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犯罪的數據

⑴ 關於大學生難以獨立而死亡的案例

文昌一女大學生墜亡 疑因不堪考證求職壓力
2014年5月9日凌晨，文昌海內南外國語職業學院一名女大容學生墜樓身亡，經警方認定其為自殺。其自殺原因，據稱是因為不堪求職考證等壓力所致。該女大學生名叫莫某芳，今年20歲。來自海南省定安縣。事件發生在9日大約凌晨5點。9日上午，該校早起的學生看到，九號樓拉起警戒線。文昌警方派出民警到學校調查。
據文昌警方稱，他們在該女大學生日記中發現類似遺書的文字。這段文字記著該女大學生自殺前求職考證等各種壓力大，不堪忍受重負的心態。該校九號樓一名男生向記者表示，據說自殺的女大學生曾經准備考幼師資格證，又擔心考試不能通過。
該女大學生自殺後，海南外國語職業學院在第一時間通知了該生家屬。其家屬從定安趕到學校。海南外國語職業學院一位工作人員稱，家屬對警方和學校的調查結論表示接受。沒有向學校提出格外要求。

⑵ 在違法犯罪的人群中，大學生利用知識犯罪的比例

青少年犯罪是指10至25歲的人實施的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青少年犯罪存在著：結伙作案多，嚴重犯罪多，突發性犯罪多，作案動機、目的比較單純，手段的成年化、智能化和低齡化，及反復性強等特點。青少年犯罪有其自身、家庭、學校、社會和司法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們要採取自身預防、家庭預防、學校預防、社會預防和司法預防等多種預防方法，進行綜合治理，以預防和減少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犯罪，是當今世界各國所共同面臨的社會難題，有人將其與環境污染、吸毒販毒並列稱為「世界三大公害」。有資料顯示，我國近10年來的犯罪增長率已過24%（尚不考慮1992年起將立案標准上調的因素）（1），而其中青少年犯罪的比例，據官方統計資料表明，在1980—1989年的10年間，14—25歲年齡段的犯罪佔全部犯罪人數的比重一直維持在70%以上，自1990年以來的近10餘年，這一比重雖有所下降，但仍維持在65%左右。（2）這中間，十五六歲少年犯罪案件又佔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總數的70%以上。我們在報刊雜志等新聞媒體上，也經常看到有關青少年犯罪的報道，其中不少是駭人聽聞的重大惡性案件。
青少年犯罪問題，已經得到了我國有關部門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3），我國也已頒布實施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規，可以說，預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和效果。但結合新的社會實際，針對青少年犯罪的特點、成因，進一步深入探析預防對策，仍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意義。
根據省律協刑事法律業務委員會的選題安排，筆者就此題談一些粗淺看法，以求教於諸位同仁。

