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教授

2. 张鸣教授的微博怎么不更新了

最近打击网络大V的力度比较大，所以之前比较活跃的网络意见领袖都适时选择沉默来躲避风头。。。

3. 用张鸣教授富人为什么要移民

你好，有消息说，中国60%以上的富人想要移民，而家资在1亿以上的富人中，有移民意向的人比例更高，达到74%。其实，这种状况已非一日了。现在的现实是，但凡有点家产，官员做裸官，演员改国籍，学者最好有国外的绿卡，而民营企业家，似乎移民成了一种潮流。以至于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因蜂拥而来的中国移民，修订了移民的条件，加高了门槛。
这些人为何要走？这是困扰我们社会的一个难题。其实，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并不想走。即使移民了，也无非是像裸官一样，把老婆孩子放到国外，财产转移到国外，自己依旧在国内打拼。这样的现象，不止官员如此，企业家和演员也如此。试问，眼下当红的有了外国国籍的一线演员，有几个是去好莱坞发展的呢？还不都是拿着国外的护照，照旧在中国混。在他们中间，有的甚至拿的不是发达国家的护照，但是，就是泰国的护照，似乎也有必要拿的。很多企业家，生于斯长与斯，创业和生活，都在国内。很多人连国外生活的经历都没有，连起码的外语都不懂。他们去国外，如果全家迁走，不仅意味着此前生活的终结，而且意味着挣钱历程的结束，从此以后，只能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寂寞地生活了。对于已经习惯了国内的生活的人来说，国外的好山好水，其实跟他们无关，好山好水，只意味着好寂寞，好无聊。
不想走，却不得不走，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不踏实。在中国古代，富人，贵人，哪怕高官厚禄，哪怕皇亲国戚，只要风云转换，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财产，包括家室，就都会一风吹。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得法律的切实保障。“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红楼梦里好了歌描绘的场景，其实是社会严酷的现实。严格说来，这样的场景，今天尽管有了物权法，还并没有从人们的心灵深处抹去。有权的，有钱的，有名的，都没有真切的安全感。说句大白话，他们不踏实。即使有些人很有权势，但他们仍然不敢确定，一旦他们出了事，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对待。有人说，这些人是在用脚投票，其实并不确然。至少，对于他们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而言，他们只是求一个踏实，一个保障。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投票和选择，不如说是在买保险。
不用说，这几部分有心思移民的人，都是现阶段中国的精英。无论哪个国家，精英流失，绝非流出地之福，但是，要想遏制这种移民潮，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以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给他们一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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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鸣：中国教授基本上不怎么看书

