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社會學論文

❶ 社會學論文範例

社會學作為人文社科專業,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論教學、田野調查等領域,社會學專業實驗室建設成為深化社會學專業改革的必經途徑。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於社會學論文範例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社會學論文範例篇1

淺析虐待老人問題的社會根源

“由於生理性衰老這一自然規律以及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成員和群體在利益關系和分配關繫上的重新調整等原因”[1]，老年群體在整個社會結構體系中的社會經濟地位不斷下降，在物質資源佔有和政治權利保障等方面處於相對弱勢。這不僅限制了老年群體對於自身需求和願望的滿足，而且其利益訴求也容易受到忽視和侵害，甚至當利益受到侵害時，老年人往往出於畏懼、“家醜不可外揚”等心理，不能勇於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本文以中國現實社會情境為研究基點分析了社會轉型期虐待老人問題的特質表現和治理困境，並且通過對相關理論研究進行梳理和反思，從“個體化”理論和風險社會視角深入挖掘這一問題的社會性根源，並以此為前提從減輕個體不安全感與促進社會整合角度規劃治理路徑，從而在社會生活中幫助遭受虐待行為的老年群體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一、失控：社會結構雙重變遷下虐待老人問題的獨特形態

發達國家虐待老人事件的產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齡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數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種必然現象。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除了人口結構老化這一普遍性原因外，該問題的“井噴”還與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這一特殊歷史進程密切相關，這一點在中國體現得尤為明顯。與改革開放前的欠發達的社會相比，在社會轉型速度呈加速狀態的現代社會中，中國虐待老人問題無論是“在發生機制和問題性質，還是在數量規模、表現形式和社會影響力等方面呈現出新特點”[2]，致使該問題難以得到有效預防和控制，“失控”已經成為其特殊標識。基於我國當前“社會轉型化”和“人口老齡化”兩種同步性社會變遷的時代背景，筆者總結了我國虐待老人問題相比於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獨特形態。

(一)老年群體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現地域和城鄉的“階梯式”分布形態

由於生理機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經濟和照料服務上的較強依賴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對劣勢，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顯的普遍性。2010年，我國家庭內老年人虐待發生率為13.3%，呈現階段性增長的趨勢，遠高於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經演變為高危性的社會問題之一。而且，我國農村家庭內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顯著高於城市(農村：16.2%，城市：9.3%)。而且虐待發生率隨著社會經濟條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區為21.8%，高於全國其他地區，而京津滬地區最低，僅為5.4%。我國區域和城鄉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養等方面發展不均衡的現狀，是虐待老人問題呈現“東少西多、鄉增市減”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問題形成的根源難以確定，社會影響的“公共性”和“社會性”開始凸顯

在現代社會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勢(體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關系的緊張(代際沖突、子女拒絕承擔贍養義務)等因素的復合和集中加劇了虐待老人行為的發生風險。在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中，傳統風險要素可能會演化為新的風險或者相互交融，極大地增加了虐待行為發生的不確定性，相應的預防和治理措施也面臨更大挑戰。而從問題的預防和控制角度來看，傳統社會的法律和道德體系以“孝”為其精神內核，一旦違反孝道必然會受到古代法律的嚴厲制裁，從而有效預防和遏制該問題的產生和加劇。但隨著傳統社會控制手段在現代化進程的強烈沖擊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關系導致自我調節功能弱化，使得對於這類問題的控制力和約束力大為減弱，其影響也擴散至家庭邊界之外，成為影響社會秩序和社會發展的重大社會問題。

二、虐待老人問題的治理困境：心理沖突與保護機制失效的交織

一方面，受虐老人對施虐者存在復雜心理。多數虐待老人事件發生於父母與子女之間。基於“血濃於水”的血緣關系，受虐老人出於保護子女的情感，往往將之歸於自己管教不嚴或教育不當，把責任歸於自身。並且受“家醜不可外揚”的文化傳統的影響，有些老人往往擔心這類事件的傳播會損害家庭的聲譽，而不願主動向相關部門尋求幫助。此外，“養兒防老、老來從子”的依賴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嚴重依賴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賴於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們將無法繼續獲得照料，因而在尋求幫助前會感到擔憂，多數選擇忍氣吞聲，接受被虐待的現實。

