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法大學老教授

1. 張晉藩的人物簡介

張晉藩先生是中國當代著名法學家，1930年出生，現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1983年被評為中國法制史學博士生導師，1988年被評為國家重點學科法制史學帶頭人，1991年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曾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中國法制史研究所所長，198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特約法學評議組成員，1983年第二屆法學評議組正式成員，中國法律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名譽會長，中國老教授協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理事等。
張晉藩教授現仍擔任中國法律史學會專業顧問、中國教育家協會名譽會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咨詢委員會成員。曾出版《中國法制史》第一卷、《中國法律史論》、《法史鑒略》、《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華法制文明的演進》、《中國近代社會與法制文明》、《清代民法綜論》、《中國憲法史》、《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等二十餘部專著。此外還主編了《中國法制通史》十卷本，《清朝法制史》、《中國官制通史》、《中國司法制度史》、《中國民法史》、《中國刑法史新論》，《中國行政法史》、《中國民事訴訟制度史》等二十餘部專著和教材，並發表了專業論文二百餘篇。其中有些專著和文章已譯成英、日、韓等國文字出版。1986年應邀為中央書記處講授法律課。1996年、1998年兩次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講授法律課。1982年以來，多次赴美國、加拿大、德國、以色列、日本、韓國進行講學活動。
自1954年迄今，張晉藩教授出版個人專著有《中國法制史》第一卷、 《中國法律史論》、 《法史鑒略》、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 《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 《中華法制文明的演進》、 《清代民法綜論》、 《中國近代社會與法制文明》、 《薪火集》、 《中國憲法史》等十餘部。主編與合著專著： 《中國法制通史》十卷本、 《中國官制通史》、 《清入關前的國家法律制度史》、 《清朝法制史》、 《中國古代民事訴訟制度史》、 《中國政治制度史》等20餘部。主編教材《中國法制史》、 《中國法律史》10餘部。此外，發表法律史學論文200餘篇。

2. 夏書章的個人履歷

歷任來教研室副主任、源主任、系副主任、研究所長、校副教務長、副校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等。曾兼任中國政治學會第1-3屆副會長、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指導委員會政治管理類專業委員會主任、全國行政學教學研究會第1-2屆理事長（第三屆顧問）、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客座教授、聯合國文官制度改革國際研討會顧問等。獲（世界）東部地區公共管理組織（EROPA）「傑出貢獻」獎牌，中國老教授協會「老教授科教興國獎」，享受國務院專家特殊津貼,美國公共行政學會頒發的2006年度「國際公共管理傑出貢獻獎」。
現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名譽院長、教授、行政管理專業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科百家重點研究基地—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教授，中山大學行政法研究所名譽所長，兼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副會長，中國政治學會、中國老教授協會顧問，廣東老教授協會名譽會長，武漢大學政治學系名譽主任，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浙江財經學院法學院名譽院長，汕頭大學、江漢大學名譽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南京大學兼職教授等。2013年10月當選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名譽會長。

3. 中國法學院排名 ~以及中國最有名的法學教授 （請註明是哪個學校的） 求詳細解讀~

法學院沒有本科排名和研究生排名之分，一般是按照教學質量、教授的知名度、就業等等進行排名~~
另外法學院的各個專業的排名情況也很重要，特別是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注意專業上的排名
如武漢大學在國際法、環境法方面是在全國遙遙領先的
北大的刑法、行政法、法理學等等
人大的民商法

