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清華大學鞍鋼教授的爭論

⑴ 魏壽昆的人物生平

1907年（清朝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魏壽昆出生於沒落的天津市商人家庭，1914年入私塾，1917年考入育德庵小學。
1919年（中華民國八年），考入中學，1923年畢業於河北省省立第一中學，後以優異成績考入北洋大學，1929年畢業，獲礦冶工程系工學士學位。畢業後，在遼寧海城大嶺滑石礦任助理工程師，1930年任北洋大學礦冶工程系助教。
1930年秋（民國十九年），魏壽昆考取了天津市公費留德，1931年就讀於德國柏林工業大學材料工藝科學系化學專業，1932年轉學德累斯頓工業大學化學系，先後完成特許工程師論文及工學博士論文，1935年夏獲工學博士學位，1935—1936年，在德國亞琛工業大學鋼鐵冶金研究所進從事博士後進修一年。
1931-1935年，在德國柏林工科大學材料工藝科學系化學專業學習，繼在德累斯頓工科大學化學系學習、畢業，獲工學博士學位，1935～1936年在德國亞琛工業大學冶金系進修，1936～1937年任北洋工學院礦冶系教授。
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回國任北洋工學院礦冶系教授，1937—1938年任西北聯合大學礦冶系主任、教授，西北工學院礦冶系教授及工科研究所礦冶研究部主任。
1936至1949年，擔負較繁重的教學任務和進行多項課題研究外，還對同時期的其他科技工作者的成果，加以綜合、研究和評價。如他撰寫的《小型新式煉鐵爐之設計與作業》和《20年來中國之冶金工程研究》。
1939—1941年，任西康技藝專科學校礦治科主任、化工科主任及教授， 1941—1942年任貴州農工學院礦冶系主任、教務主任及教授， 1942—1944年任重慶礦冶研究所鋼鐵冶金研究室主任，兼重慶大學礦冶系教授。
1942年至1947年的6年間，結合中國四川、貴州和江西等省的礦產資源情況，進行了數項重要的科學研究。
1943年（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他提出了「貝塞麥法煉鋼去磷問題」。在這一課題中，他首先分析了後方各省鐵礦的資源情況，針對其共同的含磷高的特點，結合脫磷熱力學的理論，提出了小型貝塞麥爐的去磷程序以及用貝塞麥爐與馬丁爐雙聯的操作方法，對當時的小型轉爐去磷有著實際的指導意義。同時，他又對貴州鋁礦進行了調查，提出提取氧化鋁的方法，供煉鋁工業參考。
1944年，為了解決馬丁爐的耐火材料問題，他就四川省白雲石礦，進行了兩項有關耐火材料的研究課題，一個是「四川白雲石去鈣提鎂之研究」，另一個是「人造鎂氧燒制鎂磚的研究」。他系統地研究了四川省白雲石的地質分布狀況，在綜合分析了國外文獻中從白雲石去鈣提鎂的各種方法之後，提出利用二氧化碳選擇性溶解去鈣提鎂的措施。為提高氧化鎂純度，他發明「靜置後處理法」，使氧化鎂的含量提高到99．5%，達到製造高質量鎂磚的要求，並從理論上闡明了氧化鎂提純的化學機理。上述兩項研究成果，得到當時重慶國民政府經濟部的三項發明專利權。
1944—1945年，任重慶材料試驗處冶金組主任，兼重慶大學礦冶系教授。
1945年，他以江西省鉬礦為對象，進行了提取純金屬鉬、鋁化合物和煉制鉬鐵及鉬合金鋼的研究。該論文中，除詳細地列舉鋁的用途和重要性、中國鉬礦的分布與儲量外，還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一系列綜合利用的研究方法，即採用國產鉬礦，先經焙燒，繼以濕法提取鉬酸鈉、鉬酸銨及鋁酸鈣；在坩堝爐內以鉬酸鈣煉制鉬合金鋼；利用硅鐵還原鋁酸鈣，得到含鉬40%的鉬鐵；此外又成功地得到金屬鉬，其純度達到94．67%。以上成果也一並獲得當時經濟部頒發的兩項發明專利權。
