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問題研究教授在香港大學的演講

Ⅰ 香港大學教育制度與就業問題剖析

計劃去香港留學的學生和家長，在選擇高校和專業的時候都會遇到一些困惑，那麼究竟該選擇什麼樣的學校和專業更有前途呢？香港大學的教育制度究竟是什麼樣的，畢業後有前途怎樣？下面就看看專家的剖析。

香港大學教育模式如何，香港大學前途又怎樣？

上大學的目的是為了一個好的發展前途，上香港大學的目的更是為了一個好前途！那麼香港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什麼呢？讀完香港大學前途如何？這篇文章將給你帶來幫助！

作為與內地完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體制中發展起來的香港高校，雖然受到了內地考生、家長乃至有關學者的熱捧，但它們具體情況，實際上大多數內地人並不了解。它們究竟是怎樣的學校，奉行怎樣的教育理念和教學體制？學生在那裡會受到怎樣的教育和訓練，又會向哪些方向發展，有怎樣的前途？

特別是，已經有人指出，今年是中國加入WTO時承諾開放教育過渡期的最後一年，教育市場的全面開放，已是不遠的事。了解香港的大學是怎樣運作的，就顯得更有意義。

目前在香港，一共有8所大學，另外還有許多學院。這8所大學是：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理工大學、嶺南大學、浸會大學、城市大學和教育學院。其中前三所，實力最強。

香港大學正式成立於1911年，已有近百年的歷史，也是香港8所大學中歷史最悠久的。它與香港中文大學是香港僅有的2所綜合型大學，包括了建築學院、文學院、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等10所學院。在2004年英國《泰晤士報》公布全球最佳200所大學中排名第39位。

而香港中文大學，是由四所書院組成的。除資源分配、招生政策等由本部中央管理，各書院行政獨立，享有書院文化發展的自由。這四所書院都有其各自的背景。像新亞書院，就是由一批著名學者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創立的，成為當代中國，特別是在歷史、文化學科的一個學術重鎮。崇基學院由於是香港基督教教會代表所創辦的，因此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響。

與前兩所大學不同，香港科技大學的歷史非常之短。它創立於1988年，於1991年10月才正式開學。但是，在短短十幾年裡，它已在《泰晤士報》的全球最佳200所大學排名中，位列第42名。從辦學模式上講，科大模仿了美國公立大學，其75%的教師在北美62所一流研究型學府中取得了博士學位。

在香港，一般來說人們會認為老牌的香港大學是英式教育的`代表，中文大學，則飽受中國文化的浸泡，而後起之秀科技大學，是典型的美式教育。然而，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香港中文大學的盧乃桂教授認為，應該說它們現在都是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是混合的、港式的教育模式。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信剛這樣向本刊記者表達他的辦學理念：重視人文精神和科技成果的相互配合，提倡學術自由、表達自由、信息流通自由。我當校長快11年了，我的治校理念很簡單，就是讓學校更像一間大學。

而中文大學的副校長鄭振耀用更簡潔的話總結他們的辦學理念：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

香港的8所大學均屬於公立大學。每所大學都是通過有關的香港法令組建的。該法令總體上規定了大學的權利和責任、特權和構造，而這些規定的修改權只屬於香港立法會。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科學部教授、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丁學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香港政府設有一個專門的大學撥款委員會，通過不定期的研究評估，分配政府的教育撥款。政府的財政撥款，一般用於學校日常運作；而社會捐助部分則一般用於具體的某項事務，例如設立某項獎學金，建立某個研究所，修建某項設施等。

雖然8所大學均屬於公立性質，但政府並不直接參與管理。鄭振耀介紹，依據香港法令規定，大學的最高決策機構是校董事會。校董會主席由香港特首任命，董事會成員也需由主席提名，並經特首批准通過。這些成員中，有超過一半是校外的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的人，例如，立法會議員、工商教育界知名人士等。來自校內的董事，則由校長、各學院院長以及一些著名教授組成。目前香港所有高校都會把校董事會成員控制在30名以內，並且每名校董都有其固定任期。

學校中最重要的決策均要通過校董事會。例如聘請校長，就是由校董會成員組成一個專門的小組，在全世界內進行公開招聘。

但學校日常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學術、教學上的工作，都是由教務委員會來處理。教務委員會全部是由教授和學生代表組成，其中教授佔多數。只要是在教務方面的決策，校董會都會尊重教務會的有關決定。

