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學民國期間教授工資

⑴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是怎麼回事

1952年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運顫專門學校，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16>的方針，提出了「及時培養供應各種建設事業（首先是工業）所必需的高、中級幹部和技術人才」的任務，為此決定增加高等學校95所，其中高等工學院50所，師范學院25所<17>。教育部擬定發布了「關於全國高等學校1952年的調整設置方案」，仿照蘇聯高校模式，以華北、華東和東北三區為重點實施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這次調整的特點是：除保留少數文理科綜合性大學外，按行業歸口建立單科性高校；大力發展獨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繼新設鋼鐵、地質、航空、礦業、水利等專門學院和專業。
1952年6月，京津地區開始了又一輪高校院系調整，華東、西南、東北等地隨即跟進。至1952年底，全國已有四分之三的院校實施了院系調整，形成了20世紀後半葉中國高等教育系統的基本格局。當時，教育部規定，以綜合性大學培養科學研究人才及師資，全國各大行政區最少有1所，但最多不超過4所；「少辦或不辦多科性的工學院，多辦專-業性的工學院」；每個大行政區必須開辦1至3所師范學院，以培養高中師資，各省可辦師范專科學校，培養初中師資，師范學院設系應嚴格按照中學教育所需。<18>
根據這次的調整方案，僅保留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東北人民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等校為文理綜合性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工學院-、重慶大學、交通大學、同濟大學、浙江大學等校則被定位為多科性高等工業院校。同時新設立以下院校：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大學、唐山鐵道學院的地質系科組-合成立北京地質學院；由北京工業學院、唐山鐵道學院、山西大學工學院、西北工學院等校冶金系科及北京工業學院采礦、鋼鐵機械、天津大學采礦系金屬組合並成立北京-鋼鐵學院；由北京工業學院航空系、清華大學航空學院、四川大學航空系合並成立北京航空學院；由北京農業大學、河北農學院、平原農學院森林系合並成立北京林學院；-由北京農業大學機械繫、北京機耕學校及農業專科學校合並成立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由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經濟系財經部份與中央財政學院各-系科合並成立中央財經學院；由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政治、法律系與輔仁大學社會系合並成立北京政法學院；由原津沽大學師范學院、天津市教師學院合並-成立天津師范學院；由原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安徽大學、震旦大學、上海學院、東吳法學院的法律系與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滬江大學、聖約翰大學的政治系合並成立 華東政法學院 ；由原聖約翰大學醫學院、震旦大學醫學院等校合並成立上海第二醫學院；由原齊魯大學葯學系、東吳大學葯學專修科合並成立華東葯學院；由原交通大學、大-同大學、震旦大學、東吳大學、江南大學的化工系合並成立華東化工學院；由原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的水利系及華東水利專科學校合並成立華東水利學院；由原南京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的航空系合並成立華東航空工業學院；由原華東師范大學、南京大學、金陵大學三校體育系科合並成立華東體育學院；由齊魯大-學經濟系與山東會計專態悄陵科學校合並成立 山東財經學院 ；由江南大學農藝系與南通學院農科等校合並成立蘇北農學院；由武漢大學、湖南大學、廣西大學的礦冶系合並成立中-南礦冶學院；由原重慶大學、貴州大學、川北大學的土木系合並成立重慶土木建築工程學院；由原重慶大學、四川大學、川北大學的化工系等系科合並組成四川化工工業學-院；由東北人民大學財政帆戚信貸、會計統計兩系與東北財政專門學校、東北銀行專門學校、東北計劃統計學院合並成立 東北財經學院 ；由原東北地質專科學校、東北工學院地-質系與山東大學地礦系合並成立東北地質學院；由東北農學院森林系與黑龍江省農業專科學校森林科合並成立東北林學院；由原復旦大學農學院移設沈陽農學院，並將東北-水利專修科並入；由河北農學院、平原農學院兩校畜牧獸醫系合並成立內蒙古畜牧獸醫學院。
經過1952年的院系調整，工科、農林、師范、醫葯院校的數量從此前的108所大幅度增加到149所，而綜合性院校則明顯減少，由調整前的51所減為21所<19>；與1949年以前工科、農林、師范、醫葯院校的在校生歷史最高年份人數相比，1952年這4個科類的學生人數從7.04萬人上升到13.84萬人，幾乎翻了一番，但政法類在校生卻從37,682人下降到3,830人<20>。
此次院系調整除了合並重組高校系科，還根據計劃經濟和工業建設的需要設置新專業，「新的專業的面則常比西方大學生主修的專業窄」<21>；同時把民國時期大學內部的「校─→院─→系─→組」結構改變為蘇聯模式的「校─→系─→教研室（組）」。此外，私立大學和原教會大學全部改為公立，撤銷了輔仁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聖約翰大學、之江大學、滬江大學、震旦大學、嶺南大學、華南聯合大學等校的校名，其系科並入當地其他院校（如輔仁大學並入北京師范大學，金陵大學文理學院各系並入南京大學相關系科）。

