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經濟與信息系教授

1. 李稻葵的從業經歷

198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管理信息系統專業，獲學士學位。
1985年至1986年為美國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HⅡD）訪問學者。
1992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經濟學）學位。
現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曾兼任世界銀行中國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研究項目顧問（1989），
國際《比較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編委（2000-03），中國留美經濟學會（CES）會長 （2001-02），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2002-03）。
2010年3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新一屆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組成人員名單，貨幣政策委員會原委員樊綱離任，周其仁、夏斌和李稻葵成為新一屆委員。央行新聞處稱，經國務院批准，任命周其仁為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樊綱不再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職務。增補夏斌、李稻葵為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2012年3月14日國務院同意錢穎一、陳雨露、宋國青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周其仁、夏斌、李稻葵不再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職務。
現兼任（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美國密西根大學威廉戴維森研究所 (The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研究員；國際《經濟學通報》（Economics Bulletin），中國《經濟研究》，香港《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等學術雜志的編委；國際比較經濟研究會執行理事；南開大學、四川大學、西南財經大學兼職教授。李稻葵教授研究興趣包括：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研究，經濟發展模式及制度變遷的跨國比較研究，以及大國發展戰略。
2011年8月任中關村科技園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2011年4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簡稱個稅草案）在中國人大網公布，向社會公開徵集意見。據了解，這一徵集意見截止日為5月25日。
李稻葵指出，在當前國內收入差距主要來自於財產性收入所得的背景下，這種稅制毫無疑問打擊了勞動所得，使得勞動者的勞動報酬的增長速度與GDP相比差距更大。因此，這樣一個設計非常不合理，甚至可以稱之為「弱智」的個人所得稅制，事實上已經淪為工資稅，當然會受到社會各界的詬病。
針對個稅改革中的弊病，李稻葵認為，當前的個人所得稅稅制必須全面、徹底、系統地改革，不能只是局部的修修補補。他提出，個稅改革中必須要有新的思路。這個新思路，就是建議中國實施平稅制度。
他提出了自己的幾個觀點。首先，當前中國的社會基礎不支持西方式的高稅額、高累進的個人所得稅制，倒不如大幅度降低個人所得稅的稅率，同時降低個人所得稅的累進幅度，用一個比較平、比較低的（如上限為20%以下）的稅率對百姓征稅。其目的是為了引進平稅制度，讓全社會能夠自覺地納稅，而不在乎能夠征多少稅。
第二，在技術層面，需要統一考慮居民所有的收入，包括工資所得、資本分紅（如租金、資本增值所得，如果是負增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稅）以及其他所有收入，都要合並納稅。同時要考慮百姓的家庭負擔，所有的身份證號，或者被認定為某一位納稅人的贍養人口進行抵稅，或者成為被徵收對象。
第三，稅率要盡量地簡單，減少各種非贍養人口之外的抵扣。美國等經濟發達國家的一個基本教訓就是，個人所得稅不能成為政府執行各種具體政策的替代品，不能因為短期內政府需要鼓勵或者懲罰某種經濟活動，而對個人所得稅進行修修補補。這勢必會帶來納稅成本的大幅提升。
他舉例指出，個人所得稅改革成功的例子也不乏其數，俄羅斯、新加坡、中國香港地區、愛爾蘭都施行了非常簡單的平稅制度，它們的最高稅率在15%左右甚至更低。這不僅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納稅人積極納稅，也使得政府的監管成本簡化，在很多地方，最終也轉化為政府的稅收收入提高。
因此，李稻葵疾呼，個人所得稅的改革，局部的修修補補不僅不解決問題，反而激化矛盾，浪費寶貴的公共政策討論資源，使得一些更為重大的問題（如土地財政、資源稅費）不能及時合理解決。
對於李稻葵的觀點，孫立堅認為，提高個稅起征點有利於減輕低收入和欠發達地區家庭的負擔，激發經濟發展活力；但是，不能因個稅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較小，而低估改革的長期影響，如果採取一刀切的做法，不利於社會公平。
同時，多位專家也表示當前中產人群的稅負過重。
知名財經評論家謝國忠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的個人所得稅率過高，最高邊際個人所得稅率為45%；另一方面，在中國擁有自己公司的高收入階層，他們的個人所得稅率就等於25%的企業所得稅率。這樣一來，導致中國的高稅收負擔主要落在了中產人群特別是大公司員工的身上。對此，他認為，政府應將最高邊際稅率降至25%，和企業所得稅率持平，同時根據通脹提高每檔所得稅率的門檻。
中央財經大學財稅研究所所長王雍君也對記者表示，45%的最高所得稅稅率偏高，屬於懲罰性的稅率；個稅改革的重點應該針對高收入階層，而如今的個稅體制事實上打擊的是中產人群。至於此次個稅草案為何沒有下調45%的最高所得稅率，王雍君認為，合理的最高等級的所得稅率應該不超過30%。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靳東升指出，低稅率能夠消減居民的逃稅動機，有利於征稅效率的提高和降低征稅成本，此次的個稅草案也體現了這一趨勢。但是靳東升表示，高收入群體的經濟來源更多是非工資性收入，從公平性的原則出發，應該對財產性收入多征稅、對工資性收入少征稅。基於此，靳東升表示，「個人所得稅的全面、系統改革還需要一個過程」。
李稻葵：中央或推行資產增值稅防樓市過熱
前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北京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出席論壇時表示，中國負債對GDP比率只有18%，屬國際低負債水平，廣義貨幣(M2)達14-15萬億人民幣，資金充裕，但中國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存在結構性問題，中央持有足夠的資金，但部份地方政府卻出現財政赤字，他預料，未來中央將向地方政府轉移資產，包括發債支持基建，水利及城鎮化項目，又或提升地方稅收。
他又批評中央政策傾向保守，但預料金融改革將是今年重要議程，部份國企或將進行重組。
對於內地房地產，他預測，中央對房地產的調控政策將不放鬆，同時將進一步收緊信貸，甚至推行資產增值稅，以防止樓市過熱。
李稻葵:房地產將有巨變 房價已是最後的瘋狂
日前，針對當前市場上對未來房價走向的眾說紛紜，李稻葵專門擬文稱，不管是從未來的供求關系變化，還是中國房價國際性價比看，中國的房價已經是強弩之末。由於短期房價上漲預期很強，囤積者現在還惜售，新建房屋入市時間問題，房價短期還可能會繼續上漲。但這種上漲只是最後的瘋狂。
這種情況下如果再大規模發行貨幣推高房價，人民幣必將面臨大幅的貶值。而人民幣貶值以前資本會大量集中外逃，中國財富就會損失殆盡。其後果比房價下跌還嚴重，房價下跌，肉爛在鍋里，房價再上漲等於把錢送給別人，壞賬留給自己。當然，如果真的要大規模印發鈔票，也無話可說，但相信中國精英們不會這么瘋狂地孤注一擲。因為即使孤注一擲，也最多是苟延殘喘，最後結局會更悲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