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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授二元對立

發布時間: 2025-02-13 23:41:18

⑴ 三生萬物的龐朴與三分法

2015年1月9日20時49分,山東大學終身教授、儒學研究權威龐朴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濟南逝世,享年87歲。
龐朴,字若木。中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文化史家、哲學史家、方以智研究專家。致力於中國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出土簡帛方研究。他提出中國人的思維是三分統一而不是二元對立的,這是他影響最大的一分為三學說。
他的主要著作有《儒家辯證法研究》、《稂莠集》、《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白馬非馬--中國名辯思潮》、《一分為三--中國傳統思想考釋》等。
龐朴認為,應該保住我們的文化,守住我們的傳統。丟掉自己的文化,就丟掉了整個民族。
第三屆世界儒學大會授予了他當前儒學研究領域的最高獎項孔子文化獎。
「龐朴先生有著強烈的文化自覺,他一生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有溫情和敬意。」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學典表示,龐先生是近30年來儒學復興的主要推動者和引領者。
王學典說,龐朴先生的去世是中國儒學研究、思想史研究、傳統文化研究的重大損失,留下的空白在很長時間內很難被填補。
依照世界的真實三分去觀察世界和處理問題,是為三分法。——龐朴《三分法》
……所以,從根本上來說,四分只可以說是三分。——龐朴《四聖二帝與三分》
「三分的四種形態」:
(1)三實,即三個都是實體。(三個實體間有相互克制或相互補充的關系。)
(2)兩實一虛,即兩個實體,一個虛體。(龐朴先生舉了「看不見的手」, 「雞三足」, 「堯舜三眸子」的例子)
(3)兩虛一實。
(4)「正反合」。
[編者認為,前面三種「三分」都是簡單的三分,最後的「正反合」體現出來的才算是真正的三分法)
「中庸的四種形式」:
(1)A而B;
(2)A而不B;
(3)不A不B;
(4)既A又B。
[編者以為:(1)是強調矛盾AB的「同一」(內視的「一」),而(2)強調的是矛盾AB的「統一」(外視的「一」)]
「統合對立面的三種基本樣式」:
包:對立的兩方面A和B,以肯定的方式互相關聯,組成的亦A亦B式的統一體。
超:對立的兩方面A和B,以否定的方式互相關聯,組成的非A非B式的統一體。(超越於對立雙方之上。)
導:由於對立面的性質特殊,其統一者取對立雙方中的一方為主,來統攝對立的兩個方面,形成為A統ab的樣式。(譬如善和惡,你不能用「包」的形式來統一它,亦為善亦為惡;也不能用「超」的形式來統一它,既不為善又不為惡。而只能根據價值判斷,以至善來統攝善惡、主導善惡,形成一種亦包亦超式的統一樣式。)
[編者註:「包」與「超」亦可以理解為一類東西;最後的「導」可理解為「主導」式的、先定性的內容。又如真實與虛假,也不能用「包」或「超」的形式來統一,而可以根據價值判斷,用「絕對真實」來統攝它們;物質與精神,或者是所謂的「思維與存在」,亦可被「存在」所統攝——這里的「價值判斷」就是「存在世界」觀——把物質與精神合而為一,進而消除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區劃(當然,不能阻擋這種區劃的產生)]
——中國古有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之說。說始於一而不說始於零,因為對零作為一個數的認識,是很晚的事;而終於十,當然是十進制決定了的。最有意思也最值得注意的是成於三。為什麼會成於三?又怎麼樣成於三?
所謂數成於三,是說無論客觀世界的事物本身還是主觀世界對事物的認識,起先都是從一開始,或者叫從混沌開始。然後顯露出對立兩端,或者是認識上的首先注意到兩端,斯為二。進而因兩端而有中間而知中間,事物演化完成或被完全認知,此之謂成於三。抽象為數,便是由一而二而三,到了三,告一段落。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是這個意思。三生萬物者,三體現為萬物,萬物皆是一個三 也。
—— 事實是,世界本來便是三分的。中間和兩端,本是相比較而存在,經指認而得名的。人們在認識上,會有一個先後的次序,事物的存在,也常有隱顯的不同,但一分為三的事實,則是客觀的無處不在的。
但是,由於二分法的先入為主,人們習慣於稱中為中介,僅僅視之為兩極之間起聯系作用的居間環節,或者是事物變化過程的中間階段;喜歡強調一切差異都在居間環節融合,一切對立都經中間階段而互相過渡;等等。就是說,中的存在,彷彿只是為了兩極,中的地位和作用,全在於它的能介,而無視其所以能介的根據,無視其存在的自性。因而,他們否認三分的真實性。殊不知,中之為中,與左右之為左右完全一樣,自其關系視之,固是相對的;自其存在視之,則具絕對性。中之能介,中之能融,便正是它獨立於左右之外、獨立發揮作用的表現,而絕非其附屬於左右之下、仰賴左右鼻息的結果。
也是由於二分法的先入為主,人們還習慣於相信中介環節是暫時的,必將向兩極分化而最終歸結為二元的天下。熟知的說法如小資產階級大量地、不斷地、每日每時地向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化之論,便最為經典。這一見解很可寶貴,因為它能從運動變化來觀察世界,指出三分的界限不是僵死的,而是變動的,無疑十分正確;只是它忘記了,中間、兩端之間的流動,決不可能只是單向的。既然能有中介向兩極的分化,也就必然會有兩極向中間的聚攏;小資產階級固然在每日每時分化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未嘗不每日每時分泌出小資產階級來;其動因完全是共同的。要知道,由於運動變化,中間狀態作為中間狀態,必與兩端處於此漲彼消此消彼漲的相對關系中,共同組成一個三段的整體;如果某一段不見了,那便意味著整體已發生徹底變化而不復存在,任何一段單獨先自退出的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
更有一種從二分出發的觀點,指中間為惡,務必除之而後快者。那就是政治學說中的中間派最危險論,和文學上的反中間人物論。這是標準的左派幼稚病。我們知道,幼兒能夠分辨簡單的好和壞,是他的認識從混沌向有序的可喜進步,但幼兒還無力識別好壞之間的居間環節;盡管在多數情況下,中間常是多數的。從幼兒到成人,需要經歷艱苦的成長過程。肯於承認兩派之間的中間派之存在的合理性,也是需要過程的。

