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熊教授榮獲a獎

1. 教授的思考：大學教育怎麼了

【英盛觀察】

大學教育的任務是什麼？

我從2009年開始在浙江大學任教，已經五年了。在這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認識了一位朋友，我與他的關系是越來越好。我的辦公室在玉泉教八，他每次都站在圖書館前面，看著我進進出出，總是問我兩個問題：

第一，你到浙大來干什麼，第二，你將來要做什麼樣的人？

大家都知道，在竺可楨校長的領導下，浙江大學被傳為「東方的劍橋」，我想干什麼呢，我想某一天有人說劍橋是西方的浙大。

竺校長聽了我的回答很憂郁，心想浙大怎麼找了一個狂人來當教授。他問我，你知不知道浙大現在什麼情況？你要怎麼干這件事？我說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好的教授隊伍。他說：現在浙大的教授「虛榮入骨，實利迷心，只問得失鮮明是非，聲名與利益皆不誤，高雅與低俗兩面風光」。

聽了老校長的話，我認真想了想。我說我們這幫教授是「天良猶存、功力虧虛、心智未開、希望還在」。在座的各位老師應該會同意我的判斷，大部分人都會覺得自己天良猶存。只要天良在就沒問題，這個事兒就有希望。

竺校長聽了後說：「希望與絕望僅差一線。勇氣、智慧、汗水缺一不可。整天喊口號是沒有用的。」因此，他希望和我探討一些細節，也許是要考校我對大學教學是否有基本的理解。

他說，「大學的目的不在使學生得到麵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麵包味道更好。」他問我懂不懂這句話的意思。我說，這個我明白一二。把你這個話翻譯成老百姓能聽得懂的語言，其實很簡單。現代教育的目的首先是「樹人」，然後才是「育才」。首先，我們要教育出身心健全、靈魂獨立、思想自由的「人」。

人和才是相統一的東西。但是很遺憾，現在大學教育經常是割裂的，關心更多的是才。這是舍本求末，我們教育的目的不是重在培養人才，不是重在教會學生怎麼樣掙麵包，而是學會怎麼樣吃麵包，學會享受人生。這才是最重要的。

竺校長說，我認為中國大學應該會分為研究型大學和教育型大學兩類，我們浙江大學的定位肯定是研究型大學。但大學教育是不是就不要了？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大學的根本任務是什麼，這點需要認認真真的對待。

我深以為是。並補充了一點，中國大學的任務還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引領中國的發展，為人類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是很有趣的，最開始我們是世界老大，絕對的老大，我們的農耕文明是無法逾越的。但是從鴉片戰爭開始到甲午戰爭，我們中國人知道我們已經嚴重落後了。現在，我們在試圖復制美國的生活方式。可能嗎？大家想想，美國人佔全世界5%的人口，利用了人類地球資源的40%。我們中國佔全世界人口大約20%，如果我們真正像美國人一樣的生活，我們自己就需要兩個地球，所以我覺得這事兒是不靠譜的。

大學的任務一定要探索新的生活方式。要做這個事情，中國非常需要浙江大學。

浙大在中國高校中的地位是很令人玩味的。北大、清華，資源多，學校辦得紅火。他們平時對外交流也方便。但是，關心他們的人太多了。我們浙大，藏在「山野」里，更像是自由生長狀態，適合潛心辦學，搞點什麼動靜不會太大。

所以，我來浙江大學並不完全是瘋狂行為。

竺校長說，聽說現在中國很浮躁，這事你怎麼看？浮躁的環境，對於辦好大學應該是很不利的吧？我說，這個沒那麼恐怖。我們可以這樣來描述這個時代：

這是一個最美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糟糕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幸福的時代，這是一個最痛苦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偉大的時代，這是一個最猥瑣的時代。

大家都能感覺到了浮躁的時代特點。這個東西其實沒有什麼奇怪的，凡是在人類歷史上偉大的進步或者退步，都是這樣的，前面都是一片混沌，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歷史的進程以及後面的結果，取決於誰來做事情，怎麼樣去做事情。中國現在的狀況是13億農民進了城，要把大學辦好，一定要「智慧清零」。腦瓜子里決定性思維是農民的底子，辦不好大學。