⑶ 大學生對法律教育的認識

當前大學生法律意識的現狀與分析

有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大學生違法犯罪現象明顯增多，占社會刑事犯罪的比例持續上升。中國犯罪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康樹華曾主持過一項調查，1965年，青少年犯罪在整個社會刑事犯罪中約佔33％，其中大學生犯罪約佔1％；「文革」期間，青少年犯罪開始增多，佔到了整個刑事犯罪的60％，其中大學生犯罪佔2.5％；而近幾年，青少年犯罪佔到了社會刑事犯罪的70％至80％，其中大學生犯罪約為17％，而且犯罪類型向智能化、多樣化發展，同社會犯罪比，其涉罪范圍、性質及危害沒有質的區別。數據顯示：「象牙塔」並不平靜，大學生們的法律素養包括法律意識狀況令人憂慮。
1、溫州高教園區2007年在校大學生生法律意識狀況調查。
2007年，筆者對溫州高教園區三所高校04、05和06三個年級共580多名大學生的法律知識進行了隨機抽樣調查，其結果顯示：
(1)法律知識的來源及對法律知識重要性的認識
34.23％的學生的法律知識主要來源於學校的教育，45.34％的學生法律知識來源於電視和報紙，受家庭影響及其他來源的佔20.43％。自己認為掌握了必要的法律知識且能靈活運用於解決現實問題的學生佔22.5％，77.5％的學生認為自己法律知識不足或不能靈活運用。78.6％的學生認為需要學習或深入學習法律知識，13.8％的人認為只需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9.6％的學生認為完全不需要。約1/3的學生認為造成法律意識薄弱的原因為法律教育活動的局限性，1/2的學生認為社會的不良風氣及貧富懸殊是主要原因。這表明大部分學生法律知識缺乏，學校系統的法律知識教育不足，不能滿足大部分學生的需求。
(2)主動運用法律知識的能力
在實際生活中，有意識的主動運用法律知識的學生比例仍然不高，如參加勤工儉學時，有意向與用人單位簽訂合同的佔62％，無意向的人佔38％；被騙或被盜、被搶時選擇向公安機關或學校保衛處報案的佔87％，不報告的佔13％；認為報案沒用或司法機關不能提供有效保護的人佔15.2％。遇到不法行為時，男生選擇漠不關心的比例佔到10％左右，女生比例佔6％。
(3)對法律的信任度和對當前法治的整體現狀的滿意度
對法律保持信任的學生佔35％，認為法律會越來越完善的學生佔31.2％，而認為法律不如權利有用及法律越來越成為有錢人和有權人的工具的佔33.8％。對「法院做出公正判決有信心」者佔26.4％，對「當前整體法治環境不太滿意和很不滿意」的達69.8％。這一方面說明作為法治前提的民主立法及其程序還很不健全，司法不公乃至司法腐敗現象仍然暢通無阻；另一方面這種消極的法律意識也會嚴重地影響到公民法律信仰確立和法治理想信念的最終建立，表現出大學生法律信仰的一定程度的缺失，也反映了不利於大學生法律意識培養的法治環境和氛圍。
2、調查結果分析。
由於大學生法律意識是一個多要素、多層次的復雜系統，要精確全面地概括大學生的法律意識的現狀並非易事，所以本文只能結合調查結果，對當前大學生的法律意識所存在的問題作一個粗淺的概括：
(1)大學生缺乏從總體上准確理解和把握現代法治的基本精神
現代法治是以民主為基礎，以保障人權為核心，與傳統的法制有著本質的區別，它視法為工具與目的的統一，並更加強調法的目的價值，而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大學生對法的民主基礎尚未有明確的意識，仍然存在著一種傳統意義上將法作為統治工具的法律觀。譬如，他們也認可「法治」反對「人治」，但受到傳統人治觀念和現實中一些「權大於法」現象的影響，往往認為法律只具有工具價值而非目的價值；他們也認可民主反對專制，但受到中國現實國情的制約，往往認為法制只存在於民主制度而專制制度下就沒有法制，沒有認識到法制既可以與專制相結合，也可以與民主相結合，而只有以民主為社會基礎的法制模式，才能稱之為真正的法治。
(2)有感性法律意識，但缺乏理性法律意識
法律本身是一門學理性極強的學科，不掌握一定的法律基礎理論，就難以用理論解決現實存在的法律問題。大多數大學生對法律的認識還只處於初級的感性階段，正是因為缺乏系統的法學理論學習，使得大學生的法律意識仍處於對法律本質認知的啟蒙狀態。比如，多數學生都知道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但對憲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內容卻知之甚少，現代法治國家普遍都是實行憲政的國家，若不能將憲法提到憲政的高度加以認識，在論及憲法內容時不能立即想到公民的權利以及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關系等諸如此類的關鍵問題，則是缺乏現代法治意識和憲政意識的表現。

