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丁漢大學歷史學教授華人

A. 司佳是什麼病去世的

司佳，女，（1978年6月-2020年10月12日 [1] ）生於上海，2007年8月起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復旦大學95級文科基地班本科畢業生，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碩士（2001）。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學博士（2006），期間曾前往德國愛爾蘭根-紐倫堡大學訪問研究。曾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 of Pennsylvania）東亞系講師，美國聖約瑟夫大學（St. Joseph's University）歷史系兼職助教授。

中文名 司佳 國 籍中國 出生地 上海 出生日期 1978年6月 逝世日期 2020年10月12日 [1] 畢業院校 復旦大學 學位/學歷 博士 職 業 教師 專業方向 歷史 發表論文數目 27篇（截至2019年7月） [2] 職 稱 副教授
個人簡介編輯
1978年6月生於上海，2007年8月起任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中國近現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方向。研究興趣還包括上海近代城市社會，出版史、文化史及閱讀史。多次給本科生及研究生開設中國近現代史方向學位專業、選修課程，以及全英語課程教學，尤其注重在授課內容中強調中英文原始資料的解讀與運用。 [2]
2020年10月12日，司佳逝世 [1] 。
研究方向編輯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學術經歷編輯
1995年由上海華東師大二附中考入復旦大學第一屆文科基地班，1999-2001年就讀於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師從周振鶴教授），取得歷史學碩士M.A.學位。2001年獲得William Penn Fellowship全額獎學金，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東亞系攻讀博士（指導教授:梅維恆VictorMair、韓書瑞SusanNaquin等），2006年8月獲得該校博士Ph.D.學位。期間，2001-02年被評為美國漢尼基金青年學者(HaneyFoundation Fellow).2006-07年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系講師，並兼任聖約瑟夫大學（St.Joseph's University）歷史系助理教授。2010年赴日本関西大學開展為期一年的G-COE項目博士後研究。2008年獲上海市晨光學者基金；2014年獲得「上海市高校外國留學生英語授課示範性課程」。 [2]
學術論文編輯
獨立作者
1.Jia SI（司佳）,「Treaty-Port English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Speakers, Voices, and Images.」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美國《東亞歷史與文化評論》，執行嚴格匿名評審）, 6 (March 2013): 38-66.
2.司佳《鄺其照與1868年〈字典集成〉初版：兼談第一本中國人編寫的英漢字典及其歷史實用價值》，《廣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149-158頁。
3.司佳《傳教士緣何研習<聖諭廣訓>：美國衛三畏家族檔案手稿所見一斑》，《史林》2013年第3期，90-97頁。
4.司佳（Jia SI）「Reprinting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 Pro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Market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國歷史學科前沿》（英文原發稿）,6.2 (June 2011):229-242.
5.司佳《基督教女性三字經體佈道文本初探：以〈訓女三字經〉為例》，日本関西大學《東亞文化交涉研究》第4號，2011年，243-252頁。
6.司佳《耶魯大學傳教士檔案所見清代聖諭廣訓方言手抄稿若干種》，日本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觸研究會《或問》第21號，2011年，117-128頁。
7.司佳《麥都思〈三字經〉與新教早期在華及南洋地區的活動》，《學術研究》2010年第12期，112-119頁。
8.司佳《見聞、談資與諷刺詩 ——中國洋涇浜英語在十八至二十世紀初西方出版物中的流傳》，《九州學林》2010年（春夏季），172-189頁。
9.司佳（Jia SI）「Collecting and Collection: Local Chinese Culture in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復旦學報》英文版Fudan Journal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Dec. 2009): 104-122
10.司佳（Jia SI）「Breaking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Early 19thcentury missionaries' response 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英文原發稿）, 4.3 (Sept. 2009): 340-357
11.司佳《五車韻府》的重版與十九世紀中後期上海的英語出版業，《史林》，2009年第2期，6-13頁。
12.司佳（Jia SI）「Life around English: The Foreign Loan Word Repertoire and Urban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復旦學報》英文版Fudan Journal(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Mar. 2008): 126-143.
13.Jia Jane SI, 「The Genealogy of Dictionaries: Pro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English Texts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Sino-Platonic Papers, 151 (June 2005).
14.司佳《商人、僕人、通事和十八世紀中國沿海洋涇浜英語的形成》，或問WAKUMON Journal of Studies of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6 (May 2003), 85-93,日本関西大學
15.司佳《從通事到翻譯官：論近代中外語言接觸史上的主被動角色的轉換》，《復旦學報》2002年第2期，44-50頁。
