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畢業黃進孫中山

1. 韓德培的生平經歷

韓德培先生生於1911年，江蘇省如皋人，他的祖父韓大興是曾多年跟隨翼王石達開南征北戰的一名副將。
韓德培幼時常在祖父膝下聽他講述當年馳騁馬背的軍旅生涯，繼承了祖父剛正不阿的浩然正氣。
來到人世間的韓德培卻是個苦孩子——那時韓家已逐漸敗落，更慘的是韓德培8歲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紀便嘗到了家庭貧寒、幼年失母帶來的世事炎涼。
1917年，韓德培進入私塾，期間讀了《大學》、《論語》、《孟子》、《幼學》等，接受了嚴格的書法訓練，因此打下了扎實的舊學基礎。10歲時，韓德培轉入京江小學讀書，京江小學是旅居如皋經營錢庄和銀行業的鎮江人開辦的，對語文、算術、英語課程特別重視——熟悉韓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還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語言能力與他小時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語訓練有關。1928年，韓德培師范畢業。
1930年，他又赴杭州趕考，一舉考中浙江大學史政系。半年之後，當時的教育部決定將浙大史政系合並到中央大學，韓德培也隨之轉入中央大學。
初到中央大學，一次旁聽課卻改變了韓德培的志向與愛好。當時，講課的教授是後來當過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時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謝冠生，他主講的是「法律就是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糾紛」。
韓德培還清晰記得，「謝教授講話不帶講稿，只拿粉筆一支，他教法理學，引經據典，侃侃而談，不僅條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無味的法學課程講得趣味無窮」。後來，韓德培還旁聽了謝教授主講的「法理學」、「中國法制史」和「羅馬法」，教室里坐不下，他就站在窗子外面聽。

