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年因出身不好上大學受影響
1. 楊榮馨的生平經歷
人生的十字路口
1931年5月6日， 楊榮馨出生於山西省安邑縣的一個鄉村教師家庭，曾是大禹帝都、武聖關羽故里,是一個人傑地靈，五穀豐登的風水寶地；縣城有一座建於元魏延和二年（公元443年）的雄偉佛塔，是一個地標式建築，是國內現存的最高佛塔。
1949年西安解放後，在父輩的鼓勵下，楊榮馨前往文化古都北平求學，考取了當時的中國政法大學。對於自己的求學經歷，楊榮馨記憶猶新。
他回憶說：「我到北平時，各大學招生期已過，上學的願望難於實現，但我沒有放棄，仍抱有能夠上大學的希望。後來遇到三個機會：一是平原省（當時新成立的省）在招小學老師；二是張家口的第四軍醫大學來招生；三是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謝覺哉，不是現在的中國政法大學）也在招生。這是我人生的十字路口，三個選擇，三種前途，發展的道路就迥然不同。經過再三商量，我沒有去平原省，因為要當小學老師還不如在家鄉干。軍醫大學雖然可學技術，有極大的誘惑力，但覺得張家口既遠又冷，好容易跑到北平，也就不願再動了。當時的中國政法大學學制三年，享受供給制，覺得很不錯，於是帶著全國學聯介紹信前去報名，經過簡單的考試和面試就被錄取了。」
1950年3月，中國政法大學並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楊榮馨的法學生涯正式開始。作為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代法科學生，楊榮馨和他的同學們對來自蘇聯的法律和法學理論進行了系統的學習，同時也學習中國法律，還有理論聯系實際的課堂討論，加上去法院「生產實習」，獲益匪淺，為此後的教學和科研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楊教授學習刻苦，追憶那段求學的日子，老人說他常常在宿舍強制熄燈後到廁所去學習，一直堅持到大學結束。也難怪先生大學求學期間所有課程的考試成績全部是滿分，無一例外，為同年級200多人中之佼佼者。
跌宕起伏的法學教育生涯
1954年大學畢業，楊榮馨入職北京政法學院，從事民事訴訟法為主的民事程序法的教學研究工作，開始了其法學教育生涯。無論教學還是帶學生實習，楊教授工作一貫秉承踏實認真之精神。工作初期,因學術與教學水平突出，楊榮馨曾被派至北京師范大學政教系講「法學概論」中的民法、民事訴訟法、婚姻法等內容。
然而好景不長，在那政治風雨飄搖動盪的年代，法學界遭受重創。1966年，北京政法學院終遭厄運，學院停止招生，1970年12月被撤銷，全體教職工被安排到安徽省去辦「五七幹校」。楊榮馨舉家遷至安徽五鋪。1972年4月，因所謂「出身不好」，楊榮馨再次被通知下放，分配至大別山區的六安縣。六安縣的「軍代表」又安排他上大別山最高最深處最小的小學任教，以利於接受再教育，進行徹底改造。後來回憶起這一幕，楊榮馨仍然心有餘悸，當時以為從此就要與北京告別，與法律分手了。就在楊榮馨回京辦戶口期間，政治形勢大變，政策上又允許在北京找工作，經人介紹，河北師范學院同意接收。辦理工作調動時，安徽方面曾陰差陽錯地將先生和夫人的檔案寄到北京師范學院（即現在的首都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學院一看檔案，覺得人才難得，也同意調入。楊教授幾經考慮，為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最終放棄北京，選擇了地處塞北的河北師范學院。
與民事訴訟法的不解之緣
1978年，北京政法學院復辦，1979年恢復招生，離開自己熱愛的法律領域多年的楊榮馨終於重回法學隊伍,回到北京政法學院，重新開始民事訴訟法學教學研究工作。並受學院委派籌備組建了民事訴訟法教研室，擔任第一屆教研室主任。中國政法大學民訴教研室由此起家，發展為現在的民事訴訟法研究所。現在的民訴研究所人才濟濟，成果巨大，楊榮馨的功勞不可磨滅。
談到一直從事的民事訴訟法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時，楊榮馨談到，「我1954年來到北京政法學院，很快進了民事訴訟法教研室，後來幾經變化，從有到無，又從無到有，工作機構是分了合，合了又分。最後我還是回到了北京政法學院，又籌辦成立民事訴訟法教研室，我和民事訴訟法真有不解之緣啊。」
楊榮馨從事法學教育與研究已超過半個世紀，主要是從事以民事訴訟法為核心的民事程序法教學與研究，有時也涉及民事實體法方面。其講授的課程有民事訴訟法（含強制執行）、公證法、調解法、仲裁法、破產法、中外民事訴訟法比較、中外仲裁法比較、民事程序法以及民法、婚姻法、繼承法等。
幾次參與民事訴訟法立法和修改
除了在教學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之外，楊榮馨在民事訴訟立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是我國民事訴訟法幾次立法、修法的主要成員。1979年9月12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委員會組織成立民事訴訟法起草小組，楊榮馨受學校指派參加，負責起草強制執行程序部分。
「我們起草小組對工作十分認真、十分負責。例如，為了一個『的』字的用法，就研究過兩天，有些地方先是保留，後又刪去，或者先是刪去，後又保留，反復推敲，才能定稿。」
對於參加民事訴訟法起草工作時的情景，楊榮馨仍然清晰地記得其中的細節。「我國的民事訴訟法起草工作，先後花費了兩年半的時間，是我國所有法律起草工作連續進行時間最長、研究最細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是我國唯一超過200條，達到205條的大法，在歷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1983年國家又醞釀制定企業破產法，1984年破產法起草小組和破產法起草工作小組成立，楊榮馨參加起草工作小組，任副組長。雖然那時破產在改革開放不久的中國還飽受爭議，但楊教授等立法工作者尊重客觀實際，尊重法律科學，以科學的精神回應「社會主義制度有沒有破產、有沒有失業」的問題。此外，楊榮馨還參加了我國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仲裁法、行政訴訟法等的起草論證工作，提出不少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並被採納和吸收。