2010年全國大學法學院排名

1中國人民大學
2北京大學
3中國政法大學
4武漢大學
5清華大學
6吉林大學
7復旦大學
8中山大學
9廈門大學
10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11西南政法大學
12南京大學
13南開大學
14浙江大學
15華中師范大學
16華東政法大學
17山東大學
18北京師范大學
國內名校法學專業院校的不同發展歷程，學科發展的側重,特色。
一、老牌勁旅,雄風不減
昔日名揚四海的「五院四系」,堪稱法學界的老牌勁旅,他們欣逢盛世,在激昂奮進的發展中在法學領域獨領風騷,雄風不減。 據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提供的相關信息顯示,2006年法學專業全國各院校綜合排名中,脫胎於「五院四系」的9所高校中,仍有8所雄霸前八名的寶座。
中國人民大學——老牌法學強校,民商法實力最強
人大法學院是在作為「五院四系」之一的人大法律系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老牌的法學強校,擁有憲法和行政法、刑法、民商法三個國家級重點學科,其中民商法實力最強。名次 法學院系 一級國重 二級國重 一級博點 教授數 學術權威個數
1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是 4（1新增） 一批 69 王利明、陳衛東、高銘暄等16
2 北京大學法學院 是 4 一批 46 朱蘇力、陳興良、賀衛方等16
3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 是 2 一批 100＋ 馬懷德、卞建琳、徐顯明等14
4 武漢大學法學院 否 2 一批 36 余勁松、余延滿、曾令良等8
5 西南政法大學 否 2（1新增） 一批 50－ 李開國、李昌麟、龍宗智等6
6 吉林大學法學院 否 2（1新增） 二批 29 張文顯、鄧正來、姚建宗、霍存福4
7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否 1新增 二批 44 吳漢東、范忠信、覃有土等5
8 廈門大學法學院 否 1 二批 28 徐國棟、邱興隆、陳安、朱崇實4
9 華東政法大學 否 1新增 二批 30＋ 何勤華、顧耕耘2（或有童之偉）
10 清華大學法學院 否 無 自審二批 26 張明楷、張衛平、王保樹等11
11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 否 無 二批 20 公丕祥、李浩2
12 復旦大學法學院 否 無 否（2二級） 23 李昌道、張乃根、章武生3
13 浙江大學法學院 否 無 否（2二級） 16 林來梵、孫笑俠、胡建淼3
14 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 否 1 否（2二級） 13 沈四寶1
15 山東大學法學院 否 無 否（3二級） 22 0
16 南京大學法學院 否 無 否（1二級） 20 范健、李友根2
17 湘潭大學法學院 否 無 否（2二級） 20 胡旭晟1
18 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 否 無 否（1二級） 16 葉必豐、鄭成良2
19 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 否 無 否（1二級） 14 司玉琢1
20 西北政法大學 否 無 否（0二級） 30＋ 陳明華、汪世榮2
注1：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有十餘名返聘老教授。
注2：五所政法院系的專職法學教授數目只能毛估。
注3：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是否新增二級國重還有待考察，表中均計現有學科。
注4：中國政法僅有二個二級國重，即評為一級國重——略顯牽強。
注5：中國政法等院系刑法未獲二級國重，吉林大學卻意外收獲之——難道張文顯發力？
注6：中南政法自稱有44教授，是否少計？
注7：清華大學法學院如獲得民商二級國重，其排名應攀升至第七位。
注8：本排名以重點學科和博士點的指標為主要依據，兼顧師資力量。
注9：清華大學法學院的一級學科博士點是清華大學依許可權自行審批的，非教育部審批。
注10：山東大學雖擁有三個二級博點，但無大腕，故排名相應降低。
注11：沒有博點的西北政法入圍主要是基於同情，另看重其教授數目較多。
結論1:從一級國重的比拼來看，人大、北大和法大已經是不爭的第一集團。
結論2:武大法學院與西南、吉大，以及其後的中南、廈大法學院、華東、清華法學院和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構成了第二集團。
結論3：人大、武大（或許還有吉大）仍然憑老教授支撐，未來不容樂觀。
結論4：京外傳統政法院系日趨衰落。

4. 韓德培的生平經歷

韓德培先生生於1911年，江蘇省如皋人，他的祖父韓大興是曾多年跟隨翼王石達開南征北戰的一名副將。
韓德培幼時常在祖父膝下聽他講述當年馳騁馬背的軍旅生涯，繼承了祖父剛正不阿的浩然正氣。
來到人世間的韓德培卻是個苦孩子——那時韓家已逐漸敗落，更慘的是韓德培8歲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紀便嘗到了家庭貧寒、幼年失母帶來的世事炎涼。
1917年，韓德培進入私塾，期間讀了《大學》、《論語》、《孟子》、《幼學》等，接受了嚴格的書法訓練，因此打下了扎實的舊學基礎。10歲時，韓德培轉入京江小學讀書，京江小學是旅居如皋經營錢庄和銀行業的鎮江人開辦的，對語文、算術、英語課程特別重視——熟悉韓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還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語言能力與他小時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語訓練有關。1928年，韓德培師范畢業。
1930年，他又赴杭州趕考，一舉考中浙江大學史政系。半年之後，當時的教育部決定將浙大史政系合並到中央大學，韓德培也隨之轉入中央大學。
初到中央大學，一次旁聽課卻改變了韓德培的志向與愛好。當時，講課的教授是後來當過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時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謝冠生，他主講的是「法律就是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糾紛」。
韓德培還清晰記得，「謝教授講話不帶講稿，只拿粉筆一支，他教法理學，引經據典，侃侃而談，不僅條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無味的法學課程講得趣味無窮」。後來，韓德培還旁聽了謝教授主講的「法理學」、「中國法制史」和「羅馬法」，教室里坐不下，他就站在窗子外面聽。

