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28歲教授

『壹』 湯璪真的人物生平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是中國最早的現代數學家之一。家鄉是湖南韶山市楊林鄉雲源村。1935年，他任中國數學會首屆評議委員，1936年第二次年會，及1940年第三次年會上，連任的理事。他一生質朴恬淡，不求聞達，在高等教育園地里辛勤耕耘32載，培養了大量的人材。數學造詣深厚，但由於辭世過早，其著作與貢獻已難以尋覓。1919年，湯璪真從高師畢業後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即女師大)任教，一年後升任講師和級主任。1920年至1923年曾在北京大學兼課，大學3年級時著《級積論》，1919年由高師出版。1923年底，湯璪真先後在柏林大學和哥廷根大學從事數學研究。
1926年，湯璪真與章伯鈞等人同時回國，湯璪真任國立武昌大學(武漢大學前身)教授。
1928年，湯璪真到上海，曾在江灣永義里附近的國立勞動大學、暨南大學和交通大學等校任教。兩年後，他又回到武大任教。
直到1943年，湯璪真因工作調動離開武漢大學，先後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廣西大學教授兼教務長。
1947年，湯璪真曾到湖南大學任教一個學期，後又去安慶，任安徽大學教授兼教務長。
1948年底，湯璪真任代理校長。
1951年10月9日清晨，因病逝世，終年54歲。 湯璪真別號孟林，他是長房嫡孫，因而在家族中享有特殊的地位。自幼聰明好學，深受父母和族中長輩喜愛。依靠家裡省吃儉用和族人的接濟，他在湘鄉東山學校讀完了小學。因為學業成績優異，曾兩次跳級。
湯璪真子女共七人．前妻戴立華(已故)生一女，名忠皓，在廣西南寧市。戴氏無子，曾抱一養子，名希廉，在北京。後妻張敬之生二男三女，長子川森、次子湘森均在北京中央機關工作，大女兒忠琦、二女兒桂森同在廣州工作，小女兒京森(後改名張毅)在太原市工作。 湯璪真生活非常儉朴，讀書極為勤奮刻苦。每天黎明即起，當萬籟俱靜的清晨，同學們還在夢鄉里的時候，他總是悄悄地起床跑到室外，獨自專心致志地看起書來，這種晨讀習慣一直保持到晚年。由於家境不寬裕，他上學時只有很少幾件衣服，勉強夠換洗。在高師上學時，盡管有件免費的大衣，而里邊穿的棉衣卻買不起，北京的冬季漫長而寒冷，沒有棉衣禦寒是很難熬過去的，同學們發現湯璪真經常到操場上跑步、翻杠子，回到宿舍有時頭上還冒著熱氣，他靠這種辦法來取暖和增強抗寒能力。這個來自窮鄉僻壤的農家子弟，表面看上去溫和沉靜、寡言少語，心中卻燃燒著一團火。他深深懂得窮苦孩子上學之不易。他心裡想，將來總會有那麼一天，祖國的大地上鮮花盛開，孩子們帶著幸福的微笑，手拉著手走進學校，在寬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課。他暗暗發誓，有朝一日一定要在家鄉親手創辦一所學校，實現自己為家鄉人民造福的願望。
湯璪真從小喜歡游泳，小學時他常和夥伴們一起在池塘里游水嬉戲。夥伴當中有一位和他很要好的同學，他就是毛澤東。湯璪真還喜歡吹簫，離家後，他常借吹簫寄託對家鄉的眷戀，有時吹著吹著竟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淚。他對家鄉的父老兄弟姐妹感情很深，母親病故時，他星夜趕回家，在母親的遺體前哭得暈了過去，幾天幾夜不吃不睡為母親守靈。父母養育之恩他從小就銘刻於心，唯恐日後不能報答。在家鄉，他孝敬長輩、扶助親友鄰里的美德，有口皆碑。參加「五四運動」的熱血青年，湯璪真曾是其中一員學生時期，湯璪真對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等人十分崇拜，常以這些人的詩詞激勵自己。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在這一時期即已形成，他積極參加偉大的「五四運動」。在與高師同學一起遊行時，前進中遭反動軍警毆傷，他結識了許德珩等學生運動的領袖，後來並參加了許德珩領導的九三學社，成為九三學社早期社員之一。
湯璪真的數學天資，早在學生時代就已顯露出來。大學3年級時著《級積論》，1919年由高師出版，它被認為是湯璪真早期成名之作。從此，他在數學王國里大膽探索，不斷進取。1923年底，湯璪真因出色的工作成績經選拔被派往德國，先後在柏林大學和哥廷根大學從事數學研究，他的研究工作受到德國同事們的尊重和好評。在一張與來自各國同事們的合影上，他作為唯一的中國學者被請到前排就坐。湯璪真一直珍藏著這張照片，並在其後另附一張紙，把照片上每個人的名字記下來。他在德期間，結識了很多朋友，回國後很長一段時間仍與他們保持書信往來。