香港大學的教育制度與就業問題剖析

丁學良在其著作《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一書中介紹了科大教師的聘用過程。每當有空缺職位時，該系會成立專門的錄用委員會，並在多家英文和中文的專業期刊公布招聘信息。委員會由資深和資淺的教員搭配構成，經過幾輪篩選和無記名投票後，選出候選人，有關的結果和系主任的意見經由學院復議，最後報學校批准方可聘用。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現任教於北京大學醫學部公共衛生學院的劉繼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香港高校新教師的聘用，均是採用合約制，一般是3年一簽。

除了教師招聘制度，香港教師的評審制度也非常嚴格。鄭振耀把教師的評審、晉升指標歸納為4點。首先，是教師的學術成就；第二，是他的教學水平；第三，是教師的社會服務；這其中包括參與不同的社會機構，例如政府的一些咨詢會議、專業團體的工作，而這些都是非牟利性的；第四，就是對學校、書院、學院所做的貢獻。而有關的評審也是由教員組成的學術評審委員會完成的。

香港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物流管理系的大一學生金韜，目前正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參加一項自費的暑期交流活動。快要考試了，我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屋裡復習《流體力學》，不過抽空兒也去了一趟拉斯維加斯。這次暑期交流的機會是她從學校寄給每一個學生的電子郵件中獲知的。而學校一般都是通過電郵的方式把各類實習、交流機會的信息傳遞給學生。學生只需填寫有關的申請表，就可以參加這樣的交流活動。

在香港高校，這種國際交流是非常習見的。據鄭振耀介紹，中文大學每年有2400多個各種不同時間長度的國際交流名額提供給本科生。中文大學已與180多所著名的海內外學府開展學生交換計劃，其中就包括哈佛、耶魯、康奈爾等世界頂級大學。

港大、科大的情況與中大的情況基本相似。據資料顯示，3所學校每年的學生交換計劃均不少於400個名額。香港理工大學潘宗光告訴本刊：我們每年有500個交換生名額。交換的學校一半在內地，一半在海外。我們的目標是幫助我們的學生在畢業之前，每人都有一次離開本土的機會。這個目標現在我們已經實現了一半。

世界各地的學生也在涌進香港校園。用科大人文社科部讀研究生孫元嘉的說法，你隨時可以看到各種不同膚色的人，連老師的構成也是多元的。

在港大2004～2005年度的官方資料中，在1萬多名在校生里，有超過1000名的非本地學生，來自世界上35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

段海燕是北大政府管理學院大四的學生，大三時曾去香港中文大學做了半年的交換生。在中大期間，她選修了高階德語課。令其深感佩服的是，老師是個德國人，德語和英語的水平自不待言，就連廣東話和普通話都轉換自如。

在香港科技大學生物化學系讀二年級的張怡也非常感嘆：就連我的1門選修課——《中國歷史》的老師，都是耶魯大學畢業的博士。

據鄭振耀介紹，中大的教師都是從全世界公開招聘的，95%的教師擁有國外名校學歷。鄭認為，每一名從國際名校歸來的老師，都會有他的國際聯系網路，從而也就使得學校能夠跟世界各地的知名大學，有較為密切的聯系，這樣，我們的課程、教學、管理等都會有著很好的國際性的背景。

國際交流，不單單體現在人從國外來。所有曾在香港高校求過學的人，對於學校信息資源的豐富與快捷都深有感觸。香港大學博士、現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的隋玉傑副教授告訴本刊，香港高校的書資料系統非常全面，尤其是國際領域的最新成果，可以隨時檢索到。

有些需要付費才能看到全文的文章，只要你提出申請，學校都會馬上幫你轉過來，在這方面學校都有相應的補貼。

劉繼同教授對此也深有體會。他記得一本名叫《社會政策》的英國學術期刊，在中大書館中，甚至可以查到從20世紀初創刊以來的每一期。

Ⅱ 揭秘哈佛「史上最大單筆捐贈」背後的神秘家族

據報道，此次陳氏家族「慷慨解囊」捐出的贈款，佔到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近期籌資計劃目標的75%以上，哈佛公共衛生學院原先計劃在2018年前籌資4.5億美元。

這次陳氏家族對哈佛的巨額捐贈，也讓這個神秘的中國富豪家庭和晨興基金掌門人陳樂宗先生，再次進入了人們的視野。輿論界和媒體界發出了不同的質疑和探尋。陳樂宗是何許人也？