由此，韓德培對法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也知道了法學是一門解決人與人之間糾紛的一門學問，對社會非常有用。因此，他找去謝教授談了自己想學法律的想法，在謝教授的幫助下，他如願以償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當時，中央大學法律系開設課程非常齊全，比如，刑法、民法總論、物權法、親屬法、程序法等，有許多來自於司法實務部門的人前來授課，包括最高法院的審判員、司法行政部的官員等。「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但我無愧於我的選擇」，如今已是一代法學大家的韓德培如此評價當年自己的選擇。 1934年，韓德培從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
舊中國貧窮落後，備受列強欺凌，韓德培深感要提高民族素質，實現國家富強，教育十分重要。求知若渴的他希望能到國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貧寒的他只能等待時機考取公費留學。
時值中大需要一位主編學報和校刊的編輯人員，韓德培毛遂自薦，承擔起了這項工作。
機遇在5年後才終於降臨，中英庚款董事會在中國招留英公費生，然而24個名額中，攻讀國際私法的名額只有1個。
經過激烈競爭，28歲的韓德培奪得留學劍橋大學的機會。可正當韓德培等准備出發之際，歐戰突然爆發——韓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學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繼續從事教學工作。
可是，歐戰愈演愈烈，到英國去留學已經非常困難。
1年後，中英庚款董事會決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費留學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1941年7月底，韓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費留學生的錢偉長、張龍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韓德培沒有想到，自己這一去便是5年。
在多倫多大學學習的第二年，韓德培在著名國際私法學者莫法特·漢考克教授指導下寫作論文，他選擇的論文題目是《國際私法中的實質與程序問題》。他搜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結合英、美、加一些學者的觀點進行了分析，並且提出自己的見解。漢考克教授審閱過這篇論文後，很高興地評價道：「你寫的論文很好，我不用改任何一個字。」這樣，韓德培很順利地通過碩士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這是當時該法學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學位。
1942年，韓德培以特別研究生的身份來到當時世界上聲望最高的哈佛大學法學院，利用那裡世界上最好的一個法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極為豐富的書刊，進一步進行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的研究。在哈佛的3年，韓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於閱讀國際私法、國際公法和法理學三方面的書刊，並盡量搜集有關的資料。特別是在國際私法方面，他花了較多的時間，做了大量的詳細的筆記。此外，他還選聽了當時幾位有史學者的課，如格里斯沃爾德的「國際私法」、赫德森的「國際公法」和龐德的「法理學」，受益頗深。在哈佛，韓德培還撰寫了一些國際私法新著的書評和評介龐德的社會法學派學說以及凱爾森的純粹法學說等文章，發表於浙江大學發行的學術刊物《思想與時代》及其他刊物上。
1945年應著名法學家周鯁生校長之聘回武漢大學任法律系教授，後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務委員會常委兼副秘書長、副教務長兼法律系主任。1980年、1981年分別創建了全國高校中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和全國唯一的環境法研究所。先後任武大法學院名譽院長，國際法研究所所長，環境法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評議組第一、二屆成員和第三屆特約成員，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顧問，國家環保局顧問，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顧問等。現仍任職於武大法學院並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國際法研究所和環境法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國際法學會、中國國際私法學會、中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會等學會名譽會長。在國外，還曾兼任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同盟理事，環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與區域規劃學會理事等。
1945年秋，建立聯合國的籌備會議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會議。會議結束後，董老應邀到紐約演講。在演講過程中，一些親國民黨的留美學生別有用心，提了一些無理取鬧的問題。當地的華文報紙還進行了歪曲報道。韓德培感到非常氣憤，提筆給董老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那些無理取鬧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國學生。韓德培知道董老曾經在日本研修過法律，本身也是個法學家，所以還在信中向董老請教：未來的新中國是否需要法制建設？應該怎樣進行法學研究？
新中國成立初期，韓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怎麼從事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才能適應建設新的國家的需要，他心裡沒譜。於是他又請教主持全國政法工作的董老。
1955年前後，董老到武漢視察，專門把韓德培叫到他身邊聊天。韓德培還向董老談了談武大法律系的改革情況。 他拒絕了剛剛成立的聯合國的工作邀請，於1946年，應周鯁生「有約在先」之聘，回國到武大任教。
1945年底，韓德培懷著渴望和激動的心情，乘美國第一艘開往遠東的運輸船，從美國西雅圖出發，回到了中國。當多年不見的祖國再次呈現在眼前時，韓德培禁不住熱淚盈眶，視線漸漸地模糊了……剛從抗戰中走出來的中國，內戰不斷升級，物價飛漲，官僚腐敗，民不聊生，社會秩序一片混亂，這與「海歸」韓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會有著天壤之別。那時，韓培德曾在著名的《觀察》雜志上發表了「我們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眾所需要的法治應該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韓德培在武漢大學歷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會主席以及武大校務委員會副秘書長。由於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為院系調整中全國僅有的三個被破例保留的綜合性大學法律系之一
在當時韓德培和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經濟系教授張培剛及世界史學家、歷史系教授吳於廑，被哈佛的中國同學戲稱周鯁生校長邀請的「哈佛三劍客」。
1957年，他被扣上了「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密藏的大量筆記資料被白蟻蛀食一空。1960年摘帽後返回武大，法律系已不復存在，他被安排到外文系。文革開始，他因在教英語時用教室黑板上方「馬恩列斯毛」的畫像中各人的鬍子來區別英語中表示「鬍子」的幾個詞，而被學生告發，後抄家遊街，甚至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0年代初，韓德培以「右派分子」和「勞教人員」之身，奉命從事了大量聯合國文件的翻譯工作，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評價。文革結束後得到平反，經劉道玉校長再三邀請（同時北京大學也多次拋來了橄欖枝，希望韓老去北大任教），韓老出山重建武大法律系，網羅了姚梅鎮、馬克昌、張泉林、何華輝等大量優秀人才。並與1980年建立起全國綜合性大學中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中國乃至亞洲唯一的、同時也是整個亞太地區最大的環境法研究所。武漢大學法學院的重建過程是以韓老為核心而經行的，對武漢大學來說韓老對武漢大學的貢獻真的太多太多了！ 在武大法律系任教兩年之後，年僅36歲的韓德培被任命為法律系主任。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全國綜合性大學的法律系幾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學保留了法律系，武大是其中之一。
