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大學教授

A. 幾年前北京有個大學教授在菜市場走丟,叫什麼名字

估計年齡大了迷路了吧，要不就是出事了。

B. 王烈教授在北京大學

於 洸

( 北京大學)

2009 年，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將迎來它的 100 周年誕辰，在慶祝建系 100 周年之際，人們很自然地十分緬懷為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王烈教授。

王烈 ( 1887 ～1957) ，字霖之，浙江蕭山人，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1909 年京師大學堂 ( 北京大學前身) 創設地質學門，王烈是第一屆學生。1913 年 2 月畢業前不久，王烈赴德國留學。1914 年畢業後回國，先後任教於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農商部地質研究所。1919 年 8 月受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此後，他從未離開過北大，從未離開過地質教育崗位，從事地質教育 40 多年，是在國內學習地質學並終身從事地質事業的第一人。1924 ～ 1927 年及 1928 ～ 1931 年，兩度擔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系主任。1929 ～ 1933 年間，先後任北大學院第二院 ( 理學院) 代理主任、北大學院總務長兼第二院主任，北京大學秘書長。王烈先生畢生從事地質事業，特別是地質教育事業，為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為我國地質科學人才的培養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

王烈，字霖之，1887 年 11 月 10 日 ( 清光緒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出生於浙江省蕭山縣臨浦鎮。10 歲時到省城杭州讀書，聰慧勤奮。1906 年被選送到京師大學堂預備科學習，1909 年夏畢業。1909 年8 月3 日 ( 清宣統元年六月十八日) ，學部奏請京師大學堂畢業生給獎折，其中，預備科 80 分以上為最優等，共 8 人，王烈名列第三，畢業平均分數八十八分三厘四毫。京師大學堂於 1909 年開辦分科大學，格致科大學首批設立的有地質學門。它是我國高等學校中設立的第一個地質學系，是我國高等學校中培養地質人才的肇始。當時規定，格致科大學以預備科德文班學生升入，當年入地質學門的有王烈等 5 人，他們是地質學門的第一屆學生，也是我國大學中學習地質學的第一批學生。當時在地質學門任教的主要是德國地質學家梭爾格博士 ( Dr. F. Solgar) 。1912 年 5 月 3 日，國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請，將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該班學生於 1913 年 5 月畢業。畢業前不久，王烈考取公費留學，1913 年 2 月，王烈赴德國勿蘭堡大學繼續攻讀地質學。當時，德國正忙於准備與英、法、俄 「協約國」的戰爭，國內形勢緊張混亂，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王烈於畢業後就匆匆回國了。

回國後，王烈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 ( 北京師范大學前身) 博物部任教。農商部地質研究所於 1913 年 6 月成立，前兩年附設於北京大學，是我國自辦的一所三年制地質專科學校。北京大學地質學門第一屆學生、留學德國的王烈也在地質研究所講授構造地質學和德語，並兼任地質調查所工作。1916 年 7 月，地質研究所 22 人結業，其中獲畢業文憑的18 人，13 人入地質調查所工作。自此，我國的地質調查工作才真正開始起步，並為以後地質工作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王烈為這批地質人才的培養也作出了貢獻。

二

地質研究所結束後，1917 年秋季，北京大學地質學門恢復招生，1919 年秋改稱地質學系。1919 年 8 月，王烈受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直至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一直在北大任教，先後擔任礦物學、礦物學實習、高等礦物實驗、地質學、岩石學及實習、高等岩石學及實習、地形測量及實習等課程的教學工作，往往同時上三四門課，每周多達15 學時以上，並專門安排出時間給學生答疑，還要指導學生野外實習。王烈所授的課程涉及許多不同學科，知識面廣，他的講課很受學生歡迎。1928 年還兼任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 ( 原北洋大學) 采礦冶金門地質學教授。

20 世紀 20 年代初期，我國中文地質文獻很少，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著的幾大部《中國》( Das China) 是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但當時能閱讀德文的人很少，王烈不辭辛苦，用筆譯或口譯向學生傳授。1920 年 10 月，美籍德裔地質、古生物學家葛利普應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講授古生物學、地史學等課程，他用英語和德語講課，初期由王烈口譯。葛利普教授為我國培養出一批著名的地質、古生物學家，人們都認為，王烈曾起過不少的協助作用。