1945—1946年任重慶礦冶研究所代理所長，兼重慶大學礦冶系教授。
1946—1948年任北洋大學冶金系主任、采礦系主任及教授，其中1946—1947年兼唐山交通大學冶金系教授。
1949—1951年任北洋大學工學院院長及冶金系教授。
1951—1952年任天津大學副教務長及冶金系教授。
1952—1966年任北京鋼鐵學院教務長、冶金系與理化系教授。
從1956年起，連續發表了《活度的兩種標准態與熱力勢》等幾篇重要論文，解決了活度應用中的關鍵問題，並在1959年為北京鋼鐵學院的物理化學及冶金原理兩個教研組的教師舉辦系統講座。講授的題目為《活度在冶金物理化學中的應用》，其講稿經三次修改後，這部專著於1964年出版，受到國內外冶金同行的好評。
1957年，北京鋼鐵學院建立中國第一個冶金物理化學專業。魏壽昆是發起人之一。他編寫的《活度在冶金物理化學中的應用》的教材，奠定了該學科的理論基礎。60年代以前的鋼鐵企業的冶煉工程技術人員，對「活度」概念頗為生疏，認為這是「陽春白雪」難以應用。經過魏壽昆等人多年的推廣與傳播，許多冶金工作者都已認識到它是研究分析冶煉反應過程的必要手段，並能運用活度進行定量計算。冶金物理化學學科在提高冶金產品質量以及促進新技術、新工藝的發展等方面的作用，已逐漸被冶金界所接受。
1962年，中國金屬學會與中國科學院聯合舉行了中國第一屆冶金過程物理化學學術報告會，魏壽昆是該報告會的主要組織者之一。
1963年中國金屬學會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上，魏壽昆提出報告，題為《冶金過程物理化學發展的情況和今後中國結合生產開展研究的方向》，引起中國冶金界的關注。
1964年中國金屬學會再度與中國科學院聯合召開中國第二屆冶金過程物理化學學術報告會，他仍是主要組織者之一。當1976年中國金屬學會恢復活動後，魏壽昆被聘為冶金過程物理化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1972—1978年任北京鋼鐵學院理化系教授。1979—1983年任北京鋼鐵學院圖書館館長、副院長及理化系教授。1988年北京鋼鐵學院更名為北京科技大學，他至今仍任該大學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並任九三學社中央顧問，日本鋼鐵學會名譽會員，中國金屬學會榮譽會員及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
1985年，在他主持下，舉行過中國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屆冶金過程物理化學學術會議，其中第七屆學術會議是與中國有色金屬學會的冶金物理化學學術委員會聯合召開的。在這些會議上，魏壽昆堅持學術自由，把不同學術觀點的文章編印成論文集。同時，他很注意把中青年的學術成果提交會上作報告或收錄他們的論文編印成冊，旨在培養冶金物理化學專業人才，使這個領域後繼有人。魏壽昆不斷拓寬學術領域，80年代後，他大力支持冶金過程動力學及冶金反應工程學的研究，並力主在冶金物理化學研究中應用與普及推廣計算機，不斷提高中國冶金物理化學的學科水平，以趕上國際先進水平
1988年，攀枝花礦山公司和攀枝花鋼鐵公司對攀枝花釩鈦磁鐵礦的性質發生爭論。礦山公司認為鐵礦中的TiO2屬鹼性，因而，該礦屬半自熔性礦，應提高售價；但攀枝花鋼鐵公司不同意上述說法，堅持TiO2是酸性氧化物，因而該礦不屬半自熔性，不予提高售價。
魏壽昆用他本人推出的高爐型渣的脫硫活度公式，進行實地計算。得出，如TiO2按酸性氧化物計，根據公式所得出的硫分配比和實際現場的數據完全一致，而TiO2若按鹼性氧化物計，則得出的硫分配比遠遠高出現場數據約20倍以上。據此，兩家企業的爭論得以解決。