16.司佳《西方人士對漢語拼音方案的催生作用》，香港《語文建設通訊》64 (Oct. 2000): 11-19.
17.司佳《從歲時到天時：明清移民以後土著苗民之日常生活安排》，《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年第4期， 35-48頁。
18.司佳《早期英漢字典所見之語言接觸現象》，《復旦學報》2000年第3期，60-67.
19.書評Book Review.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chael Lackner et al.中國學術, 2 (2003): 271-73.
20.書評Book Review.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Federico Masini.中國學術, 2 (2002): 340-43. [2]
學術著作編輯
司佳（Jia Jane SI）Circulation of English in China: Speakers, Historical Texts, and a New Linguistic Landscape.（《英語在中國的傳播：使用者、歷史文本及語言景觀》）VDM Publishing Group, 2009. [2]
學術會議交流編輯
2005年3月美國亞洲學年會AAS Annual Meeting, Chicago, USA, Graate Student Indivial Paper Presentation（學會評審研究生優秀論文獨立發表）
2007年3月美國國會圖書館 「A Bridge between Cultures: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RobertMorrison』s Arrival in China,」 Library of Congress 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USA, March 14-16.
2007年12月中山大學「清代口岸城市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8年3月澳門歷史學會「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Macao.
2008年7月英國愛丁堡大學新教海外傳教史國際學術研究會年會, Edinburgh, UK.
2008年11月復旦大學「歷史上的中國出版與東亞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年10月香港城市大學「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與上海」國際學術研討會, HK.
2010年6月四川大學「中西比較視野下的社會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0年10月日本關西大學「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Osaka, Japan.
2011年6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 Penn State University, USA 「十六世紀以來的世界宗教與文化」暑期研討班三次專題授課
2011年7月美國耶魯大學新教海外傳教史國際學術研究會年會,Yale University, USA.
2011年10月代表復旦大學外事訪問團赴英國愛丁堡大學、諾丁漢大學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專題演講兩場
2011年11月北京外國語大學「印刷出版與中外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1年12月復旦大學「新文化史與上海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2年6月復旦大學「中華書局與中國近現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年4月復旦大學中華國際文明中心工作坊「基督宗教與上海社會，1840-1949」
2014年6月The Eighteenth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Japan, Sophia University, Tokyo
2014年10月11-12日山東大學「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年10月17-18日華東政法大學外語學院承辦「第二屆中國翻譯史高層論壇」 [2]
獨立承擔項目編輯
1）2009年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課題項目（2009BLS001省部級）
2）2009年教育部留學回國基金一般課題項目（省部級）
3）2008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項目（省部級，已結項）
4）2008年復旦大學「985工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研究項目（已結項）
5）2008年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項目（已結項）
6）2008年上海市教育發展基金會晨光學者項目（已結項）
7）2014年課程China: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中國歷史：改良到革命）負責人獲「上海市高校外國留學生英語授課示範性課程」立項。 [2]
學術訪問編輯
2014年1-2月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HESS訪問學者，三次學術講座
2013年9月台北中研院Academia Sinica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者，一次學術講座
2012年8月日本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訪問學者（復旦大學人文基金資助）
2009年6-9月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訪問學人
2008年7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資料訪問研究
2005年2-3月德國埃爾蘭根-紐倫堡大學漢學系交流訪問 [2]
獲獎成果編輯
2001-2002 美國漢尼基金青年學者 HaneyFoundation Fellow
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譚其驤-禹貢獎」
對話司佳編輯
他山之石與他者視域——對話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司佳
以「漢學」（Sinology）一詞來指稱海外對中國的研究，早已約定俗成。但是，二戰後美國關於中國研究的成果不斷涌現，「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 作為一種與傳統漢學完全不同的學問悄然興起，並逐漸取代後者，成為海外研究中國的主流範式。