面對不斷的「智慧清零」，老百姓怎麼能夠鎮定自如？

當然，「智慧清零」不是說農民的東西、傳統文化都不好。「清零」，既不要割斷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時又把不適合的東西扔掉。

理性教育與感性教育

竺校長問我，怎麼教出身心健全、靈魂獨立、思想自由的「人」？我的觀點，首先要明白一個事實：人活在世上就是要追求個體生活幸福。一個美好社會，就是讓盡量多的個體獲得幸福。

中國人現在做的事情，最終是要讓每一個中國人都有機會生活幸福。每個個體都生活幸福了，那就真正實現了美好社會。

幸福，是慾望與能力的和諧平衡。

沒有慾望的人是沒有幸福可言的。因此，慾望不但不可怕，而且是個體幸福的根基所在。真正要做的事情，是理解慾望，經理慾望。

慾望和實現慾望的能力，給教育帶來兩條路。一個是感性教育，一個是理性教育。本質上，兩條路子是相通的，絕對只走其中一條是很難的。

中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人性的覺醒。人類第一次以百姓能夠聽懂的語言說，憑什麼我要聽上帝的？！憑什麼我要聽教會的？！憑什麼我要聽帝王貴族的？！我就是我，我為我自己作主，我對我自己的生命負責。這是個體感性的覺醒。

但是，文藝復興之後歐洲並沒有快速發展。歐洲真正的大發展，是在18、19、20世紀。在17-18世紀，歐洲發生了第二個大事件：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本質是理性啟蒙，而且是科學理性的啟蒙。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中國最早開始辦大學，走了這兩條稍微不同的路子。一條路，就是蔡元培先生倡導的美術教育，意在直通個體的感性世界。而竺可楨先生倡導的，是科學理性教育。蔡先生當時延請了一大批文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思想家；而當時的浙江大學，竺校長的班底中最骨乾的核心，大致是偏理工的。

我個人認為，這也就是浙江大學的個性所在。由科學理性教育為著力點，而追求人性的發展完善。

通過理性教育達成人性教育，我認為這是可以做到的。一個人形成了理性和追求真理的人生觀，自然也就有了反對權威與威權崇拜的個性；培養起來專業人士的獨特視角，以此可作為獨立人格、獨特個性的基礎。我認為是很好的。

從另外一個層面，我認為感性教育是培育良心,而理性教育是發展良知。

教授的職責是什麼？

竺校長問我，大約100年前，羅素先生對中國學生有個評價：學生們熱情而又渴望獲得知識，但是他們所知不多，缺乏訓練，夢想有別人能把知識灌進他們的大腦而自己可以毫不費力。怎麼辦？

我的回答是：「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關鍵在教授。

浙江大學的教授，大多數都想要引導學生好好學習。但是，喊口號沒有用。課堂的一個目的，是給學生開眼界。讓他們看看世界上、人類歷史上有多少人經過好好學習，最後活得多麼了不起，過得多麼的精彩，生命是多麼的光輝燦爛。課堂的第二個目標，當然是展示各種精彩燦爛的人生之路，讓學生們真正認識到，追求精神世界的美妙有路可循。應該讓學生懂得「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樂作舟」。只有讓學生感受到樂趣，教育這個事情才有希望，也才不違背人生追求幸福的根本。

我不認為「苦」作舟是對的。

我們一說起老師，「行為世范，為人師表」八個字就跳出來了。但我不這么干，我只做一個職業教書匠，職業科學家。我做不來什麼「世范」，來浙大就是做一個教書的。我憑什麼去做「世范」？所有的學生跟我一樣嗎？可能嗎？學得來嗎？

我希望我的學生，憑良心和良知行事。跟風的人生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教授治校到底要干什麼？真正的教授治校其實有兩個完全不同、但又相關的層面。首先，全體教授有共識一起來建設浙江大學，在這個基礎上參與學校的決策、行政監督；另外一個層面，是每一個教授個體，主持一個課堂，並參與一個系的治理。

我初來浙大時，曾向楊校長提出我的計劃，是至少讓我講五年本科的物理化學。我想以此為基礎，探索一下中國的大學基礎教育。但我不會去理會教學大綱，我就干我自己的。楊校長說行。