湯璪真在德國曾跟隨著名的幾何學家布拉希開(W．Blashke)做研究工作。他對布拉希開的著作頗有研究。回國後在國內創教德文原本的先例，所授課本即布拉希開所著《微分幾何講義》(Vorlesungen Uber Diffretialgeometrie)第一卷。 1926年湯璪真謝絕了德國朋友們的挽留，與章伯鈞等人同時回國。歸國後，年僅28歲的湯璪真任國立武昌大學(武漢大學前身)教授。1928年武昌大學解散，兩年後武昌大學恢復，他又回到武大任教。
在我國早期現代數學家中，湯璪真也是研究微分幾何的開拓者之一。在武大工作期間，他在這一研究領域做了大量工作。湯璪真精通英語和德語，還懂法語。他潛心鑽研數學，埋頭著譯，先後發表了一系列著述，如《新幾何學》(即《擴大幾何學》)、《微分學的幾個根本問題》、《數理玄形學》、《絕對微分學的一個難關》等。此外，還翻譯《集合理論幾何學》等書。
1931年，湯璪真研究並翻譯羅馬大學教授、著名數學家萊維-齊維塔(Levi－Civita)所著《絕對微分學》，曾與原著者多次討論絕對微分學中一些疑難問題。他對問題獨到的見解，使原著者非常佩服。1935年2月，湯璪真填寫「研究專門學術人員調查表」，在「本人工作心得與興趣趨向或其他感想」一欄中，記述了這樣一段經歷：曾與數學界名流韋爾(Weyl)、施烏頓(Schouten)、萊維-齊維塔、杜斯切克(Duschek)等屢次討論絕對微分學，其結果作成《絕對微分學的一個難關》一文，登在武漢大學理科季刊上，此可算為本人心得且為比較有興趣之事。 在武大任教時，湯璪真曾把「拉蓋爾幾何」(Laguerre Geome－try)的研究成果張貼在教室里，引起同學們很大的興趣。1937年，中央大學、武漢大學和浙江大學聯合招生，數學命題由湯璪真擔任，其中一題即是從「拉蓋爾幾何」里取來的。
湯璪真無論做數學研究工作還是教學都極為勤奮努力。他好深思，思維敏捷而大膽，作風嚴謹而認真。他的這種數學家的良好素質是在多年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自然形成的。
他講課深入淺出，循循善誘，既重視基礎理論又鼓勵學生敢於創新。他自己就是在研究工作中不斷創新並有所突破的。這一時期他研究成果頗豐，很有新穎見解，可惜限於當時的環境和條件，許多研究成果沒有能夠及時整理出版。
抗日戰爭中，湯璪真隨武大遷四川樂山，後來在貴州榕江遭遇大水，一家數口死裡逃生。他最為痛惜的是自己多年積累的藏書和幾篇尚未完成的著作都付之東流了。
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湯璪真與武大的師生員工們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難。他始終關心著國家的命運和前途，滿腔熱忱地參加抗日救亡的活動。抗戰之初，為了實現「教育救國」的理想，實現學生時代為家鄉人民造福的願望，他在湖南寧鄉縣創辦了宗一中學，並任董事長．由於他為人真誠、正直，學識淵博而又平易近人，因此深受朋友和學生們的敬重和愛戴。他雖然身為大學教授，但依舊保持生活儉朴的習慣。他經常將節省下來的錢寄回老家(這時已搬到寧鄉)，或用於辦學或用於幫助親友．家鄉人民至今仍懷念著他。
湯璪真在艱難的環境中奮斗，一方面飽經戰亂之苦，另一方面仍頑強地堅持教學和研究工作。他研究「數理邏輯」，所著論文曾在國外數學雜志發表數篇。此時，他已是中國數學會的理事，並早在1933年就被教育部聘為天文數學物理討論會會員。1940年又曾任武漢大學理科季刊主編。因此，在學術界和教育界均有較高的聲望。
湯璪真先後任武大教授十餘年，培養了很多傑出的人材。中國老一輩數學家曾昭安之子曾憲昌是他的學生，40年代末留美，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1950年11月25日，他從洛杉磯寫信給湯(這時湯已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念念不忘老師春風化雨之恩。他寫道：「……生在美已過兩年，回思所學，莫不得吾師所畀之根基，偶自思有所進步，亦莫不吾師所賜也。」他還表示願「從吾師教益以盡服務之旨」，決意提早回國獻身祖國建設事業。曾憲昌後來也任武漢大學教授，系國內知名的電腦專家。
湯璪真在武大任教期間，交往的國內外知名人士很多。周谷城，那時常來他家。1986年6月13日，《人民政協報》載周谷城「懷念章伯鈞教授」一文，他深情地回憶起：「……我們每有暇時，常到武漢大學湯璪真教授家中聚會．湯是我的同學老友，與章1926年同時留德回國．」周、章二位與湯璪真都有幾十年的友誼。直到1943年，湯璪真因工作調動才離開了武漢大學。
離開武大後的幾年內，湯璪真先後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廣西大學教授兼教務長．他在廣西大學校刊上親筆書寫「教不倦、學不厭」的題詞，並以此為座右銘，孜孜不倦地教誨學生。由於他治事勤奮努力、嚴於律己和寬以待人，因此在師生中威信很高。