司佳博士自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系畢業後回滬，專攻中國近代史，於美國中國學內的牆闈之爭自是熟悉。記者就美國中國學發展中的內在原因和背景等問題對她進行了采訪。
復旦青年：「Sinology」，最早由西方傳教士創立，譯為「漢學」。然而自薩義德（E.Said）的《東方學》出版以來，「漢學」一詞被標上了殖民主義和歐洲中心論的標簽，西方學者逐漸以「中國學」或「中國研究」來命名自己的研究領域。於是，從40年代末發展起來的美國中國學研究，一下子被推到了國際中國學研究的中心位置。那麼其自身發展的語境和背景是什麼？
司佳：美國的中國學是冷戰的產物，其誕生之初，受到很強的政治因素的影響。在費正清（J. K. Fairbank）之前，美國也有幾所大學教授中國的古漢語，和歐洲的漢學研究相似。二戰後，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對中國研究的熱情迅速增長。大量基金投入進來，政府也出台政策支持相關研究，這樣，幾十年間，美國中國學研究高速發展，許多大學紛紛設立類似的系科，設立教席。此時的「中國學」，甚至帶有一些情報搜集的性質。現在美國許多大學的「東亞研究」系，其前身就是「東方系」；與其他區域研究一起置於「國際區域研究」的框架中，配合美國戰後的全球戰略部署。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學研究出現學術膨脹的問題，研究質量也參差不齊。費正清曾說，他那個時代，熟諳古漢語的美國學者只有兩三個。在兩國敵對封閉的狀態下，很多美國學者沒有到過中國，也沒有看過充分的中文原始材料，就寫出大量學術著作。對此，如今的美國學者也有許多反省。
美國中國學有一個重要的閃光點：在內容上，它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著墨很多，和注重文化的傳統漢學相比，更加實際和務實；在時間上，它更重視中國近代和現代的歷史。這可以算是在當時現實政治需要下，形成的一種獨特的研究風格。冷戰結束後，國際交流正常化，中國學也研究開始走向學術化，但是這種治學的取向依舊留存到現在，並成為主流。當然，美國依然有教授古代漢語的漢學家，他們也自稱是「漢學家」，以示與「中國學」家的區別。但是這些人大都是五、六十歲的上一代研究者，而年輕的研究者普遍選擇了中國學研究的取向。
現在的美國中國學的研究和教育中，很重視對學生基本的語言、文化訓練。如今非常出色的學者，比如孔飛力（P.A.Kuhm）、周錫瑞（J.W.Esherick），都有很好的中文能力，能夠廣泛地利用中國、美國和日本的史料檔案。
復旦青年：越南戰爭以後，美國的中國學研究發生了重大轉折。1969年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撰文抨擊當時的主流中國學研究，遭受批評的美國主流中國學家開始進行反思，這造就了如今中國學的面貌，也造就了柯文(P.A.Cohen)、艾爾曼（B.Elman）等一大批蜚聲海外的中國學家。這種轉折在今天回顧起來，能給我們怎麼樣的啟示？
司佳：包括柯文在內的這些學者，他們的政治立場或傾向是屬於「左派」的。越南戰爭迫使美國人正視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看到如果美國要想隨心所欲地擺弄世界，將會受到真正的制約。在我看來，這一認識給美國研究中國的史家以深刻的影響。由於戳破了美國在政治、道德、文化各方面全面領先的神話，越南戰爭「解放」了美國史家，使他們也許是第一次，放棄了西方的准繩與標尺，轉向一種植根於中國（而非西方）歷史經驗之中的史學。
復旦青年：這就是所謂「中國中心主義」的發端？
司佳：是的。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其中的政治背景和學術對象。柯文是有政治傾向性的，他對於文革和左派的看法，都滲入了學術研究當中。更為重要的是，柯文提出中國中心主義，他所針對的是當時的學界主流，尤其是列文森（J. R. Levenson）、費正清這些將中國視為「靜止的中國」、用「傳統」和「現代」粗暴劃線的做法。他列舉了太平天國、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例子，指出它們雖然都是受西方沖擊後的產物，但是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都是中國內部的因素：復雜的社會性質、內部事務的萬分火急；而西方的影響事實上被高估了。
現在國內的一些研究者，一看到「中國中心」的提法，就馬上引為海外同志，其實細讀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就可以看出他鮮明的學術走向。「沖擊—回應」模式和「中國中心主義」兩者並非完全對立，只是取向和角度的不同，而非質的不同；柯文的觀點實際是對那種為美國戰略服務的中國學研究的批評。
復旦青年：北大的羅志田教授也曾撰文指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所謂「三大高潮」、「兩個過程」，實際上已經在挑戰以中外關系為核心的既有研究模式，很「中國中心」了，中國學者不必再從國外引入一種「中國中心」模式。這就牽涉到了這個問題，國內史學家怎麼樣看待美國中國學的成果和模式？
司佳：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因為如前所述的注重現實、注重近現代的特點，其研究對象很容易與國內的研究發生交集。有時候美國學者的視角能夠給我們很新穎的啟發。比如「區域研究」，柯文等學者提倡要重視中國的復雜性，注重以區域、省份或地方而不是整個中國為研究單位，通過將中國從空間上分解為較小的、較易於掌握的單位，尋求各地變異的內容和程度，以期對中國整體有一個輪廓更加分明、特點更加突出的了解。將中國視為鐵板一塊的機械僵化做法，很多時候阻礙了我們的思路，美國學者的這種做法很能夠啟示我們。
在引入社會科學方法方面，美國學者也別具一格，在中國，研究歷史的學者往往不了解社會學、人類學或者心理學的一些研究方法。在美國，絕大多數中國學的專家都能夠掌握跨學科研究的手段，這是這門學科創立的時候就確立的規范。
「中國中心主義」當然是一種研究的角度，但是太多本土化傾向，會縮小我們的視野。就中國學研究的角度而言，我個人覺得置於全球史和國際關系的角度中去探討更好。「中國中心主義」這個提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歐洲中心主義」那種傲慢的、將其他文化看成低等文化的偏見。畢竟，近代中國和古代中國最大不同，就在於來自西方的巨大影響。交流的視野和國際的視野，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的變化。這種全局意識，在中外關系的主題中，能夠被更好地闡釋和呈現。
復旦青年：當今的美國中國學依然呈現著繁榮的景象，有學者認為這種模式將會是國際中國學的發展方向，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司佳：在美國，中國學的研究從人數和教授席位來衡量，不能說是一門大學科。費正清的貢獻，是將分散在美國各個大學歷史系、社會學系的有關中國的研究，納入到中國學的架構中，有組織統一地來研究，建成一個符合美國國家需要的學術體制。但原來的系科建制中並沒有取消中國研究的教席，比如黃宗智，他就始終在加州大學歷史系供職。
關於中國學的發展問題，我覺得有些人對什麼是「中國的」和「西方的」關心過多，焦慮太甚了。問題是，許多年來，人們陸續把石頭搬來搬去，已經很難分清到底什麼是他山之石，什麼又是本山之石了。就算我們可以細加甄別，分辨清楚，這樣的區分也遠不如一件事來得重要：那就是尋找一種新的、交流的方法來理解過去，使得對過去的思考仍然能觸動現在的神經。否則，中國學只會變為老古董，其古色古香，只有一個小圈子裡的學者、專家才能辨別，研究者也會越來越少。