完善了選擇性氧化理論成功地應用於國內多金屬礦有用元素的分離
冶金反應過程極其錯綜、復雜，其間礦石中有價值的金屬和大量雜質共同存在，雖經精選，但仍留有一定量的雜質。有的礦石有多種有用金屬，而對每一種金屬應盡可能分別提取。在冶煉過程中，所用的燃料、熔劑以及耐火材料中某些元素也會參加冶金反應。在冶金多種反應中，有的反應希望進行，有的反應則不希望進行，須加以抑制；有的反應希望提前進行，有的反應則希望推遲進行；等等。
為此，於60年代至70年代間，魏壽昆研究了選擇性氧化熱力學理論。他多次著文指出，當有許多氧化物同時被還原或許多元素同時被氧化時，則存在著還原、氧化順序的問題。1973年，他首次提出「氧化物轉化溫度」概念。以這個理論指導並探索了平爐、底吹轉爐及頂吹轉爐等不同煉鋼方法中的元素氧化的順序與條件，特別是對共生礦的冶煉工藝給予了指導。
70年代與80年代間，他運用選擇性氧化理論進行了多種工業實踐，收到了預期效果。如指導上鋼三廠冶煉不銹鋼工藝的脫碳保鉻問題；為上鋼一廠的搖包中鐵水脫鉻保碳提出了最佳工藝條件；結合攀枝花鋼鐵公司和包頭鋼鐵公司的共生礦的條件，分別提出了如何提釩與提鈮的最佳工藝等。對有色金屬冶煉工藝也提出了重要的指導性意見與建議。如為了金川有色金屬公司的火法提鎳，魏壽昆從理論上計算了鎳鋶中元素氧化的順序，為卡爾多轉爐保鎳脫硫提出了理論依據並成功地確定了合理的吹煉工藝，使鎳的總回收率超過95%。
以上的實例與理論計算，均收錄在他1982年撰寫的《熔鋶及熔融金屬中元素選擇性氧化熱力學》一文中，文中結束語指出，在高於轉化溫度的條件下進行的工藝，如鎳鋶中的脫硫；不銹鋼冶煉（包括AOD法）的脫碳以及高碳錳鐵的降碳等；在低於轉化溫度的條件進行的工藝，如含鉻鐵水的脫鉻；含釩鐵水中提釩以及含鈮鐵水的提鈮等。由此可見，選擇性氧化理論對上述冶煉工藝均有指導意義。魏壽昆同時指出，對於磷和碳元素的去除，除了轉化溫度影響之外，變更爐渣成分（即鹼度和FeO含量）以及氣體產物（即CO）的壓力均可改變磷與碳兩元素氧化的先後順序。1988年魏壽昆對選擇性氧化理論又進一步擴充與完善。他撰寫的《金屬熔體中元素的選擇性氧化及多反應平衡》（英文稿）一文，刊載在德國的《鋼研究》雜志上。文中提出「轉化溫度」為選擇性氧化的第一類型，用以選擇性分離某種元素；而第二類型則為某元素優先氧化，伴隨著多元素同時氧化，最後達到平衡。他還根據埃令海－李查孫（Ellingham－Ricbardson）吉氏自由能對溫度的曲線圖，建立了較完善、較全面的理論闡述，為多金屬多反應的提取工藝，提供了概括性的能實際應用的理論基礎。
鎳鋶的保鎳脫硫吹煉工藝，曾在金川有色金屬公司進行了半工業的卡爾多轉爐試驗，取得了圓滿的成功，通過了冶金工業部部級鑒定。
1988年到1991年的4年期間，他與王之璽、蔡博、韋剛等專家一道，奔赴華北、東北、華東、華南、西南以及包頭等地，對中國的鐵礦和煤炭資源進行了調查，對鞍鋼、寶鋼、攀鋼、包鋼、馬鋼、武鋼、太鋼、唐鋼（包括冀東）等大型企業的規劃作了了解。他們從上海乘船溯江而上考察了長江水運情況和沿長江各冶金廠利用進口礦的條件；訪問了山東石臼所、浙江北倉港、福建湄州灣及廈門港、廣東大亞灣及湛江等沿海港口，對各港口碼頭能否有「港廠合一」、「大船運礦」等利用外礦興建大型鋼鐵廠的條件等情況進行了普查，並結合中國國情與先進工業國家建設鋼鐵廠的經驗教訓，以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咨詢組成員的名義與王之璽委員聯名提出了《發展中國鋼鐵工業原料路線的建議》和《中國鋼鐵工業長期發展中若干戰略問題的研究》兩篇建議書，奉獻出他們一片赤誠的「中國心」。
2014年6月30日，魏壽昆辭世享年107歲。