1924 年 10 月至 1927 年 4 月及 1928 年 9 月至 1931 年 9 月，王烈兩度擔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系主任。在這段時間里，地質學系的師資隊伍有很大加強，何傑、溫宗禹、孫瑞林、王紹瀛、葛利普、李四光、朱家驊、孫雲鑄等教授都先後在系裡任教，特別是葛利普、李四光兩位教授 1920 年到系任教，對教學工作、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這一時期課程設置不斷改進，課程分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普通科目與高等科目。從 1923 年秋季學期開始，三、四年級分礦物岩石學門、經濟地質學門、古生物學門三個學門，供學生選習。教師們傾心教學; 教學內容豐富，注意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培養青年既嚴格要求，又熱情關心。重視野外實習。科學研究工作有很大進展。王烈對此作出重要貢獻。

王烈對青年人的成長是很關心的。1920 年 9 月，地質學系二年級學生楊鍾健等發起成立地質研究會，其宗旨是 「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進求真理的興趣，而從事於研究地質學」。10 月 10 日舉行成立大會時，王烈因事未能參加。但他與其他教授都積極支持該會的活動。1920 年 11 月 28 日，研究會舉行講演會，王烈發表了 「中國之支那海侵時代及昆侖海侵時代」的講演，他從地質歷史、海陸變遷講起，並運用圖、表，著重介紹了中國地區寒武紀、奧陶紀的 「支那海侵」和志留紀、泥盆紀的 「昆侖海侵」的分布特徵，並講述了古地理、海陸變遷的研究方法，對學生很有啟發。這次講演的記錄稿刊登在《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年刊》第一期 ( 1921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上。地質研究會《簡章》規定會務有四項，即: 敦請學者講演，實地調查，發刊雜志，編譯圖書。1920 年12 月 12 日，研究會召開茶話會，敦請老師參加，徵求學會如何開展活動的意見。翁文灝、葛利普、何傑、王烈等教授與會，並發表了意見。王烈對研究的方針提出建議，他說: 「( 一) 注意理論，不急於速求應用; ( 二) 科學上新說可以把舊說代替，故不必存絕對的觀念; ( 三) 應該用科學的方法把當時尚凌亂的中國地質調查報告加以整理」，「至於實地調查，可利用暑期假回家時去做。現在就能辦到的先辦。」地質研究會要按上述四項內容開展活動是有不少困難的，其中之一就是經費。王烈在茶話會上說: 「可以先向地質系的教員呈請捐助，也可以像葛利普教授所說的那樣，向國外人募集。」會後，系主任何傑教授發起地質學系教員捐助，至 1921 年初即募得 125 元，支援了研究會的活動。

王烈從多方面支持地質研究會的活動，並對他們做出的成績加以鼓勵。《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會刊》第三期 1928 年 7 月出版，王烈寫了 「卷頭語」，從礦業、工業、農業、水利、災害、商業、軍事等方面論述了 「近代地質學之關於近代文明者至深且巨」，但 「吾國人每以此為理論科學而漠然視之」， 「吾校地質系同人組織之地質研究會，歷有年所，年出會刊，將平日調查研究之所得貢獻於世，藉以喚起國人之注意，本屆循往例而刊行，其意仍猶是也。」1929 年 11 月 26 日，地質研究會全體會員大會議決改名為 「北京大學地質學會」。《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會會刊》第五期於 1931 年 4 月出版，王烈又寫了「卷頭語」，指出 「比年以來，吾國人士常自憾出版品的寥落，而尤疚心於科學論著之罕覯。今吾校地質學會會刊又將付梓矣，斯刊梓行後，其貢獻於學術界者或至微渺，而足供今中國人及肄習斯學者觀摩之資，則彰彰明甚。循是焉，而益求深詣，其前程固未可量也。」

