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大學轉評教授時間

1. 1980年至1992年，鄭州大學的歷屆校長叫什麼名字

樊道遠（1979——抄1983）
車得基(1983年——1994年)

樊道遠1919年生，河南鎮平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6月參加革命，1942年後曾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河南日報社副總編輯、鄭州大學黨委副書記、河南省出版局副局長等職，1977年任學校黨委書記。1979年後任鄭州大學校長、黨委書記和河南省顧問委員會委員。

車得基，男，1927年11生，漢族，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化學系。車得基教授1952-1956年任教於山東大學化學系，助教、講師，1956年鄭州大學創建招生，轉到鄭州大學化學系任教，副教授、教授。專業領域：無機化學、配合物光化學。1983—1994年任鄭州大學校長，歷時12年。 1984年—1990年為中共河南省第四屆委員會委員，1987年和1992年兩次參加黨的第十三次和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86年被評為河南省勞動模範，1990年評為省管優秀專家，1991年被國務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2. 邢麗華的鄭大一附院呼吸內科主任醫師、教授

邢麗華，女，主任醫師，教授，醫學博士，碩士生導師。1989年廣州中山醫科大學醫學系六年制本科畢業，畢業後一直在鄭州大學一附院（原河南醫科大學一附院）內科及呼吸內科從事臨床醫療、教學及科研工作。1994年獲河南醫科大學內科學碩士學位，2004年獲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內科學博士學位。2005年晉升主任醫師，2006年轉評為教授。從事臨床醫療工作20年，具有扎實全面的醫學理論知識和豐富的臨床經驗，對呼吸系常見病能熟練診治，尤其是對急危重症如重症哮喘、肺部重症感染、呼吸衰竭的救治具有豐富經驗並積累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案，並能熟練應用纖維支氣管鏡進行診斷和治療及熟練應用呼吸機。曾多次被評為院先進個人及優秀共產黨員。任中華醫學會河南省呼吸專業委員會委員、河南省哮喘聯盟副秘書長。發表專業論文30餘篇，專著4部，獲科技成果獎3項，參與國家及省級科研基金項目5項。

3. 有沒有簡單的辦法拿到講師職稱

職稱成了燙手的山芋，得到者雖填飽了肚子，絕大多數卻被不同程度地灼傷；未得到者為了不再飢腸轆轆，寧肯受點傷害也有怨無悔……（作者題記）

死而有憾

2005年1月22日晚，36歲的焦連偉突然發病，經醫院搶救無效去世。他是清華大學電機與應用電子技術系講師，博士畢業後留校已近
6年。醫生診斷的死因是：突發性心臟驟停，導致心肌梗塞死亡。

此前，焦連偉從未表現出任何心臟病症。親屬及同事認為，這或許與他長期被忽略的超負荷工作、心理和生活壓力過大有關。

2月22日，《新京報》披露了此事。不過，記者的關注點是高校教師勞累過度。然而，真正令焦連偉勞累過度的恐怕不是科研工作，而是久攻不下的職稱問題。

在電機系，焦連偉的專業水平及為人處事均被周圍人評價為「不錯」。在過去的6年裡，他結合電氣工程學科的前沿課題，圍繞現代電能系統分析及其應用進行了較系統的研究，先後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合作出版著作1部，所參加的科研項目中，「電力系統負荷綜合測辨建模法」還獲得教育部科技進步二等獎。

在讀研究生王佃(化名)對一件事記憶深刻？？他特意邀請焦連偉做他的畢業論文答辯評委，未料素來平和的焦老師一口回絕。王佃後來才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大錯誤」，因為他事後才知道焦連偉還沒有副高職稱，無資格擔任答辯評委。

2004年9月，電機系新一輪職稱評定拉開序幕。剛剛回國的焦連偉第一次提出了參評副教授職稱的申請。當時電機系共有10餘人競爭3個副教授名額。當年12月結果出來，焦排再第四名，被淘汰。