⑵ 《安全底線比訓練底線更重要》辯論

《適度公平就是底線公平》是身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原所長、目前社會學界唯一的學部委員景天魁研究員在2007年第5期《中國黨政幹部論壇》上發表的一篇文章。

我一看到題目就覺得不對。從語義上來說，適度公平怎麼也應該比底線公平高啊，把底線公平當成適度公平，太降低適度公平的標准了吧。

他把底線公平與社會保障制度聯系起來，認為底線公平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底線公平是滿足「基礎性需求」的，包括：(1)解決溫飽的需求(生存需求)，(2)基礎教育的需求(發展需求)，(3)公共衛生和醫療救助的需求(健康需求)。在他看來，底線公平的概念並不意味著是最低水平的公平，不公平不利於發展，過分公平也不利於發展，底線公平是最有利於健康而可持續的和諧發展的。底線公平是最容易做到，最必須做到，最能夠顯著提高社會整體的公平水平的一種「公平」。

這樣界定底線公平也未嘗不可。不過，這樣的底線公平在內容上是有缺陷的，就是忽視了極其重要的、真正基本的就業問題上的公平。就業是民生之本，在就業問題上保證了公平，其他的社會保障就不重要了。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保障自己的基本尊嚴。在就業公平失敗後，有些人才需要福利型的社會保障進行補救。所以，最基本的底線的公平應該是就業方面的，這樣的底線公平才是最有利於健康而可持續的和諧發展的，才是最容易做到、最必須做到的，才是最能夠顯著提高社會整體的公平水平的。

而且，在社會保障的意義上，底線公平也不是最容易做到的。社會保障本身是有標準的，西方發達國家高標準的社會保障就是「福利國家」政策。我們不僅短期內做不到這樣的底線公平，就是我們目前實行的基本社會保障要覆蓋到全部公民也是不可能的。不是不應該實現這樣的底線公平，而是我們的社會保障理念應該創新。我們應該在自己經驗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社會保障制度標准，讓人們認識到並且向世人證明：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社會保障。西方的社會保障本來就是為了和社會主義國家競爭才建立的。我們曾經使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成為人民的社會保障，人民也建立了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和信念，認為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不會讓人民受苦的。只要恢復了這個信心，我們就超越了西方的社會保障理念。

勞動權利的保障，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從解決就業問題出發，對「效率優先，確保公平」的方針應該進行重新評價。「效率優先」即使在經濟領域也是不能完全貫徹的。在經濟領域，除了競爭不足的無效外，還存在摩擦性無效。「效率優先」的原則只能解決競爭不足的問題，對於摩擦性無效反而可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在一個生產單位內部，由於生產者不滿而故意製造不合格產品的現象不是稀罕的。這就是實實在在的理性。在社會領域，如果社會不公平狀況嚴重，已經取得的經濟效率也是會喪失的。所以，如果我們要追求社會效率，就應該把公平放在首位，在確保公平的基礎上提高效率，在提高效率的基礎上促進公平的實現。沒有公平，就沒有穩定，也沒有效率。下崗工人的一些群體性活動證明了這一點。

適度公平是應該「在底線以上」的，政府的責任不是不「搞『福利國家』政策」，而是應該搞高於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政策，這樣才是合格的社會主義。人民是希望這樣的社會主義的，人民希望這樣的社會主義盡快進入高級階段，不希望長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受煎熬。

二、從社會保障的角度認識公有制的意義

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是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運行的基礎。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應該具有鮮明的特點，原因主要在於社會主義國家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而公有制本身就意味著社會保障，對於其中的勞動者直接發揮著社會保障的功能。對於這個特點，我們在今天構建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時，應該有深刻的認識並且據此謀劃。

古巴的例子突出表明了社會主義社會保障的特點。世界銀行在2004年度的《世界發展報告》中提出了「古巴之謎」這個說法，用於指古巴「沒有(經濟)增長也能(使人民)擁有健康」的卓越成就。

古巴被認為是在低收入水平上也能擁有健康的範例。雖然古巴仍然非常貧困，但是其嬰兒死亡率卻低於許多工業化國家，並且一些在發展中國家常見的疾病在古巴也被消滅了。古巴的收入水乎遠遠低於加拿大，但是其嬰兒死亡率卻與後者持平。古巴是如何努力，從而使其嬰兒死亡率至少不高於西半球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且也不高於許多工業化國家的呢?見多識廣的世界銀行專家們感到令人費解，把這稱作古巴之謎。