由此，韓德培對法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也知道了法學是一門解決人與人之間糾紛的一門學問，對社會非常有用。因此，他找去謝教授談了自己想學法律的想法，在謝教授的幫助下，他如願以償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當時，中央大學法律系開設課程非常齊全，比如，刑法、民法總論、物權法、親屬法、程序法等，有許多來自於司法實務部門的人前來授課，包括最高法院的審判員、司法行政部的官員等。「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但我無愧於我的選擇」，如今已是一代法學大家的韓德培如此評價當年自己的選擇。 1934年，韓德培從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
舊中國貧窮落後，備受列強欺凌，韓德培深感要提高民族素質，實現國家富強，教育十分重要。求知若渴的他希望能到國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貧寒的他只能等待時機考取公費留學。
時值中大需要一位主編學報和校刊的編輯人員，韓德培毛遂自薦，承擔起了這項工作。
機遇在5年後才終於降臨，中英庚款董事會在中國招留英公費生，然而24個名額中，攻讀國際私法的名額只有1個。
經過激烈競爭，28歲的韓德培奪得留學劍橋大學的機會。可正當韓德培等准備出發之際，歐戰突然爆發——韓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學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繼續從事教學工作。
可是，歐戰愈演愈烈，到英國去留學已經非常困難。
1年後，中英庚款董事會決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費留學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1941年7月底，韓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費留學生的錢偉長、張龍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韓德培沒有想到，自己這一去便是5年。
在多倫多大學學習的第二年，韓德培在著名國際私法學者莫法特·漢考克教授指導下寫作論文，他選擇的論文題目是《國際私法中的實質與程序問題》。他搜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結合英、美、加一些學者的觀點進行了分析，並且提出自己的見解。漢考克教授審閱過這篇論文後，很高興地評價道：「你寫的論文很好，我不用改任何一個字。」這樣，韓德培很順利地通過碩士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這是當時該法學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學位。
1942年，韓德培以特別研究生的身份來到當時世界上聲望最高的哈佛大學法學院，利用那裡世界上最好的一個法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極為豐富的書刊，進一步進行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的研究。在哈佛的3年，韓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於閱讀國際私法、國際公法和法理學三方面的書刊，並盡量搜集有關的資料。特別是在國際私法方面，他花了較多的時間，做了大量的詳細的筆記。此外，他還選聽了當時幾位有史學者的課，如格里斯沃爾德的「國際私法」、赫德森的「國際公法」和龐德的「法理學」，受益頗深。在哈佛，韓德培還撰寫了一些國際私法新著的書評和評介龐德的社會法學派學說以及凱爾森的純粹法學說等文章，發表於浙江大學發行的學術刊物《思想與時代》及其他刊物上。
1945年應著名法學家周鯁生校長之聘回武漢大學任法律系教授，後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務委員會常委兼副秘書長、副教務長兼法律系主任。1980年、1981年分別創建了全國高校中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和全國唯一的環境法研究所。先後任武大法學院名譽院長，國際法研究所所長，環境法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評議組第一、二屆成員和第三屆特約成員，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顧問，國家環保局顧問，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顧問等。現仍任職於武大法學院並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國際法研究所和環境法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國際法學會、中國國際私法學會、中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會等學會名譽會長。在國外，還曾兼任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同盟理事，環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與區域規劃學會理事等。
1945年秋，建立聯合國的籌備會議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會議。會議結束後，董老應邀到紐約演講。在演講過程中，一些親國民黨的留美學生別有用心，提了一些無理取鬧的問題。當地的華文報紙還進行了歪曲報道。韓德培感到非常氣憤，提筆給董老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那些無理取鬧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國學生。韓德培知道董老曾經在日本研修過法律，本身也是個法學家，所以還在信中向董老請教：未來的新中國是否需要法制建設？應該怎樣進行法學研究？
