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慕尼黑大學刑法教授

1. 德國慕尼黑大學的著名華人校友

王澤鑒，台灣民法學家，曾任司法院大法官。 蘇永欽，台灣公法學家，現任司法院大法官並為副院長、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蕭文生，台灣公法學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柯耀程，台灣刑法學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陳春生，台灣公法學家，現任司法院大法官。 陳新民，台灣公法學家，現任司法院大法官。 謝銘洋，台灣民商法學家，現任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蔡明誠，台灣民商法學家，國立台灣大學專任教授 葛克昌，台灣公法學家，國立台灣大學專任教授 陳自強，台灣民法學家、國立台灣大學專任教授、法律學院副院長。 蔡宗珍，台灣公法學家、國立台灣大學專任教授、 顏厥安，台灣基礎法學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 李震山，台灣公法學家、現任司法院大法官。 林鈺雄，台灣刑法學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 劉孔中，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員。 彭鳳至，前司法院大法官、曾任最高行政法院院長。 陳繼盛，台灣勞動法學家、前總統府資政、曾任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系研究所所長 林菊枝，台灣身分法學家。 郭明政，台灣社會法學家，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 吳秀明，國立政治大學專任教授、現任公平交易委員會主任委員。 姜世明，台灣民事訴訟法學家、國立政治大學專任教授。 陳志輝，台灣刑法學家、國立政治大學專任副教授。 劉幸義，台灣刑法學家、國立台北大學專任教授。 鄭逸哲，台灣刑法學家、國立台北大學專任教授、銘傳大學兼任講師。 張文郁，台灣公法學家、國立台北大學專任教授。 汪猷，1937年獲博士，1997年歿，中國科學院院士，有機化學家，法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張麗卿，國立高雄大學專任教授、法學院院長、曾任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庄國榮，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前教育部主任秘書。 洪丁福，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專任教授。 林東茂，台灣刑法學家、東吳大學專任教授 洪秀芬，台灣民商法學家、東吳大學專任副教授。 李惠宗，國立中興大學專任教授、公法學家。 黃啟禎，台灣公法學家、東海大學專任副教授。 張志銘，國立台灣大學專任教授。 陳顯武，國立台灣大學專任教授。

2. 請問教席教授是什麼意思

一般來說，一些大企業會
對教育事業有一些贊助，教席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個贊助形式。企業捐一筆款，這筆款是專門用於教學和研究的，他們會請一些在教學和研究方面非常有成就的教授來
承擔捐贈教席的教授。大學傳統的職稱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等，最高級別是捐贈教席教授，這是很難得的職稱。在美國最大的商學院中，每個專業也就有
1－2位捐贈教席教授，這是對學校、也是對捐贈教席教授本人的學術和教學水平的認可，它應該說是一種榮譽。

這是德國教席教授的介紹：
德國的大學教席制度與大師的誕生

在著名的大學里，一定有大師，而大師的形成，與制度保障不無關系。而德國的大學教席制度，正可謂成就大師的制度

作者曾經就讀過的德國慕尼黑大學

楊萌

截至到2005年，德國各州大學都按照新的公務員法將教授劃分為三個等級，且對應著不同的薪酬。其中最低的一級是專為類似美國的「副教授」而
設，旨在鼓勵年輕出色的博士免經傳統的教授資格認證程序而直接進入教授隊伍。但是，教授未必擁有「教席」，而只有擁有「教席」位置的教授才至少會配備一名
秘書和學術助理。這樣的「教席教授」享有固定研究經費以及在人事上的支配權，有利於形成自己在研究方向上的特色。同時，即使同為三級教授，具體到個人，所
享有的資源也不一定相同。
筆者結合自己在慕尼黑大學法學院求學時的觀察，以教授的席下資源為切入點來介紹德國教席制度特色以及對教授形成研究特色所帶來的影響。

德國沒有「評職稱」

與我國科研教學人員「職稱評審」體系不同，德國並沒有「評職稱」這種說法。
大學教席數量與級別是相對固定的，即根據實際的需求來設教席，且是終身制。申請者只要符合教席的各項要求，申請成功後就是該教席的主持人，被貼上該教席的級別標簽，享有該教席的所有資源。
這就意味著，若教席擁有人不滿永遠呆在二級教授的教席上，就必須申請高級別的教席。為此，他必須盡早針對其他法學院的三級教席的特色著手准備申請，包
括出版一流的專著以及在著名專業雜志上發表論文，數量自然是越多越好。當然，這里還有一個重要前提：他想申請的其他大學法學院里有教授因為退休或者另就他
職而形成的三級教席空缺。
因此，一名教授要擁有教席資格，首先必須具有較強的學術實力，形成了鮮明的研究特色。
例如，慕尼黑大學是首批被德國納入「精英大學計劃」的三所高等學府之一，其法學院是德國著名法學院之一。學院為刑事法學學科設置三名三級教授和兩名二
級教授，其中僅三級教授擁有教席資格。這五個教席在研究方向上各有特色，且相對固定，相互間配合非常默契，但也並非沒有變化。例如，德國著名刑法學者羅克
信(Roxin)教授主持的教席所配備的資源是五個教席中最充沛的，這個教席的研究方向是刑事法學和刑事訴訟法。羅克信教授退休後，其主持的教席由以計算
機刑法研究聞名的西伯(Sieber)教授接手。
一年後西伯教授就任著名的「馬普外國刑法和國際刑法研究所主任」，其教席繼任者薩茨格(Satzger)教授的研究方向是歐洲刑法。教席的易手無疑意味著法學院研究重點領域的變化，由此可見教席教授的影響力。