1957年，「反右」開始後，作為法學家的韓德培成為武漢大學最大的兩個右派之一。第一次被劃成右派的時候，韓德培還曾辯解，結果他被要求面向全校師生作檢查，但他還在將自己的「罪狀」一條一條地加以反駁。因為非常有理，揭穿了「反右」辦公室的許多謊言，下面的人鬨堂大笑。韓德培的罪名又多了一項:態度極度惡劣。
在被整整批鬥了一個星期之後，「反右」辦公室宣布了對他的處罰:撤銷一切職務，送沙洋農場勞動。韓德培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回校時，法律系已經被撤銷，並到了湖北大學。當時湖北大學只接受武漢大學法律系非右派教師，右派們留在了武大，他只好改行在外文系教授英語。
「文革」開始後，韓德培1969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韓德培教英語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原因是「在教英語時放毒」。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農場勞動，一去就是8年。1978年「右派」問題徹底平反，他才回到武漢大學工作。
「文革」結束後，如何重鑄法律系這枚金牌，成了新上任不久的武漢大學副校長劉道玉思考的首要問題。
但一個被一鍋端掉了的系，恢復起來談何容易？劉道玉想到了韓德培。
「如果說法律系是武漢大學的一塊水晶，那麼它在反右、文革中已經被打破了。所幸晶體雖破，但晶核尚存。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國際法學家韓德培教授，他是法學大師，是我們恢復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們堅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會從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幟下。用不了多久的時間，就會在他這個晶核的周圍生長出一塊美麗的巨大的晶體來。」多年後，劉道玉在他的自傳《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里如是評價韓德培在武大的影響力。
果然，在韓德培的號召下，武大恢復法律系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各地，在法學界得到廣泛的支持。多年流失或埋沒在各地各界的法學人才，紛紛主動來函應聘，其中不少是武大法律系早年畢業的校友，他們不約而同地發出一個聲音:「重鑄昔日的輝煌!」 在法學界和教育界，韓德培的眾多具有開創意義的貢獻幾乎人人皆知:他的學術活動范圍涉及國際私法、國際公法、環境法、法理學以及法學教育等諸多領域。在國際私法方面，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一機兩翼」的大國際私法理論，構建了新中國國際私法的理論體系和立法體系;他更是中國環境法理論的開拓者，環境法學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
這些傑出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什麼?很多熟悉韓德培的人都提到了兩個字:眼光。
1979年，武漢大學決定恢復法學教育，請韓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時，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韓老就敏銳地意識到，國際法將在中國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時，他於1980年組建了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這是中國高校建立的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
上世紀80年代，沒有多少人知道「環境法」，那時的「環境法」也不是獨立學科。1981年，韓德培推動武漢大學與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合作組建了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這個環境法研究所不僅在中國是第一個，在亞洲也是第一個。同時，身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成員的韓德培奔走呼籲，終於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環境法在我國的法學教育體系中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
「20多年後的今天，這兩個研究所都發展得很好，不僅都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而且其涵蓋的學科都是國家級重點學科，在國內外已有廣泛的學術影響。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由衷佩服韓老的非凡眼光。」從先生的身上，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會長黃進體會到了學術眼光對於學術成就的重要性。
除了獨到的學術眼光，韓德培的寬廣胸懷也令後輩們佩服不已。
黃進回憶說:「韓老一貫反對在評職稱時論資排輩、互相傾軋，團結、凝聚了大批知識分子。他的識人之明、用人之量令人折服。在他的支持下，著名憲法學家何華輝教授1980年時還是講師，到1982年，他就成為了教授，創下那個年代高校職稱晉升的奇跡。」
「對於後輩，先生不僅大力培養提攜，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擔當重任，讓他們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而對於榮譽，先生總是唯恐避讓不及。這是後輩難以超越的地方。」在黃進看來，韓德培寬廣的胸懷為當時乃至現今有些浮躁的法學界帶來了一陣清風，「在先生的影響下，中國國際私法界非常融洽和諧。」
以學術成就和影響力而論，韓德培完全稱得上是法學大師，但是韓德培不願意別人稱他為大師，他最喜歡的還是別人叫他先生。
「先生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奧本海、龐德和狄驥這樣的法學大師，他生前的心願就是有朝一日他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中會有這樣的大師。」黃進告訴記者，「以先生在中國法學界的成就和影響，是完全可以和上述幾位學者在本國的貢獻和影響相提並論的。」
「為什麼我們後輩的學問難以超越像韓老這樣的法學精英?因為他們有大師的品格和胸懷。」黃進感慨地說。 從1946年在武漢大學講第一堂課到去世，韓德培終其一生，沒有離開過武大，甚至沒離開過講台———直到去世前，他還掛念著5名即將畢業的博士生的論文答辯。
64年，彈指一揮間。韓德培從最年輕的教授變成了最年長的教授。直至去世，也沒有正式退休。64年間，韓德培到底培養了多少學子，已經沒有人能說清楚:武漢大學資深教授馬克昌是中國著名的刑法大家;85歲高齡的梁西教授是我國國際組織法的奠基者和創始人;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黃進教授、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曾令良是第一屆、第二屆傑出中青年法學家;西北政法大學副校長王瀚和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肖永平是國際私法領域的知名學者……有學者統計，在國內著名法學院校中，幾乎都有「韓門」學子。
在政法系統和行政系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是韓德培的學生、外交部條法司約有三分之一的官員受過韓德培的教誨。在國際機構中，國際民航組織行政局局長柳芳是他的學生，她也是我國自1974年恢復國際民航組織合法席位以來，在該組織中擔任職務級別最高的中國籍官員。
64年間，韓德培最關心的，是他的學生。對於學生的關愛，並不只是停留在學業上。
「他對我們每個學生都非常關心，我們生活上的小事他都記得。」韓德培指導的2006級博士生、山東政法學院副教授王立武回憶說。
2007年，王立武找到先生想請假回家一趟，因為他兒子那年高考。一個月後，王立武回武漢，先生還特意問他孩子高考順不順利。
韓老去世的前一天，王立武還到醫院看過先生。「當時他已不能說話，當陪護告訴他，我是他的學生時，他睜開了眼睛，眼裡只有淚水」。
王立武說:「在那種時刻，他只有用淚水來表達關愛。」
就在王立武這批博士入學時，韓德培發表了「演講」:「我不會退休，也不想退休，我還得帶博士生，我已經96歲了，縱然如此，我十分樂意背負這些責任，並對自己有三個要求:思想不僵化，知識不老化，文章不套化。」
2009年5月12日，韓德培最後一次清晰地說話。他問了他人生中最後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他的幾個博士生的論文准備得怎麼樣了。第二個問題是博士招生面試准備得怎麼樣了。「既然招他們為學生，就要對他們負責。」韓德培對身邊的陪護人員說。
按計劃，王立武等五位博士生論文答辯的日子，韓老將親自參加。但這一天，學生們等來的，卻是先生辭世的噩耗。
韓德培的告別儀式上，遺像上的老先生依舊笑容可掬。盡管大家都知道老先生生前樂觀，愛笑不愛哭，但上至80歲的老教授，下至年輕一代的學子，許多人還是忍不住哭出了聲。這一刻，學生們也只能用淚水來回報先生的關愛。