楊榮馨教授積極參與我國的立法活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是新中國民事訴訟法典成長的見證者、親歷者和參與者：從1979年9月起，作為國家民事訴訟法起草小組主要成員,為新中國首部民事訴訟法典的制定和修改，進行了前後長達五年的立法工作；承擔了1991年民事訴訟法典多個章節的起草工作；全程參與了2007年民事訴訟法典的修訂活動；2010年以來多次應邀參加了民事訴訟法典再修改的論證和研討工作，並向立法機構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專家建議稿）。楊榮馨教授還曾任破產法起草工作小組副組長、公證法起草小組顧問、人民調解法起草小組特聘研究員； 參加了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仲裁法、行政訴訟法、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等的起草論證工作。他提出的許多真知灼見，都被採納和吸收。
為推動強制執行法學發展和立法鍥而不舍
強制執行立法在我國比較落後，強制執行法學在我國比較薄弱，法學界研究起步較晚。楊榮馨教授長期呼籲單獨制定我國強制執行法。他在1991年民事訴訟法修改時就主張將執行程序從民事訴訟法中分離出來，制定獨立的強制執行法。他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在年近八旬之際，他仍四處奔走，對強制執行法情有獨鍾，追求不懈。2010年4月18日，他創建了唯一的全國性強制執行學術團體——中國行為法學會執行行為研究會，以超乎想像的法治理想和法學熱情，連續舉辦了兩屆規格高、影響大的執行論壇。楊榮馨教授還主持草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制執行法（專家建議稿）》，有力地推進了強制執行法的立法進程。
「退而不休」超期服役
楊榮馨退休後即被學校聘為「特聘博導」，仍繼續招收國內外的博士研究生。對於能夠繼續從事教學工作，他滿懷感激地說：「我很感謝學校領導和廣大老師的厚愛，給我以超期服役、繼續報效黨和人民的機會。」
楊榮馨教授雖然退休了，但工作和生活仍很緊張，絲毫沒有「休」的感覺，甚至還有不堪重負的壓力。
「在這幾年，楊老師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培養博士研究生。截至2010年，楊榮馨教授培養的碩士研究生六十多人，博士研究生七十多人；二是呼籲立法；三是成立執行工作的全國性學術團體。」
民訴法學會秘書長宋朝武教授對記者說，「這也是楊榮馨教授長期以來的心願，希望能有這樣一個平台，以促進強制執行立法。現在他的這個願望已經實現，中國行為法學會執行行為研究會這個全國性的學術團體已經於2010年4月18日成立，由楊榮馨教授任會長，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湯維建教授深情地回憶：「22年前的這個月底，我進入中國政法大學的大門，進行研究生復試。從小城市來到大城市，從小學課堂來到大學課堂，從受教於普通教育到受教於全國名師。我的感覺像阿里巴巴惶入深山寶庫，滿目金輝,遍地璣珠。在讀研究生期間，楊老師交給我做的第一件活，就是大網路全書法學卷詞條的撰寫和校對。可以說，是楊老師把我這個尚處在蒙昧狀態的年輕學子（那時我25歲），親手引進學術堂奧。楊老師的課講得很細。楊老師總說,程序一定要細，否則就像沒有程序一樣。後來我領悟到，細密乃是程序之精髓。」
楊榮馨教授的大半生,可謂前期苦難,後期安樂,雖經風風雨雨,但終陽光燦爛。回憶往事,楊榮馨教授本人也感慨良多。他說:「我現已進入夕陽時期,但心情還是挺好的,心勁還是挺高的。」
姓楊屬羊的楊榮馨教授最後還用一首七絕以明志：「盛世夕陽無限好，坦然任爾近黃昏。老羊本無千里志，奉獻余熱報國恩。」
憾事：未見強制執行法
中國司法領域執行難的問題普遍存在，而相關的立法相對滯後，法學界研究起步較晚。楊榮馨敏銳地感受到這一點，很早就培養這方面的研究生，帶領博士生從事強制執行法學的研究，在我國法學界居於領先地位。
為成立強制執行法學研究會，推動我國強制執行法學發展和立法，楊榮馨默默耕耘，多方奔走、呼籲，堅持14年之久。2010年4月18日，楊榮馨推動並任會長的中國行為法學會執行行為研究會終於成立。這也是我國為執行法學研究和立法，強制執行法學理論界與實務界搭建的第一個全國性平台。
從民事訴訟法制定初期到此後的歷次修改，楊榮馨都負責執行程序編。對於我國久治不愈的「執行難」和個別情況下的「執行亂」這個痼疾，楊榮馨倍感憂慮，較早提出了將執行程序從民事訴訟法中分離出來，制定獨立強制執行法的主張，以回應社會的迫切需要，並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制執行法（專家建議稿）》等多項建議。
2010年8月，在井岡山召開的全國「強制執行立法建議研討會」期間，楊榮馨吟出一首《水調歌頭偶上井岡山》。詞中最後一句，「世上遇難事，我們在攀登」是他十餘年奔波於強制執行立法的縮影，也成為他一生的寫照。
2. 張中曉的故人懷念
《青春祭：記張中曉與胡風》
本文作者：梅志（胡風夫人）
《我與胡風》①一書，原是約請與胡風同案的友人們來回憶過去，並敘述自己及家人親友因此而遭到的種種悲慘境遇，為的是希望這一段曾經殘害了這些有遠大抱負、革命熱情的進步青年的青春以至生命的歷史永不再重演！
但是，自1955年被定為「反革命」案件起至1980年平反時，已有好幾位友人含冤死去了，他們已不能親自敘述他們的冤情和不幸，將真相告訴人們了。只得由他們的親人來追敘往事，寄託哀思。
但是張中曉，這位被捕時年僅二十五歲的青年，不但沒有妻子兒女，也沒有留下什麼遺著。至於他是如何死的，哪年哪月死的，那是更弄不清了。可是，在一九五五年揭發的材料中，卻給他扣上了一大堆不堪入目的誣陷和莫須有的罪名，至今仍使一些人莫明其究竟。這就使我們這些倖存者感到十分沉痛，覺得有責任將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一切都寫出來，這才是對他的最好的悼念。
我記得朋友中最早和張中曉通信的，大概是梅林。那時，梅林在編上海《文匯報》和《文學界》，中曉可能是投稿者。梅林很賞識他，向我介紹說他對胡風很欽佩，談到一些問題要我去信回答他。我和他通信後，知道他是紹興人，年紀很輕，由於嚴重的肺病已卧床數年。他對胡風的理論尤其是對魯迅先生的著作都有著很獨特的見解。於是，我就讓他直接和胡風通信了。
這一切，開始得就是這么簡單。
我被捕兩三個月後，一切他們需要了解的我都自認是如實地交代了，但每次都還嚴厲地訓斥我，總認為我還有「大西瓜」沒有交出來。因此，我失眠了，幾乎整夜不能合眼，思前想後，實在想不出什麼反革命的「大西瓜」來。這樣的情形，繼續了好久。