聯合國還有一個報告也贊揚古巴在困難時期維持了社會發展。這份聯合國報告說，雖然古巴在20世紀80年代底東歐社會主義集團解體後經歷了嚴重的經濟困難，但她在社會發展領域的成果得到了維持。聯合國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開發計劃署和古巴國家經濟研究所進行的調查顯示，雖然古巴一下子失去了主要的出口市場和受援助來源，但通過改革和恢復宏觀平衡，她在教育、衛生、房屋、糧食和就業方面的成果仍然得以維持。

古巴之謎的關鍵在於其社會制度。社會制度決定了其出發點是為大多數窮人服務，政府不惜為此提供公共資金、設計有效的激勵措施。這樣做的結果是不僅造福於大多數國民，而且能夠滿足廣闊的國際市場的需要，取得世界性的聲譽。

古巴革命後，新政府把健康視為自身的關鍵業績指標，全民和公平的醫療保健是新政府要實現的三個最高目標之一。新政府把注意力集中於為農村提供醫療服務，政府要求所有醫科院校新畢業的學生到農村服務一年，政府還增加了農村醫療設施的數量；1961年，政府將私立醫院收歸國有，使公共部門成為醫療服務的唯一提供者一一這種狀況至今沒有改變。

古巴政府在醫療方面所花費的國內生產總值要高於其他拉丁美洲國家。2000年古巴在醫療方面的公共支出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10％，2002年也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6．6％。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公共醫療支出的平均水平是3．3％。

只要有生產資料和勞動者，並且二者在一定的產業基礎上結合起來，社會的財富就有了不竭的源泉。公有製作為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直接結合的所有制形式，對於具有勞動能力、進行著勞動的勞動者來!說，他們的一切都是有保障的，所以他們雖然工資收入不高，卻沒有什麼後顧之憂；對於失去了勞動能力的勞動者來說，只要他們所服務的公有制企業繼續存在，他們就還是有保障的。作為我們這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的公有制企業，其前途應該是不讓人擔憂的，前景應該是不斷發展壯大的。即使出現部分轉、關的情況，只要我們還有大量的公有制企業，安置少數人員也不應該是什麼難事。

農村與城市的經濟基礎不同，工業人口與農業人口面臨的風險不同，所以沒有必要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農村集體經濟實力是農民保障自己的經濟基礎，國家支持農民建立社會保障可以通過直接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來進行。在集體經濟實力強大的村莊，農民享受著高水平的福利。對於提供了這些福利的集體企業，國家在政策上應該有優惠。

河南南街村由於集體實力的發展壯大，職工、村民的福利待遇日益增加，免費享受20多項福利待遇，生活、住房、上學、就醫等方面無後顧之憂，人人安居樂業、生活幸福。航民村作為浙江首富村，在工業化的基礎上逐步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全村村民享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障，老年村民享有退休金、養老金。全鄉搞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的河北晉州周家莊鄉1999年底全鄉人均公共積累 6666元，興辦起多種社會福利事業，如65歲以上老人每月發放30元養老津貼等。農村教育、住房、醫療、交通條件發生了根本變化，文化事業和村莊建設不斷發展，成為城市化的鄉村。集體承擔九年義務 教育階段的學費。他們沒有兩極分化，家家是小康 水平的富裕戶。

堅持鞏固發展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是這些村鄉各項事業全面進步、和諧社會建設全面推進的根本保證。他們之所以能夠在經濟發展、村莊建設、村民社會福利保障、科教文化、生活環境、綜合治理等方面取得較好的成效，小康建設全面推進，根源在於鞏固和發展了集體經濟。現實使幹部群眾認識到，如果不壯大集體經濟，村莊就不會有現在的面貌，村民就不可能享有現在的福利和保障。