門檻難跨

2月20日，剛剛過完春節回到學校的丁曉慧（化名）匆匆翻出自己的職稱計算機准考證，登錄當地的人才考試網站，查閱考試成績。看到自己58分的最終成績，她欲哭無淚。

丁曉慧是鄭州大學的講師。這是第三次面對同樣的打擊了。拿不到這個合格證，即便她教學、科研幹得再好，副高職稱依然可望而不可及。好在她同時報考了全省和全國的計算機職稱統考，還可以在3月下旬的全國計算機職稱統考中，再拼搏一把。

其實，全國像丁曉慧這樣的例子很多。一些年輕的教師頭痛計算機考試，更多的人則為職稱英語考試犯愁。

去年4月12日的《新聞晨報》報道了中科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工程師王同喜的遭遇。1978年他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主要從事精神多肽的機理研究，近幾年來陸續發表了10多篇有價值的學術論文。工程師申報高級工程師，必須通過A級英語考試，需要認知6000個左右的單詞和短語，這對上了年紀的科研人員來說，的確是一道難題。為了參加職稱外語考試，王同喜自己購買了《英語多科詞典》《全國職稱英語等級考試指南》《全國職稱英語等級考試大綱》等10多本書籍，每天僅睡四五個小時，人也漸漸消瘦了，但學習效果並不佳。由於年紀大、記憶力差，早上背誦一些英語單詞，晚上也就忘得差不多了。王同喜說：「如今我已54歲了，不想再折騰自己，所以今年我放棄了參加高級職稱外語考試的機會。」

疏而有漏

對於作惡者，人們常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此話不無道理。問題是，如果將「天網」比作制度的話，世界上任何一種「天網」實在難以達到「疏而不漏」的地步。更多時候，稱得上「疏而有漏」。我國現行的職稱制度也不例外。

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實行新的職稱評聘制度以來，其疏而有漏之處有目共睹：

1.考試作弊年甚一年

2004年12月18日，四川省專業技術人員職稱計算機（下半年）考試綿陽市某考點。開考後不久，監考人員發現一名替考者。當這名替考者被勸退出考場時，他指著監考人員的鼻子威脅說，「走著瞧。」

不知道是不是監考人員的較真斷了這個「槍手」的財路，還是別的什麼原因，竟然惹得「槍手」如此「惱羞成怒」。當時筆者就坐在考場里，暗自替監考老師捏把汗。日後「槍手」真要捅了簍子，這位監考老師該有多冤枉！

職稱計算機考試有人作弊，而職稱英語考試作弊更是公開的秘密。一位常年出沒在職稱英語考場的「槍手」私下說，現在幾乎沒有哪個考場沒有他的「戰友」。

「職稱考試忙，考場多荒唐。覓一支好槍，替我上戰場！」在一些地方，作弊者把英語過了六級的高校學生當作最佳「槍手」人選，甚至開出了1000元的高價。

2.評審行賄水漲船高

通過職稱英語和計算機考試者，充其量算是拿到了兩張通往職稱評審的通行證。有了「通行證」，只不過有機會參評而已，並不能和拿到職稱劃等號。何況，職稱考試合格證存在一個有效期的問題。換言之，過了這個村，一旦沒有被評上，想繼續圓職稱夢，還得從頭再來。

李國勝（化名）是湖北某高校的講師。為了評副教授職稱，他早已掃清了外圍「障礙」？？擁有了職稱英語和計算機證書。並且，他的科研成果頗豐。所以，他對自己順利通過副高評審，抱有足夠的信心。

即便如此，在2004年的職稱評聘中，他還是落選了。此時此刻，他才後悔沒聽朋友的忠告。他清楚地記得，距離職稱評聘開始前兩個月，他的一個好友便經常給他「敲邊鼓」：老兄呀，千萬別掉以輕心啦，雖然評審的硬體你哪樣也不差，但「軟體」也輕視不得，利用咱那個當評委的老同學的關系，抓緊活動吧。

李國勝是個搞學術的人，偏偏不善於交際。架不住好友的勸告，最後狠狠心，買了一條紅塔山香煙和兩瓶瀘州老窖，為職稱的事去拜訪當評委的老同學，希望他到時候出把力。老同學再三推讓，說咱們多年的交情，何必呢。