一天，審訊員突然向我亮出了一張王牌。那天已快到深夜，我早已被命令上床睡覺了，這時又被叫了起來押往大廳。審訊員鼓著眼睛盯了我一會，我知道這是心理戰術，但我心裡沒鬼，所以這盯視是無效的。
最後他問：「你說過你知道的都交代了。我問你，中央公布要交信後，你們燒了哪些信？」
我說：「沒有呀！我們只將信整理了一下，准備交出。」
「嘿！你還替胡風隱瞞！他都交代了。」
我無言對答，只好沉默。
「你記不起來了？好，那我提示你，可不算你但白交代的啰。你們燒了張中曉的信，對吧？你當然知道，我們早說過燒信是不行的，要以毀滅罪證論處。你害怕了是不是？但你只要將那信的內容交代出來，你們就可以從輕發落。」
我記起來了，胡風在整理信時，取出了張中曉在好久前給胡風看的一封信。那是他以個人的名義向黨中央匯報下面的一些情況並向黨中央提意見的（意思是響應胡風）。但胡風看後覺得沒這個必要，同時，一些問題也無法說清，就將信擱下了，只去信勸他不必寫這種信。這時，胡風將信重新翻了出來，又看了一遍，覺得如果交出去對張中曉顯然會很不利。我也感到，張中曉身體這么壞，只有半邊肺，是受不起「批判」和打擊的。就這樣，胡風把這封信燒掉了。現在要我交代它的內容，我實在記不起來，就當作一封一般的應酬信來復述它的內容。當然，還得承認燒信是有罪的。這自然是過不了關的。最後，我只好將當時的情況，胡風和我所想到的對張中曉可能產生很不利的顧慮，如實說了。審問拖了差不多兩三個小時，回屋已快天亮了。這次審問使我的心情更壞了。心想，如果這樣一個個問題問下來，我怎麼辦？我怎麼交代得出「反革命」？這是不能編造的。我們沒有「反革命」，沒有「大西瓜」? .。這時，我腦海中出現了延安來人說到過的「搶救」運動、整風運動的情況。我不是怕皮肉受苦，而是怕精神支持不住。想到這些後，曾幾次走向床前的一張硬木大條桌邊，想一頭撞在那桌子角上。我知道，如果對准太陽穴，那是可以致命的。使我最終下不了這決心的，是因為想到我那時只八歲的小兒子和陪我苦了多年的年邁八十的老母親，我不能使他們在不幸上又加不幸。我趕緊掉過頭去，不敢再看那以死神面孔誘惑我的桌子角。但我實在想不通，不由得在一張紙片上寫了「已開始逼供了」幾個字。很快，這紙片被看守我的女同胞發現，並抄走了。
幾天以後，我又被提審，針對這句話嚴厲地責問我。我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的心情說了（當然沒有提到自殺的念頭），一邊說一邊哭了起來。最後，我一再申明，如果這樣地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我是交代不出的，隨你們判我罪吧。
看來，審訊員也冷靜下來了，並且還表示出很誠懇的態度說：「我們並沒有強迫你交代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如有，你指出來！」
我就將張中曉信件的事提了出來。我說，「要我完全背出這封信來是不可能的，可你就認為我是有意隱瞞，包庇胡風和張中曉。」說到這里，我又哭了：「張中曉是一個病人，我不能亂說害他，他身體受不了的。你們說我包庇，我承擔就是了。」
這時，他卻說：「我們不要你亂說，亂說也是犯罪。你可以如實地說你所知道的。」
我就提出不能像他所要求的那樣把一切都說得那麼確切，很多問題，我只能用「不知道」、「可能」、「好像」、「似乎」這類字眼來答復，由你們再根據具體材料去核實。我只能這樣交代，我還要申明我們實在沒有什麼反革命罪行。
我想，這話大概又要使他大發雷霆了。還好，他只是對我進行了一番開導。
他問我：「你們反對周揚吧？」
我說：「那是的。」
「你們應當知道周揚是代表黨的。」
「知道。」
「那麼，你們反周揚不就是反黨嗎？」
我不敢吱聲了。
「反黨不就是反革命嗎？」
原來如此！經他的推理法這么一推，才使我恍然大悟！所謂反革命只是對某位黨內領導人的反對，並不是專指「叛徒」、「國特」而言！時間過得真快！十年、二十年? .過去了。我和胡風在獄中有時想起一些友人，懷念他們，猜測他們可能遇到的不幸，除了嘆息外，別無他法。對張中曉，胡風總是說到他的性格倔強，怕經受不住打擊。
一九七九年胡風恢復自由，一九八○年我們回到了北京。我到處打聽張中曉的情況，只知道他與我們同時被捕，「文革」時被迫害死去，詳情則誰也說不清，真令我們痛心和遺憾！
前面已說過，是梅林介紹我和他開始通信的。那大約是在一九五○年批判《武訓傳》之前。後來才知道，他對《文藝報》對胡風《安魂曲》的批評有不同看法，還寫了信去責問《文藝報》。
關於他的身世，他曾在給胡風的信中詳細地介紹過，這可算是了解他的第一手材料了，故摘抄如下：
我生於一九三○年，出身是「讀書人」家庭，家裡有二十來畝田，一所在鄉下的房子，這在紹興是算小康之家的。我的父親是郵局裡的職員，是一個非常之誠實、忠厚的人，他靠舊社會給他的善良的、超人的德性生活到今天，他在郵局中做事已有二十七八年了。抗戰的幾年，我家裡變得很窮，父親沒有本領賺「外快」，一月收入只有二三斗米，連自己也不能維持，我家就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我家那時有五個弟弟、兩個妹妹、一個母親、一個老祖母、一個沒有了兒女的殘廢的姑婆）。我在十四歲的一年讀過一年初中，以後，失學了。為了生活，我曾做過一些小生意，擺過香煙攤、糖攤、雜糧攤等等。挨過日本人和「和平佬」①的巴掌（這里在淪陷時，老百姓沒有一個不挨過打的），還被「梅機關」②和偽軍捉去過一次，隨軍走了二十多天。
在中學的時候，我認識了一個先生（他是校中的教師），他藏有許多書，現在能記憶的是：魯迅先生的書差不多都有，有一套《譯文》，裡面的插畫使我驚奇，還有幾本《七月》和幾本「剪報」。我離開學校的時候，還一直和他在一起，每天有一點空，我總是去看他的。《希望》，我也在他那裡看到的，只有一本，彷彿是第二期，書面是沒有了，很破碎。
那時，我當然是看不懂。但，本能地覺得這些是與我的生活有著關聯的，這裡面，這個先生對於我的幫助是很大的，他往往用這些書里的意義鼓勵我，向我啟發。話是極平常的，但我那時感覺到他的話有著與平常不同的見解。他的英文很好，我跟他學英文（一律都沒有報酬）。總之，這個先生對我幫助是很大的，除了學問之外，他的誠實、但白、單純的性格，使我或多或少地感染了一些的。可憐得很，這個先生在抗戰勝利前五個月（一九四五年三月）被日本憲兵隊拿去了，原因是他的一位表姐是共產黨。後來，又在他那兒搜出了犯「禁」的書。
抗戰勝利後，我的叔父回家了，國民黨做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官，由於他的幫助，我在一九四六年北碚考進了相輝學院（西遷時復旦舊址），那時，我的英文自修到已能讀《莎氏樂府本事》，我想讀外文系，我的叔父要我讀農藝系，於是我進了農藝系，第二年轉入重大。