三、西方國家的有益啟示

西方國有企業的職工普遍是高工資、高福利的，形成了一個工人貴族階層。針對他們的改革措施往往遭遇巨大阻力而難以為繼。企業總是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的，承擔社會責任已經成為企業打造自身形象、展示自身實力的一種方式。在促進就業公平、女性就業等方面，總的來說國有企業做得比較好。我國國有企業的職工還沒有享受到高工資、高福利的待遇，企業所辦的學校、醫院以及其他服務設施，只要能夠負擔，就不應該鼓吹不辦社會。職工享受不了這里的這些服務，就要到社會上高價購買，由此加劇了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所導致的社會矛盾。對於普通勞動者來說，剝離辦社會所增加的些許效益趕不上支出的增加。是不合算的。而且，醫院、學校、房地產都是社會上的熱點產業，企業開展多種經營為什麼不能辦呢?考察企業所辦的這些產業的效益時，應該考慮到它們為職工提供的社會保障的效益。

20世紀80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掀起過私有化潮流，把許多國有經濟實體轉變為私有公司。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指導思想認為，私有企業比政府管理企業和提供服務更有效率，開放行業競爭是符合消費者利益的理想方式。90年代是資本主義全面勝利的十年，也是對市場的信仰迅速膨脹的十年。但是歷史並沒有在這里終結，21世紀剛剛開始，金融泡沫破碎，市場道德淪喪的後果正在突顯，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出現前所未有的跡象，對所有制反思的思潮也在許多地方出現。

2001年10月，擁有英國鐵路軌道、信號和火車站的鐵路集團宣布資不抵債，通過公私夥伴關系實際上再次國有化。過去的空中交通管制壟斷公司自從2001年私有化之後也在掙扎。2002年8月，英國最大的核能公司又重開私有化問題的爭論，英國能源問題也成為英國私有化失敗的最新典型．，英國能源公司是1986年私有化的，生產英國20％的電力，近來連年虧損。即使自由市場鼓吹者也同意，如果英國能源要保持運轉，政府必須採取行動。研究者認為，最近的麻煩不僅對英國也對其他國家提供了私有化的重要教訓：、如倫敦社會市場基金會主任科林斯悅，「我們已經知道並不足所有東兩都適合私有化。」

關於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和政聯公司(GLCs)的作用，2002年在新加坡國會又引起激烈的辯論，調查研究機構也進行了新的論證。新加坡的政聯公司相當於我們的國有企業。新加坡政聯公司在新加坡經濟領域影響很遠，新加坡經濟的成功可以說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成功。對於政聯公司應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多年來在新加坡國會上經歷過無數次的討論。貿工部政務部長在參加辯論吋反駁了政府的參與會導致政聯公司的經營與管理效率和業務表現欠佳的說法，指出這種論調是沒有憑據的。新加坡航空公司和樟宜機場的例子很有說服力：「政府擁有顯著股權的新航是全世界表現最好的航空公司，而政府獨資擁有的樟宜機場也是商務旅客投選的最佳機場．」國家發展部高級政務次長顧蔡磯副教授在為政聯公司辯護時說，政聯公司是新加坡的關鍵優勢，因為只有淡馬錫控股有能力把新加坡帶到國際市場。南洋理工大學學者的一項研究發現，在上市公司當中，政聯公司要比非政聯公司更有效率，股本與資產回報率也更勝一籌。南大商學院銀行與金融系主任陳光嶸教授與美國佛羅里達州大學的詹姆斯教授對25家政聯公司和204家非政聯公司1990年到2000年的數據進行研究，說明政聯公司的企業監管比非政聯公司更為嚴格，因此有更高的投資價值。他們的研究發現，在1990年到2000年期間，政聯公司的資產回報率比非政聯公司高l.7個百分點，股本回報率高10.1個百分點。政聯公司的資產回報率和股本回報率分別是4．6％和]4．2％，非政聯公司則是2．9％和4．1％。與非政聯公司比較，政聯公司也擁有較高的現金與資產比率一一政聯公司是16.4％而非政聯公司是13.7％。充裕的現金說明政聯公司並不需要在財務上依賴政府，它在運作方式上與私營公司無異。政聯公司在控制開支方面也比非政聯公司規矩。政聯公司的開支與資產比率是50％，而非政聯公司是70％，這是政聯公司的資產回報率比非政聯公司高的原因之一。《海峽時報》的企業透明度指數排名顯示，企業監管最嚴格的10家公司當中，有五家是政聯公司。