2. 黃進的人物簡介

國際私法學權威
黃進1958年出生於湖北利川，1975年到農村插隊，1977年，考入湖北財經學院（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律系，當時全國只有北京大學、吉林大學和湖北財經學院開辦了法學專業。考入大學的黃進實現了「自己當知青時候的夢想」，年齡在班裡倒數第三的黃進學習非常刻苦，並對當時在國內尚處研究空白的國際私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湖北財經學院77級法學系走出了眾多中國法學界的知名學者，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的王利明當時和黃進同班、同一個寢室，同班同學中還有畢業後留校任教，現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的吳漢東。
1982年考入武漢大學讀研究生後，黃進的學術生涯就始終伴隨著「破格」二字。1984年底，碩士剛畢業，他就開始留校擔任助教。1987年任講師，1988年博士畢業後，黃進成為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位國際私法博士。1988年初被破格提拔為副教授，1991年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法學教授之一，1993年成為博士生導師。
從1982年算起，到2009年離開武漢大學北上赴任中國政法大學第九任校長，這27年的時間里，黃進曾擔任過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所長，法學院副院長，以及武漢大學教務部部長、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校長助理，副校長等職務。期間黃進還曾有過國外任職的經歷。作為國際體育仲裁院（CAS）的仲裁員，黃進教授作為被選中的12名仲裁員之一，參加了2004年雅典奧運會的仲裁工作。
1996到1998年，黃進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事務辦公室法律專家，負責澳門回歸前的法律本地化工作。「本地化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更名，而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澳門當時施行的葡萄牙法律很多是100多年前頒布的，要對其進行一些修改。」黃進說。此外，黃進還曾在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做過一年的富布萊特高級訪問學者。盡管在國外學習、工作多年，黃進的工作基礎一直都在武漢大學。經過數年的研究、教學工作，武漢大學已經成為中國國際法領域實力最為雄厚的院校，黃進教授擔任所長的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於1987年被原國家教委確定為重點研究所，並於1988年確立為國家重點學科，2000年，該所被批准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1995年，黃進當選為中國首屆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當時一同獲選的法學家中，包括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公丕祥、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王利明以及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院長趙秉志等。
在這串「星光閃閃」的名單中，盡管已成為學術界公認的國際法領域的權威。談到那份榮譽，黃進教授本人卻很淡然，「當時評選的條件有年齡不超過40歲，我們所的幾個教師里只有我符合條件，所以我就評上了」。
尊師者成尊師
《法制日報》記者在中國政法大學聯合樓一間狹小的辦公室里見到了校長黃進。黃進拎著一隻本科教學評估的工作包走了進來，操著一口略帶南方口音的普通話，黃進不願多談自己的經歷，倒是自己的老師，被譽為「新中國國際私法學的一代宗師」、「中國法學界的鎮山之石」的韓德培教授成為他屢屢提及的名字。
黃進自1982年初到武漢大學攻讀法學碩士學位就開始追隨韓德培教授，也是他指導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黃進欽佩韓德培先生的敏銳，他說韓老在主持重建武漢大學法律系的同時，於1980年就組建了國際法研究所，這是中國高校建立的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緊接著1981年，在大多數國人還沒有起碼的環境保護意識的時候，韓老即推動武漢大學與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後改為國家環保局）合作組建了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而這個環境法研究所不僅在中國是第一個，而且在亞洲也是第一個，在世界上也是建立最早的環境法研究機構之一。
韓德培先生這份對學科的前瞻性影響了黃進。1999年，就是在電子商務出現的第四個年頭，黃進便首創和主持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示範法）的起草工作。
示範法的發表，對中國進行電子商務立法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而當初那些略為青澀的科研團隊成員，如今已經成長為中國電子商務法的骨幹力量。
重慶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導齊愛民即是其中之一，他和課題組的另一成員何其生博士都因參與課題而得到政府的關注，被選派到維也納作為政府代表團顧問出席聯合國貿法會大會，直接參與電子訂約公約的締結工作。
一件小事至今令齊愛民念念不忘，「在課題進展過程中，我曾協助黃進老師收集電子商務法總論的資料，他在發表的署名方面再三要求我和他共同署名。用他的話說，我做了工作。我堅辭，黃進校長勉強應允，還說這樣不好」。
10多年後的今天，電子商務法已經成為電子商務專業的必修課，是法學院普遍開設的選修課。「回過頭來看，黃進老師的學術眼界令人嘆服。」齊愛民說。
但最令齊愛民敬佩的是，「黃進老師是一位宅心仁厚的師長，胸懷似海」。「在電子商務法的研究方面，我作為一個非國際法專業的學生，卻獲得了和黃進老師合作的第一個學術機會。我當時很為感慨，對待學生，無論是否自己指導的，無論是什麼專業的，他都一視同仁，沒有門戶之別。」
但黃進卻說自己的導師韓德培先生才是真正的「一個有大海一樣胸懷的人」。在解決剛恢復的武漢大學法律系教師的職稱方面，韓老則實事求是，不拘一格，大膽提拔。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武大法律系教師職稱問題解決之快，不僅超過了武大其他科系，而且在全國法律院系也是名列前茅的。
「韓老一貫反對在評職稱時論資排輩、互相傾軋。就我所知，他並不是對人對事沒有自己的評價，他即使對某人有意見，但總是從學科、院系和學校的大局和全局利益出發，大膽推薦，大膽提拔，大膽使用。我想，韓老之所以這么大刀闊斧地干，是因為他在這方面毫無私心，有寬廣的胸懷，有大家的氣派。」黃進教授說。
正是這樣一個被學生尊重的尊師者，黃進教授本人格外重視道德建設，他在就職演說中特別提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一句古語，並提出法大師生要和平共處、和衷共濟、和而不同、和諧發展。或許這也正是中國政法大學，乃至整個大學教育所亟需的一份淡定與溫潤。 （來源： ）