教席教授擁有三大資源

一名教席教授至少擁有行政秘書、學術助理和小型的專業圖書館三大資源。此外，教習教授也可以聘請在校學生作學生助理。當然，圖書館也對外開放，
任何人憑借有效的個人證件都能進行圖書查閱。有的三級教授還有自己的研究所，或者幾位教授共同負責一個研究所。例如，許納曼教授是慕尼黑大學「法哲學和法
信息學研究所()」執行主任，同時還是「整體刑事法
研究所()」主任。他有1名全職行政秘書，6名全職
或半職(還有的是1/4職)學術助理，2至3名學生助理，和1個專業圖書館。
1、行政秘書的特殊作用。許納曼教授選用的行政秘書為這一教席服務了數十年，自該教席前任主持人考夫曼教授在任時就已在崗，是一位業務熟練的女士，負
責維護研究所內部的日常秩序，為來訪者安排與教授見面的時間等。教授在外做長途學術旅行時，會通過電話錄音給秘書，安排各學術助理和學生助理的工作重點，
對博士研究生進行論文指導。內容由秘書列印出來，分發到相關人員手中，從而省卻了給眾人一一寫郵件的麻煩。秘書負責列印的錄音內容甚至還包括：教授對各類
論文的鑒定意見，為其指導的獲得獎學金資助的外國博士研究生給不同基金會擬定的意見，以及各類邀請函，等等。由此可見，行政秘書必須具有良好的保守秘密的
職業操守，她的工作極大地減輕了教席教授文案工作的負擔，有著重要地位和作用。
2、學術助理和學生助理的用場。學術助理和學生助理的數量會根據教授承擔的項目數量及工作強度發生微調。
申請學術助理位子的人通常可分為三類：第一，已有法學文憑並打算跟隨教授攻讀博士；第二，獲得博士學位後正在撰寫教授資格論文；第三，單純是為了參與教授主持的課題。
學術助理的職責主要包括：教授出差時代教授上課，負責為小型研討課以及研討課進行前期文獻准備、輔導學生選題，修改試卷和公布成績，參與教授主持的項
目課題，為教授參與的著作編撰工作提供文字校對、文獻更新及查詢支持，等等。在項目較多的教授手下做學術助理，無疑可以得到更多磨練，從而更快地成長起
來。
此外，教席教授還可以聘請學生助理。學生助理與學術助理雖僅有一字之差，但其地位和作用迥異。法學院的大學生進入第六個學期後，成績比較出色的可以申
請成為教授的學生助理，負責簡單的文字校對和文獻查詢，復印文獻以及借閱圖書和從大學信件中心取信件等簡單工作。有的學生就是從助理做起，經過歷練，後來
成為教授的學術助理，在教授指導下寫博士論文，直至獲得教授資格。
3、小型圖書館的多功能用途。教席教授名下的小型圖書館的藏書以專業圖書為主，而且符合各教席的研究特色的要求。例如，許納曼教授席下的圖書館收藏有
豐富的法哲學書籍。有一位台灣師兄曾經半開玩笑地說過，他就是沖著這個圖書館來慕尼黑做博士論文的。其實，圖書館的空間實在是太有限，研究里的圖書資料還
有條理地分布在研究所的其他多間辦公室。筆者在教授手下寫論文期間，2/3的時間是在一間專為外國博士候選生設置的辦公室度過的，除了窗戶一側，辦公室里
三面牆壁都因堆滿文獻而成了書牆。
圖書館外表老舊，卻忠實履行著多項職能。這里是國家司法考試的口試舉行地之一，是各種研討課舉行地，也是博士口試的進行地，還是外國博士候選生的過渡辦公室，甚至是研究所迎接聖誕、慶祝某位同事博士論文或者教授資格論文獲得「優秀」的歡慶場所。

教席資源與教授研究特色的良性互動
教席教授擁有的各種學術資源為教授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提供了基本條件，反過來，教授的學術特色則可以引來更多的學術資源，二者之間形成了良性互動。
教席制度為教授配置的各種學術資源保證了教授們能全心投入教學科研，成就自己，而著名的教授們卻成就了大學之榮。在著名的大學里，一定有大師，而大師
的形成，與制度保障不無關系。而德國的大學教席制度，正可謂成就大師的制度。不僅如此，德國的大學也有著尊重學術傳統的特色，這樣就可以使得大師們所擁有
的學術資源能夠代代相傳。
在這種制度安排下，教授們自然會有閑暇的心情賦予自己教席的個性化特徵。它可以是沉靜、安詳的，也可以是生動、活潑的。但所有教授都會以自己的方式給這個教席的所有成員帶來一種家的感覺。
有的教授喜歡定期組織助手們郊遊或遠足，順便在森林裡尋找不同的鳥類，比如曼海姆大學的庫倫(Kuhlen)教授；有的喜歡組織大家到啤酒節上品味酒香，或舉行家庭燒烤宴，如許納曼教授。
寫到這里，筆者突然想起第176屆慕尼黑啤酒節開幕在即。許納曼教授應該會照樣在特蕾莎廣場的某間啤酒大棚里預訂幾張長桌，帶領所有的助手和客人陶醉
在一片酒香和樂海里。這位《瓦格納最後的愛》的劇作者喜歡歌劇，酒至酣處會引吭高歌，隨口來一段歌劇。他在專業上的卓越成就以及他對教席人員的感染力，既
有個人素質和能力為基礎，更有德國的教席制度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