学界的技术主义的泥潭 张鸣老早就有人发现，现在的中国学人，即使身为一个学科的大牌教授，在自己从事的专业上，可能是专家，但文化素养却不怎么样。中国文史哲的教授们在跟日本和韩国的同行交往中，发现人家多半能做几首律诗，往来应酬，但是我们的教授却做不到，强撑着做一首，也是张打油的嫡传，难免贻笑大方。我们现在的文史哲，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互不通问，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严重互相看不起，都觉得对方的学科没有学问，空疏，但对方怎么样，其实自己根本不知道，因为别的学科的书，基本不看的。即使本学科内部，也是画地为牢，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以史学为例，不惟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各做各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界限分明，就是中国史本身，做明史的不看清史的书，做清代早期史的不问晚清史，做民国史的如果碰了晚清，也算捞过界。据说各有各的家法，各有各的规矩。一代一代往下传，谁坏了规矩和家法，大家一起鄙视之。据说，文学研究和哲学界，也大体差不多的状况，总之是各自把自己圈在一个个的小圈子里。即使学术交流，也多在小圈子范围之内，出了这个圈子，就是聋子和傻子。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也许要稍微好一点，但总体上也是画地为牢。关键是互相看不起，每个学科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学科伟大，别的学科是垃圾。经济学特别明显，看不起一切学科，不屑于跟所有学科的人交流。即使社会科学中最让人看不起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也极度看不起文史哲。理工科之间的沟通交流现状如何，我不清楚，但文理隔阂的现状，却令人吃惊。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大学都在致力于打通文理，原来的理工农医院校，都在大办文科。但在教师层面，文理之间的隔阂，却深不见底。理工科的教授，不仅是看不起，而且鄙视文科教授。一位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告诉我，清华工科的教授，每当走过他们的办公楼的时候，都会蔑视地说声：卖狗皮膏药的。连法学这种当下的显学都看不起，更何况那些无论如何没有用的文史哲？原来强大的理工科大学里的文科教授们，大抵有同一个感觉，每每感到他们被理工科的同事们视为累赘，吃白饭的。很多工科的工程师和教授，至今不明白，学文科的人怎么还能混到饭吃。画地为牢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授们不看书。出版界经常统计社会大众的阅读量，越统计越泄气，无疑，社会大众的阅读量是逐年下降的，跟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距离越拉越大。其实，中国的教授，阅读量也不大。我们很多著名院校的理工科教授，家里几乎没有什么藏书，顶多有几本工具书，一些专业杂志。有位父母都是著名工科教授的学生告诉我，在家里，他买书是要挨骂的。社会科学的教授，也许会有几本书，但多半跟自己的专业有关。文史哲的教授藏书比较多一点，但很多人真正看的，也就是自己的专业书籍，小范围的专业书籍。众教授的读书经历，就是专业训练的过程，从教科书到专业杂志，舍此而外，就意味着不务正业。即使学历史的我，当初求学过程中，也经常会因涉猎较广，被前辈训斥为不务正业，浪费时间。在传统上，教授往往被视为书香门第的，但现在的教授家里，却往往没有书。当然，没有书，也不怎么看书的教授们，多数还是有专业的。工科的人会泡实验室，其他学科的人，专业书籍和杂志还是读的，有的人甚至读得还很仔细。跟前面讲的文史哲教授们一样，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唯技术化的倾向，跟1952年以来，贯彻苏式教育体系有关。苏式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分工特别细，实用性强。指导思想就是当年苏联科学院院长李申科的说法，在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的合成体，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把他们培养成农艺师、工程师、医生、教师……。就是要强调把人培养成技术的工具，实用而且好用。按我们的过去的说法，就是齿轮和螺丝钉，但属于有技术含量的齿轮和螺丝钉。在这种教育体系下，理工科自不必说，即便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也不大可能去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只是在真理已经确定的前提下，阐释和阐发真理，证实真理的伟大。允许你做的，也是技术性的工作。我们知道，在那个年月，中国的科学主义盛行，人们讲话做事，科学两个字，就跟领袖的指示一样，带有绝对神圣的光环，但这种所谓的科学主义，实际上却是技术至上。整个国家的科研也好，教学也好，都是重技术轻科学。这是一种延安时期就开始的学风，理论没有人理会，即使是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研究，也只重在所谓的马列主义中国化上。所有的学问，实用第一，不管土不土，能用就好，理论探索可以没有，但做出来东西就好。这样一种绝对的实用主义，把中国文化原本就有的实学传统推向了极致，推到令人窒息的境地。很长时间中国有关求学的社会风气，有两个倾向特别明显，一是重理轻文，理工科，尤其工科被推崇，而文科只是那些学习不好的人不得已的选择。二是轻理论重技术，以至于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文史哲没有手艺，一手漂亮文章就是手艺，如果一个学文史哲的大学生，毕业后写不出漂亮华丽的文章，一辈子都会让人看不起。这样一种绝对实用主义的教育，在文革中被推向了极致。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成了学工、学农，思想道德教育。唯技术主义在实践的神圣性面前，简化成了怎么干，如何干。因此，文革前还残存的一点文化素质的成分，就荡然无存了。不仅美术、音乐教育没有了，连历史地理课也从中学消失了。在文革十年接受教育的人们，除了简单的数理化、语文、政治之外，什么都不用学。即使数理化，也充斥着阶级斗争、水渠、堤坝计算这样超级实用的内容。社会上的各种出版物，西方的是资本主义，苏联的是修正主义，中国古代的则是封建主义，全部封杀。文革后期虽然为了配合政治斗争，解禁了少量的，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全民的文化禁锢的状态。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即使是酷爱读书之辈，能读到的，也相当有限，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原本学问也好，知识也好，除了具有实用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探索，对自我的一种滋养和熏陶。不惟古代的琴棋诗画如此，现代的美术绘画音乐舞蹈如此，文学、历史、哲学也是如此。对学问过于实用，过于功利，学问本身就被异化了，进而，人自己也被异化了。也就是说，人就不是人了，被工具化了。原本人的世界，就会因此变得十分可怕。极权主义滋生的土壤，实质上就是这种异化了的人群。眼下，文革中受教育的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了学界的中坚力量。这一代人由于当年教育的缺失，有专业没文化，当然可以理解（其实，他们的上一代人，所谓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这个倾向），但是，不可理解的是，这代人经过了这么多事，也跟国外学界有了较多的接触，却没有对这种现在有足够的警惕。经过他们的手，大有将前代的弊端继续延续下去，发扬光大的意思。不要说文革不会再来，不要说法西斯主义不会复兴，只要土壤肥厚，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重演。封闭的学问，就不是学问。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但却都是有关人和人类活动的学问。有意地排斥别的学科，拒绝别的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把自己关在一个自己精心做好的笼子里，是做不好学问的。做学问就像挖土井，不挖一个较大的面，是深不下去的。没有文化的学者，无非是说这个学者知识贫乏，古今中外，知识贫乏，从来就不是光彩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可以用专业性、技术性来为自己开脱，不仅开脱而且以自己的粗陋，傲视别人的博学，批评别人不务正业。之所以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在于我们的学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苏式教育熏陶，这么长时间的文革摧残，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新传统。一个过于强大的绝对的技术主义传统。中国的学问，至今没有从这种技术主义里走出来的意思。而教育界长期技术官僚当政的现实，也强化了这样的现状。即使没有行政化的统治，这样的学界，走出自己的泥潭，也不容易。