三

王烈在主要從事教學工作的同時，還從事地質調查和科研工作。王烈回國時，我國地質工作還處於籌備草創時期，他所著 《河北省懷來縣八寶山煤田地質報告》，是我國早期的地質報告之一。1920 年 10 月 16 日晚，甘肅東部海原、固原 ( 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一帶發生里氏 8. 5 級大地震，災害嚴重，死亡 20 多萬人，房屋、牲畜、農田等損失不計其數。1921 年 2 月 15 日，教育部訓令北京大學教授王烈、測量助教楊鐸會同內務、農商兩部派員，前往陝甘地震災區調查。這是民國以來組織的第一次地震調查。王烈與翁文灝、謝家榮等 6 人於 1921 年 4 月 15 日出發，乘京綏車至綏遠，由綏遠取道寧夏至皋蘭，繼經固原、平涼、天水至蘭州，震災之重要地點都進行了調查。此行目的，尤注意於科學之研究，除調查震災狀況，勘察山崩、地裂等現象外，更注意地質之考察，以便了解此次震波之起源及與地殼之關系。此次地震甘肅海原、固原等地災情最為嚴重，其次為陝西西部與甘肅交界處，此外，山西、河南、直隸 ( 今河北) 、山東、湖北、安徽等省皆覺有震，但未成災。這次調查歷時近 4 個月，嗣後，謝家榮留該地繼續調查。這次調查後，翁文灝、謝家榮均發表了有關論文，謝先生在文中還寫道 「余師翁詠霓 ( 翁文灝) 、王君霖之 ( 王烈) 皆為赴甘之委員，同行時，對於調查材料，互相討論，獲教之處甚多。」此次調查後，王烈又向南至甘肅省南部之武都、陝西省南部之漢中等地調查。他在漢中的葯鋪中購得石燕貝化石，回京後請葛利普教授研究，經追索查明，該化石原產於廣西 ( 在湖南也有很多同類者) 。後來葛利普發表了 《中國古生物志》專著之一 《中國泥盆紀腕足類化石》，其中定了一個新種，命名為 「王烈石燕」，以示對王烈的敬仰。

四

王烈積極參加地質科學的學術交流活動。王烈是中國地質學會 26 名創立會員之一。1922 年 1 月 27 日，26 位地質學界人士應邀在北京地質調查所新建圖書館的會議室開會，逐條討論了學會章程草案。會議主席丁文江提議由 5 人組成籌備委員會，負責推舉學會職員候選人，章鴻釗任主席，王烈是籌委會委員之一 ( 另三人是翁文灝、李四光、葛利普) 。2 月 3 日召開會員大會，通過了章程，選舉了職員，宣布中國地質學會正式成立。王烈當選為首屆評議員 ( 相當於以後的理事會理事) 。

1922 ～ 1924 年，王烈連任了三屆評論員。1925 年 1 月 3 ～ 5 日，中國地質學會在北京舉行第三屆年會，1 月 4 日在北京大學二院大禮堂舉行大會，大會由王烈主持，會長翁文灝發表演說，題為 「理論的地質學與實用的地質學」。葛利普作學術報告，題為 「Misun-derstood Factors of Organic Evolution」。以後，王烈又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第五屆 ( 1926 ～1927 年度) 和第七屆 ( 1929 年度) 評議會副會長。

五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王烈還參加了北京大學的一些管理工作。1924 年即擔任學校庶務委員會委員。1928 年 9 月 21 日，南京國民政府決定設立北平大學區，將北京大學等北平九所國立高等學校及天津、河北的國立高等學校合組為北平大學。這一決定遭到北大師生的強烈反對，要求恢復北京大學。1929 年 1 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作出讓步，確定學校名稱為北平大學北大學院，包括第一院 ( 文學院) 、第二院 ( 理學院) 、第三院 ( 社會科學院) 。對外仍譯用國立北京大學 (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被迫停課九個多月之後，於 1929 年 3 月 11 日重新開學。1929 年 1 月 22 日，王烈任北大學院第二院代理主任。3 月 11 日，王烈任北大學院總務長兼第二院主任。3 月 17 日北大學院舉行評議會評議員選舉，王烈等 7 人當選為評議員。4 月 13 日還被聘任為財務委員會委員長，聘任校舍委員會委員和自然科學季刊委員會委員，研究所自然科學門委員。8 月 3 日，王烈致函北大學院陳大齊院長，請辭總務長及二院主任，陳院長請王烈打消辭意，職務照舊擔任至北大學院結束。8 月 8 日，王烈致函陳院長，表示暫不辭職，共任時限。

1929 年 7 月 1 日，北平大學區停止試行。8 月 6 日，國民政府決定，北平大學北大學院脫離北平大學，正式恢復國立北京大學名稱。8 月 8 日，北大學生會致電教育部，請頒令任蔡元培校長，並函陳大齊暫行繼續維持校務。8 月 23 日，北大全體教職員工緻電蔡元培先生: 北大幸得恢復，校長一席非先生莫屬，務乞北返主持，以慰眾望。並推舉王烈、劉復兩位先生赴滬敦請。王烈、劉復及學生會代表隨即赴滬敬勸蔡元培先生返校。蔡先生表示: 「深感諸先生維護北大，愛重鄙人之盛情。」9 月 16 日，國民政府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在蔡未到任以前，以陳大齊代理。