B. 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和李遠哲是怎樣獲得諾貝爾獎的

楊振寧 (Chen Ning Yang) 1922年9月22日出生於中國安徽省合肥市。原籍安徽省原鳳陽府。楊振寧的父親楊克純(字武之)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數學博士，回國後曾任清華大學與西南聯合大學數學系主任多年。楊振寧1938年至1944年在中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讀書，先後獲學士、碩士學位。楊振寧的學士論文的導師是吳大猷，碩士論文導師是王竹溪。1945年赴美求學，1948年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58年至1979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和波蘭、美國等6所院校的理學博士學位。曾先後任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研究員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是美國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學會會員。1966年起任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艾伯特·愛因斯坦講座教授兼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1999年5月21日正式退休，石溪分校同日將理論物理研究所命名為「楊振寧理論物理研究所」，同年被該校授予一等榮譽博士學位。

楊振寧於1956年與李政道教授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原理，因而共獲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這一原理徹底改變了人類對對稱性的認識，為人們正確認識微觀粒子世界開辟了新天地。提出非阿貝爾規范場理論，大大促進了四種基本相互作用的研究。在粒子物理方面做了大量的開拓性工作。另外，楊振寧還是統計物理、凝聚態物理、量子場論、數學物理等諸多領域中重要研究方向的先驅和奠基人。