這二年，我除了「正經功課」之外，讀了一點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讀了幾部西洋名著。重慶和北碚對我幫助很大的。重慶的「舊書攤」、北磅的圖書館，我從那裡讀了不少的書籍。我有五本《希望》、十多本《七月》。桂林版的《山水文叢》（你的《死人復活的時候》）、《人與文學》也是那時買的。還有你的論文集《看雲人手記》（《密雲期風習小紀》）、《在混亂裡面》等等。我對你們接近的原因，是因為你們所理解的人生，是使我感誠和親切，和我息息相關。
① 指汪偽的和平軍。
可惜，這些書我回家時都拋了。
一九四八年五月，我突然吐血（據醫生診斷是已有五六年歷史的肺結核）很厲害，血吐了二大面盆，原因大概是過去幾年的困苦和兩年來的「用功」。於是，回家。現在，又兩年了。
現在，身體已可動動。兩年來，雖然是睡在床上，但也讀了一些書。你的《論現實主義的路》和《逆流的日子》，就是在這段時間內讀的。此外，我還讀些《螞蟻》、《荒雞》，《魯迅全集》讀了十多卷，還讀了《約翰?克利斯朵夫》。這部精神的搏鬥記錄，有助於我戰勝肺結核的進攻。
我過去曾寫過一些雜文和詩，現在，待身體較再好一點，我准備再寫。兩年來，我脾氣變了許多，幾乎恨一切人。兩年來，我睡在床上，家中情形也不甚好，我是用最大的力量戰勝肺結核的，我想，這是使我恨一切的原因。兩年來，我所受的苦難比從前的一些日子多，我懂得了什麼叫做貧窮！什麼叫做病，什麼叫做掙扎！? .對這個社會秩序，我憎恨！
人受苦越多，對甜味渴望得越厲害，而且，會誠實地接受「糖衣毒葯包」的。去年，我被政治上的彩雲震昏了！就學習文藝方面來說，我從生活費里省下幾塊錢來訂了半年《文藝報》（第一卷），我想，這裡面該集合全國文藝的精華吧！但，誰知上了當：越看越討厭。起初，總以為我還沒有被「改造」，感情合不來的緣故（這是照現在的說法）。後來，在第十二期上看了沙鷗的壓軸戲，我就從討厭變成憎惡了。
我從這封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張中曉給胡風的信中原封不動地抄錄下了近兩干字（由於原信破損，有兩處無法抄清字句，只得以□代之）。
應該說明的是，這封信長達四五千字，而《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僅僅只摘引了「我過去曾寫過一些雜文和詩，現在待身體較再好一點，我准備再寫。兩年來，我脾氣變了許多，幾乎恨一切人? .對這個社會秩序，我憎恨。」這幾句列為第三批材料第「六七」封信的摘錄。也就是全部材料的最後一封，向善良的人們揭出這位「反革命分子」的「猙獰面目」。
從這封介紹自己的信中，胡風理解了他的心情。並且，從他另外的信（原信已找不著了）中知道，他家聚族而居的房子正在拍賣，各房為了爭奪財產暴露出的爾虞我詐使他很失望，因此常在信中說出「封建勢力正在殺人」這類活。至於「對這個社會秩序，我憎恨」雲雲，很明顯是一個卧病在床的病人變態了的悲觀世界觀的反映，他病態的所感所見的周圍的小社會。但因為他還只是一個小青年，就有著這樣陰暗的心情，是不好的。胡風就寫信去勸慰他開導他。
大約是一九五二年吧，他由梅林（當時任新文藝出版社總編輯）約請，經社長同意，來到剛成立不久的新文藝出版社任編輯。這時，我才第一次見到他。好像是由他的同事羅洛陪同來的。他高高的個兒，面目很清秀，但看得出他的肩膀一邊高一邊低，這是由於肋骨被折斷五根將半個肺部都壓縮了的結果。就座後，他顯得很靦腆，說話很少。而羅洛也是一個不愛多說話的文靜青年。這可使我這位主人很不安，冷場總不好呀。幸好，我的小兒子進來了，他「羅叔叔」「張叔叔」地叫著，問這問那，才使得氣氛熱鬧了起來。
這之後，到星期天有時間他們就會來坐坐。那時，胡風基本上是住在北京，聽取對他的批評。所以，他們來時我就告訴他們一些胡風在京的情況。
這時我才發現張中曉很容易激動，常說出一些很尖銳的話，一反平常的溫和和沉默。他對一些事物的看法，尤其是對文藝思想文藝作品的評論，很使我佩服。而且，我從梅林那裡得知他的編輯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對稿件提出的意見常得到同事們的賞識。《鐵道游擊隊》的原稿就是經他看過並提出修改意見的。這時，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很順利，工資不算低，身體健康多了。我曾很關心地向他提過，應該給家裡寄點錢。他說，家裡已好過多了，弟妹們都長大了，工作的工作，出嫁的出嫁，只兩個小弟弟在家讀書，他有時寄點錢或衣物給家裡。
他來我家的談話，有時我寫信告訴胡風，胡風也經常和他通信。可能是肺病患者的特點吧，他在談問題時常顯出過敏的偏激，用詞有時也過分誇張，例如關於《講話》的一些不敬的評語。這本來是私人通信。一個人世不深的青年人還沒有學會隱瞞自己的想法，就直白地在給胡風的信上用了「圖騰」和「屠殺生靈」這類過於刺激人的字眼。等到我們被逮捕抄出一切信件後，這些對偉大領袖不敬的話加上了怒氣沖天的編者按，就成了胡風和他罪大惡極的罪狀之一。我們敬愛的領袖對這個張中曉是印象很深的，幸好他可不是封建帝王，而是寬宏大量的領袖，知道人頭不是韭菜，砍掉是長不出來的，張中曉和我們這些人才沒有身首異處！
一九五三年，我們舉家離開了上海定居北京。中曉很關心胡風和路翎等朋友的情況，常來信談論他們的作品和文藝界的情形。一九五四年秋未，他趁回家探親的時間，到北京來看我們，想同胡風面談自己的一些看法。在這期間，他和胡風、蘆甸、路翎談過幾次話，並且看了「三十萬言」的初稿。他很同情胡風和路翎等友人的處境，回去後才想到用個人名義給黨中央寫信，為他們抱不平。這就是公安機關要我交代的那封信的來歷。
一九七九年，胡風知道他（張中曉）已去世的消息後，非常難過，曾想在了解詳細情況後寫篇悼念文章以紀念他。但後來，胡風的心因性精神病復發，我就再也不敢同他提起張中曉這個名字了。
我想方設法探詢中曉那些年的情況，後來同他的父親通了信。知道他家很窮困，就請王元化同志（一直很愛護他的新文藝出版社時的上級）向上海市出版局要到了五百元的撫恤金。我們只能為老人家盡這一點點力。
一九八一年我陪胡風在上海就醫時，中曉的一位弟弟到旅館來看我。他是一九五七年在華東師范大學讀書時由於在向黨提意見的座談會上表示了對「胡風分子」的同情，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罪名是「替胡風反革命分子張中曉鳴不平」。畢業後，充軍發配到新疆去服勞役。沉冤二十年，直到四十歲才作為一名教師走上了講台。這次他趁回家探親之便找到母校黨委，要求為他落實政策「割尾巴」。總算給他重新寫了「改正結論」。
從他那裡我才知道了他大哥的一些情況。他大哥大約是一九五×年（？）由公安機關批准回家養病。生活很是困苦，但還是想方設法找書看，翻出了一些古舊書籍，還作了不少的筆記雜感。說到這里，他從綠帆布包里取出一沓亂紙交給我。