新中國成立初期，韓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怎麼從事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才能適應建設新的國家的需要，他心裡沒譜。於是他又請教主持全國政法工作的董老。
1955年前後，董老到武漢視察，專門把韓德培叫到他身邊聊天。韓德培還向董老談了談武大法律系的改革情況。 他拒絕了剛剛成立的聯合國的工作邀請，於1946年，應周鯁生「有約在先」之聘，回國到武大任教。
1945年底，韓德培懷著渴望和激動的心情，乘美國第一艘開往遠東的運輸船，從美國西雅圖出發，回到了中國。當多年不見的祖國再次呈現在眼前時，韓德培禁不住熱淚盈眶，視線漸漸地模糊了……剛從抗戰中走出來的中國，內戰不斷升級，物價飛漲，官僚腐敗，民不聊生，社會秩序一片混亂，這與「海歸」韓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會有著天壤之別。那時，韓培德曾在著名的《觀察》雜志上發表了「我們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眾所需要的法治應該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韓德培在武漢大學歷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會主席以及武大校務委員會副秘書長。由於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為院系調整中全國僅有的三個被破例保留的綜合性大學法律系之一
在當時韓德培和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經濟系教授張培剛及世界史學家、歷史系教授吳於廑，被哈佛的中國同學戲稱周鯁生校長邀請的「哈佛三劍客」。
1957年，他被扣上了「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密藏的大量筆記資料被白蟻蛀食一空。1960年摘帽後返回武大，法律系已不復存在，他被安排到外文系。文革開始，他因在教英語時用教室黑板上方「馬恩列斯毛」的畫像中各人的鬍子來區別英語中表示「鬍子」的幾個詞，而被學生告發，後抄家遊街，甚至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0年代初，韓德培以「右派分子」和「勞教人員」之身，奉命從事了大量聯合國文件的翻譯工作，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評價。文革結束後得到平反，經劉道玉校長再三邀請（同時北京大學也多次拋來了橄欖枝，希望韓老去北大任教），韓老出山重建武大法律系，網羅了姚梅鎮、馬克昌、張泉林、何華輝等大量優秀人才。並與1980年建立起全國綜合性大學中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中國乃至亞洲唯一的、同時也是整個亞太地區最大的環境法研究所。武漢大學法學院的重建過程是以韓老為核心而經行的，對武漢大學來說韓老對武漢大學的貢獻真的太多太多了！ 在武大法律系任教兩年之後，年僅36歲的韓德培被任命為法律系主任。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全國綜合性大學的法律系幾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學保留了法律系，武大是其中之一。
1957年，「反右」開始後，作為法學家的韓德培成為武漢大學最大的兩個右派之一。第一次被劃成右派的時候，韓德培還曾辯解，結果他被要求面向全校師生作檢查，但他還在將自己的「罪狀」一條一條地加以反駁。因為非常有理，揭穿了「反右」辦公室的許多謊言，下面的人鬨堂大笑。韓德培的罪名又多了一項:態度極度惡劣。
在被整整批鬥了一個星期之後，「反右」辦公室宣布了對他的處罰:撤銷一切職務，送沙洋農場勞動。韓德培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回校時，法律系已經被撤銷，並到了湖北大學。當時湖北大學只接受武漢大學法律系非右派教師，右派們留在了武大，他只好改行在外文系教授英語。
「文革」開始後，韓德培1969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韓德培教英語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原因是「在教英語時放毒」。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農場勞動，一去就是8年。1978年「右派」問題徹底平反，他才回到武漢大學工作。
「文革」結束後，如何重鑄法律系這枚金牌，成了新上任不久的武漢大學副校長劉道玉思考的首要問題。
但一個被一鍋端掉了的系，恢復起來談何容易？劉道玉想到了韓德培。
「如果說法律系是武漢大學的一塊水晶，那麼它在反右、文革中已經被打破了。所幸晶體雖破，但晶核尚存。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國際法學家韓德培教授，他是法學大師，是我們恢復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們堅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會從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幟下。用不了多久的時間，就會在他這個晶核的周圍生長出一塊美麗的巨大的晶體來。」多年後，劉道玉在他的自傳《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里如是評價韓德培在武大的影響力。
果然，在韓德培的號召下，武大恢復法律系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各地，在法學界得到廣泛的支持。多年流失或埋沒在各地各界的法學人才，紛紛主動來函應聘，其中不少是武大法律系早年畢業的校友，他們不約而同地發出一個聲音:「重鑄昔日的輝煌!」 在法學界和教育界，韓德培的眾多具有開創意義的貢獻幾乎人人皆知:他的學術活動范圍涉及國際私法、國際公法、環境法、法理學以及法學教育等諸多領域。在國際私法方面，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一機兩翼」的大國際私法理論，構建了新中國國際私法的理論體系和立法體系;他更是中國環境法理論的開拓者，環境法學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