國民黨失去台灣政權後，台灣也進行了「公營事業民營化」(與我們所說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是一個意思)，國民黨政權原來在「計劃經濟」、「民生主義」的指導原則下對經濟活動的管制和干預不復存在了。通過對私有化效果與社會影響的評估，有的台灣學者認為，公有財產的移轉牽涉到許多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問題，包括經濟秩序的重整、勞動條件的下降、勞資權力不平等關系的深化、民眾生命和財產安全維護機制的喪失及貧富差距的擴大等，看待私有化不應該僅僅依據一個抽象、模糊的效率原則。他認為，當國家依循(或是假借)自由經濟的主張而持續支持私有化政策時，政商利益矛盾只會被強化，個別企業或是整體經濟的效率卻未必會改善。承認公營事業諸多弊病的存在和功能的衰退，並不表示私有化做法就是唯一的出路。私有化並不必然提高效率，而效率是否可以作為衡量所有公營事業存在價值的唯一準則，也是應該被質疑的。私有化造成資源再分配，必然使不平等結構進一步深化，社會公平被犧牲。達成經濟自由化的策略並不只是私有化，產業的開放競爭其實更重要。私有化並不必然代表國家經濟干預的減少，變化的只是干預的形式。他把私有化界定為國家減少對經濟或社會事務的直接經營或管理，而由非政府組織承擔生產或服務功能，他認為至少有四種私有化形式：出售所有權，經營權外包，聘請專業經理人經營公有事業或公共服務，縮小福利范圍。私有化的正當性建立在對市場自我管理能力的過度幻想上。私有化不只是拍賣國家的資產，也是拍賣國家的責任。表面上似乎是順應時代潮流，事實上只是反映出國家官僚體系已經喪失自我監督和控制國家機器運作的能力。私有化被批評為丟包袱、鋸箭法，賤賣國家資產、踐踏勞工權益。他認為馬克思早就看出了自由經濟理論的盲點，那就是在競爭邏輯下富者愈富。正如有人所說，社會主義會使人感到寒冷，但是不會有人被凍死；市場體制使人們有被凍死的自由。

美國911事件與哥倫比亞太空梭失事事件都是非常引人注目、影響深遠的大事件，對於這兩個事件，都有美國學者從所有制的角度進行了探討。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報應：我們付出的代價」中認為，911悲劇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人自己造成的。因為美國是一個不願意投資公共安全的國家。美國機場的安檢人員每小時只有6美圓薪水，而在歐洲，安檢人員1小時有15美圓的薪酬，另外還有津貼，他們同時還受到了廣泛的訓練。歸根到底這是因為歐洲的機場安全被看成是執法問題，其費用由機場或政府來支付；但在美國，機場安全費用僅僅由機場自己來支付。他認為，公共機構由於政客們忙於裝模作樣地反對「大政府」而一直缺乏可資利用的資源，依靠私人部門去做公共部門的事務是行不通的，一個關鍵的教訓就是：有些事情是政府必須花錢做的。在關於「哥倫比亞」號太空梭爆炸事故的第一場公開聽證會上，重點就放在了美國宇航局的私有化政策等管理體制上。有人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進行的由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一馬丁公司負責的太空梭項目日常運作的私有化釀成了大禍。

我們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時，可以借鑒西方的「社會分紅」理念，降低社會保障制度運行成本，讓所有人都享受到國有企業贏利的好處。直接對個人的社會分紅反過來又可以加強人們對公有資產的關心度。

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是最早提出「社會分紅」這個概念的人。在米德看來，「社會分紅」比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更能促進就業。「社會分紅」給每個公民提供同樣的、無條件的基本收入，即無論就業與否均享有「社會分紅」，這就調動了「社會分紅」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職業的積極性。如果現行的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則是，無條件的社會分紅80元，如果失業再加20元。這樣一來，失業者如果找到工作，則不再領20元救濟，但仍有80元無條件的社會分紅。因此，只要外面工作機會的收人大於20元，失業者就會有激勵去找工作。

通俗地說，「社會分紅」就是按人發錢，對於減輕貧困、促進消費都有很大作用。我國已出現了社會分紅的初步形式，如對60歲以上只有女孩的父母每年發放一定數額的生活費。我國中央國企大多是在自然壟斷的基礎產業部門，如中石油、中石化，這種較有保證的壟斷收益更應造福全民，拿出一定比例用於「社會分紅」，而不是為部門或少數人獨占。

四、打破私有制迷信識破私有化用心

美國出版的關於外國國有企業與國有化的有些書副標題都是「對美國企業的威脅」。有些人應該明白美國人為什麼鼓吹私有化了吧。如果國有企業對經濟不利，作為競爭對手的美國何必向你推銷私有化呢?