⑵ 民國時期各大學的學費是多少

北京大學:學費20銀圓/年,外加體育費2銀圓/年,也就是22銀圓/年,清華大學、北平醫學院、工學院、法商學院等與北京大學基本一致。
國立上海商學院、國立上海醫學院，學費20銀圓/年，但需交住宿費12銀圓，共32元。
鐵道部所屬的交通大學：40元。
國立北平師范大學：免交學宿費，但須交保證金20元，畢業（或病故）時退還，自動退學或被勒令退學，所交保證金概不退還。
師范學校一律不收學宿費。
燕京大學本科正式生：162元。
輔仁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廣州嶺南大學：約160元。
南開大學：90元。
北京市私立平民大學：51元。
私立北平鐵路大學：58元。
私立中法大學：45元。
上海復旦大學、光華大學：100元。
上海大同大學：120元。
上海大夏大學：90元。
國立大學：22-40元不等，師范類大學甚至不收學費。
私立大學：45-120元不等，中間數為90元。
教會大學：約160元。

（再來看看當時居民的收入）
一個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費為454元。當時普通工人月工資16-33元，平均為22元。
（從購買力看看）
當時一銀圓相當於1997年的人民幣30元，也就是說30年代國立大學的學費相當於今日的人民幣660元；私立大學的學費相當於今日的人民幣2700元，而最貴的教會大學的學費則相當於今日的人民幣4800元。