很少接受采訪的陳樂宗非常低調，在網上很難搜到和他有關的全面詳細資料，而捐贈哈佛的新聞也不是晨興所發布，是哈佛首先發布的。陳樂宗從一位成功的投資家、科學家，到低調的慈善家，如今再到支持教育，陳樂宗先生的人生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角色間的轉換，所有的角色背後貫穿了一條主線，就是以個人力量推動世界的改變，以生命改變生命。

而他旗下的晨興創投早已在業內全球聞名，曾成功地投資了眾多耳熟能詳的高科技公司，如搜狐、迅雷、攜程、YY等一大批在美國上市的公司，近期在國內比較有名的是大手筆投資了雷軍小米手機，是小米最大的投資方。

「您對財富的終極態度是什麼？」

曾經面對記者采訪，陳樂宗微笑地說：「財富是身外物，我有我的生活方式，財富再多我也不會改變我的生活方式，我個人的生活需求非常簡單，有一些事情我是不會做的。我不會開什麼名貴的汽車，我開的就是一個普通大眾汽車，我覺得機器啊什麼，性能，質量都很好，足夠了。」

2014年，陳啟宗、陳樂宗兄弟以29.5億美元的資產總額在福布斯香港富豪排行榜上位列第17位。但生活中陳樂宗非常簡朴低調，帶的是普通電子石英錶，開的是普通大眾車。於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他和他的家族對社會公益和教育的支持，卻一鄭千金，不計任何回報地慷慨大度。

除了企業家和投資家外，陳樂宗本人的另一個身份是生物科學家，曾任哈佛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研究員。他說：「因為我自己是搞科學的，所以我對科學和教育方面的支持比較多。」

陳樂宗和陳啟宗弟兄倆所屬的陳氏家族，在全球范圍內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兄弟倆是很多全球經濟組織、機構、甚至美國總統家的座上貴賓。陳氏家族的財富史源遠流長，兄弟二人的父親陳曾熙1923年就出生於天津的一個富豪家庭。「富不過三代」的魔咒似乎和這個家族無緣。

為什麼這個家族如此樂善好施但又異常低調？

一方面，和陳樂宗的父親有關，他小時候，父親已經是成功的商人，但每逢有窮人在教育上需要幫助，父親都毫不猶豫地慷慨解囊，父親對他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他們也延續了家族的傳承。所以，此次捐贈，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以他父親的名字命名，以表紀念。

另一方面，陳樂宗從小是在香港的教會學校長大的，在那裡度過了小學和中學。在那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信奉基督，更有悲天憫人的情懷。直到現在，在他的演講中還常常引用《聖經》中的金句。作為一個商人、一個科學家、慈善家等多重身份，他用自己的方式來踐行上帝賦予他的使命和呼召。陳樂宗在香港大學崇基書院講演時，勉勵那些莘莘學子，引用聖經的話語。舊約《聖經》〈箴言〉四章二十三節說：「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陳樂宗認為當前商業社會已經徹底墮落，人們的貪婪和無底限導致了金融危機。改變世界的方式是什麼？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在陳樂宗看來，改變人靈魂可能是最難的，但改變是有可能的。陳樂宗透過支持教育、慈善、文化等渠道，以自己的方式不斷地改變世界。對抗急功近利的「香港中環價值觀」，也對抗貪婪「華爾街的價值觀」。 

在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畢業典禮演講中，陳樂宗如此勉勵面對那些即將畢業的精英學子：「倘若人類在消弭戰爭丶犯罪丶仇恨和貪婪等臻善功夫上成績乏善可陳，只望我們在改善人類健康方面會有較佳的表現。」他在多個場合表達，「我不忘神說，』 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這個托負，並對他的恩典永懷感激。」

很多網友質疑：為什麼這么大手筆的捐助，給了並不缺錢的美國的哈佛大學，而不捐助中國的大學或中國的慈善機構？

陳樂宗本身是哈佛大學校友，上世紀70年代先後在該校公共衛生學院獲得碩士及放射生物學博士學位，並曾在哈佛醫學院從事癌症方面的研究工作，而校友捐款回饋母校是哈佛優良的歷史傳統。

捐資大學在歐美發達國家早已是悠久的傳統，這來源於優良的文化傳統，也來源於長久積累的優質校友網路，良好的信用機制是有力保障。陳樂宗本人不僅長期捐贈自己的母校哈佛大學，而且還一直承擔為母校募款的職責。他說，「基本上，無論你捐哪一所美國大學，都有相當的信心這個錢不會亂花。法律的制約，還是民間的風氣都是保障。」

