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教授社會學

A. 孫立平是誰他做過什麼事

孫立平: 教授，博士生導師

2000年1月調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授

1982年留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

1981年入南開大學社會學專業班學習

1978年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學習

研究旨趣及其成果:

――在80年代，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現代化。

曾出版《社會現代化》、《走向現代之路》、《發展的反省與探索》等著作，並發表論文多篇。其間，提出現代化的時序模式、後發外生型現代化等理論。特別是後發外生型現代化理論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進入90年代之後，研究的興趣轉向中國社會結構變遷。

相繼發表《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合作）、《改革前後中國國家、民間統治精英和民眾互動關系的演變》等論文，並提出了「總體性社會」、「總體性資本」、「自由流動資源」與「自由活動空間」等重要概念和理論。發表在《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五期上的《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中近期趨勢和隱患》（合作）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關注。

――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轉型社會學。

其主持的大型研究計劃「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變遷口述資料收集與研究」，關注的是作為一種文明的共產主義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的運行邏輯。

另外主持的「當代中國農村中國家與農民關系研究」和「從單位制到社區制----社區建設研究」則關注於「總體性社會」向「後總體性社會」的轉型過程。

――最新成果

1999年，在北京大學「中國農村基層組織建設與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上提出「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

2000年，與其同事和學生一起在《清華社會學評論》上發表「當代中國農村國家—農民關系的實踐形態」一組文章；

2001年，在「過程—事件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實踐社會學」，倡導對中國市場轉型實踐過程的研究。《邁向實踐社會學》發表在《學海》2002年第三期，《實踐社會學與市場轉型過程分析》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五期；

2002年，在有關研討會上宣讀了《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新趨勢》長篇研究報告。其中「斷裂社會」的理論觀點被海內外報刊廣泛轉載。

B. 著名社會學家

費孝通（1910-2005）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民主同盟的卓越領導人，第七、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
1910年11月，費孝通出生於江蘇吳江一個重視學校教育的家庭，4歲進入母親創辦的蒙養院，開始接受正規教育。
1928年，費孝通入東吳大學，讀完兩年醫學預科，因受當時革命思想影響，決定不再學醫，而學社會科學。
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1933年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系當研究生，1935年通過畢業考試，並取得公費留學資格。在出國前，偕同新婚妻王同惠子前往廣西大瑤山進行調查，在調查時迷路，誤踏虎阱，腰腿受傷，妻子出外尋求支援，不幸溺水身亡。費孝通傷愈後，回家鄉農村休養時，進行了一次社會調查。
1936年，費孝通去英國留學，1938年獲倫敦大學研究院哲學博士學位。這篇論文的中文名《江村經濟》，此書流傳頗廣，曾被國外許多大學的社會人類學系列為學生必讀參考書之一。
1938年回國後，費孝通繼續在內地農村開展社會調查、研究農村、工廠、少數民族地區的各種不同類型的社區。出版了調查報告《祿村農田》。
1944年，費孝通訪美歸來後不久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投身愛國民主運動，曾任清華大學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鄉土中國》及譯文《文化論》、《人文類型》、《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等。

C. 社會學專家：什麼阻礙了我國社會的和諧發展

社會學專家：什麼阻礙了我國社會的和諧發展

2004年，著名社會學家、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在其研究中提出了斷裂的概念，指出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所呈現的一些斷裂的特徵。11月24日上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等單位在社科院社會學所組織召開了「和諧社會及其運行機制學術研討暨《失衡》出版座談會」，與會專家指出，在斷裂社會如何避免權利失衡，將成為營造和諧社會、促進社會良性發展的關鍵。

不同群體在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能力上的失衡是他們之間社會權利失衡的結果。在利益格局嚴重失衡的背後，幾乎無例外地都可以看到這個因素的身影。農民負擔問題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頑症，與農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勢和利益表達權利的缺失是聯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遷中發生的嚴重不公，是與利益被損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達渠道有直接關系的；勞工權益屢屢被侵犯，上百萬民工辛勞一年後領不到工資，原因也在於他們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達和追逐渠道。從根本的意義上說，目前中國社會形成的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格局，以及在這兩個群體之間形成的深深的裂痕，就是社會權利不均衡的必然結果。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即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利益均衡的機制。這里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市場經濟絕不是一個可以獨立存在的制度。從市場經濟比較完善的國家看，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需要種種政治社會的制度安排來和它配套，這些配套制度安排要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利益均衡的問題。而且坦率地說，即使是有了這些安排和機制，窮人也變不成富人，弱勢群體也變不成強勢群體，但起碼可以使利益格局不至於過度失衡。而在目前的我國，這樣的一種機制還遠沒有建立起來。種種的社會斷裂現象即由此而來。可以說，如何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建立起利益均衡的機制，這是今天我們這個社會面臨的最根本性的挑戰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能否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直接涉及歷時20多年的中國改革的最終社會結果是什麼，涉及我們能不能形成一個完善而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涉及我們這個社會究竟會走向何方。