湯璪真關心和尊重學生，對學生不論貧富一視同仁，這在當時的社會里，實為難能可貴。在他的記事本上記載著很多學生的名字、籍貫、年齡和家庭住址等。他待人和藹可親，在學生心目中他沒有一點兒大教授的架子。他還利用自己的身份幫助過一些進步學生，如西安外國語學院工作的吳尊文便是其中之一。 1948年9月，湯璪真應北平師范學院(即北京師范大學)袁敦禮院長和數學系系主任傅種孫之請，返回母校任教授兼教務長。數學系編印的迎新特刊(10月28日)對湯做了如下介紹：湯璪真字孟林，本校民八數理部畢業，留德，武大老教授。好深思，長基礎，於幾何邏輯、絕對微分諸科之基本概念基本公理，往往能發人之所未發。湯先生以此與世界學者相訾相應，識者服之愚者疑．現授絕對微分、數理邏輯，正其所長。袁院長強以教務。湯先生以治學精神治事自然本立道生，但願蕭規既立、曹隨有人，使湯先生專其教學，則本系之福也。」這期特刊還介紹了楊克純(武之)、張禾瑞、趙慈庚等與他同時新來任教的教授、副教授。楊克純是湯璪真大學同學，曾任清華大學數學系系主任，是當代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之父。
1948年底，袁敦禮去職，湯璪真任代理校長。當時，北平已處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包圍之中。在這動盪不安的非常時期，湯璪真主持校務，表現出很大的勇氣和智慧。湯留德時的同學、當時任南京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的朱家驊給他全家准備好飛往南京的機票，在此之前還曾請他去擔任教育部一個司長的職務，均被他拒絕。他寧願留在北平。他以代理校長的身份排除種種干擾，堅持工作，為師生日夜操勞。為了爭取北平的和平解放，他冒著生命危險，與全校師生一起參加和平請願。在他的影響下，很多教授都沒有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1949年10月1日這一天，當天安門舉行隆重的開國大典時，湯臂帶總指揮袖章，率北師大隊伍接受了檢閱。
北平解放不久，湯璪真即被葉劍英為首的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任命為北京師范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參與北師大的領導工作。這時他雖已年過半百，但為了研究工作的需要，堅持學習俄語。他研究群論對於量子力學的應用，所著論文曾在中國數學會宣讀。195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的《絕對微分學》一書，但他沒能親眼看到這部凝結著多年心血的著作問世。
湯璪真去世前，曾准備重新整理有關《一種速檢方法的報告》的材料。這種速檢方法是他在40年代研究發明的，可用於地圖、字典、電報書等的速檢，比普通方法可快幾倍且簡便易行。當時他曾將該項發明的全部材料寄政府有關部門，但不幸材料遺失，而後來他沒有來得及重新整理就去世了。 解放後，湯璪真與華羅庚、蘇步青、樊映川等教授都曾有過交往。他應華之請擔任中國科學院出版的《數學名詞》一書的編審委員。蘇、樊二位都曾將自己用英文撰寫的著作分別寄湯，請他指正。
湯璪真在這一時期社會活動很多。他擔任九三學社中央理事會候補理事、九三學社北京分社理事和師大支社主任委員。他還參加全國政協學習組的學習，閱讀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新氣象使他感到歡欣鼓舞。他把刊有王莘作詞作曲的「歌唱祖國」這支歌的剪報貼在家裡牆上，讓女兒教他唱。他熱切希望祖國一天天強大起來。
1951年夏，湯璪真參加由章乃器任團長的全國政協赴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團，在四川東部農村考察土改工作情況。他曾寫信向毛澤東報告土改時的觀感和體會，毛回信鼓勵他。回京後，他又應《光明日報》和「九三社訊」之邀寫了參加土改的感想。他衷心贊美「新中國既快步又穩步地前進」，心中充滿作為新中國一份子的自豪感。 湯璪真生前與毛澤東有著長期的友誼，但他很少對別人提起。作為毛的同學、同鄉和老友，他多次到中南海毛澤東家做客。而在北平解放不久，毛即到湯家來看望他一事，更是當時曾經不脛而走的一段佳話。他去世後又引出另外一段插曲——毛澤東為「中國數學雜志」題詞。
毛澤東到北平後不久，得知湯璪真在北京師范大學，馬上打電話到師大和湯璪真聯系。湯璪真對毛澤東說：「我去看你吧」，毛澤東卻說：「還是我去看你吧。」毛澤東來看望湯是在一天的下午3點左右。湯請毛澤東走進中間客廳，向毛介紹了自己的妻子兒女，並招呼妻子拿茶杯泡茶。直到晚上9點左右，毛澤東才起身和大家告別。臨上汽車時，他笑著對湯璪真說：「孟林，今天到你這里來，是我拜望老師、同學時間最長的一回。」