陳樂宗分享了一個最近的案例，上世紀60年代有個家族基金捐了一筆錢向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捐贈了一筆很可觀的錢。當時捐贈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在美國政府做外交的人才，但是近年這個家族卻發現他們的捐贈學校卻沒有用在培養這樣的人才方面。後來這個基金就將普林斯頓大學告上了法庭。陳樂宗說：「美國的私立大學財政對外的透明度是很高的。每個大學只要是非盈利性質的，管理層里高管的工資多少都要披露的。比如哈佛大學校長一年工資多少上網都查得到。」

陳樂宗說：「你看美國的大學，現在美國頂尖的大學都是所謂私立大學，當然他們私立也是非盈利性質的。如果你回看50年前，全美國最強的大學是加州大學的伯克利分校，但是隨著加州政府財政不好，類似伯克利這樣依靠公費運營的大學就在走下坡路。去年，哈佛大學啟動了一個募捐的計劃，目標是要募集65億美元，在美國，除了哈佛，還有很多其他大學，都是以多少個10億美元為目標去募捐的，像賓州大學，斯坦福啊，最近都在搞這種計劃。美國私立大學的抬頭，可以顯示出民間捐贈是大學能保持優質教育的一個源泉。」

事實上，陳氏家族在中國對教育也有很多的捐助和支持，如中科院晨興數學基金、在北大、復旦和浙大等大學設立的獎學金等，在香港捐建了香港中文大學晨興書院等等，數不勝數。

為什麼捐贈給哈佛公共衛生學院，鎖定在公共衛生醫療范圍和領域？

陳樂宗曾公開表示，醫學往往聚焦於個體治療，但預防性公共衛生計劃能夠影響整個社會。「如果你看看這個世界，你會發現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公共衛生，」他告訴英國《金融時報》，他提到了當前的埃博拉(Ebola)危機。「如果我們要有效應對全球健康威脅的話，公共衛生肯定是這個解決方案的一部分。」陳樂宗說。

高科技的發展，可以拯救更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在接受《人物》雜志采訪時，陳樂宗說：「小孩肺炎這個疫苗，現在在美國一個小孩打這個疫苗要260美元，那這個價格很高的，發展中國家的小孩沒法能負擔這種疫苗。那麼能把這個疫苗價格下降的，也只有靠新的科技。所以我前幾年就開始做這個事兒，跟哈佛大學一個教授合作，用新的技術把這個疫苗的生產的成本降下來。希望有一天就不是260塊，可能是26塊，可能2塊6毛。這樣就大量的甚至發展中國家的小孩也能用得上，得以幫助更多人。」

作為美國最高等級的公共衛生培訓機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不僅為醫療體系進行最先進的科學研究，為醫療衛生系統培養人才，也為政府決策提供和影響決策的政策分析。這個學院有著輝煌的歷史，學院的研究成果挽救了全球無數生命，或是減輕了人們的痛苦；學院教人們如何吃得更健康，讓新出生的嬰兒避免感染艾滋病毒，推動美國通過清潔空氣條例，幫助人道主義救援人員在災難中更有效率地工作，轉變整個公共衛生領域的觀念和實踐。

中國目前有非常嚴重的霧霾（PM2.5）問題，美國也曾面臨嚴重的空氣污染危機，正是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的一份研究報告，推動美國國會通過了《清潔空氣法案》（1963 年），最終開始解決這個問題，極大地推動了美國環境和健康保護。

中國基本實現了農村醫保，哈佛公共衛生學院蕭慶倫教授可以說功不可沒。他長期在中國最基層調研和考察，與中國的衛生部門的官員討論，從而設計出將中國貧民納入保障的醫保政策，並最終被採納，惠及數億人。分析家認為，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的優異成績和良好傳統，都應該是陳樂宗和他家族的晨興基金願意傾力支持的原因。

生命不只是科學，還有很多未知需要探索。在香港崇基書院對青年學子的演講，更能表達他的立場，他說：「人的內心世界除了人的魂還有人的靈，靈是令人能與神交通的器官，人需要與神有交通，如藉祈禱丶靈修丶祟拜，在這交通中，神就把衪那聖潔丶公義與慈愛的屬性傳輸到人里，成為人的美德，所以人與神的溝通是高尚道德的泉源，是抵抗誘感力量的供應站。理性與靈性，屬兩個不同的境界，在一個多維的內心世界裡，二者不但可以兼容並包，並且可以相輔相成。2006年哈佛大學課程改革委員會提出建議在哈佛大學本科生課程里，加入一門「理性與信仰」的必修課，無論個人在這問題上最終的結論如何，信仰是每個青年人成長過程中應該思考的問題。」