⑷ 你認為大學犯罪現象為何呈上升趨勢

追求享樂的需要。這是大學生中較為普遍存在的一類需要偏斜。據有關調查，盜竊犯罪約佔大學生犯罪總數的50%左右，居大學生犯罪的首位。這種犯罪行為的發生大多與這些大學生追求享樂的心理需要有關。這類大學生的家庭條件往往並不困難，但他們追求高消費，享樂成了優勢需要。一旦經濟「吃緊」，向家裡伸手難以滿足時，便產生盜竊的動機。調查顯示，女生只佔犯罪大學生的極少數。其中，從事賣淫和盜竊的則佔到了70%，主要原因就是為了滿足享樂。
滿足報復的需要。在大學生的犯罪類型中，打架斗毆、殺人傷害、強奸等這類人身傷害的犯罪是僅次於盜竊犯罪的第二大類案件。這類案件中約有30%是由於大學生極強的報復心理所引起。有的大學生戀愛不成，因愛生恨報復對方。有的僅僅因為一句玩笑話或一點小事，認為被對方侮辱便殺害或打傷對方。
尋求刺激的需要。大學生普遍具有較強的求知慾，但如果在求知慾中低級的情緒體驗——尋求刺激成為優勢需要時，往往會迎合那些情調低下的東西或滿足自我畸形的求新求奇的心理。南京某高校一位女大學生煞費苦心設計作案手段實施盜竊，又將盜竊來的物品精心銷毀和遺棄。被捕後她坦言：「我模仿警匪片中的情節，每次作案時都有成就感，特別刺激。」
社會認知上的自我中心觀
所謂社會認知上的自我中心觀是指在個體與他人或社會的關繫上往往只從自我的立場出發，而不能從他人或社會位置去思考問題或處理問題的認知方式。社會認知上的自我中心觀正是阻擋個體客觀認知他人與正確把握社會規范的一個心理問題。劉海洋傷熊和馬曉明殺親事件的一個共同的原因正是他們在社會認知上的自我中心觀。
劉海洋傷熊行為的發生緣於對熊的嗅覺進行驗證。是什麼阻擋了在他實施這種行為時不去思考此行為方式的正當性及可怕的社會後果？而社會認知上的自我中心觀則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這種認知結構下，個體往往只從本位或自我慾望去看事和行事。由於不能從他人或社會角度去分析問題，在進行某種社會行為時，也就不能或無法了解他人對此的真正態度，不能意識到或了解社會規范對此行為的評價，對社會規范的遵從難免不會發生問題。盡管他已處於青年晚期，卻仍然沒有學會從社會的角度來思考評判自己的行為，以致無法約束自己。其傷熊行為反映出他在社會認知上仍然沒有超越兒童時期的「自我中心狀態」，其心理水平與社會角色極不一致。
馬曉明殺親則是一例典型的以自我中心觀思考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案件。
馬曉明因退學事件，在害怕告知父母真相使父母失望，與不得不告訴學校父母對其退學態度的矛盾沖突中，先想到自殺，繼而因擔心自己的自殺會引發家人的傷心，乾脆採取這種一了百了的極端方式以求得解脫。在整個事件中，從表面上看，馬曉明自始至終都想到了自己的家人，一直在替他人著想。但他僅僅是按自己主觀願望來分析和處理問題，而不能真正站在他人的位置與社會角度來分析問題和處理困難。他的行為所反映出來的社會認知方式同樣是自我中心觀。因為對他人與社會規范的真正理解，不僅意味著能替他人著想，更重要的是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替他人著想。因此，在自我中心觀的制約下，他無法他位思考，而只能憑自己的想當然去做，最終無法找到正確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不懂得如何求助於他人。
自我意識的混亂
自我意識是指個體對自身的意識。自我意識表現為自我概念、自我評價和自我理想的辯證統一。所謂自我意識的混亂是指個體無法形成正確的自我概念和適宜的自我態度，以致不能達到自我同一性的確立而獲得安定、平衡的心理狀態。