那是一些舊帳本和學生練習本的空頁，上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毛筆小字，很難看清。可見當時中曉是窮到連筆記本都買不起，為了省紙費了多大勁來寫！他弟弟還說，他曾將上半截已穿成滿是破洞的背心剪下較完整的下半截來改成一條短褲，就這樣地度過一個夏天。那時，母親到在江西當幹部的二弟那裡去了，家裡只靠老父的一點退休金要養活兩個小弟弟，困難是相當大的。
他弟弟告訴我，「哥哥對我的學習還是挺關心的，常問問我的功課。尤其是對小弟，他喜歡畫畫，哥哥就常鼓勵他，並給他一些批評指導。」中曉給他弟弟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解放前他是追求進步的，且勤奮好學。一九五0 年剛滿二十歲就在當時的《文匯報》副刊上發表長篇文章。他與胡先生的交往，也是解放後才開始的。一九五五年報載三批材料，說他們組成了一個『反革命集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在遣返回鄉帶罪養病時我曾私下裡問過他，他自己講，『我寫恨一切人，是指恨一切人身上所有的落後習性；寫憎恨這個社會秩序，是指恨制度上的缺陷（封建殘余）。我想給他（指胡先生）寫信可以寫得尖刻坦率些，怎麼會料到這些信後來都成了反革命的材料。? .我並沒有反對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但我覺得毛主席的文藝觀點是有時代局限性的。誰知這些看法被截頭去尾加上按語，都成了反革命的罪行！』」
這是事隔若干年後他所做的自我批判吧，今天已經沒有解釋的必要了。這些話難道觸犯了刑律嗎？結果卻連他的弟弟都遭到了充軍新疆二十餘年的無妄之災，這誰能想得到呢？
「文化大革命」時，造反派勒令他返回上海，放在新華書店的庫房裡勞動。由於勞累過度和營養不良，使得他肺病復發，又得不到任何治療，終於吐血不止，送進醫院後，不久就死了。
真情是否如此，誰也無法調查。只有他本人才能說出身受的折磨和痛苦，但這一點已無法辦到了。他死時，大約還不到四十歲。
張中曉信上的一些話是否是反動言論，可惜他早死了，無法來解釋或申辯，只有待歷史重新評說。他連後人都沒有，也沒有留下遺物或遺著。我手頭有他唯一的一張照片，是他到北京後蘆甸請他游北海公園時，和我小兒子三人合照的。不幸三人中倖存的只有當時僅八歲的小孩了。那一沓筆記，本來我們請何滿子同志給他整理，看能否輯成文章和過去的文章合編出來，以留個紀念。滿子兄很熱心地答應了。但後來他弟弟又遵父命另請別人整理，因此直拖到現在也還沒能整理出來，真令人感到遺憾。
他和胡風二人之間的通信，至今我們只找到幾封他寫給胡風的信，而胡風寫給他的信（僅《二批材料》中就有十一封），據公安部門說，應該是發還給收信人了。但既然收信人已不在了，那究竟發還給誰了呢？不得而知。我希望能夠早日找到這些材料，因為它們能夠證實胡風和張中曉的「反革命」言論的實質。
今天，由我來為這位年輕的「同案犯」寫這招魂式的追憶，心情實在是很傷痛的，惟願他的靈魂在天堂地府都能得到安息！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夜
注釋：① 《我與胡風——胡風事件三十六人回憶》一書，約六十萬字，已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3. 溫馨的回憶 永恆的緬懷——紀念黃汲清院士誕辰周年及逝世周年
潘雲唐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
卓越的地質科學大師黃汲清院士離開我們已整整15年了，但他的偉業豐功，永垂科學史冊，他的音容笑貌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汲清先生出身在一個世代書香的小地主家庭。少幼聰穎好學，成績名列前茅。而且，他思想先進，能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他在成都四川省立聯合中學、天津北洋大學預科和北京大學地質系讀書時，都積極參加了學生愛國進步活動。他在學習上極其刻苦努力。在天津和北京的7年大學生活中，他從未回過一次家，一方面由於他家遠在四川，當時交通條件差，另一方面，他也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學習中去。
黃汲清在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習期間，成績特別優異，1927年，他上三年級時即在《中國地質學會志》(英文刊)上發表了《北京西山寒武奧陶紀層》一文，被授予「優秀論文獎金」(140塊大洋)。1928年，他畢業前夕，與同班同學隨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去熱河省北票等地調查地質，他野外記錄簿文圖俱佳，顯露基本功的絕活，深得翁的青睞。同年夏，他畢業後即考入農礦部地質調查所(當年夏，國民革命軍北伐攻佔北平後，該所歸南京國民政府農礦部管轄)。翁文灝竟安排他這樣一位還沒轉正的「練習生」在他的大辦公室里與他的秘書並排辦公。這簡直是破天荒的禮遇。說明翁真是相中黃汲清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伯樂」他實在是當得太好了。黃汲清入地質調查所一兩年間調查了東北煤田地質，特別是隨丁文江從事了西南地質大調查，又在兩年內撰寫出版了6部關於古生物學、地層學、區域地質學的專著。他初出茅廬，鋒芒畢露、業績輝煌，深為丁文江、翁文灝所青睞和器重，並物色為接班人。1931年5月，翁文顥去南京出席中國地質學會第8屆年會，特意帶上黃汲清去經風雨、見世面。1932年翁又授意並推薦他去瑞士留學。1933年，丁文江去美國出席第16屆國際地質學大會後到歐洲游歷，特別在日內瓦約見黃汲清，告訴他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二疊紀古生物地層學權威查爾斯·舒克特在16屆國際地質學大會上講述世界二疊系地層對比時，採用了黃的中國二疊系劃分方案，使他也感到很光彩。臨別時，丁更是語重心長地對黃說：「你還年輕，前程無量，我們對你的希望無窮，我的這架布朗屯羅盤，用了幾十年，已經舊了，送給你作紀念吧!」令黃十分感動。