文章來源自網路，港漂圈我編輯整理

 

Ⅲ 錢易有哪些學校任過訪問教授

錢易在學術交流方面擁有豐富的國際經驗。他於1981年至1983年期間，作為訪問學者赴美國康乃爾大學進行深入研究，這一階段對他的學術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接著，他在1988年至1989年期間，擔任荷蘭德爾夫特技術大學的訪問教授，進一步提升了他在國際教育領域的聲譽。

自1989年起，錢易頻繁地在世界各地的知名學府進行講學，足跡遍布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英國帝國理工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等，分享他的學術見解和研究成果。他的學術影響力跨越了國界，他的講座不僅傳授知識，也促進了學術思想的交融。

2000年，錢易的一項傑出成就在於他被選為富爾布賴特傑出學者，訪問美國7個城市，並進行了多達12次的學術演講。這次訪問不僅加深了他與美國同行的聯系，也推動了環境保護領域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展示了他對環境保護問題的深刻關注和全球視野。

總的來說，錢易的學術交流經歷豐富多元，他的每一次講學和訪問都體現了他對跨文化交流的積極參與和對環境保護問題的深入研究。

錢易，著名國學大師錢穆之女，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系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委員，全國婦聯第八屆副主席，1951年至1952年在江蘇省蘇州市文聯、蘇南文教處工作。1952年至1956年在上海同濟大學學習。1956年至1957年任上海同濟大學助教。1957年至1959年為清華大學研究生。1959年後歷任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環境模擬與污染控制國家重點聯合實驗室主任。

Ⅳ 黃朝翰學術履歷

黃朝翰先生在學術界擁有豐富的經歷，他的職業生涯早期從1966年至1971年，他擔任了香港大學經濟系的教職，這段時期對他的學術積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接著，他於1971年至1990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經濟系任職，這長達二十年的教學與研究經歷，無疑使他在經濟學領域積累了深厚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的教學經驗。

黃先生還曾作為客座教授，活躍於國際學術舞台。他在美國的佛羅里達大學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分享了他的專業見解，為東盟研究貢獻了獨特的視角。在世界頂級學府，如美國的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耶魯大學經濟成長研究中心，以及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他更是以客座研究員的身份，深入研究並發表了多篇有影響力的論文。

最後，黃先生還曾有幸訪問美國斯坦福大學，作為訪問學者進行學術交流和研究，進一步拓寬了他的學術視野和研究領域。他的學術足跡遍布全球，顯示了他在經濟學領域的卓越貢獻和國際影響力。

  黃朝翰教授黃朝翰，1939年生於廣東，新加坡資深中國問題專家、著名經濟學家，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學術所長。自1970年以來，曾前往國外80多所大學和研究機構作學術專題演講，並參加過300多個歐美亞太各國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此外，亦曾擔任多個國際組織顧問。其中包括聯合國亞太社會經濟組織，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國際勞工組織，亞洲生產力組織，亞太發展研究中心，亞洲發展銀行，及巴黎的國際商會等，也經常為新加坡政府多個項目提供咨詢顧問。[1] 1990-1996年期間曾任新加坡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前身）所長。