湯璪真從四川回京後不久忽患急性胰臟炎，即入北大醫院治療。毛澤東得知後，特派田家英到醫院慰問照顧。湯住院不到一周，終因醫治無效，於1951年10月9日清晨逝世，終年54歲。毛澤東派田家英到師大傳達他悼念之意。毛對湯的英年早逝深感悲痛，稱其為「我們國家科學界的一大損失」。1951年10月21日，師大教務長、《中國數學雜志》總編輯傅種孫給毛澤東寫信報告師大與九三學社及中國數學會共同發起追悼會，「欲請主席賜一輓聯或吊悼筆墨」。傅又請毛為即將創刊的「中國數學雜志」題寫刊名。毛澤東親筆在傅種孫信上批示：「傅先生：湯先生追悼會當表示悼唁。遵囑為數學雜志寫了題名，不知可用否？毛澤東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題名一式三份，附在信內。
在為湯璪真舉行的隆重的追悼會上，毛澤東送的花圈擺放在中間。
湯璪真身後蕭條，家庭生活困難。毛澤東十分關心湯家生活和子女教育問題，曾幾次派人了解情況，請有關部門予以解決。60年代初，湯有三個孩子同時上大學。毛澤東，讓秘書每年從他的工資中送去600元，一直到這三個孩子全都畢業參加工作為止。1963年底，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屆會議開會期間，毛澤東見到黎錦熙(當時任全國人大代表)又問起湯家的情況。會後，黎向湯夫人和孩子傳達了毛的關心。

『貳』 韓德培的生平經歷

韓德培先生生於1911年，江蘇省如皋人，他的祖父韓大興是曾多年跟隨翼王石達開南征北戰的一名副將。
韓德培幼時常在祖父膝下聽他講述當年馳騁馬背的軍旅生涯，繼承了祖父剛正不阿的浩然正氣。
來到人世間的韓德培卻是個苦孩子——那時韓家已逐漸敗落，更慘的是韓德培8歲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紀便嘗到了家庭貧寒、幼年失母帶來的世事炎涼。
1917年，韓德培進入私塾，期間讀了《大學》、《論語》、《孟子》、《幼學》等，接受了嚴格的書法訓練，因此打下了扎實的舊學基礎。10歲時，韓德培轉入京江小學讀書，京江小學是旅居如皋經營錢庄和銀行業的鎮江人開辦的，對語文、算術、英語課程特別重視——熟悉韓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還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語言能力與他小時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語訓練有關。1928年，韓德培師范畢業。
1930年，他又赴杭州趕考，一舉考中浙江大學史政系。半年之後，當時的教育部決定將浙大史政系合並到中央大學，韓德培也隨之轉入中央大學。
初到中央大學，一次旁聽課卻改變了韓德培的志向與愛好。當時，講課的教授是後來當過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時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謝冠生，他主講的是「法律就是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糾紛」。
韓德培還清晰記得，「謝教授講話不帶講稿，只拿粉筆一支，他教法理學，引經據典，侃侃而談，不僅條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無味的法學課程講得趣味無窮」。後來，韓德培還旁聽了謝教授主講的「法理學」、「中國法制史」和「羅馬法」，教室里坐不下，他就站在窗子外面聽。

由此，韓德培對法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也知道了法學是一門解決人與人之間糾紛的一門學問，對社會非常有用。因此，他找去謝教授談了自己想學法律的想法，在謝教授的幫助下，他如願以償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當時，中央大學法律系開設課程非常齊全，比如，刑法、民法總論、物權法、親屬法、程序法等，有許多來自於司法實務部門的人前來授課，包括最高法院的審判員、司法行政部的官員等。「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但我無愧於我的選擇」，如今已是一代法學大家的韓德培如此評價當年自己的選擇。 1934年，韓德培從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
舊中國貧窮落後，備受列強欺凌，韓德培深感要提高民族素質，實現國家富強，教育十分重要。求知若渴的他希望能到國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貧寒的他只能等待時機考取公費留學。