3. 告別母校，直面挑戰

每年畢業季來臨，校園的每一個角落都彌漫著離別的氣息。從小小的幼兒園到全國高等學府，一場場盛大的畢業典禮，不僅是孩子們的告別儀式，更是他們人生新篇章的起點。這是學校贈予的最後教誨，也是他們與知識海洋的深情告別，那些熟悉的校園，從此將化為記憶中永恆的地標。

從林建華校長的教誨中，我們學到的不僅僅是利益的權衡，更是原則的堅守。「吃虧就是佔便宜」，這是一種生活的智慧，提醒我們在模糊的道德邊界中，寧可選擇短暫的吃虧，也要堅守原則，維護內心的純凈。

清華大學邱勇校長強調的是情懷的力量，他鼓勵學生們在閱讀的海洋中砥礪前行，心懷遠方。「美好高尚的情懷決定人生的高度」，這份情懷不僅能抵抗生活的瑣碎，更是提升人生境界的關鍵。

中國政法大學黃進校長告誡我們，工作並非簡單的升級打怪，而是要勇於面對現實，用媒體的力量推動社會進步，拒絕淪為「網蟲」，保持獨立思考和理性判斷。

校長們的話語，猶如人生路上的指南針，引導著我們走向成熟和堅韌。華中科技大學丁烈雲校長提醒我們，人生路上的挫折和挑戰在所難免，我們需保持堅韌，不畏「落地成盒」。蘇州大學熊思東校長則寄語畢業生們，要如同梅西和C羅一般，無論壓力多大，都勇敢求真，不問西東。

告別校園，踏入社會，我們不再是單純的學生，而是一份責任和使命的承載者。生活中的起伏、成功與失敗，都是成長的磨礪。關鍵在於我們是否擁有不屈不撓的精神，無論是做國家的棟梁，還是為人民付出微小的力量，我們都能在平凡中創造非凡，用青春編織夢想，無悔人生。

