間界限分明,就是中國史本身,做明史的不看清史的書,做清代早期史的不問晚清史,做民國史的如果碰了晚清,也算撈過界。據說各有各的家法,各有各的規矩。一代一代往下傳,誰壞了規矩和家法,大家一起鄙視之。據說,文學研究和哲學界,也大體差不多的狀況,總之是各自把自己圈在一個個的小圈子裡。即使學術交流,也多在小圈子范圍之內,出了這個圈子,就是聾子和傻子。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也許要稍微好一點,但總體上也是畫地為牢。關鍵是互相看不起,每個學科的人都覺得自己的學科偉大,別的學科是垃圾。經濟學特別明顯,看不起一切學科,不屑於跟所有學科的人交流。即使社會科學中最讓人看不起的政治學和社會學,也極度看不起文史哲。理工科之間的溝通交流現狀如何,我不清楚,但文理隔閡的現狀,卻令人吃驚。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各個大學都在致力於打通文理,原來的理工農醫院校,都在大辦文科。但在教師層面,文理之間的隔閡,卻深不見底。理工科的教授,不僅是看不起,而且鄙視文科教授。一位清華大學的法學教授告訴我,清華工科的教授,每當走過他們的辦公樓的時候,都會蔑視地說聲:賣狗皮膏葯的。連法學這種當下的顯學都看不起,更何況那些無論如何沒有用的文史哲?原來強大的理工科大學里的文科教授們,大抵有同一個感覺,每每感到他們被理工科的同事們視為累贅,吃白飯的。很多工科的工程師和教授,至今不明白,學文科的人怎麼還能混到飯吃。畫地為牢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教授們不看書。出版界經常統計社會大眾的閱讀量,越統計越泄氣,無疑,社會大眾的閱讀量是逐年下降的,跟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距離越拉越大。其實,中國的教授,閱讀量也不大。我們很多著名院校的理工科教授,家裡幾乎沒有什麼藏書,頂多有幾本工具書,一些專業雜志。有位父母都是著名工科教授的學生告訴我,在家裡,他買書是要挨罵的。社會科學的教授,也許會有幾本書,但多半跟自己的專業有關。文史哲的教授藏書比較多一點,但很多人真正看的,也就是自己的專業書籍,小范圍的專業書籍。眾教授的讀書經歷,就是專業訓練的過程,從教科書到專業雜志,舍此而外,就意味著不務正業。即使學歷史的我,當初求學過程中,也經常會因涉獵較廣,被前輩訓斥為不務正業,浪費時間。在傳統上,教授往往被視為書香門第的,但現在的教授家裡,卻往往沒有書。當然,沒有書,也不怎麼看書的教授們,多數還是有專業的。工科的人會泡實驗室,其他學科的人,專業書籍和雜志還是讀的,有的人甚至讀得還很仔細。跟前面講的文史哲教授們一樣,絕大多數專業人士,專業知識還是有的,但就是沒文化,呈現出一種強烈的唯技術化的傾向。唯技術化的傾向,跟1952年以來,貫徹蘇式教育體系有關。蘇式教育體系,尤其是高等教育體系,最大的特點就是專業分工特別細,實用性強。指導思想就是當年蘇聯科學院院長李申科的說法,在蘇維埃制度下沒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質的合成體,我們按照社會主義的需要,把他們培養成農藝師、工程師、醫生、教師……。就是要強調把人培養成技術的工具,實用而且好用。按我們的過去的說法,就是齒輪和螺絲釘,但屬於有技術含量的齒輪和螺絲釘。在這種教育體系下,理工科自不必說,即便是人文和社會學科,也不大可能去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只是在真理已經確定的前提下,闡釋和闡發真理,證實真理的偉大。允許你做的,也是技術性的工作。我們知道,在那個年月,中國的科學主義盛行,人們講話做事,科學兩個字,就跟領袖的指示一樣,帶有絕對神聖的光環,但這種所謂的科學主義,實際上卻是技術至上。整個國家的科研也好,教學也好,都是重技術輕科學。這是一種延安時期就開始的學風,理論沒有人理會,即使是馬列主義指導思想的理論研究,也只重在所謂的馬列主義中國化上。所有的學問,實用第一,不管土不土,能用就好,理論探索可以沒有,但做出來東西就好。這樣一種絕對的實用主義,把中國文化原本就有的實學傳統推向了極致,推到令人窒息的境地。很長時間中國有關求學的社會風氣,有兩個傾向特別明顯,一是重理輕文,理工科,尤其工科被推崇,而文科只是那些學習不好的人不得已的選擇。二是輕理論重技術,以至於所有的學科,學的都是一門手藝。文史哲沒有手藝,一手漂亮文章就是手藝,如果一個學文史哲的大學生,畢業後寫不出漂亮華麗的文章,一輩子都會讓人看不起。這樣一種絕對實用主義的教育,在文革中被推向了極致。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簡化成了學工、學農,思想道德教育。唯技術主義在實踐的神聖性面前,簡化成了怎麼干,如何干。因此,文革前還殘存的一點文化素質的成分,就盪然無存了。不僅美術、音樂教育沒有了,連歷史地理課也從中學消失了。