時值中大需要一位主編學報和校刊的編輯人員，韓德培毛遂自薦，承擔起了這項工作。
機遇在5年後才終於降臨，中英庚款董事會在中國招留英公費生，然而24個名額中，攻讀國際私法的名額只有1個。
經過激烈競爭，28歲的韓德培奪得留學劍橋大學的機會。可正當韓德培等准備出發之際，歐戰突然爆發——韓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學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繼續從事教學工作。
可是，歐戰愈演愈烈，到英國去留學已經非常困難。
1年後，中英庚款董事會決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費留學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1941年7月底，韓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費留學生的錢偉長、張龍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韓德培沒有想到，自己這一去便是5年。
在多倫多大學學習的第二年，韓德培在著名國際私法學者莫法特·漢考克教授指導下寫作論文，他選擇的論文題目是《國際私法中的實質與程序問題》。他搜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結合英、美、加一些學者的觀點進行了分析，並且提出自己的見解。漢考克教授審閱過這篇論文後，很高興地評價道：「你寫的論文很好，我不用改任何一個字。」這樣，韓德培很順利地通過碩士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這是當時該法學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學位。
1942年，韓德培以特別研究生的身份來到當時世界上聲望最高的哈佛大學法學院，利用那裡世界上最好的一個法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極為豐富的書刊，進一步進行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的研究。在哈佛的3年，韓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於閱讀國際私法、國際公法和法理學三方面的書刊，並盡量搜集有關的資料。特別是在國際私法方面，他花了較多的時間，做了大量的詳細的筆記。此外，他還選聽了當時幾位有史學者的課，如格里斯沃爾德的「國際私法」、赫德森的「國際公法」和龐德的「法理學」，受益頗深。在哈佛，韓德培還撰寫了一些國際私法新著的書評和評介龐德的社會法學派學說以及凱爾森的純粹法學說等文章，發表於浙江大學發行的學術刊物《思想與時代》及其他刊物上。
1945年應著名法學家周鯁生校長之聘回武漢大學任法律系教授，後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務委員會常委兼副秘書長、副教務長兼法律系主任。1980年、1981年分別創建了全國高校中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和全國唯一的環境法研究所。先後任武大法學院名譽院長，國際法研究所所長，環境法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評議組第一、二屆成員和第三屆特約成員，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顧問，國家環保局顧問，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顧問等。現仍任職於武大法學院並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國際法研究所和環境法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國際法學會、中國國際私法學會、中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會等學會名譽會長。在國外，還曾兼任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同盟理事，環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與區域規劃學會理事等。