歐洲學者與政治家不都像我們某些人那麼糊塗。義大利學者認為「義大利的工業之所以能夠得到發展，原因就在於它建立了一種同其他國家市場經濟所不同的國有經濟結構。」法國前總統密特朗認為，「國有化是保護法國生產的一種武器，」「我要用國有化做戴高樂在原子戰略方面所做的事，給法國提供一支經濟打擊力量。」毫不奇怪，歐洲國家政府已在歐洲50個最大公司中的一半中擁有直接控股權，可能很少有人意識到許多人們熟悉的公司，如雷諾汽車公司、英國石油公司、瑞典鋼鐵公司、Rolls—Royces等企業，政府都是唯一的或最大的持股者。法國和義大利1990年國有經濟仍然佔20％。英國大眾對私有化的支持率從未超過40％，1990年主張國有化的比例超過贊成私有化的，英國私營鐵路的乘客滿意度還不如法國國營鐵路。

當年私有化浪潮剛過，就有外國學者著書證明，所謂私有化能夠提高效率是缺乏證據支持的。如在關於自來水成本的7項研究中，1987、1986、1983年的研究都發現沒有顯著差異，1982、1976年的研究是公共部門效率高，只有1978年的研究是私營部門高。

中國有些經濟學家鼓吹「股份制改造」是國有企業明晰產權、走出困境的良方，他們以為私有的利己動機才能驅使企業主竭力從事經營從而獲得高效率，也許他們不知道這個因素對於大中型企業是難以起作用的；現代企業的激勵機制源於個人產權的因素在逐步削弱，國有企業的所有制形式與現代資本主義大公司的所謂歸股民所有的形式對企業實際經營狀況的直接影響是微乎其微的。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丁伯根一語道破玄機：「許多歐洲經濟學家與政治家斷定，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對於企業效率的影響無關緊要，最重要的是管理水平」。所以，企業效率問題最根本的是競爭與活力問題，或者用時髦的語言來說是「治理結構」問題，其實就是一個管理問題。改制以後也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的，像美國安然這樣的公司中下層員工與普通股東還是受到少數上層人物欺騙的。我有在美國上市的著名網路公司工作的朋友說，他們的員工普遍士氣低落，原因就在於他們感到是在給老闆賣命，沒有成就感和主人翁責任感。美國蓋洛普公司在新加坡的調查也顯示，每10個新加坡員工中，有8人對：工作並不那麼投入；每8個員工中，有一個對工作不滿。這導致生產力下降，造成每年54億新元的經濟損失。蓋洛普公司認為這與需要提高管理水平有關，管理者在決定員工對工作的投入程度方面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於「路徑依賴」，我們走別人的路是要付出社會摩擦的代價的，我們要解決自己的問題從來不是照抄照搬就可以了事的，我們要立足實際，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應該不難想到，國有企業的出路在於實行社會主義經濟民主，或者說是把「鞍鋼憲法」的精神推陳出新。

我們在談到遇到的問題時，往往把原因歸結於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好像等到完善後就沒有煩惱了。被許多人奉為楷模的美國也出現了不敢想像的問題，應該受人尊敬、嚇人的大上市公司也是少數人不擇手段地欺騙公眾，只想著自己圈錢，本來享譽世界的大會計公司也會做假賬。有些人的「美國夢」是不是也該醒醒了呢?我們的股市問題原來美國也是避免不了，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應該認識到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大魚吃小魚、資本追逐利潤，必然的結果就是兩極分化、弱肉強食，對於少數人來說可以上天堂，但是大部分人卻不得不下地獄或者在半空中拚命掙扎。有些人已經在遭二遍苦、受二茬罪了，請精英們睜開眼看看淪落的勞苦大眾，問問你們的理論是代表誰的利益的吧!把自己的「學說」建立在許多人的痛苦上，唯幾個洋大入的馬首是瞻，不僅辜負丫人民，更辜負了時代對真正的學者的期待。你們的命運必然會隨著你們編織的神話的破產而風光不再，而遭到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