黃汲清1935年在瑞士濃霞台大學獲地質學博士，又游學歐美列國，於1936年1月滿載收獲和榮譽回到祖國，才知丁文江先生於月初病逝於長沙，不禁失聲痛哭。他向當時任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的翁文灝匯報情況後，翁滿心歡喜，當年即任命他為該所地質主任，一兩年內就晉升為副所長、代所長、所長。翁1937年3月22日致胡適的信上說：「適之我兄……地質所事交黃汲清君代理，此即在君(即丁文江)與弟共同選定為繼任所長者」道出了個中底細。當時翁文灝身邊能人如雲，不但有黃汲清在北大地質系的三四十歲的老學長，更有農商部地質研究所畢業的40多歲的「元老」，而翁卻按照與丁久已內定的方案，逐步交班給剛留學回國，才三十二三歲年齡的黃汲清，這一驚人之舉自然使整個地質界同仁衷心仰慕黃的天才，當然也許免不了有少數人忌妒。然而丁文江、翁文灝任人唯賢、不搞論資排輩、大膽提拔青年精銳的舉措被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是無比英明的。
黃汲清沒有辜負恩師的信任、器重和全體同仁的期望，他尊老愛幼，上下一心，把地質調查所辦得欣欣向榮，成為中國地質科學事業傑出的第二代領導人。後來，他辭去所長職務，潛心野外調查和科學研究，在基礎地質、應用地質若干領域都有輝煌的建樹。在古生物學、地層學、地史學方面，他建立了中國二疊系生物地層學劃分對比的基礎，有「黃二疊」的美譽。在區域地質學與構造地質學方面，他開拓了中國地質圖類的編繪事業，20世紀40年代他主持編了14幅《1/100萬國際分幅的中國地質圖》及整幅《1/300萬中國地質圖》，60年代初他又領導編繪了國際分幅的1/100萬全國整套地質圖件(地質圖、大地構造圖、成礦規律圖)，他又是我國歷史大地構造學的奠基人，創立和發展了「多旋迴構造運動學說」，成為我國大地構造學五大學派之一的代表。在應用地質學如礦床地質學方面，他發展並運用了「陸相生油學說」及「多旋迴成礦學說」指導了石油天然氣及其他重要礦產資源的普查勘探。此外，他在第四紀地質學、地貌學、冰川學以及地質科學史等方面都有若干貢獻。他在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西南地質調查所所長、西南地質局局長，全國礦產普查委員會常委、地質部石油地質局總工程師、地質部地質礦產研究所副所長兼大地構造研究室主任、地質部地質科學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地質科學院副院長、名譽院長。
1948年，黃汲清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是地質學界6位院士中最年輕的(44歲)。1955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並長期擔任中科院地學部副主任。他早年即擔任過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改革開放初期的1979年，他當選為該學會第32屆理事長，再一次擔當起全面領導中國地質科學事業的重任。他曾率團出席了在巴黎舉行的第26屆國際地質學大會，又出席了在莫斯科、華盛頓、東京舉行的第27～29屆國際地質學大會。
他獲得過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陳嘉庚地球科學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技術獎優秀獎。在國際上，他曾獲美洲地質學會名譽會員、蘇黎世瑞士聯邦高等理工大學榮譽博士、蘇聯科學院外籍院士等光榮稱號。
我從中學時代就聽說過黃汲清先生的大名，他當時作為西南地質局局長、也兼任重慶地質學校校長。我所在重慶市一中初中的高班同學有考到重慶地校的，回母校談起他們的黃汲清校長是著名的大地質學家。我也聽我第二位母親(也是我的大姨)劉尊一(西南師范學院教授)所生的弟弟則信說，黃汲清先生和母親是北京大學同學，還倡議過北大同學會的活動，而他與汲清先生的長子浩生還是儒英小學的同班同學和好友，他們一起玩時，浩生突發急性闌尾炎，還是則信背他回家，然後送醫院治療的。他還說姐姐則智在儒英小學與浩生的姐姐潔生也是同班同學、好友。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就經常聽說黃汲清先生了，最初的印象主要有兩點：有人說他驕傲自大、趾高氣揚，很不好接近；又有人說他差點被打成右派，後被保護過了關，但也受過批判和沖擊，在那「政治掛帥」的年代，他雖是大科學家，也根本吃不開。而我本人在「紅專辯論」中又被批判為「白專典型」，很受壓抑。所以，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想到去找黃汲清先生。
1963年，大學畢業前夕，我報考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楊鍾健院士(學部委員)的研究生，雖然考出了優異的成績，但楊老卻從北大組織上和群眾中聽到關於我「白專典型」的很多微詞，因而公開放出話來：「潘雲唐盡管成績考得最好，可惜我就是不要」。這對我無疑是沉重的打擊，留北京工作的希望不免要落空了。我想作最後一搏，從其他地方尋找慰藉和補償。我就在當年夏天一個下午。不揣冒昧，到百萬庄卯區地質部地質科學研究院宿捨去登門拜訪黃汲清先生，自我介紹之後的由頭是代表則智姐姐、則信弟弟問候潔生姐姐和浩生弟弟，並告知聯系方式。汲清先生和夫人陳傳駿女士明白我的身份和關系後，對我十分熱情親切。並且留我一起吃晚飯，慢慢敘談幾十年兩家的友誼，真是一見如故。
汲清先生深情地對我回憶與父母親的友誼：「我和你媽媽20年代在北京大學同學，雖然不在一個系，但常常一起參加進步集會，又一起上街去示威遊行，你媽媽不畏強暴，敢與軍警搏鬥，堪稱女中豪傑……你爸爸抗日戰爭時期是我的老上司，他是經濟部常務次長，我是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他雖然位高權重，但很平易近人，體恤下屬。我按規定每兩個星期一次去部機關匯報工作(述職)。你的爸爸見了我總是熱情招呼，親切握手，坐下來仔細聽我陳述，然後認真研究工作，有時也輕松愉快地『擺龍門陣』，拉家常。我偶爾遇到所里有急事，去到部機關，翁文灝部長不在時，找到你爸爸，他對地質業務不熟悉，完全尊重我們的意見，我們提出一些要求時，他也不跟我們斤斤計較，看我們說得頭頭是道，八九不離十，就大筆一揮，為我們簽字，然後蓋章，辦各種手續，使我們能及時領到錢和東西，解決我們所里的問題……」陳傳駿夫人說她也認識我的兩位媽媽，並多次去過我們家。後來，他們又問了我個人的若干情況，特別是政治表現、業務功課，外文工具的掌握等，十分親切周到，從那時起，我就稱呼他們為「黃伯伯」、「黃伯母」。