這些傑出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什麼?很多熟悉韓德培的人都提到了兩個字:眼光。
1979年，武漢大學決定恢復法學教育，請韓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時，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韓老就敏銳地意識到，國際法將在中國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時，他於1980年組建了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這是中國高校建立的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
上世紀80年代，沒有多少人知道「環境法」，那時的「環境法」也不是獨立學科。1981年，韓德培推動武漢大學與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合作組建了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這個環境法研究所不僅在中國是第一個，在亞洲也是第一個。同時，身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成員的韓德培奔走呼籲，終於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環境法在我國的法學教育體系中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
「20多年後的今天，這兩個研究所都發展得很好，不僅都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而且其涵蓋的學科都是國家級重點學科，在國內外已有廣泛的學術影響。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由衷佩服韓老的非凡眼光。」從先生的身上，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會長黃進體會到了學術眼光對於學術成就的重要性。
除了獨到的學術眼光，韓德培的寬廣胸懷也令後輩們佩服不已。
黃進回憶說:「韓老一貫反對在評職稱時論資排輩、互相傾軋，團結、凝聚了大批知識分子。他的識人之明、用人之量令人折服。在他的支持下，著名憲法學家何華輝教授1980年時還是講師，到1982年，他就成為了教授，創下那個年代高校職稱晉升的奇跡。」
「對於後輩，先生不僅大力培養提攜，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擔當重任，讓他們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而對於榮譽，先生總是唯恐避讓不及。這是後輩難以超越的地方。」在黃進看來，韓德培寬廣的胸懷為當時乃至現今有些浮躁的法學界帶來了一陣清風，「在先生的影響下，中國國際私法界非常融洽和諧。」
以學術成就和影響力而論，韓德培完全稱得上是法學大師，但是韓德培不願意別人稱他為大師，他最喜歡的還是別人叫他先生。
「先生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奧本海、龐德和狄驥這樣的法學大師，他生前的心願就是有朝一日他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中會有這樣的大師。」黃進告訴記者，「以先生在中國法學界的成就和影響，是完全可以和上述幾位學者在本國的貢獻和影響相提並論的。」
「為什麼我們後輩的學問難以超越像韓老這樣的法學精英?因為他們有大師的品格和胸懷。」黃進感慨地說。 從1946年在武漢大學講第一堂課到去世，韓德培終其一生，沒有離開過武大，甚至沒離開過講台———直到去世前，他還掛念著5名即將畢業的博士生的論文答辯。
64年，彈指一揮間。韓德培從最年輕的教授變成了最年長的教授。直至去世，也沒有正式退休。64年間，韓德培到底培養了多少學子，已經沒有人能說清楚:武漢大學資深教授馬克昌是中國著名的刑法大家;85歲高齡的梁西教授是我國國際組織法的奠基者和創始人;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黃進教授、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曾令良是第一屆、第二屆傑出中青年法學家;西北政法大學副校長王瀚和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肖永平是國際私法領域的知名學者……有學者統計，在國內著名法學院校中，幾乎都有「韓門」學子。
在政法系統和行政系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是韓德培的學生、外交部條法司約有三分之一的官員受過韓德培的教誨。在國際機構中，國際民航組織行政局局長柳芳是他的學生，她也是我國自1974年恢復國際民航組織合法席位以來，在該組織中擔任職務級別最高的中國籍官員。
64年間，韓德培最關心的，是他的學生。對於學生的關愛，並不只是停留在學業上。
「他對我們每個學生都非常關心，我們生活上的小事他都記得。」韓德培指導的2006級博士生、山東政法學院副教授王立武回憶說。
2007年，王立武找到先生想請假回家一趟，因為他兒子那年高考。一個月後，王立武回武漢，先生還特意問他孩子高考順不順利。
韓老去世的前一天，王立武還到醫院看過先生。「當時他已不能說話，當陪護告訴他，我是他的學生時，他睜開了眼睛，眼裡只有淚水」。
王立武說:「在那種時刻，他只有用淚水來表達關愛。」
就在王立武這批博士入學時，韓德培發表了「演講」:「我不會退休，也不想退休，我還得帶博士生，我已經96歲了，縱然如此，我十分樂意背負這些責任，並對自己有三個要求:思想不僵化，知識不老化，文章不套化。」
2009年5月12日，韓德培最後一次清晰地說話。他問了他人生中最後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他的幾個博士生的論文准備得怎麼樣了。第二個問題是博士招生面試准備得怎麼樣了。「既然招他們為學生，就要對他們負責。」韓德培對身邊的陪護人員說。
按計劃，王立武等五位博士生論文答辯的日子，韓老將親自參加。但這一天，學生們等來的，卻是先生辭世的噩耗。
韓德培的告別儀式上，遺像上的老先生依舊笑容可掬。盡管大家都知道老先生生前樂觀，愛笑不愛哭，但上至80歲的老教授，下至年輕一代的學子，許多人還是忍不住哭出了聲。這一刻，學生們也只能用淚水來回報先生的關愛。