⑵ 唯願天下人都來認識他——王財貴教授,你我生命中的「貴人」!

很多人在親切地稱王財貴教授為「王教授」時,都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王教授最高的職稱其實是一個副教授。或許所有人都難以置信,但王教授確實是以「副教授」的名義走下大學講台,結束他作為一個大學教師的生涯的。有時我想,當王教授走在教授成堆的大學校園或出席某個學術會議,心頭是否偶爾也會掠過一絲不平?不過現在大家好象不管這些,仍然稱他為「王教授」,或乾脆直呼「教授」,好象天底下就他一個教授似的。顯然,在當今學界和教育界,王教授與眾不同。

兒童讀經,對受過「五四」洗禮的現代知識分子來說,要麼不能理解,要麼有所理解而不敢或不屑於實行。對於現代教育,他們也常常義憤填膺,抨擊未嘗不激烈,批評未嘗不尖銳,但往往止於紙上的牢騷和發泄,鮮有人能提出解決的方案。王教授卻是一個起而行的人。早在幾十年前,他就認識到了兒童讀經對教育進步和文化復興的重大意義,至遲在二十年前,他就走出象牙塔,正式向社會推廣兒童讀經了。

教育界因他提倡兒童讀經及對現行體制的嚴厲批評,和他多少保持點距離;學術界則因為他沒有規范的論文和磚頭樣的巨著,也不把他當作一個正經的學界中人。王教授的身份因此有點飄忽可疑。這都是「出走」的代價。然而究竟什麼是教育,什麼是學問,王教授在體制外多年的存在,做出了另外的詮釋和回答。他日益廣泛的影響力,正逐漸改變著流行的教育觀念和學術風氣。多年以後人們或許會發現,正如托爾斯泰沒獲諾貝爾獎一樣,王教授以副教授的身分退休,不是本人的遺憾,卻是評委會尷尬的疏忽。