不久，這位評委遇到前面提到的李國勝的好友、也是自己的同學，發牢騷說：他（李國勝）也太看不起人了吧，拿這點東西究竟是寒磣我啊還是奚落我呀。

事後，那位好友雖無法跟李國勝明說，只埋怨他不懂「行情」：都什麼年代了，還用八十年代初期的行賄思維模式辦事，這不是拿鈔票砸自己的腳，腳不痛，錯過了機會心痛啊。

3.近水樓台捷足先登

時下，在各界對職稱評聘的詬病中，其中包括對某些握有行政權力的領導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撈取職稱的極為不滿。

縱使職稱制度在制度設計上有這樣那樣的不周之處，但是只要不存在腐敗，基本的公平公正還是可以保證的。遺憾的是，不少地方、許多行業在職稱評審過程中，高職稱往往不是那些碩果累累的一線科研工作者最先得到，而恰恰一些部門領導利用自己權勢近水樓台先得月，在職稱評審中一蹴而就，捷足先登，一勞永逸。

每年職稱評審的名額原本就不多，在一些領導眼裡，原本不多的名額好比「賑災物資」，僧多粥少分給誰都覺得「不公」，不如索性讓自己「先職稱起來」再說。於是，第一批高職稱成了一些部門領導的專利，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管是科研機構、大專院校還是一般的企事業單位，只要是有技術職務職稱的，保准都有領導的份兒。誠如媒體所批評的那樣，有些領導幹部是「官一大學問就見長」。官做大不難，學問做大真不容易。尤其是那些日理萬機的領導，整天會議接連不斷，應酬忙得不亦樂乎，每天回家很晚，哪有時間看書學習，更不要說從事專業研究了。眼下的事實是，許多人當官和做學問、搞研究兩不誤，書是每年出，論文幾乎月月有，職稱能不往上竄嗎？

至於說論文有幾篇是自己擺弄出來的，書稿有幾本是自己捉刀的，沒人敢去考究。硬體具備，又有評審的生殺大權，領導不職稱誰能先職稱？

「庠」在何處

毋庸置疑，現行的職稱制度因設計而造成的某些先天不足，在實際操作中必然導致出令人難受之處。這種「難受」，極具傳染性，又很難根治。筆者尋思良久，覺得再沒有比用一個「庠」字來形容更合適的字眼了。

有人說，職稱評定的內容與業績無關，除了考「洋文」或是古老的「甲骨文」之外，就是考論文，以至亂撒胡椒面的論文滿天飛，人人都向學者靠攏。中國人口眾多，申報職稱的人成千上萬，每人需要三五篇論文，於是，一方面我們的科技水平遠遠低於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另一方面我們每年發表的科技論文卻是這些國家的好多倍。

一位老教授曾直言不諱地對筆者說：現在，能推動社會進步的論文有幾篇，絕大多數都是些垃圾文字，難怪發表這樣的垃圾論文要收版面費，這也是為「環保」而採取的迫不得已的辦法嘛。就這，你看還是整天有人在擠破頭皮製造垃圾論文呢。

老教授的話雖刻薄了些，仔細想想，也不是沒有道理。評定職稱的本意，本來是在個人科研貢獻和個人榮譽之間搞平衡，讓貢獻和榮譽等價。實踐證明，因為職稱早已被賦予了超出純精神鼓勵界限的許多有價證券，在利益面前，哪個人願意放棄？不僅不放棄，而且為了追逐它，不惜採取種種卑劣手段，直至將職稱制度扭曲得面目全非。

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藝術學院郝志倫教授認為，目前教授職稱的最大弊端是：沒有按專業評定。比如說，思政專業的教授可以帶其他專業的研究生。這是掛羊頭賣狗肉。有些專業的教授學術很差，但他們所享受的待遇卻和其他教授一樣。

有人在談及現行職稱評定製度時，曾一口氣列舉了其十大弊端：

1．每年耗費了知識分子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應付許多沒有實際價值，基本屬於形式主義的評審規則；