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社會公平或社會公正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從歷史上看，一個相對公平的社會，表面上看是資源分配的結果，而本質是資源的相對公平分配，則是各種社會力量博弈的結果。因此，可以說，一個相對公平的社會，總是建立在各個群體和階層權利大體均衡的基礎上。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經歷了一個通過社會權利關系的調整，來不斷改善社會公平狀況的過程。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也出現過嚴重的貧富分化。但在後來的發展中，特別是在20世紀下半期，社會公平的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這種改善與兩個因素是密切相關的。一是全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二是在持續不斷的工人運動中，逐步形成了僱主和勞工之間的權利均衡，並最終形成了僱主組織、勞工組織和政府之間的合作制度框架。可以說，沒有這樣一種大體保持權利均衡的制度框架，今天相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很難建立起來的。而且，也正是由於這個制度框架以及社會保障的權利均衡，才維護了社會的穩定。我們都知道，在最近的幾十年中，西方社會中罷工之類的工人運動已經越來越少，原因之一就是這套權利均衡機制在起作用。

如果我們承認社會斷裂是權利不均衡的結果，那走出斷裂社會的道路也就比較明確了。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當務之急是走出權利事實上高度不均衡的狀態，用有效的制度安排來確保社會權利的大體均衡。而要做到這一點，在正式制度的層面上，則是從權利的低水平均衡走向高水平均衡。

這里的情況多少有一點復雜。在我國，實際上是非正式制度層面的權利不均衡與正式制度層面的權利低水平均衡並存的。所謂權利的低水平均衡，在現實的層面上表現為，對社會各個群體——包括窮人和富人——的權利保護均處於一種很低的水平上，並由此形成了一種低水平的權利均衡。但是，正式制度層面的權利低水平均衡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在另一個方面，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特別是在非正式的層面上，不同群體的社會權利遠不是處於一種均衡的狀態，而是處於一種事實上的嚴重不均衡狀態。因為不同群體的結構位置、社會影響力以及所擁有的機會結構是不同的，因而他們為自己爭取利益的能力和事實上的權利也是不同的。這種差異也突出地表現在前面所說的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在這種情況下，迫切需要形成的就是在正式制度層面上的權利高水平均衡。

前一段時間，我們的社會中有這樣兩種呼聲，一種是呼籲保護富人的財產和權利，另一種則認為，真正需要保護的是弱勢群體的財產和權利。其實，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的財產和權利都應當得到制度化的有效保障，這樣才能實現權利的高水平均衡，從而建立一個既有利於發展，又有利於公平的社會。在這種權利的高水平均衡中，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無論是強勢群體還是弱勢群體，無論是企業主還是勞工，其正當的權益都應該受到保護，非法的利益侵犯都應當受到制止。而權利的保護特別體現在對其合法地表達和爭取自己利益的權利的保護上，尤其是表現在對其為爭取自己合法利益而施加壓力權利的保護上。

權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觀制度框架上將體現為一種合作主義的憲政體制。

這種合作主義憲政體制至少意味著這樣幾點：第一，承認社會利益高度分化以及利益主體多元化的現實，承認不同社會群體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並保護其權利，就不同群體表達自己的利益以及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壓力的方式做出制度性安排。第二，在幾個最主要的社會利益主體間建立溝通和協商的渠道，特別是在勞方和資方之問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談判機制。第三，明確國家或政府在利益均衡機制中的恰當角色，即國家充當規則的制定者和沖突的裁決者的角色。第四，形成制度化解決社會利益沖突的機制。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轉型中兩個主題之間的張力不斷凸現出來，這兩個主題就是建立一個自由市場的經濟社會體制與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准則。這一期間的許多社會事件都往往與這種張力有著或明或暗的關系。圍繞著這樣的一種張力，社會群體結構產生了深深的裂痕，知識界形成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尖銳對立，政府宏觀政策進退失據。在這種情形之下，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思維來穿透那一系列的對立兩極。我們在這里要提出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思路，用概括的話來說，在表面的層次上，這體現在如何建立一種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在更深的層次上，則體現在造就社會權利均衡的基礎。而合作主義的憲政體制是使我們可以走出這種困境的一種可能的宏觀制度安排。

資料來源 中國網 2004年11月24日

D. 如何評價清華孫立平

綜述如下：

有能力的人、有見地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基本都在「行不言之教」,不會大張旗鼓的講些莫名奇妙的話,尤其是孫立平老先生這種經常要裹挾某一個群體發聲的人,而且發出的聲音和福山那種抱殘守缺的怪論有異曲同工之妙。

人物簡介：

孫立平，男，1955年5月7日生於遼寧。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現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2006年被《南風窗》評為「公共利益年度人物獎」。

1978年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學習，1981年入南開大學社會學專業班學習。1982年留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2000年1月調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