5. 孙中山与袁世凯相比，哪个更好，张鸣教授为何说袁比孙好好了

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版。字慰亭（又权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
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1]
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各有评说，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2] 、“窃国大盗”[3] ，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是真正的改革家。[4] 总之，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6. 孙中山与袁世凯相比，哪个更好，张鸣教授为何说袁比孙好好了

其实中学教材上把袁世凯写成反面人物窃国大盗这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袁专世凯掌权期间属设巡警、办学、开工厂、练新军，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并且最新研究袁世凯并未在戊戌变法时向荣禄告密，也没有所谓的“二十一条”，刺杀宋教仁也是国民党内部陈其美干的，袁世凯错就错在称帝上了，这是他最大的败笔，但是这背后也有好多人暗自推动，至于孙中山，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不可磨灭，但是孙中山为人有些刻薄，所以有人称他为“孙大炮”，而当时在同盟会中，最有威望的其实不是孙中山，而是宋教仁！

7. 在高华的追悼会上，张鸣教授说“天会亮的” 是什么意思

张鸣是著名带路党，高华是被他们吹捧起来的“历史发明家”。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8. 有什么有意义的书

《活着》 《老人与海》等对有人生意义的书

拓展资料：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讲诉了在大时代背景下，随着内战、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革，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老人与海》（TheOldManandtheSea），是现代美国小说作家海明威创作于1952年的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作者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作为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它围绕一位老年古巴渔夫展开，讲述他与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在离岸很远的湾流中搏斗的历程。虽然对它有不同的文学评价，但它在20世纪小说和海明威的作品中是值得注目的，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中的突出地位。1953年5月4日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获得普利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