1971年以來，他多次到中國探親、訪問和講學，同時努力幫助中國學者和留學生在美進行科研和學習，在促進中美科技交流和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1998年6月，清華大學授予楊振寧為清華大學名譽教授，1994年6月他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外籍院士。

夫人杜致札（已故）是杜聿明的女兒，她是楊振寧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附屬中學教書時的學生。他們於1950年結婚，生有兩子一女：長子楊光諾、次子楊光宇和女兒楊又禮。

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著名的物理學貢獻有：李模型、高能重離子物理、量子場論的非拓撲性孤立子和孤立子星以及破解粒子物理中的θ-τ之謎。1957年，他31歲時與楊振寧一起，因發現弱作用中宇稱不守恆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的這項發現，由吳健雄的實驗證實。李政道和楊振寧是最早獲諾貝爾獎的中國人。

李政道出生於中國上海，祖籍江蘇蘇州，父親李駿康是金陵大學農化系首屆畢業生。李政道曾在東吳附中，江西聯合中學等校就讀。因抗戰，中學未畢業。1943年因以同等學歷考入遷至貴州的浙江大學物理系，由此走上物理學之路，師從束星北、王淦昌等教授。1944年因日軍入侵貴州，時在貴州的浙江大學被迫停學。1945年他轉學到時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就讀二年級，師從吳大猷、葉企孫等教授。1946年赴美進入芝加哥大學，師從費米教授。1950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從事流體力學的湍流、統計物理的相變以及凝聚態物理的極化子的研究。1953年，他任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主要從事粒子物理和場論領域的研究。三年後，29歲的李政道，成為哥倫比亞大學二百多年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他開辟了弱作用中的對稱破缺、高能中微子物理以及相對論性重離子對撞物理等科學研究領域。1984年他獲得全校級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這一最高職稱，至今仍是哥倫比亞大學在科學研究上最活躍的教授之一。現在，他的興趣轉向高溫超導波色子特性，中微子映射矩陣，以及解薛定諤方程的新途徑的研究。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奮斗在物理研究的第一線，不斷發表科學論文。

自20世紀七十年代初，他和夫人開始回國訪問，為祖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做了很多貢獻。他積極建議重視科技人才的培養，重視基礎科學研究，促成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建議和協助建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議成立自然科學基金，設立CUSPEA，建議建立博士後制度，成立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和北京大學及浙江大學的近代物理中心等學術機構，設立私人教育基金，對藝術和中國的歷史文化有著強烈的興趣，個人亦喜隨筆作畫並積極倡導科學和藝術結合。

他是美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義大利科學院院士；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蘭州大學、蘇州大學等十幾所大學的名譽教授；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洛克菲勒大學、紐約市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義大利博洛尼亞大學、英國諾丁漢大學和中國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十幾所大學的名譽博士。

丁肇中 (Samuel Chao Chung Ting)1936年1月27日生於美國密歇根州安阿伯城。祖籍中國山東省日照。早年在中國上學。1949年隨其父去台灣，1956年去美國。1959年密歇根大學畢業。1960年、1962年先後獲理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1978年獲榮譽理學博士學位。1963年由福特基金資助在日內瓦的歐洲核研究中心工作。196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任物理學講師，1965年至1967年任助理教授。1966年在聯邦德國漢堡任德國電子同步加速器小組負責人（他後來發現J粒子用的新探測術是在漢堡試驗成功的）。1967年至1968年任美國馬薩諸塞理工學院物理系副教授，1969年任教授。1977年起任托馬斯·達德利·卡伯特講座教授。1970年任美國物理協會粒子和場研究項目顧問，並任《核物理通報》副主編。1975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

1974年他與美國加州斯坦福大學教授里希特幾乎同時發現新的基本粒子－J粒子（這種粒子的壽命等於其他任何粒子的一千倍），即第4種誇克的束縛態，因而同獲197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和美國政府的勞倫斯獎。

1978年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以及美國藝術科學學會會員。除在麻省理工學院工作外，主要還在歐洲核研究中心和德國電子同步加速器中心（在漢堡）工作。