另一方面，事前預防和事後處置的社會控制措施相對缺乏。道德與法律作為規范人類行為和調節社會關系的兩種手段，具備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國現有法律對有關虐待老人的規定，主要見於《憲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條文中，對虐待老人的概念闡釋和類型界定十分模糊，導致難以在法律上對這類行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門對涉老案件也不夠重視，執行乏力，未能使判決得到有效落實;有的基層幹部常常將虐待老人行為看作是“家內事”而聽之任之，責任意識嚴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為核心的傳統價值體系和道德系統日漸式微而新的道德規范尚未形成和完備之際，施虐者的行為缺乏心理約束，尊老敬老意識淡薄。而社會輿論作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難以對其施虐行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無法從源頭上遏制該問題的發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視角和策略規劃的重構與再造

對於現代虐待老人現象的形成原因，國內外學者分別從不同視角進行了理論分析。國外學者認為虐待老人與家庭暴力類似，強調施虐者和受虐者的個體因素。在美國學者對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較為流行的解釋有壓力論、暴力循環論、個人行為論和老人無能論[3]。而國內一些學者則更關注個人在家庭和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關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論”認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會環境和經濟情況的反映，老年人對照顧者的過於依賴的關系及社會孤立都會導致老年虐待風險的產生[4]。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可以發現：在對虐老問題的原因闡釋過程中，無論是主張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觀因素，還是強調個體與個體、社會的互動關系狀態，都反映出“單向化”的研究取向，即僅從“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會”等思維路徑探究問題。這種個體化思維和單向式視角很容易忽視對於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構成的虐待事實中主客體互動關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中出現了某種差異性分布，因此社會文化類型背景應作為分析該問題發生機制的一項關鍵因素。 這種由文化背景所決定的原因闡釋論在實踐中導致的後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現某種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國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權益主要是通過向其提供包括機構支持、社工服務在內的涉及廣泛的專業領域和不同的社會資源的綜合性社會支持來實現[3]。美國在解決公共性的社會問題上弱化了政府作為直接“干預者”的角色，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和專業機構的作用，依靠社會中介機制實現問題的自我解決。但是這種對策設計機制在我國缺乏社會資源和社會組織等方面的支持，“強國家―弱社會”的權力格局導致社會資源分配處於不均衡狀態，長期“抑制了社會組織和自主性社區成長”[5]，因而依靠社會服務來解決虐待老人問題很難取得理想效果。更為嚴重的後果是可能導致“政府社區治理的行為失范嚴重，表現為越位、缺位和錯位”[6]等現象，難以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護，對於施虐者的法律懲處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難以落實，導致問題的進一步積聚和惡化。

因此，當前解決虐待老人問題治理困境的關鍵，在於拓展理論和經驗研究的視野和深度，立足於“社會轉型”的歷史變遷背景和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從制度層次和文化領域挖掘其社會性根源，從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實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議。

四、個體化與風險社會的共生互構：社會轉型期虐待老人問題的歷史變遷

(一)現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會學家鮑曼對“個體化社會”的理論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在關於“個體化”含義的理解上，他認為個體化社會的結構形態是“社會形塑了其成員的個體性，個體則在他們通過交往編織成的相互依存之網中，採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們的生活行動造就了社會”[7]。並指出個體化“所承載的是個體的解放，即從歸屬於自己、通過遺傳獲得、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等的確定性中解放出來。這種變化被正確地看作現代的境況中最明顯和最有潛在優勢的特徵”[8]。但同時也意味著個體與傳統知識結構、固有信仰和社會規范“脫鉤”，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價是安全感開始喪失。風險社會在社會轉型期“碎片化”社會結構中其威脅也呈幾何級增長，解放了的個體的御險能力也迅速降低，並且“社會變遷中集體規范的缺乏勢必在價值觀和心理層面影響到個體安全”[9]，原本為個體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為依賴的社會保障機制(如單位制)的瓦解使現代人的社會心理出現劇變，“心靈安全”的喪失成為現代社會影響個體心智結構的突出問題。