在文革十年接受教育的人們,除了簡單的數理化、語文、政治之外,什麼都不用學。即使數理化,也充斥著階級斗爭、水渠、堤壩計算這樣超級實用的內容。社會上的各種出版物,西方的是資本主義,蘇聯的是修正主義,中國古代的則是封建主義,全部封殺。文革後期雖然為了配合政治斗爭,解禁了少量的,但總的來說,還是一個全民的文化禁錮的狀態。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即使是酷愛讀書之輩,能讀到的,也相當有限,還要冒很大的風險。原本學問也好,知識也好,除了具有實用性,更重要的是體現人對自然和社會的一種探索,對自我的一種滋養和熏陶。不惟古代的琴棋詩畫如此,現代的美術繪畫音樂舞蹈如此,文學、歷史、哲學也是如此。對學問過於實用,過於功利,學問本身就被異化了,進而,人自己也被異化了。也就是說,人就不是人了,被工具化了。原本人的世界,就會因此變得十分可怕。極權主義滋生的土壤,實質上就是這種異化了的人群。眼下,文革中受教育的一代人,現在已經成了學界的中堅力量。這一代人由於當年教育的缺失,有專業沒文化,當然可以理解(其實,他們的上一代人,所謂新中國培養的一代知識分子,也有這個傾向),但是,不可理解的是,這代人經過了這么多事,也跟國外學界有了較多的接觸,卻沒有對這種現在有足夠的警惕。經過他們的手,大有將前代的弊端繼續延續下去,發揚光大的意思。不要說文革不會再來,不要說法西斯主義不會復興,只要土壤肥厚,什麼可怕的事情都可能重演。封閉的學問,就不是學問。人文社科類的學科,研究的對象不同,但卻都是有關人和人類活動的學問。有意地排斥別的學科,拒絕別的學科的知識和理論,把自己關在一個自己精心做好的籠子里,是做不好學問的。做學問就像挖土井,不挖一個較大的面,是深不下去的。沒有文化的學者,無非是說這個學者知識貧乏,古今中外,知識貧乏,從來就不是光彩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國,卻可以用專業性、技術性來為自己開脫,不僅開脫而且以自己的粗陋,傲視別人的博學,批評別人不務正業。之所以能夠如此理直氣壯,在於我們的學界,經過這么長時間的蘇式教育熏陶,這么長時間的文革摧殘,已經形成了一個堅不可摧的新傳統。一個過於強大的絕對的技術主義傳統。中國的學問,至今沒有從這種技術主義里走出來的意思。而教育界長期技術官僚當政的現實,也強化了這樣的現狀。即使沒有行政化的統治,這樣的學界,走出自己的泥潭,也不容易。 5. 孫中山與袁世凱相比,哪個更好,張鳴教授為何說袁比孫好好了
袁世凱(1859年—1916年),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北洋軍閥領袖版。字慰亭(又權作慰廷),號容庵、洗心亭主人,漢族,河南項城人,故人稱「袁項城」。 6. 孫中山與袁世凱相比,哪個更好,張鳴教授為何說袁比孫好好了 其實中學教材上把袁世凱寫成反面人物竊國大盜這都是不符合事實的,袁專世凱掌權期間屬設巡警、辦學、開工廠、練新軍,這些都大大促進了中國社會近代化發展,並且最新研究袁世凱並未在戊戌變法時向榮祿告密,也沒有所謂的「二十一條」,刺殺宋教仁也是國民黨內部陳其美乾的,袁世凱錯就錯在稱帝上了,這是他最大的敗筆,但是這背後也有好多人暗自推動,至於孫中山,他為中國革命做出的貢獻和犧牲不可磨滅,但是孫中山為人有些刻薄,所以有人稱他為「孫大炮」,而當時在同盟會中,最有威望的其實不是孫中山,而是宋教仁! 7. 在高華的追悼會上,張鳴教授說「天會亮的」 是什麼意思 張鳴是著名帶路黨,高華是被他們吹捧起來的「歷史發明家」。兔死狐悲物傷其類 8. 有什麼有意義的書 《活著》 《老人與海》等對有人生意義的書 拓展資料:《活著》是作家余華的代表作之一,講訴了在大時代背景下,隨著內戰、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社會變革,徐福貴的人生和家庭不斷經受著苦難,到了最後所有親人都先後離他而去,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頭老牛相依為命。 《老人與海》(TheOldManandtheSea),是現代美國小說作家海明威創作於1952年的一部中篇小說,也是作者生前發表的最後一部小說。作為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它圍繞一位老年古巴漁夫展開,講述他與一條巨大的馬林魚在離岸很遠的灣流中搏鬥的歷程。雖然對它有不同的文學評價,但它在20世紀小說和海明威的作品中是值得注目的,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學中的突出地位。1953年5月4日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獲得普利策獎。 熱點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