最後，OPT期待你的加入，共同書寫人生的精彩篇章。讓我們一起成長，成為堅韌不拔，勇往直前，敢於面對挑戰的追夢者。願你的青春和未來，如破土的種子，綻放出璀璨的光芒，為實現中國夢添磚加瓦。

4. 江平的生平經歷

一個為救國理想和言論自由而犧牲一條腿的青年；一個陋室中為孩子編織毛線衣的父親；一個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導師；一個法律精神的詮釋者佈道者；一個為法治中國建設奔走呼號的社會實踐者，這些符號和形象所代表的歷史含義都很重要。
北京南四環一幢普通民居內，校長江平隱居彼處逾10年。
這里既遠離昌平區的中國政法大學，也避開薊門橋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江平選擇了孤獨但並不沉默的生活。
記者曾數次登門拜訪江平，一條溫順大犬總陪伴身邊，各異仙人掌裝點著桌台。溫和而又剛直，一代法學泰斗性格寓意其中。
滿頭白發稀疏、年到八旬的他精神矍鑠，字正腔圓地向記者滔滔不絕，對法律強烈關注讓這位老人眉宇時皺，他的聲音依舊振聾發聵：「法治在中國的發展，是退一步進兩步，還是在不斷地前進。當然還要看到，現在有些地方是在倒退。」
江平雖只在1988到1990年間擔任了兩年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職務，但校長的稱呼卻一直延續至今，這種「待遇」在法大歷任校長中並不多見。有1990年法大畢業校友對記者感慨：「江平是永遠的校長，他是中國政法大學的精神符號。」
幾年前，江平題寫的「法治天下」流暢大字矗立於薊門橋校園內，這代表了江平終其一生的理想，更成為中國法學人的思想歸宿。
江平凝重地說：「這也正是我的中國夢」。 江平對學生的愛護，讓賀衛方至今念念不忘。
1984年，中國政法大學慶祝成立一周年（1983年北京政法學院更名），賀衛方等一批研究生對食堂伙食不滿，在校慶時發動罷餐，賀和幾個同學把食堂門口堵住，說服大家加入到罷餐者行列。年輕氣盛的賀在人群中與學校官員辯論，人越聚越多，正口若懸河之際，突然被一隻有力的手拽了出來，抬頭一看，正是江老師。
「衛方，你能不能不要總是以反對派領袖自居？」江平語氣雖然不滿，但眼神里還是一片溫和，「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解決。這樣的方式又能起多少作用呢？」
一年後，賀衛方留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有機會聽江平聊起過去：「在談到自己經歷的磨難時，他語氣平緩，反而是一些體現人性美好的細節讓他刻骨銘心，這種積極樂觀的人生觀是江老師品格最具有感染力的部分。」
回歸北京政法學院講壇上的江平，憑學識人品聲譽鵲起，用他的話說「在歷史的特殊點上被重用」。
復校的北京政法學院，面臨著最大的問題就是師資和教材缺乏。「文革」這一段，所有人都荒蕪了。老一輩被打成右派的教師年紀很大，不可能再發揮能力；而五六十年代留校學生雖「政治紅」，教學方面卻很差。
曾被錢端升先生譽為「政法二才子之一」的江平成為稀缺資源，「從蘇聯回來的沒幾個人了，而且我在燕京大學學習過，有一定英語基礎，又有一定俄語基礎，還有留學的經驗，學習過比較系統的（法律）課程，這在當時來說是很不錯的。」
江平突破法律禁區，一上來就講《羅馬法》和《西方國家民商法》兩門課，把私權利的觀念引入了國內，讓禁錮多年思想和國際潮流接軌。
賀衛方回憶講壇上的江平，「江老師的課真是一種享受。他站在三尺講台上，器宇軒昂，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和悅耳的嗓音，談吐之中洋溢著知識的自信，兩千多年前的歷史典故和精妙學說，滋潤著學生們的心靈。」
這期間，江平主持制定新中國第一部民事法律《民法通則》，這部劃時代意義法律首次肯定中國人的私權，被國外譽為「中國民事權利宣言」。一批民事經濟類單行法陸續出台，市場經濟法律「盲點」陸續補上。
1983年開始江平擔任副院長，親身經歷讓他對人才格外愛惜。文革後第一批學生被重點栽培，留校形成「第一批梯隊」，法學人才在「斷代」後噴涌。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貧窮的法學」，到九十年代「繁榮的法學」，江平視為「一生中在法學教育方面很有獨創的、很蓬勃發展的一段時間」， 「實際上我在學校的主要貢獻也是在這一段時間。」
1990年，主政法大兩年的江平被免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職務。
那年年底，江平60周歲生日。政法畢業生們自發為其操辦生日晚會，大家一致要求江老師表演一個節目。他裝著假肢的一條腿不太靈便，卻步履堅定地走上前，唱了一首美國工會運動的英文歌曲《我們決不動搖》。
去職法大校長整整二十年，一些細節讓江平聊以自慰。
有一年紀念法大校慶時候，主持人念在座校長的名字，恰恰到念到江平的時候，台下開始掌聲不斷，「我非常理解學生對我的感情，我認為這是對一個有正義感校長的支持。」
「只向真理低頭」，「法治天下」，「四年四度軍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吶喊」…… 江平80周歲生日現場，中國政法大學現任校長黃進，將老校長名言倒背如流。 2009年12月28日，江平80周歲生日。
不知是否為寬慰各地趕來的弟子們，江平很樂觀地將活到90歲設定為「下一個目標」，他說：「雖然年輕時失去了22年光陰，如果按60歲退休的話，我再干22年，就可以補回我失去的光陰，我還有兩年就全部補回來了。」
被江平「計較」的22年，凝聚了他刻骨銘心的悲情，也濃縮了中國法律的悲劇。