(二)個體化社會的本土化表達：自我主義與制度變革

由於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過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經濟模式”，使處於“後發外生型”現代化的中國社會具有典型的傳統性與現代性交織融合的時代特徵，中國社會“個體化”的發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某種異變，在社會結構急劇變遷的時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義傳統、轉型期的制度環境”[10]等本土傳統和現實狀況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國傳統社會的“個體”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這種以“己”為中心所構築的關系網路是依據個體來確定生活邊界並作為風險屏障，顯然不具備現代意義上的公共精神，並且與西方“團體格局”中具有明確權利義務關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鮮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前的“總體性社會”在劇烈的制度變革推動下將大量組織化的個體推向社會領域，被單位制和組織化生活所模塑的個體精神世界受到強烈沖擊。不僅個體與社會聯系紐帶出現斷裂，而且在既無傳統儒家孝道倫理又無集體主義約束的情況下，衍生出大量“個人只強調自己的權利，無視對公眾或他人的義務與責任”的“無公德個人”[11]，建構具有現代意義的市民社會的任務任重而道遠。

可見，中國個體化社會的到來在使個體充分解放的同時，道德性缺失也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不斷膨脹的自我主義導致封閉穩定的家庭結構逐漸喪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機制的缺失，使家庭關系在持續緊張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會轉型期虐待老人問題的時代治理導向

消除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往往要通過在“自己的自我規范和社會責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進而建構起“本體性安全”，即“大多數人對其自我認同之連續性以及對他們行動的社會與物質環境之恆常性所具有的信心，這是一種對人與物的可靠性感受。”[13]這意味著必須通過培育公民“責任倫理”來加強社會團結，重構和諧穩定的家庭關系，消除個體化所帶來的負向效應，最終塑造具有強烈公共道德的現代意義上的公民，從而破解個體與家庭張力的時代難題。

(一)依靠制度建設完善老年群體的法律保障系統

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對於現代國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為目標的政府在職能應用上應淡化行政色彩，推動“管理”向“治理”升級，強化在基層社會問題領域的服務性功能。具體而言，要以制度為先，進一步細化和明確《老年人權益保障》在禁止和預防各種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規定和懲罰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堅實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嚴格執法是治理該問題的關鍵環節。政府應協同立法、司法等部門，加大執法力度，優化執法效率，提高執法水平，著眼於實際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靈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應用性和嵌入性，切實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二)努力提升社區治理能力和服務性社會組織建設

“社區”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溝通渠道的橋梁，能夠依靠其地緣性優勢吸收政府的相關資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並及時將問題反饋給上級部門，從而使問題得到有效處理和解決。社區在“社會治理”的政治語境中的協同治理的主體性地位必須得到法律形式的認定和自治權力的讓與，政府與社區對於“權力蛋糕”應進行合理分配，對基層社會事務的處置許可權也應進行制度化界定。同時，必須充分發揮社區建設的自主性，針對社區居民的實際需求引導服務型社會組織深入到社區內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區內部設置公益性或營利性的醫療機構和法律求助咨詢中心，為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相對處於弱勢的老年群體搭建問題反映平台，及時、有效地介入到問題家庭的矛盾之中，減輕事件發現不及時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提高反應效率和解決效果。

(三)推動具有中國意蘊的時代性家庭倫理的建構和發揚

我們必須著眼於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內核與傳統文化中的倫理精髓進行“流程再造”，重點挖掘和創造體現時代精神和傳統美德的行為規范，提升家庭生活對於每一個原子化個體的吸附力，從而彌合個體與家庭、社會之間的“斷裂”狀態。通過對傳統倫理的“揚棄”並與現代價值觀念加以融合，對於中國“家文化”的復歸和弘揚具有重要意義，也有利於喚起公眾對於老年群體社會地位和價值的認同和尊重，從而為防止虐待老人行為的發生奠定心理基礎，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問題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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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論文------------
中國轉型期的社會沖突和集體維權及其應對 論文
——由重慶萬州萬人騷動和陝西咸陽工人靜坐說開去