⑶ 林士諤的人物生平

1938年在美國發表的關於解高階代數方程的論文中創造性地提出了高階方程劈因解根法，被譽為「林士諤法」，在國際數學界被廣泛應用。1940年回國抗日，從事航空教學、研製、生產和管理工作，他研製首創的膜盒式真空速表，經裝機試飛性能良好，並獲得「光華發明獎」。1952年參加北京航空學院創建工作 ，主持創建中國第一個陀螺與慣性導航研究室和陀螺慣導專業，從無到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陀螺導航專業人才培養方案。作為學科帶頭人，注意跟蹤新技術發展，重視高校與廠所結合，為中國慣導技術的發展和培養高級技術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
他是我國航空儀表技術及慣性技術的奠基人之一，是著名的自動控制專家和航空教育家。 1913年7月1日 生於廣東省廣州市 1931—1935年 在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學習 1935—1939年 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研究院留學，獲碩士、博士學位 1940—1946年 先後在成都空軍機械學校、成都空軍儀表修造廠、成都航空研究院、南京空軍總部航空工業計劃室任航空儀表高級教官、副廠長、研究員、機械附員等職 1946—1951年 在廈門大學航空系任職 1951—1952年 在清華大學航空學院任職 1952—1987年 在北京航空學院（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任職 1987年9月27日 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逝世，終年74歲。 1913年7月1日，出生於廣東省廣州市。出生時因其母李兆春奶水不足，故由伯母陳會詩喂養，並將林士諤半過繼於她。父親林震於辛亥革命時追隨孫中山，曾任廣東北伐軍師長及孫中山大本營高級參謀，在北伐宿遷戰役中曾因重創張勛部隊而獲宿遷戰役金質勛章，孫中山曾親筆贈書「渡江英雄」。 小學階段 1919—1924年，林士諤在平遠縣東石鄉崇德小學、鐵民高小讀書。民國初，其父因病解甲歸鄉，1924年病逝。後生活無著，其母攜林士諤至北京姑母處，靠姑母林演存（曾留日學醫，北伐軍中女子紅十字軍組織者之一）在北京香山醫院醫生工資為生。1925—1927年就讀於香山慈幼院高小二年至初中一年級。 中學階段 1927年考入北京匯文中學，讀初中二年級。由於林士諤天資聰慧，勤奮好學，曾以優異成績從高一跳入高三班，於1931年高中畢業。中學期間，因姑母離職，林士諤及弟弟林士驤的學費都由與父親林震北伐期間共事的李濟深（後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先生資助。母親李兆春自此沒有離開過北京，直至抗戰勝利前2個月去世。 大學階段 1931年林士諤先後獲得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錄取資格，因上海交通大學能夠免學雜費並提供助學金，而選擇了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1932年日本侵略者挑起一·二八事件，十九路軍奮起抵抗，戰火在上海點燃，上海交通大學及眾多學校被迫停課，林士諤轉到北京清華大學借讀，數月後返回上海，1935年7月於上海交通大學提前畢業。
在上海交通大學期間，林士諤主修電信專業，四年總成績位於電信專業第二名，在校期間還與他人合作完成《太空中之波動》的科技論文。大學期間的生活費，除李濟深先生資助外，還因林士諤是北伐將士的後代而受到家鄉的接濟。 留學階段 20世紀30年代初的中國，東三省被日本霸佔，中國的大學不能開辦航空系，否則就是對日本不友好，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前，當時的中央大學只能以機械特別班的稱謂培養航空人才，大批熱血青年懷揣著航空救國的理想遠涉重洋。1935年林士諤以第一名身份通過了廣東省赴美公派留學考試，被廣東省教育廳錄取為公費留學生前往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MIT）航空系學習（在上海交通大學期間，身為林士諤學長的錢學森，由機械工程轉學航空，因而在國內多停留一年，兩人於1935年同時就讀於MIT航空系，就此結下了深厚友誼）。因林士諤學習成績出眾，學校給予獎勵，免收其學費。在讀研究生時，林士諤師從世界著名科學家、陀螺儀表專家德雷珀博士，參與了MIT無線電高度表研製，1937年10月1日，林士諤遞交了碩士學位論文《The Design of Radio Altimeter Using Frequency Molation Method》（《採用頻率調制方法的無線電高度表的設計》），對這種儀表的設計原理研究做出了貢獻。入學後翌年獲碩士學位。
在博士論文研究期間，利用MIT最早的模擬計算機對飛機自動控制下縱向與側向運動進行了深入分析，於1938年創造性地提出了高階方程劈因解根法———用二階（或m階）迭代劈因法求解高階特徵方程的實根與復根，這種方法被國際數學界命名為「林士諤法」，並被許多教科書刊所引用。。1939年5月11日，林士諤提交了博士論文《A Mathematic Study of Controlled Motionof Airplanes》（《飛機自動控制理論》），並順利通過答辯，於1939年6月獲得博士學位。 畢業回國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被日本侵略軍肆意踐踏的年代，一邊是時刻都在發生著流血犧牲的祖國、一邊是待遇豐厚研究條件優越的他鄉，矢志報國的他婉拒了導師德雷珀教授的挽留，向當時的國民黨空軍機械學校校長錢昌祚發出了自己的簡歷，並於畢業的當年啟程回國。 初期 1939年底，林士諤與畢業於上海美專的劉蓮娜女士在廣州灣結為夫婦，後經香港、昆明，於1940年初到成都，經國民黨空軍機械學校校長錢昌祚介紹至該校擔任航空儀表高級班教官，後兼任高級班主任。
1942年5月，林士諤調至機校附近的國民黨航空儀器修造廠任副廠長。同年夏季，為有效測量飛機速度，林士諤利用蘇聯飛機儀表，開始研製並改裝出一種膜盒式真空速表，為了實地試驗，將試制的儀表委託當時在成都空軍工程局辦事處的蘇聯飛行顧問，在蘇式戰斗機上進行了成功試飛，試飛數據證明，儀表符合理論設計要求，早於國外相同測量原理的空速表，且性能更優。1943年，林士諤因首創膜盒式真空速表而獲得當時航空委員會頒發的「光華發明獎」。