1929 年 10 月，王烈任北京大學評議會評議員 ( 共 13 人) ，校舍委員會委員長，財務、聘任、庶務、學生事業委員會委員。1930 年 9 月，北京大學取消原來的評議會，改設校務會議，決定學校的方針大政。1931 年9 月至1937 年9 月，王烈都是校務會議會員。1931 年 7 月至 1933 年 12 月，王烈任北京大學秘書長。此外，1931 ～ 1937 年還任圖書、儀器委員會委員，1931 ～1933 年任財務委員會委員，1932 ～1933 年任學生事業委員會委員。王烈在上述職務崗位上，為北京大學的建設和發展貢獻了力量。

在 《國立北京大學同學錄》( 1930) 中，王烈書寫了前言，對同學們提出希望。他寫道: 「在我國這種風雨飄搖的教育狀況之下，諸君居然完成了大學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憶這六年中，我校經過了多少困難，才得到今日這樣的地位。現在諸君畢業了。我一方面很榮幸地來慶賀你們; 一方面還希望諸君在學業上，本著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繼續研究，在服務上，本著我校飽受困苦的經驗，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繼續為社會為國家奮斗，發揚北大的光榮於全國。諸君前途無量，願各好自為之。」

王烈曾幾次請辭秘書長職務。1931 年 12 月 18 日，王烈致函蔣夢麟校長，寫道: 「烈素耽教學，不習庶事，前承畀以秘書長重任，屢次請辭，迄未獲許，荏苒數月，貽誤實多。近以同學赴京示威，承校務會議推舉，南下照料，舟車勞頓，舊症復發，實難再膺繁劇，務懇辭去秘書長職務，俾資休養，無任感荷。」12 月 24 日，校務會議議決: 在蔣校長未回校以前，仍請王秘書長照常繼續職務。王烈顧全大局，繼續履行職務，直至 1933年 12 月 6 日新任秘書長到任。

六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從此開始。7 月 29 日北平失守，7 月 30 日日軍佔領天津。北平、天津淪陷後，國民政府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湖南長沙，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 年初又遷往雲南昆明，4 月，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王烈一生熱心教育工作，無論在軍閥混戰時期，或在抗日戰爭時期，他都堅持教育崗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北平後，年逾半百的王烈，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不顧體衰，離別家庭，長途跋涉，顛沛流離，先至長沙，後到昆明，繼續為培養地質青年而努力。這種崇高的民族氣節，感動了不少滯留在淪陷區的教育界知識分子，他們以王烈等人的愛國情懷為榜樣，相繼走向大後方。

王烈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學系教授，一直講授礦物學、光性礦物學，也教過岩石學和測量學。他是我國最老一輩的礦物、地質學家之一，在地質地理氣象學系教授中也是年紀最長的一位。學生們對他上課時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學經驗豐富，講課時不看講稿，常把老花鏡推到額頭上，許多數字都能背到小數點後第三四位。他作風嚴謹，往往講完一個段落，就摸出懷表來看看，下課鈴聲響起，他的講課也就告一段落了。當學生們拿著礦物、岩石標本問他時，他便拿起放大鏡，或用簡單的測試方法測試標本，很快就解答清楚了學生的問題。他指導學生鑒定岩石薄片時，在偏光鏡下轉幾下，就能准確定出礦物名稱。大家公認他是礦物學、岩石學方面實踐經驗相當豐富的老權威。在西南聯大期間，他還積極參與各種學術活動，他曾應邀為全系師生作 「中國地質教育史」的報告。

1945 年 8 月，抗日戰爭勝利。1946 年夏，北京大學復員北平。王烈不辭遠途勞累，首先由昆明回到北平，籌備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復員工作，他雖年近花甲，但仍精神飽滿地為復員工作的大小事務操勞。1946 年 10 月開學後，他仍擔任普通地質學和普通礦物學的教學工作。1948 年秋，國民政府實行所謂 「幣制改革」，王烈因此精神受到強烈刺激，健康狀況嚴重惡化。

1950 年以後，先生年老多病，不堪教書之勞，退休在家，但仍然關心教育工作。先生平時忙於教學和行政工作，著述不多，退休後體病力衰，但病情稍愈、精神好轉時，即潛心從事礦物學、岩石學書籍的譯著工作，為地質科學事業發揮余熱，幾年中完成數卷。惜這是病中所作，精神不夠貫注，出版問世尚需加工，但書未完成，先生即仙逝了。

王烈晚年所患疾病主要在神經系統方面，時輕時重。1956 年底病情轉劇，入北京協和醫院治療，於 1957 年 2 月 2 日與世長辭，終年 70 歲。

先生故後，移靈於東城賢良寺。1957 年 2 月 10 日，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教授、北京礦業學院副院長何傑教授 ( 王烈的老友，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第一任系主任) 主持了王烈的公祭大會，王烈的同事、學生和親友參加了公祭大會，正在舉行的中國地質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的部分代表、學會理事和會員也參加了公祭大會。王烈先生的遺體安葬於北京西郊萬安公墓。