當有人問起王教授推廣兒童讀經是否遇到困難時,他總是說:「沒有困難,勢如破竹,銳不可擋!」「以前沒有人讀經,經我的推動,有一個人讀經了,就是成功!」其實,做什麼事沒有困難呢,尤其是在現代社會重提讀經這一「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編寫《讀經教育手冊》、成立推廣中心、到處演講、開讀經班……資金的窘迫、事務的繁劇尚在其次,最難以面對的,恐怕還是社會的冷眼和非議。二十年前,當你宣講讀經,有幾個人不以為是天方夜譚?有幾個人不會馬上給你扣上「封建」、「落後」、「吃人」、「腐朽」等一大串帽子?甚至「讀經」這兩個字一出口,就讓人滿腹狐疑。不只普通人,就是那些學問中人,那些德高望重的學問大家,聽說你讓兒童讀經也不免猶疑。那些習慣於「五四」偏激文風的名流學者和文人,更會施展他們尖刻的文筆嘻笑怒罵。在現代社會提倡讀經,不啻以一個人的力量與整個社會作戰。其中也不乏有識之士,但他們認同而不能深入研究,研究而不能實踐,實踐而不能持久,真正把兒童讀經當作畢生的事業,投入全副的精力,把它的方方面面各個層次都研究透徹並極力提倡落實,幾十年如一日,當今之世除王教授而外,恐怕難覓第二人吧?

當一個人功成名就,我們翻閱他的從前,不管多麼潦倒艱困,也會羨慕,覺得那不過是英雄暫時落難,終有奮起之時。然而當他不名一文,如置身荒原四顧茫茫,其心之悲苦凄愴,或有難以言之者歟?

王教授自認是一個資質平常的人,唯一自信的是他的努力。他認為當今之世,很少有人像他這樣在兒童讀經問題上花那麼多的時間,下那麼大的功夫,用那麼真切的心。一年一度的寒暑假,當別人去旅遊休閑的時候,王教授正風塵僕僕於讀經推廣的路上,口沬橫飛於理念宣導的講台。理論的完善來自於長期而專注的思考與實踐,西人雲「道成肉身」,毫不誇張地說,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看似簡單的兒童讀經理論,它的每一段落,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浸透著王教授的汗水與血肉。

一個人幾十年如一日地做一件事情並樂此不疲,一定有他特別的感觸和洞見。十五六歲,正當孔子所說「志於學」的年齡,王教授陷入了茫然,因為他發現與民國時期那些優秀人物相比,自己實在太差了。他留心去看國文教材中那些作者的生平介紹,發現他們多半兒時即開始讀經。二十歲後王教授遇到隱居的儒者掌牧民先生,在掌先生的指導下讀《四書》和古文,這是王教授第一次系統地讀經,掌先生的諄諄教誨與人格風范,亦讓他感受到儒家活的精神。後來在掌先生的介紹下,王教授師從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研究學問,走上學術之路。他本來可以像別人一樣,在大學里安靜地從事研究,著書立說,但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他感到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覺得自己是幸運的,遇到了掌先生和牟先生,但多少人有他這樣的幸運?而且一個人到了十五六歲才開始讀經,畢竟已經太晚了。

他意識到當今世界之所以動盪,學術之所以腐敗,人心之所以陷溺,個人生命之所以痛苦,皆因為遠離了經典。不讀經,一切努力都如空中樓閣。這個問題觸動了他,使他不能忘懷。當今中國和世界,多一個教授少一個教授有什麼關系,讀不讀經卻關系重大。他深信自己摸到了時代的脈搏,抓住了中華文明復興的關鍵。但這么重大的問題,別人似乎都還沒有意識到,或意識到但不如他所感受的那麼真切。於是他放下學術研究,思考怎樣在全社會恢復讀經。這不是靜態的研究,而是一場運動。他以中國儒家的天理人性學說為根基,融貫西方現代教育哲學,對教育應該回歸經典做出全面深入的說明,從而提出一個簡易可行又意義深遠的方案:兒童讀經。

在荒經蔑古全盤西化一百年後的今天,重提兒童讀經,絕大多數人不免視之為毒害兒童的復古倒退之舉或迂腐的不經之談,少數人雖然認可但又看不起它,覺得這是教小孩子的事,不是真正的學問。但王教授珍惜自己的感知和洞見。他深知兒童讀經不僅是對的,而且是這個時代迫在眉睫的事。別人的譏笑或不屑他並不在意。他只是做他認為該做的事。他寫了一本名為《讀經教育手冊》的小冊子,來闡釋他對兒童讀經問題的思考,篇幅不長但充滿真知灼見,不知被翻印了多少次,直到現在仍然是兒童讀經的綱領性文獻。他馬不停蹄地奔走於兩岸三地宣導讀經,並親自主持華山書院兒童讀經班。