我的課堂我要作主。這就是教授治校的最根本所在。只要有良心、有良知，同時有足夠的能力，每個教授都主持得好一個課堂。浙大的基礎教育自然也就上去了。另一方面，一個出類拔萃的教授，我不相信你會沒有建言治校的機會。

我認為教授是實踐人生的一種方式。我特別喜歡羅大佑，我覺得周傑倫也勉強不錯。覺得我們教授跟他們有一樣是相同的，那就是我們都要靠我們的表達來吃飯。

但是，教授和歌手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如果羅大佑在舞台上一下子把這個歌詞唱錯了，底下可亂套了。我們在浙江大學講課，沒有人希望每次講的完全一樣。我們不需要像歌手那樣，連聲調都一成不變。

因此，我們的職業比歌手強多了，我們的職業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職業。我們每天有機會表演，但我們的表演大概有一個譜子就行。當然，完全不靠譜是不行的。

每天上講台不是照著備課筆記念，不是講PPT。我今天上午下課之前問了我課堂上的學生，中午我要去和浙江大學的青年教授交流，你們希望我帶去什麼信息？學生們的回答七嘴八舌什麼都有，但是有一條是公認的，就是：老師盡量不要念PPT，他們恨死了。

一個稱職的教授，是給學生們提供的一個參照系，並不是什麼人生導師。我們的任務，是給學生講，我就是這么活著的，好像也還行。至於小孩子說你想不想像我這樣活著，那是你的事兒。只要學生覺得我給他提供了參考，那就不錯了。

教授如何正確？有一次我去交大去講報告。講完了之後，有一位名教授站起來提問：「彭老師你的報告上連化學的鼻祖（吉布斯）都質疑，你讓我這個課以後怎麼給我們的學生講？」這個提問，讓我有些吃驚。後來一想，這個問題不在我，在他。總想讓自己正確，怎麼可能？我們對這個世界了解還太少太少，把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全部加起來，還不到世界的九牛一毛的水平。絕大多數是未知、不知道。我們現在知道的，都只是這個世界的一個片面的、暫時的、靜止的東西。錯是很正常，非常正常的。

那怎麼做教育？我的學生進到我的課堂，我的一個任務是顛覆他的想法。一個好的課堂，總是能夠或多或少顛覆學生原來的想法。

我說出我的想法，你覺得對也好，不對也好，自己判斷。科學教育是讓受教育者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科學教育的課堂應該是個性的，富有生命的。

與此相關，我們現在的學生一堆的腦血栓。哪裡來的？我們教授要負責任。授課的似是而非，道聽途說；聽課的信以為真，不加甄別，自然形成了「思維腦血栓」。我們的任務，就像腦科醫生，幫他們疏通腦血栓。

如果某件事情你自己沒有把握，你最好跟學生講明白具體情況。我認為是可以這么做的。在這一點上，我特別推崇孟子，他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

我們來看看浙江大學教授應該什麼樣子？我覺得應該有兩個特徵，學者和教師。首先是一流、二流、三流的學者，再是一流二流的教師。

什麼叫一流的學者？憑一己之力改變人類歷史進程，改變了人類對自然看法的人叫一流的學者。現在浙大有沒有一流的學者？我認為現在這個時候沒有。恐怕，全世界此時此刻也沒有。像我這樣，勉強能算的上二流。

二流學者就是所謂的學術領袖。我們把一個領域看成一張桌子，二流學者就像桌子的腿；把他的工作從這個領域拿掉，這個領域就塌陷了，這就是學術領袖。三流的學者，就像桌子上一塊板子，如果拿掉，桌子功能有損失、但大致還在，這是重要貢獻者；三流學者是桌上的花，他的存在可能讓「桌子」更好看，但沒那麼重要，沒花一樣是書桌；三流以下，是不入流的學者，他們是桌子上的灰，去掉這部分人的工作，人類的知識會有大變化嗎？沒有。

說完學者，我們再來說教授的另一個側面：教師。一流教師教享福，教享受人生。二流教師教學習方法、思考方法，三流教師教知識。當然了，還有不入流的教師，他們念PPT，背課本。