2．造成了許多本來可以避免產生的矛盾；

3．養肥了一批掌握職評實權的貪官；

4．在本應比較純潔高尚的知識界造成了嚴重的學術腐敗現象；

5．成為假文憑、假學位泛濫的重要根源；

6．成為一大批缺乏真才實學的庸人懶人熬夠年頭以後的護身符、功勞簿；

7．造就了一批假冒偽劣的高職稱分子，使得職稱水分大增、明顯貶值；

8．使得一些學術刊物的騙輯從本來為人幕後做嫁衣的角色，成為在自己掌管的一片學術園地里呼風喚雨的實權派人物；

9．養活了一批學術水準低劣的刊物，提供了創收的源泉；

10．製造了一大堆寫完了就沒幾個人看的學術垃圾。

這十大「罪狀」，一針見血地道出了職稱制度引發的不良社會後果。由此，足以證明職稱制度的不盡合理之處。那麼，本文所說的該項制度之庠，究竟「庠」在何處呢？至此，已經基本上有了答案。

首先，「庠」在一個「名」上。就個人而言，職稱的確是身外之物。人們追求它，說穿了圖的無非是個名。我有這么多的成果，給我一個和成果相匹配的稱號，合情合理。當然，假如世界上一直沒有職稱這項發明，也許許多人的煩惱早已盪然無存。至少，焦連偉生前不必為此焦慮不已。然而，在一個信息、資源共享的時代，許多人的對職稱的觀點是「你有我也得有」。於是乎，職稱評定開始成了某種角逐某種競技。不久前，某市委黨校一女教師，因嫉妒同事和他人合寫文章，竟然舉報同事「剽竊」。最終雖然真相大白，但被陷害者的名譽卻受到了侵害。為了職稱方面的一個「名」，人世間究竟上演了多少出台上握手稱同志，台下用腳使絆子的丑劇！

其次，「庠」在一個「利」上。如果將職稱中包含的「利」的成分完全剝離出去，相信職稱很快就會成為「黃臉婆」，願意搭理的不多，更不用說為之「爭風吃醋」了。職稱和工資、獎金、住房、子女上學、配偶工作安排、升遷乃至科研經費密不可分，此等沉甸甸的「含金量」，縱使再清心寡慾者，怕是也要動心的，何況那些尚未遠離世俗的凡夫俗子，怎能不受到職稱的誘惑，為之不惜代價呢？

再次，「庠」在一個「濫」上。嚴肅的制度，拒絕「濫」字。平心而論，我們設置的職稱評定製度，無論從系列上還是從名稱上，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當然，眼花繚亂的同時，職稱的絕對數量多到幾近泛濫的地步。職稱成了「糧票」，每個單位都可以按時領到。如何分配，就看單位內部怎樣處理了。不是因崗設職稱，而是採取計劃經濟時代的計劃名額供給，這種「生產」辦法，怎能不造成職稱泛濫成災的局面？「教授滿街走，講師多如狗」的民謠早已為此作了很好的注腳。

此外，「庠」在一個「級」上。現行職稱制度存在著等級制度，只能一級一級地往上爬台階，想越級幾乎不大可能。也就是說，不管你是多麼出類拔萃的人，想直接從助教當上副教授，等於痴人說夢。這種無視個人能力、貢獻的評定製度，嚴重損害了科研人員的工作積極性，造成了人才的巨大浪費。

最後，「庠」在一個「腐」上。通常，人們總以為反腐敗只是政界的事，孰知，學界的腐敗現象，一點也不亞於政界。目前，職稱制度之所以倍受非議，很大程度上和職稱評定中的腐敗有關。評定時的暗箱操作，導致了職稱評審的歪風邪氣，最終也使這項制度的可信性受到威脅。

他山之石

針對現在的職稱制度，讓不少有識之士非常羨慕以往的職稱制度。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藝術學院的郝志倫教授告訴筆者，以前，北大和清華在職稱聘任方面實行的是校長負責制，只要校長認為哪個人具備教授資格，就有權直接頒發聘書。像國學大師陳寅恪，由梁啟超先生向清華大學當時的曹校長推薦。曹校長得知陳的學位只是學士，而清華的教授一般都是博士，不願聘任。梁啟超說，我也沒有博士學位，不照樣是教授嗎？後來，曹校長聘陳寅恪為教授，陳很快成為清華校園內大名鼎鼎的大學者。倘若擱在現在，恐怕陳寅恪到退休也混不到教授職稱。還有魯迅，只是個大專學歷，到北大不照樣直接當教授？但魯迅到別的地方教書，人家只聘他當講師。這說明，當時的職稱僅在單位內有效，不是現在的「全國通用糧票」。