5.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首任院長是誰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成立於1983年，首任院長系著名法律史學家張晉藩先生，現任院長為李曙光教授。

張晉藩教授：1930年生人，現任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及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咨詢委員成員等等。張晉藩教授對於古代監察制度、監察法有著深入的研究，並且出版過《中國法制通史》、《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史》等多部專著和教材。

張晉藩先生人物經歷

1983年被評為中國法制史學博士生導師。

1988年被評為國家重點學科法制史學帶頭人。

1991年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曾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中國法制史研究所所。

198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特約法學評議組成員。

1983年第二屆法學評議組正式成員，中國法律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名譽會長，中國老教授協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理事等。

1986年應邀為中央書記處講授法律課。

1996年、1998年兩次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講授法學課。

1982年以來，多次赴美國、加拿大、德國、以色列、日本、韓國進行講學活動。

主要貢獻

出版：

《中國法制史》第一卷

《中國法律史論》

《法史鑒略》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

《中華法制文明的演進》

《中國近代社會與法制文明》

《清代民法綜論》

《中國憲法史》

《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

主編：

《中國法制通史》十卷本

《清朝法制史》

《中國官制通史》

《中國司法制度史》

《中國民法史》

《中國刑法史新論》

《中國行政法史》

《中國民事訴訟制度史》

學術著作：

中國古代監察法制史/張晉藩主編,2007-12-1版中華法系的回顧與前瞻/張晉藩主編,2007-8-1版

中國法制史(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張晉藩主編,2007-8-1版

中國法制史習題集(高校法學專業核心課程配套自測)/張晉藩主編,2007-6-1版

20世紀中國法制的回顧與前瞻/張晉藩,2002-9-1版

中國憲法史/張晉藩,2004-12-1版

中國法制史(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張晉藩,2003-12-1版

中國司法制度史/張晉藩,2004-6-1版

中國近代社會與法制文明/張晉藩,2003-12-1版

中國法制史習題集(高等法學專業課程考試同步訓練)/張晉藩,2002-10-22版

中國法律史(高等學校法學教材)/張晉藩,2002-8-15版

中國百年法制大事縱覽(1900-1999)/張晉藩,2001-1-1版

中國法制史/張晉藩,1999-11-1版

中華法制文明的演進(平)/張晉藩,1999-11-1版

中國法律史(高等學校法學教材）/張晉藩,1998-4-1版

中國法制史(主編)/張晉藩,1999-1-1版

中國法制通史（十卷本）/張晉藩主編,1999-1-1版

二十世紀中國法治回眸/張晉藩編,1998-9-1版

以上內容參考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院校概況-研院簡介

6. 雲光的社會評價

雲光同志潛心研究馬列主義原理，學術造詣頗深，科研成果卓著。他思維敏捷，善於研究新問題，大膽探索教學規律。主持編寫了我國第一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曾翻譯了《列寧論社會主義建設》，主編了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政治學》，維護了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聲震海峽彼岸，被台灣列為十大推薦書目之一，創建了《馬列主義政治學》課程，完成了《蘇共第廿次代表大會後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教學當中應注意的若干問題》的研究，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教學內容。他撰寫政治理論、教育、政治學方面的論文幾十篇，在學 科建設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成為我國政治理論建設的新起點。離體後，他撰寫的《中國老年人家庭關系及社會保障》，被國際研討會選中，他主編的《鄉鎮企業法律咨詢手冊》、《工業企業經濟法規系列講座》是普法的好教材，他組織老教授協會編輯出版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形勢教育講話》等著作是政治教育的好教科書。