青年期被稱為「第二次誕生」的時期，是自我意識迅速發展和確立的階段。青年期又一重大發展課題就是學習如何認識自我和理解自我，這一發展課題的完成與否直接關繫到健全人格能否建立。
青年期自我意識的確立，是在自我明顯分化的基礎上完成的。在這一階段，出現了兩個「我」，一個是作為被觀察者的「我」(me)，另一個則是作為觀察者的「我」(I)，也就是「主體我」與「客體我」的分化。這種分化意味著青年期自我矛盾沖突的加劇，對自我的肯定和否定，「客體我」與「主體我」的矛盾斗爭。主體我與客體我的矛盾一旦激化，將使青年難以確立自我形象，也就無法形成自我概念，從而引起情感急劇波動，導致青年一時難以自我接納。青年期許多心理上的不適應由此而來。
對於青年期的大學生而言，如果在主體我與客體我分化的基礎上，能夠形成新的認知水平上的協調統一的自我，那麼就能建立良好的自我意識，反之則可能出現自我意識的混亂。在大學生中，良好自我意識的確立，意味著他們能夠正確地認識自己的身份角色與社會地位，並對這種認識有恰當而適宜的態度。自我意識對個體行為具有直接的支配作用。一般而言，持有較適宜的自我概念的人，在採取行為時，也往往恰當適宜，反之則往往與現實不相適應甚至發生沖突。
大學生自我意識的混亂通常表現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過高的自我評價，另一種則是過低的自我評價。過高或過低的自我評價往往導致個體自我意識確立過程中的過分自負或過分自卑這兩大心理缺限。它們是妨礙良好自我意識形成的心理障礙。
過低的自我評價。處於這種意識狀態的大學生，在把理想我與現實我進行比較時，對理想我期望較高，又無法達到，對現實我不滿意，又無法改進。他們在心理上的一個特徵就是自我排斥。由於在成長過程中，理想我與現實我的距離過大所導致的自我矛盾沖突，他們往往會產生否定自己、拒絕接納自我的心理傾向。這類大學生往往降低人的社會需求水平，對自我過分懷疑，壓抑自我的積極性，並可能引發嚴重的情感損傷和內心沖突。他們的心理體驗常伴隨較多的自卑感、盲目性、自信心喪失和情緒消沉、意志薄弱、孤僻、抑鬱等現象，尤其是面對新的環境、挫折和重大生活事件時，常常會產生過激行為，釀成悲劇。近幾年來發生的大學生自殺事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由此心理問題所導致。
過高的自我評價。這是一種與過低自我評價相對立的自我意識狀態。在這種自我概念的支配下，個體往往擴大現實的自我，形成錯誤的不切實際的理想自我，並認為理想我可以輕易實現。這種類型的大學生往往盲目樂觀，以我為中心、自以為是，不易被周圍環境和他人所接受與認可，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和不滿。因此極易遭受失敗和內心沖突，產生嚴重的情感挫傷，導致苦悶、自卑、自我放棄。有時會引發過激行為和反社會行為。
去年初上海某著名高校計算機專業大四學生陳慎，因在寢室盜竊走進了鐵窗。他坦言，作案是為了讓自己失敗得更徹底。由於想當然認為自己能當「領導」，做「偉人」，加之從中學以來養成的自我中心和盲目樂觀的心理，當在現實的學業與班幹部競選中受挫折時，他不是努力縮小理想我與現實我的距離，而是自我放棄，經常逃課。最後，他成了全系最差的學生，無法正常畢業。面對自己的失敗歸咎於當初專業選擇的錯誤，並最終以犯罪的方式來渲泄自己的苦悶。正如中國心理衛生協會王建中教授指出，陳慎一案暴露出現今大學生普遍存在的心理問題：「自我定位不準，挫折承受力較差，一旦遇到較大的壓力，容易產生過激行為。」