1945年秋，建立聯合國的籌備會議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會議。會議結束後，董老應邀到紐約演講。在演講過程中，一些親國民黨的留美學生別有用心，提了一些無理取鬧的問題。當地的華文報紙還進行了歪曲報道。韓德培感到非常氣憤，提筆給董老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那些無理取鬧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國學生。韓德培知道董老曾經在日本研修過法律，本身也是個法學家，所以還在信中向董老請教：未來的新中國是否需要法制建設？應該怎樣進行法學研究？
新中國成立初期，韓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怎麼從事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才能適應建設新的國家的需要，他心裡沒譜。於是他又請教主持全國政法工作的董老。
1955年前後，董老到武漢視察，專門把韓德培叫到他身邊聊天。韓德培還向董老談了談武大法律系的改革情況。 他拒絕了剛剛成立的聯合國的工作邀請，於1946年，應周鯁生「有約在先」之聘，回國到武大任教。
1945年底，韓德培懷著渴望和激動的心情，乘美國第一艘開往遠東的運輸船，從美國西雅圖出發，回到了中國。當多年不見的祖國再次呈現在眼前時，韓德培禁不住熱淚盈眶，視線漸漸地模糊了……剛從抗戰中走出來的中國，內戰不斷升級，物價飛漲，官僚腐敗，民不聊生，社會秩序一片混亂，這與「海歸」韓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會有著天壤之別。那時，韓培德曾在著名的《觀察》雜志上發表了「我們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眾所需要的法治應該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韓德培在武漢大學歷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會主席以及武大校務委員會副秘書長。由於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為院系調整中全國僅有的三個被破例保留的綜合性大學法律系之一
在當時韓德培和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經濟系教授張培剛及世界史學家、歷史系教授吳於廑，被哈佛的中國同學戲稱周鯁生校長邀請的「哈佛三劍客」。
1957年，他被扣上了「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密藏的大量筆記資料被白蟻蛀食一空。1960年摘帽後返回武大，法律系已不復存在，他被安排到外文系。文革開始，他因在教英語時用教室黑板上方「馬恩列斯毛」的畫像中各人的鬍子來區別英語中表示「鬍子」的幾個詞，而被學生告發，後抄家遊街，甚至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0年代初，韓德培以「右派分子」和「勞教人員」之身，奉命從事了大量聯合國文件的翻譯工作，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評價。文革結束後得到平反，經劉道玉校長再三邀請（同時北京大學也多次拋來了橄欖枝，希望韓老去北大任教），韓老出山重建武大法律系，網羅了姚梅鎮、馬克昌、張泉林、何華輝等大量優秀人才。並與1980年建立起全國綜合性大學中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中國乃至亞洲唯一的、同時也是整個亞太地區最大的環境法研究所。武漢大學法學院的重建過程是以韓老為核心而經行的，對武漢大學來說韓老對武漢大學的貢獻真的太多太多了！ 在武大法律系任教兩年之後，年僅36歲的韓德培被任命為法律系主任。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全國綜合性大學的法律系幾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學保留了法律系，武大是其中之一。
1957年，「反右」開始後，作為法學家的韓德培成為武漢大學最大的兩個右派之一。第一次被劃成右派的時候，韓德培還曾辯解，結果他被要求面向全校師生作檢查，但他還在將自己的「罪狀」一條一條地加以反駁。因為非常有理，揭穿了「反右」辦公室的許多謊言，下面的人鬨堂大笑。韓德培的罪名又多了一項:態度極度惡劣。