2004年9-10月間，連接發生了數起突發性公共事件，少則萬人，多則十萬人，聚集公共場所，甚至卧軌阻攔火車，引起社會強烈震驚。中央政府及時正確地處理了這些事件，從而防止了事態的惡化和進一步蔓延。其實，任何一個社會的轉型期，都會發生一系列的社會沖突和公共維權事件，其根本原因在於社會轉型期的利益分化調整和利益集團的重新組合，而有效處理這些事件以避免社會的大規模動盪則需要為利益調整和整合提供有效的博弈機制和表達途徑。中國這幾起事件也不例外，回觀這些事件，我們應該從中總結出一些有益的東西並借鑒西方已經歷過此階段的相關國家的成功經驗。首先總結一下這幾起事件發生的原因：

1． 群眾對地方政府的極端不信任和政府形象的嚴重毀損。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公共信用無疑是政府最大的財富。而公共信用的喪失，則是轉型期政府的最大危險。從這兩個事件來看，政府的形象已跌至極低。

萬州事件的起因，只不過是搬運工余繼奎和夫婦胡權宗曾慶容的碰撞，以及余繼奎的被打這樣一個小矛盾。而其擴大成突發性的公共事件時曾慶容夫婦的一句話。據目擊者稱，當時「胡權宗稱自己是國家公務員，出了什麼事情花錢就可以擺平，甚至可以出20萬要余繼奎的命。曾慶容也不甘示弱地表示，自己家裡很有錢，只要圍觀的民眾來幫助打余繼奎的耳光，一記耳光他可以給20元。」①正是這句話，激怒了圍觀群眾。「當值班民警欲將三人帶回派出所調查處理時，有人說：『天下公務員是一家，棒棒（搬運工）被打不會得到公正處理！』圍觀群眾聞言，拒絕讓警車開動。」②從這里可以看出，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公務員在群眾心中是何等的形象。而圍觀群眾阻擋民警執行公務更是說明群眾對於政府行政部門的行政行為的公正性完全不信任。他們不相信政府部門會在這樣有公務員為當事人的事件中公正裁斷，依法處理。他們認為政府相關部門一定會徇私包庇公務員。此後的群眾的一系列行為「官員……勸說大家離去，並保證政府會公正處理打人事件。但憤怒的圍觀民眾不但沒有退去，還向平台上的官員投擲石塊、花盆等物品。」③而「萬州有關方面把肇事者拿到電視上亮相，肇事者也表達了悔恨，還是有人懷疑當事人被掉包」④進一步說明，民眾機會對政府完全喪失了信心和基本的信任，對於政府已做出的承諾和可能處理結果的公正性，公眾根本不信任。

那麼，為何會出現胡曾夫婦聲稱自己是「公務員」，「很有錢」時，一下就「激怒了數萬庫區民眾」？而公務員或政府的形象又為何如此之壞，信用為何有如此之低呢？

原因由來已久，不能孤立地僅從這件事上尋找答案。近年來，腐敗越來越嚴重，而政府人員（公務員）、與政府官員有涉的富人、黑社會組織成員欺壓弱勢群體和普通民眾的不公正現象愈演愈烈，卻遲遲得不到依法處理和糾正。已經見諸報端為大眾所知的像「寶馬撞人案」、「劉涌案」、「孫志剛案」等。民眾對於這些人（腐敗的政府人員、與政府官員有涉的富而不仁的富人、黑社會組織成員）積怨已久，早就痛恨不已，恨不「食其肉，寢其皮」，而這種事情的頻頻發生和得不到公正救濟，已使民眾的怨恨積累的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幾乎達到了忍耐的底線。一旦有了導火索——像胡曾夫婦的一句話——對不公正現象的民怨便一下爆發出來，導致上萬民眾圍堵萬州市政府，造成騷動。