雲光同志從事教育工作40餘年，長期擔任高校黨政領導職務。在高校黨的建設、教學管理和教學改革中，始終如一地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大膽探索，埋頭苦幹，為發展祖國的教育事業，培養棟梁之材，貢獻了畢生的精力。他堅持和發揚我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把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融於行政管理之中，堅持思想政治工作與解決教職工的實際閽題相結合，把提高教工的思想覺悟與提高業務水平融為一體，把教工隊伍建設與學生素質提高緊密結合，把政治教育與制度建設相統一，使教學和學校整體面貌發生顯著變化。擔任新疆大學副校長期間，他建章立制，整頓紀律和學風，使教學秩序很快恢復正常。任新疆教育廳長期間，他走遍天山南北，調查了解少數民族教育情況，創建草原寄宿制學校，改變了馬背游牧學校的歷史。1982年11月，擔任中國政法大學籌建領導小組負責人，1983年2月任中國政法大學黨委副書記、第一副校長兼北京政法學院黨委書記，為大學的建設和發展廢寢忘食地工作，為重整政法教育秩序做出了突出貢獻。
雲光理想信念堅定，旗幟鮮明，豁達大度，剛正不阿。在歷次運動中始終對黨堅信不移，表現出一名共產黨員的執著精神。雲光同志的一生是無私奉獻的一生，離休時他曾講：「當官有離退休，共產黨員可沒有離退休，我要把有限的年華奉獻給黨的教育事業。」
為了發揮自己的余熱，他倡議組建了我國第一個老教授團體——中國老教授協會，擔任會長。 創立之初，協會沒有辦公室，他騰出自己的書房；沒有經費，他又拿出自己的積蓄。在他的創辦和領導下，現在老教授協會分會遍及各省市，已發展到5000多名會員。12年來，他不顧自己年事已高，精心組織老教授們赴西域、至齊魯、奔渤海、達珠江。為政法、管理、科技幹部講課9000多課時，培訓學員兩萬多人。雲光同志親自講課2000餘課時，他還組織教授們編寫出版專著、教材20餘部，舉辦13次國內外學術交流會，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益，擴大了我國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他本人受到社會的廣泛贊譽，他先後榮獲「全國老有所為精英獎」、「全國老幹部先進個人」、「全國關心下一代先進個人」、「中國老教授事業榮譽獎」和中國政法大學「優秀共產黨員」等榮譽。
雲光嚴於律己，清正廉潔。作為一名領導幹部、特別是教育戰線的領導幹部，幾十年如一日嘔心瀝血，勤奮工作。身居領導崗位時，他為人師表率先垂範，離休以後，他仍保艱苦本色，外出講學，盡量乘坐硬卧，不坐軟卧；只要有長途公共汽車，就不坐小卧車。一次去山東講學，半個月時間僅報銷了60元差旅費，8元住宿費。離休後從未要學校派車辦事、自嘲「一張月票跑遍北京城」，在他生病住院後堅持不住高幹病房而住三人一個房間、住院費每天7元、拒絕用貴重葯品、醫護人員都為之感動。他清清貧貧過此生，卻把自己平時積蓄的3萬多元捐贈給「老教授事業基金會」，把自己的藏書全部捐獻給中華研修大學」，表現出他廉潔奉公守晚節的高尚品格，深受大家好評，群眾評價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
雲光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始終堅持學習研究馬列主義，在教學領域和各項土作中，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無論是在艱苦的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及現代化事業蓬勃發展階段，無論在十年動亂期間，還是在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他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對黨的領導和共產主義事業堅信不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更加自覺地貫徹執行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和教育方針，把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融匯在黨的建設和教學工作中。作為一名教育家，他始終以教書育人作為自已的崇高職責，矢志不渝幾十載，桃李滿天下。他治學嚴謹，造詣精深，科研成果頗豐。作為一名領導幹部，他具有遠見卓識的戰略眼光，顧全大局，求真務實，開拓進取，作風民主，決策果斷，為政清廉，無私奉獻，為我國高校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