在被整整批鬥了一個星期之後，「反右」辦公室宣布了對他的處罰:撤銷一切職務，送沙洋農場勞動。韓德培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回校時，法律系已經被撤銷，並到了湖北大學。當時湖北大學只接受武漢大學法律系非右派教師，右派們留在了武大，他只好改行在外文系教授英語。
「文革」開始後，韓德培1969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韓德培教英語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原因是「在教英語時放毒」。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農場勞動，一去就是8年。1978年「右派」問題徹底平反，他才回到武漢大學工作。
「文革」結束後，如何重鑄法律系這枚金牌，成了新上任不久的武漢大學副校長劉道玉思考的首要問題。
但一個被一鍋端掉了的系，恢復起來談何容易？劉道玉想到了韓德培。
「如果說法律系是武漢大學的一塊水晶，那麼它在反右、文革中已經被打破了。所幸晶體雖破，但晶核尚存。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國際法學家韓德培教授，他是法學大師，是我們恢復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們堅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會從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幟下。用不了多久的時間，就會在他這個晶核的周圍生長出一塊美麗的巨大的晶體來。」多年後，劉道玉在他的自傳《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里如是評價韓德培在武大的影響力。
果然，在韓德培的號召下，武大恢復法律系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各地，在法學界得到廣泛的支持。多年流失或埋沒在各地各界的法學人才，紛紛主動來函應聘，其中不少是武大法律系早年畢業的校友，他們不約而同地發出一個聲音:「重鑄昔日的輝煌!」 在法學界和教育界，韓德培的眾多具有開創意義的貢獻幾乎人人皆知:他的學術活動范圍涉及國際私法、國際公法、環境法、法理學以及法學教育等諸多領域。在國際私法方面，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一機兩翼」的大國際私法理論，構建了新中國國際私法的理論體系和立法體系;他更是中國環境法理論的開拓者，環境法學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
這些傑出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什麼?很多熟悉韓德培的人都提到了兩個字:眼光。
1979年，武漢大學決定恢復法學教育，請韓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時，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韓老就敏銳地意識到，國際法將在中國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時，他於1980年組建了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這是中國高校建立的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
上世紀80年代，沒有多少人知道「環境法」，那時的「環境法」也不是獨立學科。1981年，韓德培推動武漢大學與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合作組建了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這個環境法研究所不僅在中國是第一個，在亞洲也是第一個。同時，身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成員的韓德培奔走呼籲，終於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環境法在我國的法學教育體系中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