1944年夏—1946年春，林士諤調往成都航空研究院儀表組任研究員，從事儀表研製工作。1946年春—1946年5月，林士諤調南京空軍總部航空工業計劃室，承辦向英美訂購航空設備工作。 廈門大學時期 1946年8月，萌生退意的林士諤，在廈門大學校長汪德耀至南京要求空軍支援人員去廈大教書時，申請調入廈大，遂於同年10月赴廈門大學任航空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廈門大學期間，林士諤開設了航空儀器及設備、空氣動力學、空氣動力設計3門課，並且還從事飛機控制的安定性專題研究。後來成為我國檢測領域的知名教授黃俊欽就是他親自指導的畢業生。 清華大學時期 新中國成立後，發展航空成為科技強國的重要方略之一。1951年3月全國高校開始進行大規模調整，清華大學、北洋大學、西北工學院和廈門大學的航空系，合並成立清華大學航空工程學院。1951年8月林士諤成為清華大學航空工程學院教授，講授航空儀器學，並於1952年5月在清華大學加入九三學社，同時也是清華大學教育工會、中蘇友好協會會員。 北京航空學院時期 1952年5月，周恩來總理提出要辦專門的航空大學，中央軍委在《關於航空工業建設的決議案》中做出了籌建航空學院的決定，中央教育部對全國的航空院系作了進一步的調整。同年6月中央重工業部、中央教育部決定，並經國家財經委員會批准及中央軍委同意，正式籌建北京航空學院。1952年末，包括林士諤在內的一大批在國際上知名的學者開始匯集北京航空學院。
1952年9月27日，北航設立飛機系，下設設計與工藝兩個專業。11月，成立飛機設備教研室（104研究室），林士諤擔任室主任，教研室人員主要有文傳源、劉燕謀、黃俊欽、余德星。1952年11月，林士諤被中央第二機械工業部批准為北京航空學院院務委員會委員。1954年，成立飛機設備系（二系），林士諤擔任副主任。1956年2月，飛機設備系（二系）的儀表及自動器教研室劃分為儀表自動器、電氣無線電設備和飛機設備工藝3個教研室，分別由林士諤、馮毓江、周士炎擔任教研室主任。
1958年，他在《中國科學》上用英文發表了「真高度表的設計原理與試飛數據」，在《北航學報》上發表了「飛機在自動控制下側向及橫向過渡過程曲線的理論分析」、「調頻式無線電高度表誤差的理論分析」、「陀螺儀安裝支架誤差」以及「半解析式慣導系統參數選擇」等論文。
1958年11月，林士諤負責中蘇122項科技合作中「陀螺儀理論及其應用」項目，與文傳源、章燕申赴蘇聯考察，去列寧格勒光學精密機械學院陀螺及導航教研室聯系和聘請講學人員，還參觀莫斯科有關對口高等學校的教學及科研設備，回國後，組建我國第一個陀螺儀表及慣性導航研究室（第四研究室），因林士諤更主張在大學里開展研究工作，該實驗室是為數不多的設在大學里的重點建設項目，同年12月30日，在錢學森教授的大力推薦下，經第一機械工業部批准，由林士諤教授親自擔任研究室主任，徐學賢為支部書記、副主任。研究室參與「北京五號」無人機、「北京二號」探空火箭等研製。後來林士諤教授翻譯了《飛機儀表學》、《航空電機電器學》、《飛機設備》等教科書，為當時的教學與科研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實驗室初創之時，林士諤教授帶領大家將液浮陀螺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由概念做起。在那個物質極度匱乏、科研條件十分簡陋、信息閉塞的時代，為完成樣機研製，他們克服了難以想像的困難。為能將轉子浮起來，他甚至在家中試驗將食糖溶化充當浮液，因此曾被稱為「糖水教授」。也正是由於他們具有這種無所畏懼、勇於創新的精神，使他們率先在國內完成液浮陀螺樣機，並完成了向廠、所的技術轉移。這填補了當時中國航空陀螺儀領域中的一項空白，促進了中國慣性技術的發展。
1962年林士諤當選國家科委理論與應用力學組成員，參與制定全國力學十二年發展規劃。1964年，當選航空學會理事並兼自動控制及電子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同年還當選北京市力學學會理事、全國力學學會一般力學組主任委員。1963年，他在《數學進展》上發表了「高階特徵方程解根法應用問題」及「關於劈因法解特徵方程的改進問題」。
20世紀60年代，國外又大力開展了撓性陀螺/動力調諧陀螺的研究開發工作。林士諤教授和他的科研團隊在國內率先研製成功動力調諧陀螺儀，並積極地向國內介紹動力調諧陀螺的研究成果，連續編譯出版了兩集《陀螺儀理論及其應用譯文集》上、下（科學出版社出版），還編著出版了《動力調諧陀螺儀》一書，這對後來全國多家單位開展這種陀螺儀的研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之後我國第一個半球諧振陀螺、光纖陀螺等一批先進的研究成果都在這個研究團隊的努力下問世。
1974年，在林士諤領導下，以酈吉臣、張清濤、張惟敘、范耀祖、陳哲等人為主研製成功我國第一個動調式撓性陀螺，並於1981年獲得航空部航空技術進步二等獎。 文化大革命時期 1965年中起，受到當時政治運動的影響，林士諤與其他幾位教授也逐漸退出了院務會。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受到了多次沖擊、抄家，家中堆積如山的科技書籍如今也只剩下寥寥數本。1970年3月至1971年7月，被下放到河南確山北航五七幹校、河北寶坻縣北航五七幹校勞動。這一時期，他身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 重返北航時期 粉碎四人幫後的1979年，科學研究事業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林士諤重新被國家及多個專業協會聘為專家：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理論與應用力學學科組組員、中國力學學會一般力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航空學會電子及自動控制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航空學會自動控制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在北京航空學院（限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校內，林士諤是第一屆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同時也是第一屆學位評定委員會成員。
1979年以後，林士諤教授年事已高、多病，在1979年填寫的個人檔案中對自己的病情是這樣描述的「服葯後已能半日工作及參加學術活動」，但他始終十分重視研究生培養工作，即便是與年輕教師聯合培養研究生時，仍然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81年，鑒於林士諤教授及其團隊的豐碩的研究成果以及深厚的理論積淀，北京航空學院獲批我國第一個慣性技術及導航設備博士點。
1986年11月林士諤教授告別了他熱愛一生的講台。
1987年9月27日，林士諤因病醫治無效，在中日友好醫院逝世，終年7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