古人曾言,風氣起於一人之心。現代兒童讀經運動,倡自王教授,從一兩個人開始,涓涓細流逐漸匯成江河,沛然莫之能御。而其源頭,不過是王教授一顆純真善感的赤子之心。

兒童讀經的理論說起來並不復雜,但對西化思想已經浹髓淪肌的現代中國人來說,要理解它卻遠非易事。反感傳統、崇尚西方已經成為現代中國人的潛意識。所以宣導兒童讀經真正的難點,不在於提出一個正確的教育理念,而在於怎樣破除國人根深蒂固的西化意識和「五四」以來形成的二元對立思維。一百年來,中國人正是在怎樣面對西方文化這個問題上看走了眼,吃了大虧。所以王教授雖然以推廣兒童讀經聞名,但他更重要的工作卻是「再啟蒙」——對新文化運動造成的巨大思想偏頗進行糾正,對「啟蒙」造成的「新蒙昧」進行啟蒙。兒童讀經之外,王教授致力於宣導一種面對外來文化的健全開放的態度和一種立體圓融的思維方式,讓人能夠在中西文化深度碰撞交流的大時代中站穩腳跟,保持清醒的眼光和理性的態度。人們經由兒童讀經認識王教授,獲得的卻不只是教育問題的解決,而是思想文化上的成熟。從這個意義上說,王教授乃是我們這個時代為數不多的頭腦清醒、富有遠見的文化導師。

在演講中,王教授提到最多的人,除了孔孟朱子陽明等聖賢大儒之外,就是牟宗三和康德了。牟先生對王教授的影響自不待言,王教授常自言其道德學問不及恩師之萬一;康德對人類理性的深刻洞察(把人類理性分為實踐理性與思辨理性,而且認定實踐理性有優先性),則成為王教授論述中西文化問題的重要理論依據。得益於從牟先生那裡所受到的嚴格的哲學訓練和對牟、康二人哲學思想長期的鑽研,王教授論述文化問題時總是步步踏實,層次清晰,極具雄辯。而王教授赤誠的儒者情懷和深湛的心性修養功夫,則化解了純粹哲學思辨的枯澀。他從來沒有忘記一切學問的落腳點是教人成德成聖,是對身心的妥貼關照和生活中一點一滴的磨煉。他一直教人志於道,志在聖賢,隨時體認天理,從良知而行。邏輯清晰的思辨,平實樸素的語言,對天道性理的體認追問,對人人成德成聖的深切期盼,在王教授的演講和文章中近乎完美地融為一體。

初次接觸兒童讀經理論的人,往往下意識地瞧不起王教授,以為他不過爾爾,但只要對他了解稍久,會發現王教授絕不只是一個兒童教育的專家,更是我們這個時代難得的文化導師,一個受過精密思考訓練的哲學家,一個博學多識的國學大家,一個重視心性修養功夫的儒家信徒。很多人對王教授都經歷了一個「二次認識」、「三次認識」的過程,自以為已經認識了,後來發現還沒有認識;自以為已經懂得了,後來發現還沒有懂得。

王教授提倡兒童讀經,但他不僅僅是兒童讀經;兒童讀經理論是簡單的,但王教授不是簡單的。兒童讀經是飽經滄桑後的真純,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是王教授以深湛的學養和無限的悲懷,為我們這個文化沒落的時代開出的一劑良方。

王教授常自嘲他的兒童讀經理論,從二十年前正式提出到現在,一直沒有改變,因為既然說對了,那就是對的,不可以再變。但事實上,兒童讀經理論一直在拓展和深化。兒童讀經本是天經地義千古如斯,但今天我們提倡它,必須要面對時代提出的新問題並妥善解決,才能讓它真正復活於世。所以王教授不像其他一些有識之士,只是泛泛地提倡讀經,而是以開放包容的胸懷,學而不厭的精神,不斷提升學問,融化新知,把兒童讀經一步步推向深入。熟悉兒童讀經發展歷程的人,都能清楚地感受到這種精進。每一問題的解決,都讓兒童讀經理論更加豐富和完善。王教授常開玩笑說,大家不要因為可憐他頭發白了而讓孩子讀經,但顯而易見,兒童讀經的每一步推進,都讓王教授頭上的白發更加密集。