「20多年後的今天，這兩個研究所都發展得很好，不僅都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而且其涵蓋的學科都是國家級重點學科，在國內外已有廣泛的學術影響。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由衷佩服韓老的非凡眼光。」從先生的身上，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會長黃進體會到了學術眼光對於學術成就的重要性。
除了獨到的學術眼光，韓德培的寬廣胸懷也令後輩們佩服不已。
黃進回憶說:「韓老一貫反對在評職稱時論資排輩、互相傾軋，團結、凝聚了大批知識分子。他的識人之明、用人之量令人折服。在他的支持下，著名憲法學家何華輝教授1980年時還是講師，到1982年，他就成為了教授，創下那個年代高校職稱晉升的奇跡。」
「對於後輩，先生不僅大力培養提攜，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擔當重任，讓他們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而對於榮譽，先生總是唯恐避讓不及。這是後輩難以超越的地方。」在黃進看來，韓德培寬廣的胸懷為當時乃至現今有些浮躁的法學界帶來了一陣清風，「在先生的影響下，中國國際私法界非常融洽和諧。」
以學術成就和影響力而論，韓德培完全稱得上是法學大師，但是韓德培不願意別人稱他為大師，他最喜歡的還是別人叫他先生。
「先生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奧本海、龐德和狄驥這樣的法學大師，他生前的心願就是有朝一日他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中會有這樣的大師。」黃進告訴記者，「以先生在中國法學界的成就和影響，是完全可以和上述幾位學者在本國的貢獻和影響相提並論的。」
「為什麼我們後輩的學問難以超越像韓老這樣的法學精英?因為他們有大師的品格和胸懷。」黃進感慨地說。 從1946年在武漢大學講第一堂課到去世，韓德培終其一生，沒有離開過武大，甚至沒離開過講台———直到去世前，他還掛念著5名即將畢業的博士生的論文答辯。
64年，彈指一揮間。韓德培從最年輕的教授變成了最年長的教授。直至去世，也沒有正式退休。64年間，韓德培到底培養了多少學子，已經沒有人能說清楚:武漢大學資深教授馬克昌是中國著名的刑法大家;85歲高齡的梁西教授是我國國際組織法的奠基者和創始人;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黃進教授、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曾令良是第一屆、第二屆傑出中青年法學家;西北政法大學副校長王瀚和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肖永平是國際私法領域的知名學者……有學者統計，在國內著名法學院校中，幾乎都有「韓門」學子。
在政法系統和行政系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是韓德培的學生、外交部條法司約有三分之一的官員受過韓德培的教誨。在國際機構中，國際民航組織行政局局長柳芳是他的學生，她也是我國自1974年恢復國際民航組織合法席位以來，在該組織中擔任職務級別最高的中國籍官員。
64年間，韓德培最關心的，是他的學生。對於學生的關愛，並不只是停留在學業上。
「他對我們每個學生都非常關心，我們生活上的小事他都記得。」韓德培指導的2006級博士生、山東政法學院副教授王立武回憶說。
2007年，王立武找到先生想請假回家一趟，因為他兒子那年高考。一個月後，王立武回武漢，先生還特意問他孩子高考順不順利。
韓老去世的前一天，王立武還到醫院看過先生。「當時他已不能說話，當陪護告訴他，我是他的學生時，他睜開了眼睛，眼裡只有淚水」。
王立武說:「在那種時刻，他只有用淚水來表達關愛。」
就在王立武這批博士入學時，韓德培發表了「演講」:「我不會退休，也不想退休，我還得帶博士生，我已經96歲了，縱然如此，我十分樂意背負這些責任，並對自己有三個要求:思想不僵化，知識不老化，文章不套化。」
2009年5月12日，韓德培最後一次清晰地說話。他問了他人生中最後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他的幾個博士生的論文准備得怎麼樣了。第二個問題是博士招生面試准備得怎麼樣了。「既然招他們為學生，就要對他們負責。」韓德培對身邊的陪護人員說。
按計劃，王立武等五位博士生論文答辯的日子，韓老將親自參加。但這一天，學生們等來的，卻是先生辭世的噩耗。
韓德培的告別儀式上，遺像上的老先生依舊笑容可掬。盡管大家都知道老先生生前樂觀，愛笑不愛哭，但上至80歲的老教授，下至年輕一代的學子，許多人還是忍不住哭出了聲。這一刻，學生們也只能用淚水來回報先生的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