「從1957年到1978年，我該失去的失去了，不該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時，除了這條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
江平的最低谷，出現在1957年。
這一年，在「引蛇出洞」整風下，從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畢業回國任教剛一年的江平，因向北京政法學院坦呈看法，一夜之間被打成右派，從「人民的陣營」劃入「敵人的陣營」，不準許再從事屬於「國家專政工具」的法律專業。
放棄燕京大學新聞系投身革命、並第一批公派到蘇聯的留學生，單純的江平對國內政治情況一無所知。
如今，江平仍夢到被劃為「右派」那驚心動魄場面，醒來後心有餘悸。
「右派」帽子讓時年27歲的江平厄運不斷，在蘇聯相識的新婚妻子迫於政治壓力與他分手。
在北京西山抬鋼管過鐵路，江平累到連火車聲音都沒有聽到，整個人被卷到了火車下，他幸運地活了下來，卻永遠失去了一條腿。
打成右派、離婚、斷腿，接二連三的災難，在江平看來「還是可以忍受」，只是看問題的角度有了些變化，「從火車輪子底下撿回了一條命，我覺得對人生應該有樂觀的態度，多活一天是多美好的事情！」
那之後的歲月，江平在苦難中求生存：1963年開始教俄語，「文革」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幹校」勞動，1972年北京政法學院正式宣布解散，分配到延慶中學當政治老師，一直呆到1978年北京政法學院復校。
其間，江平再次組織了家庭，妻子的父親是一樣的右派身份。
江平學生曾聽師母回憶當年艱難：在延慶改造勞動的江平單身帶兒子，長城外冬天寒風刺骨，沒錢給兒子買棉衣，他把自己舊大衣給兒子改棉襖，還親手一針一線織毛衣。
江平也曾經對前途悲觀過，「文革」後期，他把省吃儉用從蘇聯帶回來的珍貴法律書籍，絕大部分當成廢紙賣掉了，這令他遺憾至今。
1957年到1979年與法律隔絕，江平經歷了知識分子最苦悶的22年，他視之為「人生最大的遺憾」：「我在能夠為中國法治事業做貢獻的時候，已經五十歲了，人生最黃金的時代，恰恰應該是在三十歲到五十歲這二十年，我喪失了人生最寶貴的時間。」
1979年，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北京政法學院時，白發已經爬上了江平的額頭。 一年前，一次中風讓79歲的江平倒下了。
因入院及時，手術最後比較成功。江平住了兩個多月的醫院。其中半個月里，他雖然內心非常清楚但語言表達功能卡殼，說不出一句話來，這嚇壞了眾多學生。
從來沒有服過老的他，身體雖恢復但大不如前。
「保命第一，真是老了」，江平鮮有的一聲嘆息，讓很多人擔心。
從《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到《合同法》、《公司法》、《信託法》，再到近年來《物權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與頒行，被稱為「中國法學界良心」的江平，多年來不遺餘力地奔走呼喊，扮演著法治「佈道者」的角色。
自1991年招收第一屆博士，迄今已經19年。在這19年的時間里，江平總計培養了近100名民商法博士。這些畢業生已經成為各條戰線上頗具影響力的青年學者、法官、律師。「這都是我非常不錯的學生，但我培養的學生，從事教學科研的比較多，當官的幾乎沒有，當大官的更沒有。」
病癒初愈，江平執拗地起身，以更高頻率現身說法，參與公共法律事件。
去年12月北大五教授上書要求修改《拆遷條例》引發轟動，江平先後在《財經》、《南方周末》等紙媒發表言論，又到鳳凰衛視現身說法，力挺對拆遷條例的修改。
「江校長在與時間賽跑」，他的學生向本刊記者透露，江老對於時間的珍惜於渴望超出一般人的想像，他一直堅守「只向真理低頭」，既不諛下，也不媚上。
2008年10月25日，一次報告會的提問環節，有聽眾問起他對楊佳案的態度，江平說：「我完全同意上海市高院的二審判決結果。」一位聽眾旋即抓起話筒：「您在楊佳案上的觀點我不同意，假如我手裡有一個雞蛋，我一定會向您扔過去。」
在重慶「釘子戶」事件中，他認為吳蘋一家拒絕拆遷的理由「不涉及公共利益」不能成立，遭致如潮的網路圍攻。在許霆的案上，他也曾有過不順應「民意」的表態。
不過，這絲毫無損江平在人們心中的形象。
他一生捍衛自由民主，卻不贊同民粹主義，「做法律的人要公正，應該關注群眾的利益，但是不是一切都以群眾的感覺作為最高的感受呢？恐怕不行。」
在江平看來，中國真正的復興在於私權真正在人們頭腦中紮根，但過程會遇到艱難險阻， 「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私權和公權的沖突，私權在公權中得到利益保護，這是我最大的希望。」比如我們最近關於拆遷法的研究，如何保證私人財產權在拆遷中的利益。
對山西煤炭行業兼並重組一事，他依舊見解獨立：政府部門用行政強制手段把民營企業並入到國有企業的做法是錯誤的，這有違《憲法》、《物權法》等法律法規中對私人財產的保護規定。
「如果這種政策的多變性變成了一種先例的話，可能造成民營企業家人人自危的後果，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信號。」
中風後遺症讓江平語速變慢，「沒有像過去那麼敏銳」。但八旬翁仍不懈地為私權吶喊，與60年前在燕京大學「輿論報國」理想一致。
2012年12月11日江平教授與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參加在台北舉行的第一節「光華學者論壇」，受到台灣領導人馬英九的接見。