1975年以來多次應邀來中國訪問並進行學術交流，受聘為中國科技大學名譽教授。1977年秋，在訪華期間，向鄧小平同志建議中國科學院派遣物理學家參加他在德國漢堡進行的MARK－J實驗。1978年1月，中國10位物理學家到漢堡，參加了MARD－J實驗的國際合作。此後先後有一百多名中國物理學家和研究生到他領導的實驗組工作和學習。在他的領導和幫助下，中國科學家在L3探測器的設計、製造和數據分析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國際高能物理實驗中佔有一席之地。1992年7月4日被中國科技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1994年6月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外籍院士。獲1996年度中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2003年4月18日擔任新成立的「上海交通大學空間科學與技術研究中心」名譽主任。

1960年他與美國人凱·路易絲·庫恩尼（Kay Louise Kuhne）結婚，生有兩個女兒
1986年度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李遠哲

1936年 出生於新竹，父親為知名畫家李澤藩先生
1943年 入新竹小學
1949年 入新竹中學
1955年 考入台大化工系，次年隨及轉入化學系
1958年 入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化學組碩士班，指導教授為兵口博先生
1961年 留清華擔任助教一年
1962年 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追隨Manan先生
1966年 在哈佛從事博士後研究，指導教授為Herschebach先生
1968年 任芝加哥大學教授（其間於1972年返台擔任清華大學教授半學年）
1974年 轉任加州柏克萊分校教授
1979年 獲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
1980年 當選中央研究院數理組第十三屆院士
1986年 獲美國最高榮譽國家科學獎章
1986年 與哈佛大學Herschebach博士及多倫多大學John Polany博士同獲諾貝爾化學獎
1993年 受推薦接任為中央研究院院長
1995年 主持教改會

簡介

李遠哲(Yuan Tseh Lee)，公元1936年11月29日生於中國台灣省新竹市，先後就讀於新竹國民小學、新竹中學；1959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化學，1961年在台灣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考獲碩士學位。1962年赴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在化學系讀博士班。1965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加入勞倫斯．柏克萊實驗室，跟布魯士．馬亨教授做博士後研究，1967年轉到哈佛大學繼續博士後研究。1968年，受聘於芝加哥大學，任化學系助理教授，1971年任副教授，1973年任教授。1974年以後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化學系任教授，同時擔任勞倫斯．柏克萊實驗室高級主任研究員。1979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80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94年被聘為中央研究院院長。

李遠哲主要從事化學動態學的研究，在化學動力學、動態學、分子束及光化學方面貢獻卓著。分子束方法是一門新技術，1960年才開始試驗成功，交叉分子束方法起初只適用於鹼金屬的反應，後來由李遠哲在1967年同赫休巴赫(D. R. Herschbach)教授共同研究創造，把它發展為一種研究化學反應的通用的有力工具。此後十多年中，又經李遠哲將這項技術不斷加以改進創近，用於研究較大分子的重要反應。他所設計的「分子束碰撞器」和「離子束碰撞器」，已能深入了解各種化學反應的每一個階段過程，使人們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化學反應的每一個階段過程，使人們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化學反應所出現的各種狀態，為人工控制化學反應的方向和過程提供新的前景。

李遠哲曾獲得美國化學學會的哈里遜豪獎、彼得．德拜物理化學獎、美源都的勞倫斯獎、美國國家科學獎、英國皇家化學佰法拉第獎和1986年諾貝爾化學獎等。此外，李遠哲獲得各國學術團體、大學授予之榮譽博士、榮譽教授、榮譽講座、傑出校友等榮譽名銜數十項。

李遠哲教授雖然科研、教學工作繁重，仍積極投入社會服務，參與國際學術團體、美國聯邦政府、加州州政府、加州大學的多種委員會咨詢工作。李遠哲始終關心家鄉祖國的科學與教育的發展，近十年來每年回國多次，奔波於海峽兩岸，主持學術講習，參加學術會議，尤其對中央研究院原子分子研究所的籌建，注入大量心血。1994年元月，李遠哲回國接受中研院院長之重擔，同時決定放美國國籍，全力投入推動國內科研的發展，體現出他濃郁的愛鄉情懷與無私奉獻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