郝志倫教授認為，在國外，一般都是由高校自己評定，在這個學校可能是教授，到另外一個學校可能就只是副教授，沒聽說有由國家出面評聘的。研究員，在國外也不是職稱，香港亦如是。

奧地利駐華外交官約瑟夫？斯托金說：「在奧地利，除了必須使用外語的工作，沒有要求升職前必須通過外語關之類的硬性規定。」

文志傳先生在其2003年4月14日發表的《職稱改革要在革除積弊上動手術》一文中，曾舉了一個美國政壇名人的例子。

人所共知，基辛格是博士，其實也具有教授資格？？出任美國國務卿之前，他在哈佛任教授。人們之所以稱博士而不稱教授，是因為博士是學位而教授是職務。基辛格出任國務卿，按規定辭去教授職務，因為離開了教授崗位，就不能再有教授的職務。但是他所具有的教授資格依然有效，從國務卿卸任後如果有學校聘，依然可以當教授。他曾經打算回哈佛大學，但是提出不授課的要求，被哈佛拒絕了，因為哈佛不需要不授課的教授。

何去何從

職稱制度遭到這么多的非議，不覺令人發出職稱制度向何處去、其出路在哪裡的疑問。

去年，吳三博先生曾撰寫《職稱也該退出歷史舞台了》的文章，以「職稱制度已經與市場的價值取向發生了背離」為由，主張讓職稱「退休」。

當然，持這種觀點的絕非吳先生一人。不過，盡管職稱制度存在諸多弊端，但是不是它已經到了「罪不可赦」的地步，一定要從肉體上消滅它呢？

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藝術學院郝志倫教授反對取消職稱制度。他認為，當代大學肯定是要有職稱的，取消職稱制度只能是因噎廢食。現在的職稱含金量確實降低了，現在急需做的工作是改革這項制度而非取消它。

人事科學研究院的副研究員李建鍾博士正在進行一項與職稱問題有關的研究課題。他提出，職稱外語考試應該引進外語水平證書互認機制。

與此同時，一些地方也在不斷進行職稱制度方面的改革探索。2001年5月，中科院宣布在全院范圍內停止各類專業技術職稱評審，代之以崗位競聘；北京市簡化職稱評聘程序，包括延長職稱外語等級考試合格證有效期、減少計算機應用水平（能力）考試模塊、取消調入本市單位人員的職稱認定、簡化專業技術人員轉換系列手續等；江蘇省規定今後外語和計算機應用能力不再成為所有人員申報專業技術資格的先決條件，而作為評審條件之一，由評委會根據實際要求掌握。

改革現行的職稱制度，根子不在於取消還是保留外語和計算機考試，而在於從制度的層面予以修正。熟悉職稱評審制度的人都明白，時下我們的職稱制度沿用的是黨委領導下的行政首腦負責制。也就是說，在職稱評定問題上，單位的行政領導無權直接聘任，要受同級黨組織的領導。其實，職稱屬於純技術職務方面的事務，沒必要有太多的婆婆挑選「兒媳」。今後，職稱制度要想走出飽受非議的泥沼，重新回到傳統的直接聘任的道路上，還職稱一個本色。

一點曙光

今年1月，筆者在廣西大學逗留期間，聽說法學院從美國引進一個年僅25歲的歸國博士，該校直接聘任他為教授，此舉在廣西大學引起不小的震動。

2月19日的《南國早報》報道了此事：最近，廣西壯族自治區2004年職稱評定揭曉。年僅25歲的廣西大學教師張鴻巍博士因學術成果豐碩而破格晉升為大學教授。

張鴻巍今天獲得的職稱，應該是今後中國職稱制度改革的一個標本，職稱這頂桂冠戴到誰的頭上，不是看他的學位、工作年限、論文數量以及是否通過了職稱考試，而是用成果說話。惟有如此，才是職稱問題上的實事求是。否則，就是形式主義，教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