「我已經做了一千場演講,今天是第一千零一場。」王教授常常這樣開始他的演講。他肯定不記得已做過多少關於讀經的演講,可以肯定的是,一定遠遠超過一千場。雖然他的多數演講已被刻成光碟或放到網路上,即使海外或窮鄉僻壤,都可以看到聽到,但人們還是想一睹他的真容,現場聆聽他的演講。無論是富麗堂皇的政府禮堂還是偏遠寒儉的小學校,無論是專家學者雲集的高端論壇還是大學生讀書會,無論是千萬人隆重熱烈的大場面還是稀稀落落三五個人,王教授都有本領興致勃勃地講幾個小時。真是「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他曾發願,即使只有一個聽眾,只要邀請他講讀經,他也義不容辭。演講結束,他常常被聽眾包圍,問那些他不知已經回答了幾百遍的問題,常在他身邊的人真是耳朵都聽出了老繭,但王教授仍然不厭其煩地一一回答。「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王教授則說,「只要還有一個人不知道讀經,就是我王某人推廣不力。」對他而言,每一個人都是重要的,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讀經,都能夠理解讀經,不能拒絕任何一個想要了解讀經的人。

為了更廣泛有效地宣導讀經,王教授很早就成為一個網民。全球讀經教育交流網開通後,他一直以此為園地,與網友交流讀經教育。王教授曾說,發表在讀經交流網上的每一個字他都認真看過。他不放過任何一個與讀經有關的問題,不留下任何一個理論上的空白。他深知「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一字不敢輕下。很多知情者透露,有時王教授為了回復一個重要的貼子,會用整整一天的時間反復斟酌,有時貼子本來已經寫好了,卻按下不發。凡上交流網的人,不僅能了解到讀經的方方面面,更能體會到王教授的真誠與寬容。很多人帶著情緒質疑讀經,甚至直指王教授本人,充滿暴戾之氣,他也總是以極大的耐心來化解。他好像有無限的耐心,並且總能發現對方的優點予以肯定贊揚,然後循循善誘。很多時候,熟悉他的人包括像我這樣溫和的人,都覺得他太未免太謙退了。後來才省悟到還是自己未能忘己,而王教授已無人我。

他深知現代以來,因為經典的缺失和教育的失敗,中國人的文化修養與道德水準已跌至最低,因此他致力於提倡一種真誠、開放、包容的討論風氣。對於少數執迷不悟的人,王教授不得已保持沉默,行不言之教。他是把交流網當作一個道場,來講讀經,來傳道,來救人。有人把十多年來王教授在讀經交流網上的回復整理出來,居然有厚厚的幾千頁,不僅詳細地解答關於讀經的問題,還廣泛地討論文化、哲學、歷史、宗教等問題,簡直是一套人文網路全書,現代版的語錄體巨著。其內容之豐富,義理之深刻,文字之粹美,與歷代大儒們的語錄體著作相比,不見得遜色。

   

像王財貴教授這樣的人物,恐怕是永遠說不盡的。筆者一人所見,實不足以形容其萬一,其道德學問文章,更遠非一篇小文所能盡。唯願天下人都來認識他,接近他,了解他——這一位我們國家民族的「貴人」,中國文化的「貴人」,人類的「貴人」,也是你我生命中的「貴人」!

⑶ 劉納華南師范大學教授

劉納華南師范大學教授,1944年出生於北京,1966年畢業於北京師范學院(現首都師范大學)。1981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獲得碩士學位,並在此工作長達20年,晉升至研究員級別,同時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教師,還是博士生導師。2000年,他轉任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後又於2002年起成為華南師范大學的教授。

他的學術研究領域廣泛,涉及中國近、現、當代文學。著作豐富,其中包括《顛躓窄路行》(1995年,作家出版社)、《詩:激情與策略》(1996年,中國社會出版社)、《嬗變——辛亥革命時期至五四時期的中國文學》(1998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創造社與泰東圖書局》(1999年,廣西教育出版社)以及《從五四走來》(2000年,福建教育出版社)等。

在學術論文方面,他撰寫了《二元對立與矛盾絞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4期)、《在學術論文的大生產運動中想起李健吾》(《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寫得怎樣:關於作品的文學評論》(《文學評論》2005年第4期)和《說鉬·新物理學·終極》(《中山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等多篇有影響力的論文。

盡管他從不主動申報各類獎項,但他的學術成就得到了認可,非自我申報而獲得的榮譽包括《文學評論》優秀論文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論文獎和王瑤學術獎等。

在教學方面,劉納華教授主講的課程包括現代文學的發生(研究生課程,40學時)、現當代文學作品細讀(研究生課程,40學時)以及學術訓練與研究方法(研究生課程,40學時)。

他的研究課題之一是《中國現代舊體詩與新詩》,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獲得了6.5萬的資助,項目編號為02BZW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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