⑸ 我們國家先階段的犯罪狀況或者大學生犯罪狀況

一 大學生犯罪得現狀 近年來，大學生犯罪呈現出了新的趨勢，主要體現在：
1、大學生犯罪數量在不斷增加。目前，據中國犯罪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康樹華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1965年，青少年犯罪在整個社會刑事犯罪中約佔33% ，其中大學生犯罪約佔1% ；「文革」期間，青少年犯罪開始增多，在整個社會刑事犯罪中約佔60% ，其中大學生犯罪約佔2.5%；而近幾年，青少年犯罪佔了社會刑事犯罪中的70%至80%，其中大學生犯罪約佔17% 。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大學生犯罪人數有明顯升幅。據調查，大學生犯罪案件數量及犯罪人數自1995年期開始上升。2001年比1995年增加了54.5%，2002年較之2001年又增加了97.1%。
2、當代的大學生犯罪還有一些不同於以前的現象，構成了近期新的特有的趨勢。這主要休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⑴女大學生犯罪引人注目。近期女大學生犯罪的頻頻發生大大提高了女性犯罪在大學生犯罪中的比例。調查發現，在2002年67名犯罪大學生中，女大學生有11人，其中盜竊10人。如：福建省某大學不久前挖掘了－個由6名女大學生組成的犯罪團伙，從而成功破獲了數起發生在女生宿舍中的竊取財物案，這－團伙中部分成員還涉及女淫等違法行為 。
⑵新的犯罪種類如販毒、走私、組織介紹賣淫罪等出現，雖然從犯罪種類看來，大學生犯罪多以財產型和傷害型為主，這類犯罪並不成為當代大學生犯罪的重心，但它已經成為了一種新的類型，況且已經有增長的趨勢，如在1995年廣東省有兩所高校出現大學生走私毒品的案件 。
⑶犯罪團伙化，多元化和智能化。在許多過程復雜的犯罪中往往出現大學生犯罪團伙，並且這種犯罪團伙經常拌以社會成員，這在詐騙罪與走私罪中表現尤為突出。而多元化和智能化犯罪，犯罪手段比一般犯罪表現出高智能高技術以及高音比高危害性。比如大學生盧某就利用黑客軟體，到區某公司網上賬號和密碼，不僅自己使用，而且還像好友傳播，給該公司造成經濟損失幾萬余元，還有某些博士碩士利用所學科學知識研製病毒，從事毒品交易活動等等。由於高科技犯罪更能取得人們的原諒，所以它的毒害也將會更大，這不僅僅表現在它造成的物質結果，更表現在它所帶來的蠱惑作用。
[4]犯罪主體范圍擴大。在前幾年，犯罪大學生出自民辦大專院校，而現在來自重點大專院校甚至名牌院校的犯罪大學生較往年明顯增多。據上海一項關於校園犯罪的調查，在犯罪的51名大學生中有16人來自重點院校，佔了總人數的31%.在大學生犯罪中，其中不乏博士生和碩士生，例如在2001年大學生犯罪案件抽樣調查28件34人中，就有碩士研究生2件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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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生違法犯罪概況、類型及特點
(一)
大學生違法犯罪概況大學生違法犯罪現象在我國高等學校已不鮮見,
不僅有一般違法行為,
而且也有刑事犯罪,
甚至經濟犯罪和政治犯罪。大學生作為青少年的一個特殊群體
,與青少年犯罪有著密切的關系。
文化大革命前
,
我國青少年犯罪僅占犯罪總人數的
20%~30%,是世
界上青少年犯罪率最低的。
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
年代以來,我國青少年犯罪在整個犯罪
人數中的比例已上升到75%
左右,青少年犯罪已成為我國刑事犯罪的主體,
並且青少年犯罪總的態勢呈上升的趨勢。
(二)
大學生違法犯罪的類型及特點
1.按照大學生違法犯罪行為所具有的某些基本特徵以及主客體方面的某些特徵可以將大學
生違法犯罪類型劃分為:暴力型違法犯罪,如殺人、傷害、搶劫、綁架等違法犯罪行為
;財產性違法犯罪,如盜竊、詐騙等;
性違法犯罪,如賣淫嫖娼、強奸等違法犯罪行為
;智能型違法犯罪,如計算機違法犯罪、信用卡違法犯罪、商業欺詐違法犯罪等;
特殊類型的違法犯罪,如毒
品違法犯罪、賭博違法犯罪、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等。
有關資料表明
,財產型違法犯罪
,尤其是盜竊公私財物的違法犯罪
,不論是中外各國,都是一種常見的違法犯罪類型
,在全部違法犯罪案件中的比例
,一般都在50%
以上,居於首位。

2.大學生違法犯罪的特點。
大學生違法犯罪具有一般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共性即違法犯罪類型
的復雜性,主要集中在財產型違法犯罪、暴力型違法犯罪和性違法犯罪三大類型
;違法犯罪動機具有貪利性、淫亂性和兇殘性,
多圍繞「財」、「性」、「霸」等為動機;
違法犯罪具有團伙性;違法犯罪具有報復性、
突發性,青少年普遍具有爭強好勝、
思想偏激、容易沖動和走極
端等特點,其違法犯罪具有報復和突發的特點
;女青少年違法犯罪增加,犯罪形式由依附型向
獨立型發展,女青少年違法犯罪多以財產型違法犯罪和性違法犯罪居多
,其腐蝕性一般大於男性。大學生作為青少年中的一個特殊群體
,生理、心理趨於成熟。大學生知識水平較高
,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識,
其違法犯罪除了具有一般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共性外也具有一定的特
殊性。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有一定的規律性、
預謀性和智能性。大學生違法犯罪的規律性表
現在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考試、戀愛、獎懲、貧困、就業等壓力過大引起的
;
大學生違法犯
罪的預謀性表現在有計劃有目的
;
大學生違法犯罪的智能性表現在違法犯罪技能更為成熟
,
作案手段和方法較為高明
,
違法犯罪工具更為先進
,
違法犯罪心理結構更加穩定
,
違法犯罪心
理更加成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