這次突然造訪的意外成功，對在極「左」形勢下懷才不遇、窮愁潦倒、落魄失意的我真是極大的撫慰。我懊悔自己不了解地質科學事業發展歷史的掌故，以至選錯了專業，投錯了人，在楊鍾健先生那裡遭到冷遇和厄運，似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而在汲清老伯伯這里卻是「柳暗花明」，使我受寵若驚，實在有「相見恨晚」之感。我回到學校後，立即給汲清老伯伯寫了一封語重心長的信。信上搬用了德國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內西「回憶馬克思」一文中的話：「我以一個毫無閱歷的、並且滿懷知識飢渴的年輕人，能夠有緣認識馬克思並得到他的教誨這種好運，更是使我感到萬分慶幸的，只不過把『馬克思』和『他』改成『先生』。」不幾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對我勉勵有加，特別是提到最近與我的老師樂森
在「四清」和「文革」初期，我都是「黑五類」挨整對象，與汲清老伯伯一家就中斷了聯系，我也聽說汲清老伯伯在「文革」初期受到嚴重沖擊，很為他擔心。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後，形勢有了好轉，我們開始恢復業務工作。我也聽說汲清老伯伯夫婦都從江西「五七」幹校回到了北京，也很為他們高興。
1974年，我為編撰《西南區古生物圖冊·四川分冊》而出差北京地質科學研究院，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他們家從原來的一個套間被壓縮到一個單間，十分擁擠。但他們仍十分坦然，隨遇而安，汲清老伯伯剛恢復工作又一心撲在科學事業上。1975年，我出差南京，在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聽了汲清老伯伯給青年科技人員的報告，又特別到汲清老伯伯所住的賓館去拜望，傳駿老伯母也在。
「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的春風吹綠了中華大地。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復，我投考了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尹贊勛先生的研究生，並取得了初試第一名的好成績，到北京來復試，復試結束後又在北京出差，為公家辦一些事，並且與則智姐姐一同在友誼醫院侍候患膀胱癌手術成功後康復過程中的母親。聽姐姐說，母親剛住進友誼醫院時，汲清老伯伯夫婦都到醫院探視。汲清老伯伯還特別托他的老朋友、該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鍾惠瀾教授多多關照，再加上母親的老友鄧媽媽(鄧穎超)又請曾任總理醫療組長的吳階平教授(後為兩院院士，曾任人大副委員長)參加會診，所以母親的手術和康復治療才很順利。過了一段時間，我又和則智姐姐、則仁哥哥去三里河南沙溝6幢1門2號汲清老伯伯新居拜望，見他們從局促的一間小屋遷到了一個豪華的大套間，還帶後花園，深深為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而由衷高興。
後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研究生院院長嚴濟慈先生，在召開全院招生工作會議時說研究生院要成立師資班，把成績合格者培養成為研究生院未來的教師，於是中科院地質所招辦就高姿態將我劃撥給研究生院師資班。1978年10月來京報到後，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從那時起直至他逝世，成了他們家的常客，過從甚密。
1979年初，汲清老伯伯對我說，他大半生發表了很多著作，「文革」中抄家都散失了，希望我有空到圖書館查文獻時，逐漸把他的著作目錄編出來。我欣然接受這個任務，我結合研究生課題運作，在圖書館、資料館查文獻時，也把汲清老伯伯的著作卡片作了三四百張，一篇著作一張，包括公開發表的和內部印刷的，我另抄了一套，連同一個卡片盒一起送到他家，他很高興，審閱之後又提供新的線索，我再去查找，如此反復多次，終於編成了他的著作目錄，以後在很多刊物、專著上發表。
當年有一天，汲清老伯伯打電話約我去他家，並告訴我，當時很多單位部門在爭著出科學家的傳記，讓我抽時間聽他口述，進行筆錄然後整理，我們就在星期日花一整天做了這件事，我整理完了他的傳稿後交他審閱修改，後來，最先發表在北京語言學院教授徐志春主編而由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科學家辭典·第一分冊》上。我從給他編傳記中深深體會到他的優秀品質，高風亮節，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不久我送給他們一首舊體詩，全文如下：
七律：感事呈汲清公老世伯
偉矣高哉夫子黃，學壇薄海頌聲揚。
煊煊大業如徐士，赫赫豐功比四光。
追念先君前共事，感懷家母舊同窗。
余儕晚進承霖雨，銘謝栽培恩義長。
落款是「卑職、不肖世侄、愚私淑弟子雲唐拜奉」。
汲清老伯伯接過去反復吟誦，並說：「你的古典文學功底真是深厚，精通舊體詩詞格律，寫得很好。不過，你太客氣了！你太客氣了!」
當時我在家書中向母親匯報了為汲清老伯伯做了一些事的情況，母親很高興，在回信中勉勵我繼續努力，多為黃伯伯服務，也在黃伯伯領導下多作出些成績來。1979年，母親在重慶因膀胱癌復發第二次手術失敗而逝世，我得知噩耗後，請假回重慶奔喪，臨行去到汲清老伯伯家中，他們二老及其他親人也對母親的逝世感到悲傷和惋惜，二老表示立即發唁電並囑我轉達對家鄉親人們的慰問，望我們節哀順變。我從重慶回來後，又去汲清老伯伯家，向他們二老表達兄弟姐妹親人們的感激和問候。我又對他們二老說：「我從小是爸爸和媽媽們最喜歡的兒子，黃伯伯、黃伯母是爸爸和媽媽們最好的朋友，我一定按他們生前的囑咐，忠心耿耿、踏踏實實為黃伯伯效勞」。
1980年初，汲清老伯伯說他原來在中央大學地質系兼課時的高足許靖華教授是美籍華裔學者，當時在蘇黎世瑞士聯邦高等理工大學任教，為該校100周年校慶，打算授予世界著名科學家名譽博士學位，許先生特推薦了他的老恩師汲清老伯伯，因此，要他把有關材料寄過去。汲清老伯伯和我約好時間，去他家整理他的材料。到了約好的那天傍晚，朔風怒吼，大雪飛揚。我騎著自行車，到他家，在門外脫掉大衣，抖掉滿身雪花，然後才進到屋內。汲清老伯伯夫婦和其他親人很驚訝很感動地說：「下這么大的雪你還來了?」我懇切地回答：「有約在先，誠信為重。信者人之根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