一些教授問我，彭老師你的課知識點有沒有覆蓋好？這不是瘋了嗎。我要是教知識，還不如朝計算機里打字。計算機能夠記錄的知識又准確又多。

有一個比較簡便的方法，來考察一個教師的工作。那就是，你的課堂有沒有給學生留下不可磨滅的精神成長痕跡。一個學生上過你的課、進過你的課堂，他應該與其他人不一樣。

我們來總結一下教授的基本特徵。我的認識，他們應該是公民社會的獨立個體；現代職業社會的專業人士，熱愛教育；見解深刻、自成系統的行業專家；顛覆者和被顛覆者，敢於從零開始。

浙大能夠建成個性豐滿的現代大學嗎？

針對竺校長的這個問題，我的觀點是會成。但是，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

我們現在的國民基礎，比竺校長那個時代（20世紀初）要好很多。

做教育是燒錢的事兒，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有錢有閑的時候更容易發育。

中國大學已經經歷了三次創業，第一次是晚清到民國之初，由竺校長他們這批有識之士引入了大學教育的概念。第二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明確人才培養的重要性，大力發展了理工科基礎。第三次是改革開放，確立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在培養建設人才的基礎上，把現代研究做起來了。

我覺得，我們現在正在做第四次創業。這一次創業，就是回歸大學的正道。現代大學的正道，首先是培養身心健全、靈魂獨立、思想自由的「人」，然後是培養各業專才和行業領袖的「才」。

人間正道是滄桑，但人間只有正道可以致遠。

2. 浙江大學數學系就業如何

浙江大來學數學系有悠久而輝源煌的歷史，特別是1929年以後，我國著名數學家陳建功教授和蘇步青教授先後來浙江大學數學系工作，形成了知名的「陳蘇學派」，培養了程民德、谷超豪、夏道行、王元、胡和生、石鍾慈、沈昌祥院士和熊全治、楊忠道、周元燊等一批蜚聲海內外的學者。近年來，又培養了林芳華、勵建書和汪徐家等一批在國際上有重要影響的傑出青年數學家，為中國現代數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3. 浙江大學數學系好嘛

浙大數學系，抄單論數學系在全國大學的排名 在前五之列。

浙江大學數學科學學院建於1928年，著名數學家陳建功和蘇步青創立的「陳蘇學派」享譽世界。培養了程民德、谷超豪、譚建榮等院士和熊全治、楊忠道、周元燊等一批學者。培養了林芳華、勵建書、汪徐家、管鵬飛等一批國際傑出青年數學家，及黃達人、陳叔平、陳剛、史玉柱等一批知名人士。畢業生中，5人應邀在國際數學家大會作45分鍾報告，4人任國家重大科技項目首席科學家，8人為長江講座教授和特聘教授，13人獲國家傑出青年基金，2人獲香港求是科技獎。

數學科學學院目前擁有2個一級學科，其中，數學一級學科博士授予點是「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擁有國家「985」科技創新平台，也是浙江大學CAD&CG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創辦單位和主要依託學科。1988年應用數學（聯合基礎數學）被評為首批國家重點學科；2002年基礎數學、應用數學分別被評為國家重點學科；2007年被教育部確認為首批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

4. 曹瑞熊曹瑞熊（浙江教師）

曹瑞熊，1931年3月出生於浙江省麗水市，是一位有著深厚教育背景的學者。他於1954年畢業於浙江師范學院數學系，之後在麗水師專擔任副教授職務。作為中國數學會的會員，他在幾何教學研究領域有著顯著的貢獻。自1983年起，曹瑞熊積極參與全國性的幾何學術或教學研究活動，其中一篇在1990年全國高等幾何教學學術交流會上交流的論文被公開出版。

他在省級以上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多篇論文，如「關於三段論公理的一個注記」、「淺談中學幾何教材的邏輯結構」以及「編寫幾何基礎教材的嘗試」等，共計十數篇，顯示出他在教育理論和實踐上的深入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現代數學與中學數學選講」（第七、八講，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以及與沈世明合著的「幾何基礎」（由華東化工學院出版社出版）。這些著作受到了包括浙大、溫師院、麗水師專在內的省內外眾多院校的青睞和採用，證明了他在教學領域的重要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