Ⅳ 鍾揚教授談「美國當代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如何看待中國和中美關系」

本次活動的主題為解讀中國：美國當代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如何 看待中國和中美關系，美國田納西大學政治學系鍾揚教授擔任特邀主講，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張小勁教授擔任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董禮勝教授、中央民族大學袁 賀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李慶四副教授、成曉河博士、崔守軍博士、談火生博士、陳偉博士、唐海華博士、孫龍博士等研究者，以及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國 際關系學院和其他多個學院的教師和博士生、碩士生和本科生共50多人參加了此次沙龍活動。
鍾揚教授是美國田納西大學的政治學系教授，並兼任亞洲研究研究負責人、學校國際交流中心主任，長期從事亞洲政治、比較政府、政治發展和中美關系的研究和教學，曾兩次擔任美國中國政治學會的會長。鍾揚教授曾多次來我校講學和交流，他在擔任美國中國政治學會的會長期間，推動美國中國政治學會和大陸學術機構的合作，連續主辦了多次重要的國際研討會，促進了大陸學界對於國際政治學學術發展動態的理解和認識，提升了中外政治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
鍾揚教 授演講的資料來源於他在2006年完成的一項調研。這項研究以美國設有政治學博士學位項目的所有大學為樣本框，共向其中的300多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發送 了電子和紙質問卷，成功回收了130多份有效問卷。回答問卷的被調查者中，1990年代獲得博士學位的大約佔33％，2000年後獲得博士學位的大約佔27％，兩項合計佔60%。這說明被調查者中，中青年一代學者占據多數。有60％以上的被調查者曾在大陸或者台灣、香港等居住六個月以上，因而大多對中國有比較切身的了解。鍾揚教授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曾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了美國學者對中國以及中美關系的看法，從一定意義上說，2006年完成的這項研究，是1990代同類研究項目的追蹤式延續。
鍾揚教授的報告即基於對上述調查數據的初步分析而加以展開。具體而言，鍾教 授問卷調查的內容主要覆蓋了中美關系、中國政治、台灣和香港問題三大部分。依據調查，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對當前中美關系的總體狀況謹慎樂觀，選擇 very good的只佔2.29%，選擇good和fair的分別佔38.17%和54.20%。而對於中美關系未來走向，認為會變好的佔10%，認為 不會變化的大約佔34％，認為會變壞的佔27％，有29％表示說不清楚。總體而言，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對未來中美關系的發展則堅持比較謹慎的態度，維持現 狀占相對多數。
關於布希的中國政策，有60%的美國學做出了比較正面的評價。而對中美關系中議題重要性的排序設問，美國的中國研究者普遍將亞洲區域穩定、中美經貿關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民主化、人權問題居於比較次要的位置。
關 於台灣問題，在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中，40%的被調查者認為，台灣應更多地為當前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承擔責任，而大約有34%的被調查者認為，大陸應該承 擔更多責任。關於台灣問題的未來，有40%的被調查者認為，在未來30年之內可能維持現狀，約29%的學者認為在30年之內可能和平統一。當問及如果台 灣受到大陸軍事攻擊之時，美國是否會捲入沖突之時，近80%的被調查者選擇May Be，這取決於當時的具體情境。
關 於中國崛起這一問題，被調查者之中，認為中國不會崛起的僅僅佔10％，認為中國會和平崛起的佔24％，認為可能會以進攻性、軍事性的方式崛起的佔11％， 選擇很難說的比例最高，佔55％。這說明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和平發展的決心的認知尚不夠深入。關於中國的經濟改革，超過90%的被調查者持積極 評價的態度。關於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有約36%的被調查者認為非常成功或者成功，有約48%的被調查者認為一般，認為不成功或者很 不成功的大約只佔14.5%。關於台灣過去20年的民主經驗，有10%的被調查者認為完全成功，超過70%的被調查者認為比較成功，認為一半 成功一半失敗的佔16%。認為完全不成功的只佔非常小的比例。
鍾揚教授在近一個小時的演講中，對其研究過程和主要結論進行了比較系統的介紹。考慮到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在美國的決策體系中佔有一定的地位，而他們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對於塑造美國公眾的中國觀或者中國認知，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鍾揚教授的調查和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這點獲得了與會老師和同學的廣泛認同。
在自由討論階段，方法論問題是與會教師和同學關注的一個重點。張小勁教授和董禮勝教授特別關注被調查者的代表性問題，而成曉河博士則特別關注美國的中國研究者的代際轉換及其研究轉向問題，孫龍博士特別關注郵寄問卷的回收率問題。張小勁教授和孫龍博士還就該數據的進一步的相關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議。鍾揚教授就教師和同學提出的問題進行了解答。與會學者還圍繞中國對外關系發展中的軟實力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隨著本次沙龍在熱烈的掌聲之中結束，政治學雙周學術沙龍以比較高的學術水準和良好的組織工作，圓滿地結束了本學期的講座和討論。

Ⅵ 請問有誰知道這位經濟學家是誰嗎

Jeffrey Sachs (傑弗里·薩克斯)

