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暨南大學教授新冠病毒

⑴ 決定冠狀病毒的侵染對象和侵染能力

一、侵染能力、侵染對象

S基因編碼刺突蛋白，其通過與宿主受體（）相互作用感染宿主，決定了病毒的侵染對象和侵染能力。

二、其他基因突變作用

1、E基因編碼囊膜蛋白，在病毒形態發生和組裝中起關鍵作用，並在宿主細胞膜中通過自我組裝，形成允許離子傳輸的五聚體蛋白-脂質孔，在細胞凋亡的誘導中也起作用。

2、M基因編碼膜蛋白，其為病毒囊膜的重要組成成分，通過與其他病毒蛋白的相互作用，在病毒的形態發生和組裝中起核心作用

3、N基因編碼核蛋白，其在病毒裝配過程中通過與病毒基因組和膜蛋白M的相互作用而發揮功能，並且在提高病毒基因組轉錄效率以及病毒復制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三、感染能力

病毒的基因組變異是指其基因組上的鹼基順序發生改變。新型冠狀病毒由於其為單鏈RNA病毒，更易發生突變。病毒的突變與重組對病毒的侵染能力、繁殖能力和病毒的檢測、抗體有效性均密切相關，所以對病毒的突變和重組的監視是研究病毒至關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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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冠突變相關研究

1、中國科研團隊早已發現「新冠病毒已突變」

2020年3月3日，中國科學院主辦的《國家科學評論》（National Science Review）於發表了《關於SARS-CoV-2的起源和持續進化》（On the origin and continuing evolution of SARS-CoV-2）。

論文通過對目前為止最大規模的103個新冠病毒全基因組分子進化分析，該研究揭示：新冠病毒已產生了149個突變點，並演化出L和S兩個亞型，其中S亞型是相對更古老的版本，而L亞型更具侵略性傳染力更強。對不同亞型的深入了解，將有助於新冠肺炎的差異化的治療和防控。

2、三種突變體類型（V367F，W436R和D364Y）可能具有更高的感染力

2020年3月15日，南方醫科大學張其威教授，暨南大學張弓教授共同通訊在bioRxiv上在線發表題為

「RBD mutations from circulating SARS-CoV-2 strains enhance the structure stability and infectivity of the spike protein」的研究論文。

研究發現SARS-CoV-2的RBD突變增強了刺突蛋白的結構穩定性，在武漢、深圳、香港和法國出現的三種突變體類型（V367F，W436R和D364Y）顯示出更高的人ACE2親和力，並且可能具有更高的感染力。

二、感染力增強與D614G突變有關

2020年6月12日，美國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病毒學家Hyeryun Choe團隊在預印本網站bioRxiv發表文章

"The D614G mutation in the SARS-CoV-2 spike protein reces S1 shedding and increases infectivity"。

研究表明在整個歐洲和美國流行的 SARS-CoV-2變異體中的微小基因突變，有可能增加冠狀病毒上刺突蛋白的數量，這將大大提高了該病毒感染力。SARS-CoV-2分離株在病毒性刺突（S）蛋白中編碼D614G突變，這種變化增強了病毒的傳播。

參考資料

網路-2019新型冠狀病毒

⑵ 新聞傳播學角度對疫情思考

關於「病毒的傳播學」的最新思考。新冠病毒為人類文明投下了陰影，如例外狀態對民主、自由、保護隱私等價值觀的威脅，病毒隱喻引發對中國的「他者化」以及「新東方主義」等。

而從病毒的角度看待傳播學具有重要學術價值，我們應該恢復傳播研究的物質性傳統。劉海龍從「新傳播研究」的視野提供了兩種觀察疫情傳播的視角。

一是「以人為媒介」。

二是「以病毒為媒介」，研究者可以通過視角的不斷切換拓展我們對「媒介」的理解。

暨南大學劉濤教授從不確定時代的「新生活政治」中闡釋文化研究的風險轉向，他指出，文化研究中文化主義、結構主義、霸權主義、接合主義四種範式在疫情傳播中都面臨挑戰。

我們離開風險邏輯就無法判斷當前的諸多新議題。風險文化與不確定性的生產成為文化研究的底層邏輯，而在不確定時代出現的「新生活政治」已越出了傳統的「政治邏輯」，重思公私邊界，重思生命、身體、共情意義上的協商可能，思考如何與不確定相處等問題將啟發文化研究的下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