5.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知名校友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知名校友有：

學界：

1）賀 鏗：著名統計教育家與經濟計量學家，中國經濟計量學開拓者、中國統計學會副會長、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

2）何盛明：著名財政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經濟學科評議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規則領導小組專家組成員，曾任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秘書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3）王利明：著名法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校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法學委員、中國法學會民法研究會會長，《物權法》、《侵權責任法》、《民法典草案》起草者，多次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授課

政界：

1）錢運錄：原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黨組成員兼秘書長，中共第十六、十七屆中央委員

2）黃嘉華：學者外交家，曾任常駐聯合國特派全權大使兼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

3）關廣富：原中共湖北省委書記，湖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屆中央委員

商界：

1）王明權：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兼中國光大銀行董事長，申銀萬國證券有限公司、光大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2）朱小黃：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委員、中信銀行黨委書記、行長

3）田國立：現任中國銀行黨委書記(2013年4月起)，董事長。

4）陳四清，中國銀行副行長。

5）姚中民：國家開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監事長

6）馬明哲：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的一所以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為主幹，兼有文學、史學、哲學、理學、工學等八大學科門類的普通高等學校，由原隸屬財政部的中南財經大學和原隸屬司法部的中南政法學院合並組建而成，是教育部直屬的四大財經院校之一，是國家「211工程」和優勢學科創新平台項目重點建設高校之一。

6.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走出過哪些名人

劉尚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何盛明，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著名專財政屬學家。劉放桐現任復旦大學首席教授，著名哲學家。 王朝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王利明，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中國法學會民法研究會會長。

黃進，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著名法學家。張明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刑法學家。張卓元，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原所長，著名經濟學家。樊麗明，山東大學校長，著名財政學家。

(6)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畢業黃進孫中山擴展閱讀

截至2018年10月，學校共有教職工2400餘人，其中專任教師總數1500餘人，教授280餘人，副教授570餘人，博士生導師200餘人。先後聘任「長江學者」講座教授3名、「長江學者青年學者」2名、湖北省「楚天學者」22人，校聘海內外「文瀾學者」講座教授30名。

學校積極引進海外優秀師資，從全球著名學府聘請了多位教授擔任「長江學者」、「楚天學者」和「文瀾學者」，其中包括美國波士頓大學苗建軍獲聘該校首位「楚天學者」，以及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李海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