1954年生於Detroit，是美國經濟學家。1976年從德國學士畢業後去了美國，1980年開始博士工作在哈夫。2002年開始主要研究可持續性發展以及健康問題的經濟項目，特別在宏觀領域中。
於1954年生於密西根州的底特律。他在1976年於哈佛大學以優異成績獲得學士學位，又分別於1978年和1980年在哈佛大學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他1980年以助理教授身份加入哈佛大學教師行列，1982年升任為副教授，1983年成為正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任國際發展中心(CID)主任，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HIID)前主任，哈佛大學國際貿易 Galen L. Stone 教授，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員。
自1999年9月至2000年3月，他曾在國際金融研究所顧問委員會任職，此委員會由美國議 會建立。目前，他還是世界衛生組織中宏觀經濟與健康委員會主席，任期從2000年至2001年。傑弗里·薩克斯 給拉丁美洲、東歐、前蘇聯、亞洲和非洲多個國 家的政府做經濟顧問。他還是《全球競爭力報告》顧問部的聯合主席，IMF、世界銀行、OECD及聯合國發展項目的顧問。紐約《時代》周刊曾經稱他"可能是 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學"，在1994年12月那一期的《時代》雜志，介紹了50位前途遠大的青年領袖，其中稱贊他為"世界上最知名的經濟學家"。1997 年，法國《Le Nouvel Observateur》把Sachs教授列入到全球最重要的50位領袖的行列中。他的各種專欄出現在世界50多個國家的 報紙上，他也經常在諸如紐約《時代》周刊，《倫敦金融時代》，以及《經濟學家》這樣的主要刊物上發表文章。
傑弗里·薩克斯曾經獲得過多種獎項和榮譽，包括美國文理學院、哈佛研究院協會成員，以及世界計量經濟學協會研究員。他是布魯金絲經濟學家小組、 中國經濟學家協會顧委部、以及其他許多組織的成員。他曾分別於1990年在瑞典的St. Gallen 大學、1997年在秘魯的Pacifico大學、 1998年在香港嶺南學院、2000年5月在保加利亞的Varna經濟學大學和紐約的Iona 大學獲得榮譽學位。
傑弗里·薩克斯教授在很多地方做過不少著名系列講座。他在倫敦經濟學院做過Lionel Robbins 紀念講座，牛津大學做過約翰. 希克斯講座，在Tel Aviv做過David Horowitz講座，在雅加達做過Panglaykim講座，在耶魯做過Okun講座等等。1991年9 月他被授予政治經濟學的Frank E. Seidman獎，2000年6月又在德國的基爾獲得了Bernhard Harms獎。
1986至1990年間，傑弗里·薩克斯任玻利維亞總統顧問，任期內他協助設計並執行了穩定計劃，該計劃使玻利維亞的通貨膨脹率從每年的 40000％降至現在每年的10％。1988年，傑弗里·薩克斯也曾是玻利維亞債券回購項目的締造者之一，那是80年代首例債務削減項目，而且此項目成功的將玻利維亞商業銀行的債務削減了一半。玻利維亞的債券回購成了解決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重要里程碑。自1988年至1990年，傑弗里·薩克斯還為阿根廷、巴西、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各國的政府在金融改革的許多方面作咨詢。
1989年，傑弗里·薩克斯為波蘭團結運動的經濟改革作咨詢，並應團結運動領袖的要求，為波蘭激進經濟改革准備了草案。1989年8月以後，他為波蘭第一任後共產黨政府作咨詢，協助他們在1990年至1991年中在波蘭引入激進經濟改革。1990年1月，傑弗里·薩克斯獲得了波蘭共和國優等司令十字勛章，這是由波蘭共和國總統頒發的一項崇高的波蘭國家級榮譽。從1991年秋天到1994年1月，Sachs率領著一支由經濟學顧問組成的隊伍，前往俄羅斯就宏觀經濟穩定、私有化、市場自由化、和國際金融關系等問題協助俄總統Boris Yeltsin進行解決。他在莫斯科組成了一支非政府的研究單位，經濟分析研究院。1991年，傑弗里·薩克斯協助斯洛維尼亞政府引入新的國家貨幣，1992年協助愛沙尼亞政府引入新的國家貨幣。在這兩個案例中，成功的貨幣改革使兩國結束了高通脹，並重新建立了貨幣穩定。1991年至1993年之間，他還協助了蒙古政府進行宏觀經濟改革和私有化。
1990年傑弗里·薩克斯作為經濟學家團隊一員應邀在羅馬教皇百年通諭之前參加與公正與和平委員會的協商活動。活動中他得到了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的接見。1999年，Sachs以2000年天主教大赦節運動經濟顧問的身份得以和教皇又一次見妗?998年1月，傑弗里·薩克斯成為日本自由民主黨43年來歷史上第一位被邀請在該黨全國大會上作政策演講的外國人。