王烈教授在地質教育戰線辛勤耕耘了 40 幾個春秋，在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工作了 30 多年，為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貢獻力量，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地質科學人才。他為我國地質事業，特別是地質教育事業所作的貢獻，功不可沒，他執著的工作精神，永遠值得北大和地質學界的晚輩們學習和弘揚。

參 考 文 獻

［1］ 高振西 . 王烈 ( 霖之) 先生小傳 . 地質論評，1957，17 ( 2) : 204 ～206

［2］ 潘雲唐 . 載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編，王烈，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 . 理學編地學卷 2. 北京: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1 ～ 5

［3］ 於洸，王烈 . 中國地質 1992 ( 7) 「地學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礦產部主辦 . 北京: 地質出版社，1992，33

［4］ 王學珍等 . 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 ( 1912 ～1937) .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5］ 王學珍等 . 北京大學紀事 ( 1898 ～1997) .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第二版

C. 北京大學教授有叫溫繪蓮的嗎

你可以登錄北京大學校園網去查詢，在那裡所有的教授名字都有

D. 號稱北京大學教授的教授的是什麼人

網上流傳的，
很多的北京大學教授，
一般有很多是冒名頂替的，
不是真的，
所以不要把北京大學完全帶入。

E. 北京大學都 有哪些著名的教授

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 著名經濟學家劉偉教授

滿意請採納

F. 我叔叫樊孝忠是北京市理工科大學教授他的單位我找不到請幫忙給我查查！北京市理工大學教授樊孝忠博士。

叔叔叫做反應就是北京市理工大學教授套

G. 北京大學原教授還是原北京大學教授哪種寫法對

那你還是選擇，北京大學副教授這樣寫比較圓滿

H. 北京大學的教授和貴州大學的教授級別是不是一樣

同樣大學的教授級別應該算是一樣的，但是好的大學教授可能難憑一點要求出成果多一些

I. 北京大學有哪些終身教授

北京大學唯一的終身教授是誰?

季羨林教授

二辭「學界泰斗」 「這樣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現在卻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這個泰斗又從哪裡講起呢？」 這要分兩層來講：一個是教育界，一個是人文社會科學界。 先要弄清楚什麼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兩者都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東西。 光談教育界。我一生做教書匠，爬格子。在國外教書10年，在國內57年。人們常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特別是在過去幾十年中，天天運動，花樣翻新，總的目的就是讓你不得安閑，神經時時刻刻都處在萬分緊張的情況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一直擔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麼成績，豈不戛戛乎難矣哉！我這個「泰斗」從哪裡講起呢？ 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說我做出了極大的成績，那不是事實。說我一點成績都沒有，那也不符合實際情況。這樣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現在卻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這個泰斗又從哪裡講起呢？ 為此，我在這里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學界(術)泰斗」的桂冠摘下來。 ■三辭「國寶」 「是不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季羨林，所以他就成為『寶』。但是，中國的趙一錢二孫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個，難道中國能有１３億『國寶』嗎？」 在中國，一提到「國寶」，人們一定會立刻想到人見人愛憨態可掬的大熊貓。這種動物數量極少，而且只有中國有，稱之為「國寶」，它是當之無愧的。可是，大約在八九十來年前，在一次會議上，北京市的一位領導突然稱我為「國寶」，我極為驚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處，「國寶」之聲洋洋乎盈耳矣。我實在是大惑不解。當然，「國寶」這一頂桂冠並沒有為我一人所壟斷。其他幾位書畫名家也有此稱號。 我浮想聯翩，想探尋一下起名的來源。是不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季羨林，所以他就成為「寶」。但是，中國的趙一錢二孫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個，難道中國能有13億「國寶」嗎？ 這種事情，痴想無益，也完全沒有必要。我來一個急剎車。 為此，我在這里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寶」的桂冠摘下來。

J. 北京開放大學劉正榮是教授嗎

公司的老闆是毋庸置疑的（工商網站清楚的很，也可搜索其以前「身份」及市場運作）版，教授身份權……那就「不清楚」了，呵呵。做教育培訓行業年頭久了，慢慢和一些單位（有看起來比較權威的章印）合作開發出新的培訓部門，單位和公司合作分成。中國現在太多這樣的提供章和證書的單位了，沒辦法，個人評職稱等等需要證書，中國特色，畢竟大家都要過的滋潤些各取所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