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首爾國立大學教授黃禹錫用

A. 黃錫禹事件 分析

黃禹錫教授的研究不僅給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萎靡不振的韓國社會注入了新的活力，並且給意志消沉的韓國百姓重新帶來了自信。可以說在這期間他的研究對整個韓國社會振興有著支配性的影響力。然而自從黃教授的理論被發現為造假後，韓國百姓無法從失落的現狀中掙扎出來，社會處於嚴重分裂狀況，韓國未來的社會發展著實令人不安。

黃禹錫丑聞事件反映出了當代韓國人及韓國社會的現狀。

首先是韓國社會的急躁症。自從1999年體細胞克隆牛的成功誕生以後，黃教授相繼發表了對瘋牛病病毒有抵抗力的牛、長白山虎復制，以及無菌豬克隆等科學成果。黃教授由此一直保持著在同科學領域中首屈一指的地位，通過這次對人類胚胎幹細胞復制的嘗試，可以看出黃教授急於實現自己在此領域中成為世界第一的雄心。但是，黃禹錫驚動世界的丑聞事件不僅是其本人利慾熏心的結果，更是其背後的整個韓國輿論界、政治界、以及經濟界的支持所導致的結果。韓國輿論界對於黃教授的研究不經過科學驗證即予以報道，出於擔憂自身支持率下降的盧武鉉政府也大肆宣傳了黃禹錫的研究成果對經濟發展的積極效用及IT強國、世界盃4強等能夠提高國家競爭力的消息。對於那些渴於尋求新的發財之路的韓國金融家來說，投資於新的「生命科學產業」是繼IT產業以後的第二次跳躍性嘗試。如此看來，黃禹錫丑聞事件不僅僅是黃教授個人的問題，更可以被理解為是韓國政府、企業、輿論等所有有關聯的韓國現狀的自畫像。

其次是韓國社會對倫理意識的缺乏性。此事發生後，不論是黃教授的拒不認錯，一再為自身開脫罪名的狡辯的態度；或是輿論界在未經學者討論驗證就把此學術問題向世人公布，從而使其升級為社會問題的態度；還是韓國政府對黃教授的研究在看似成功和徹底失敗兩個階段時的巨大反差上來看，無不反映了韓國社會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完善的符合倫理道德方面的科學發展標准。

但是這次黃禹錫丑聞燃起了韓國國內新的希望。

首先，年輕的生命科學學者和「首爾國立大學調查委員會」對於黃教授的科學研究成果迅速及徹底的調查，顯示了韓國學術界的「自凈」能力。從這一點來看，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收獲。「首爾國立大學調查委員會」對同僚教授進行了客觀及徹底的調查，最大限度地保全了整個學術界的名聲。

其次，這次的黃禹錫事件促進了整個韓國社會思考方式的轉換。1990年代末期，在韓國國內IT產業的崛起以及在國際社會的科學發展及經濟發展中如何賺取更大的利益成為了主流傾向。這次黃禹錫丑聞明確地展示了科學發展的效用性和商業性結合時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給人們帶來正確認識「基礎」和「基本」的重要性的契機。因此，韓國科學學術界應該通過這次事件加強對道德倫理的教育，提倡淡化政治色彩及輿論報道，使科學研究能夠本著客觀合理的原則進行。

思考方式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改變的。在經過朴正熙時代的經濟發展熱潮以後，現在的韓國國內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沒有相應的精神層面上的提高。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後，雖然韓國在經濟恢復上面有所成就，但人們在根本的思考方式上沒有實質性的提高。現在，黃禹錫事件給韓國人對自身的思考方式提供了一個反思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