傑弗里·薩克斯的研究領域
傑弗里·薩克斯的研究興趣包括衛生與發展關系、經濟地理、全球化、東歐和前蘇聯國家市場經濟轉軌、國際金融市場、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初級市場、經濟發展和增長、全球競爭力、發展中及發達國家宏觀經濟政策。
1987年和1988年，傑弗里·薩克斯在NBER指導了一項關於國際債務危機的大型研究項目，這項計劃已經由傑弗里·薩克斯編輯出版成了4卷的系列叢書，《發展中國家債務和經濟績效》，芝加哥大學出版，1989。
從1990-1992年他在芬蘭赫爾辛基為聯合國大學、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所(WIDER)指導了一個有關獨聯體和東歐經濟改革的項目。做為世界衛生組織宏觀經濟學與衛生健康委員會的主席，他現在正在指導一個有關全球公共健康和經濟發展的主要研究項目。

傑弗里·薩克斯的主要作品
傑弗里·薩克斯已經出版了100多本學術著作，並且自己署名撰寫或編寫了很多書籍。他和Michael Bruno合著的《世界滯漲經濟學》於1985年出版，他和Warwick Mckibbin合寫的《全球聯接：世界經濟中的宏觀經濟相互依存與合作》以及與Carlos Paredes聯合撰寫的《秘魯的復甦之路》都已由布魯金絲研究所在1991年出版了。這幾本書屬於他的NBER系列叢書。
傑弗里·薩克斯和Felipe Larrain 合著的教科書《全球視角的宏觀經濟學》，1993年出了第一版，此後又被譯成德語、西班牙語、俄語、中文、日語和葡萄牙語。他對波蘭改革的論述書籍《波蘭一 躍變為市場經濟》1993年秋季由MIT出版社出版。
1994年，他和Olivier Blanchard, Kenneth Froot 合作編寫的 《東歐轉軌》（上、下冊）由芝加哥大學國家經濟研究局出版。1995年，傑弗里·薩克斯和BBC聯合出版了《俄國與市場經濟》（俄文）。傑弗里·薩克斯和 Katharina Pistor合編的John M. Olin關鍵問題叢書 《俄國的法治與經濟改革》由西方視點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傑弗里·薩克斯和他在HIID 和CID的同事已經協助發起了不少重要的全球研究項目。
自1996年以來，他每年都率領著一支經濟學家的隊伍籌備《全球競爭力報告》，1998年，他還領導寫了《亞洲競爭力報告》，1998年和2000年和世界經濟論壇一同寫了《非洲競爭力報告》。1997年5月，他和 David Bloom一起把一項大型研究項目整理成書出版《正在崛起的亞洲：亞洲發展銀行面臨的機會和挑戰》。1997年2月，傑弗里·薩克斯和他在 HIID和CID的同事一起准備了一個提案，名為"非洲增長的新夥伴"，這項提案促成了美國對非洲援助外交政策的形成。
2005的《貧困的終結》 近250年來，世界人口和人均收入都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增長，但直到今天，仍有六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被困於貧困陷阱之中，每年有800萬人因極端貧困而死。
薩克斯教授曾直接參與聯合國千年計劃等重大社會改革項目，對當前世界的貧困問題有深入的了解。他以自己的親身體驗為線索，指點玻利維亞、波蘭、俄羅斯、中國、印度等國家，向我們逐一剖析了導致貧窮的不同成因。不像學院派經濟學家只顧沉浸於數字與圖表，在薩克斯看來，地理因素、財政陷阱、政府失靈、文化障礙、地緣政治和人口問題才是真正的病根所在。
望聞問切之後，薩克斯更對症下葯，指出結束貧困的關鍵在於讓窮人走上發展的階梯，這需要基礎設施、公共建設、人力資本等方面的投資，需要各發達國家及國際機構的支持與援助，令世界走上更為開明的全球化道路。
貧窮並非與生而來，私人市場力量與公共政策的相互補充，加上更為和諧的全球治理體系，人類完全有能力在2025年消滅極端貧困，將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經濟繁榮惠及地球上的每一個人。
《貧困的終結》一書影響了美國人約翰在2007年10月創建了Freerice這樣一個非盈利的網站，讓人們在學習英語單詞時向全球貧困地區捐贈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