1982年10月7～9日，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研究會首屆學術年會——「第一屆全國地質學通史討論會」在北京大學舉行。汲清老伯伯和另外幾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春昱、高振西、張文佑及美籍華裔著名地質學家吳景楨等出席了開幕式。汲清老伯伯作為學會 理事長在會上致了賀詞，開始就說：「近幾年，地質學史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績，參加的同志越來越多。據我初步了解，夏湘蓉、吳鳳鳴、孫榮圭、王根元、李鄂榮、王仰之、聞廣、潘雲唐等同志都做了研究工作……」這是我第一次在全國性學術會議上被地質科學大師點名表彰。兩年後，我進了該 研究會第二屆10人幹事會班子，想來與汲清老伯伯及諸位師友的提攜也是不無關系的。20多年來，我一直在這個班子里執行領導意圖，與同仁們親密共事，在我的諸多社會兼職中，這無疑是最令我無比執著和全身心投入的。
汲清老伯伯在很多地質學史研究與著述工作中都約我參加，1985年，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擬編輯出版《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系列中的《中國現代地質學家傳》，由中南工業大學教授何紹勛等具體運作，何先生特請汲清老伯伯和他並列全書主編，汲清老伯伯向編委會推薦我寫章鴻釗、丁文江、譚錫疇、田奇
1987年，汲清老伯伯又約我編《翁文灝選集》，他運籌全局，負責選題，我做具體編輯工作，此書趕在翁文灝老伯伯誕辰100周年之前，由冶金工業出版社出版，署名「黃汲清選、潘雲唐編」。他在「序言」中說：「汲清應翁先生親屬和冶金工業出版社的請求，在潘雲唐同志和其他同志幫助下，從事翁先生學術遺產整理工作……編成此書」。
1989年9月1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舉行了「翁文灝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座談會」，該書作為大會文件之一，發給了每一位與會者，受到大家一致好評和翁老伯伯親屬的誠摯感謝。翁老伯伯的三女婿——幼娟三姐的夫君徐永盛兄(台灣「中國葯學會」秘書長)特代表海外親屬來參加大會，見到我時說：「我在台北已經知道，我岳父的這次紀念活動中，很多世交友人都出了大力，其中有潘宜之先生的公子，原來就是您啊!」緊接著，汲清老伯伯又指導我和他的秘書謝廣連編纂了《丁文江選集》，署名為黃汲清、潘雲唐、謝廣連編，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1993年出版。
我先後為汲清老伯伯寫了很多宣傳報道文章，他看了以後都高興，不過，他也常提醒我，一定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所以我每次寫完初稿都請他過目，反復修改，後來我把發表這些文章的報紙、刊物給他送去時，他很滿意，特別是1994年我在大型人物半月刊《中華英才》總101期上發表了《黃汲清——數著地球的脈搏走》一文，他看後特用英文批上「Very good！T.K.Huang」。
1995年3月22日，汲清老伯伯不幸病逝。3月31日，我參加在八寶山殯儀館大禮堂上千人的隊列中，向這位卓越的地質科學大師告別。
20世紀末，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親任主編，策劃在科學出版社出版《創新輝煌：科學大師的青年時代》一書，我是編委會成員，也寫了其中的《傑出的地質科學大師——黃汲清》一文，該書於2001年出版，讀者從中外大科學家們青年時代的努力奮斗中能夠汲取不少開拓創新、鑄造輝煌的動力。
2004年是汲清老伯伯百年誕辰，中國地質學會等單位事前籌劃舉行紀念活動，其中有一項工作，就是要編撰《黃汲清年譜》一書，2003年我即在汲清老伯伯早年高足——任紀舜院士等領導下，具體運作此事，此書趕在2004年汲清老伯伯百年誕辰之前出版。當年6月7日，在京西賓館大禮堂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會。路甬祥副委員長、曾培炎副總理兩位國家領導人、數十名院士及數百名專家學者等出席，此書也發給了每一位與會者，署名是「中國地質學會編，執筆人潘雲唐」。當年的3月30日，是汲清老伯伯的百歲生日，他的家鄉——四川仁壽縣的領導特別邀請我去他的母校——仁壽縣第一中學作報告，講述他的生平業績，受到師生員工熱烈歡迎，副縣長王利清、縣政協主席李德全、副主席伍小魯出席了大會，大會上我和他們還為「黃汲清獎學金」得獎者頒了獎。
回想我們兩家三代人大半個世紀的情誼，不禁感慨萬分。我有時想，如果我選對了專業，投對了人，也許我的人生、事業又是另一番情景。具體說，我如果早些利用上這個寶貴的世交關系，分專業時選學構造地質，做汲清老伯伯的研究生，以後做他的秘書、助手，加入他領導的科研團隊，那就極有可能是院士了。因為他是翁文顥老伯伯和先君宜之先生的愛將，我如果到了他身邊，他一定會把我帶出來，尤其是他對我本人學識才華又是那麼青睞，那麼贊賞，那麼器重。可惜我在極「左」形勢的壓抑之下耽誤了寶貴的二三十歲的青春年華。「百年風水輪流轉，三十河東四十西」。等我熬到了雲開霧散的改革開放太平極樂盛世，重新考回北京，再到汲清老伯伯身邊時，已是「不惑」之中年，跟他也只是橫向的關系，只能幫他做做編寫傳記、年譜、著作目錄這類打雜的事了。當然，歷史是無情的，生活沒有「假設」、「也許」，走過的路不能回去重走，只能面對現實，從零開始，向前看，不向後看，人永遠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所以要知足常樂。能走到今天這一步，我也算滿意了。
再過四年，將是汲清老伯伯110年的誕辰，我想，學術界也許會醞釀新的紀念活動，他的《年譜》可否擴編、再版？可否為他寫出一本長傳？這些問題都可以考慮考慮，讓汲清老伯伯給我們留下的精神財富更多地惠及國家民族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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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單卿(潘雲唐).四川仁壽縣隆重紀念黃汲清百年華誕.中國地質學會會訊，2004(1，總94)：57～58
[16]中國地質學會編.黃汲清年譜，北京：地質出版社，2004，1～341
[17]黃潔生.黃汲清(1904～1995).見：錢偉長總主編，孫鴻烈本卷主編.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地學卷·地質學分冊(一)，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387～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