由於頻頻落馬的和更多未曾落馬的「貪官」，已使政府形象嚴重受損。而對於那些頻頻發生的不公正現象又不能及時、公正、依法處理，進一步使民眾對於政府的認同和信任降低。這從去年的「寶馬撞人案」，「劉涌案」中可窺一二。「寶馬撞人案」中，曾傳言撞人者是省政協副主席的親戚。省政協副主席韓桂芝也出來辟謠說自己與此案無關。但不久，韓桂芝即被「雙軌」，這使本來幾乎已相信的民眾再一次懷疑政府的公正。而在「劉涌案」中，劉涌橫行沈陽近十年，欺行霸市，傷人無數，而沈陽市政府卻一直充當起保護傘。更為荒唐的事，劉涌竟然當上了沈陽市人大代表。這一次次的作弄，使得民眾對政府不再信任。所以，當遼寧省高院判劉涌死緩時，幾乎全國民眾一致聲討，表示對判決公正性的懷疑，認為這一次劉涌又作了手腳，政府在一次充當了保護傘。這一系列的政府官員的腐敗和與黑惡勢力的勾結行為，使政府在民眾心中的信譽喪失殆盡。

而具體到萬州事件，萬州是個移民城市，大部分市民是三峽庫區移民。在移民時，當地政府曾承諾移民後的生活會遠強於移民前。但是，移民後，由於萬州工業發展的空心化，萬州移民並沒有過上政府承諾的好日子。而移民後政府對移民各方面的關心又不夠，使萬州市民不相信當地政府，所以當發生假公務員打「棒棒」並蠻橫之時，移民對政府的不滿爆發出來。

其實以上這些間接直接的的原因都源於轉型期利益的調整和重構。中國正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從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的轉變過程中，這個過程，舊的保障體制和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社保制度和利益分配卻未完成。而此時的政府權力又未受到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最容易引發官僚集團與強勢利益集團勾結從而損害在人口中佔大多數的弱勢群體的利益的事情。這類事件的頻發與得不到有效合法的處理勢必引起民眾的積怨與憤怒。而這才是導致政府威信和聲譽掃地的根本原因。

2． 政府對於民眾知情權的傲慢和消極對待，使謠言四起，激怒民眾。

知情權是現代社會中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民眾對與其委託的政府，有基本的知情和了解的權利，只有如此民眾才能更好的監督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官員並不具備現代官員的基本素質，他們的官本位思想使其習慣了當「父母」當「老爺」，而且他們仍然奉行著「民可是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念，認為統治的權威全在於神秘性，民眾知道得多了只會使事情更糟，引起不必要的混亂。何況公開透明的政府運作不便於官員們的暗箱操作。可惜的是，恰恰相反，政府封鎖消息，不允許民眾通過正常途徑獲取相關信息，便等於「放縱傳言和猜測去佔領資訊的真空」⑤任由謠言通過「小道」傳入民眾耳中，從而導致民眾做出錯誤判斷，真正引發不必要的混亂。在陝西咸陽工人靜坐事件中，由於「在華潤收購天王集團時」「廠方（天王集團系國企）到現在也沒有向工人說明資產評估細節，連誰做的評估也拒絕向工人透露」，因而「廠里曾出現一個傳言稱，原天王集團的幹部在這次改制中都得到了『好處』：高層每人3.8萬，中層1.8萬」⑥同時，「9月13日，星期一，工人要求廠方對第二份「13號文件」解釋，沒有得到滿意的答復。工人中開始傳言：同樣是被華潤收購重組的山東某公司，在組建後沒多久就開始大規模裁人。工人們的情緒開始不穩定。」⑦這兩件事情終使工人與廠方矛盾激化，工人開始靜坐，便是最好的注腳。在「寶馬撞人案」審理過程中，當媒體采訪相關部門負責人時，回答是：「正在處理，不便公開」；而「劉涌案」中，官方更是「已經結案」「無話可說」。這種對民眾知情權的傲慢和漠視，使得謠言一時傳遍全國，認為背後有隱情有交易，從而導致全國上下一致聲討遼寧省高院一事則更為明白地說明了這一點。

❸ 社會學論文怎麼寫

社會學論文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來闡釋社會學的范疇、基本理論體系，從社會整體的角度分析社會關系的各個層面、各種表徵及其發展的規律。同時它也是研究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社會合理規劃的主要手段，為社會決策、社會規劃和社會管理提供科學的基礎和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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