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教授北大

Ⅰ 王烈教授在北京大学

于 洸

( 北京大学)

2009 年，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将迎来它的 100 周年诞辰，在庆祝建系 100 周年之际，人们很自然地十分缅怀为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王烈教授。

王烈 ( 1887 ～1957) ，字霖之，浙江萧山人，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1909 年京师大学堂 ( 北京大学前身) 创设地质学门，王烈是第一届学生。1913 年 2 月毕业前不久，王烈赴德国留学。1914 年毕业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9 年 8 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此后，他从未离开过北大，从未离开过地质教育岗位，从事地质教育 40 多年，是在国内学习地质学并终身从事地质事业的第一人。1924 ～ 1927 年及 1928 ～ 1931 年，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1929 ～ 1933 年间，先后任北大学院第二院 ( 理学院) 代理主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王烈先生毕生从事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为我国地质科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王烈，字霖之，1887 年 11 月 10 日 ( 清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县临浦镇。10 岁时到省城杭州读书，聪慧勤奋。1906 年被选送到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学习，1909 年夏毕业。1909 年8 月3 日 ( 清宣统元年六月十八日) ，学部奏请京师大学堂毕业生给奖折，其中，预备科 80 分以上为最优等，共 8 人，王烈名列第三，毕业平均分数八十八分三厘四毫。京师大学堂于 1909 年开办分科大学，格致科大学首批设立的有地质学门。它是我国高等学校中设立的第一个地质学系，是我国高等学校中培养地质人才的肇始。当时规定，格致科大学以预备科德文班学生升入，当年入地质学门的有王烈等 5 人，他们是地质学门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我国大学中学习地质学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在地质学门任教的主要是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博士 ( Dr. F. Solgar) 。1912 年 5 月 3 日，国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该班学生于 1913 年 5 月毕业。毕业前不久，王烈考取公费留学，1913 年 2 月，王烈赴德国勿兰堡大学继续攻读地质学。当时，德国正忙于准备与英、法、俄 “协约国”的战争，国内形势紧张混乱，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王烈于毕业后就匆匆回国了。

回国后，王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 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博物部任教。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于 1913 年 6 月成立，前两年附设于北京大学，是我国自办的一所三年制地质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第一届学生、留学德国的王烈也在地质研究所讲授构造地质学和德语，并兼任地质调查所工作。1916 年 7 月，地质研究所 22 人结业，其中获毕业文凭的18 人，13 人入地质调查所工作。自此，我国的地质调查工作才真正开始起步，并为以后地质工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烈为这批地质人才的培养也作出了贡献。

二

地质研究所结束后，1917 年秋季，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恢复招生，1919 年秋改称地质学系。1919 年 8 月，王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直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在北大任教，先后担任矿物学、矿物学实习、高等矿物实验、地质学、岩石学及实习、高等岩石学及实习、地形测量及实习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往往同时上三四门课，每周多达15 学时以上，并专门安排出时间给学生答疑，还要指导学生野外实习。王烈所授的课程涉及许多不同学科，知识面广，他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1928 年还兼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 ( 原北洋大学) 采矿冶金门地质学教授。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我国中文地质文献很少，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著的几大部《中国》( Das China) 是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但当时能阅读德文的人很少，王烈不辞辛苦，用笔译或口译向学生传授。1920 年 10 月，美籍德裔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应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讲授古生物学、地史学等课程，他用英语和德语讲课，初期由王烈口译。葛利普教授为我国培养出一批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人们都认为，王烈曾起过不少的协助作用。

1924 年 10 月至 1927 年 4 月及 1928 年 9 月至 1931 年 9 月，王烈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地质学系的师资队伍有很大加强，何杰、温宗禹、孙瑞林、王绍瀛、葛利普、李四光、朱家骅、孙云铸等教授都先后在系里任教，特别是葛利普、李四光两位教授 1920 年到系任教，对教学工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课程设置不断改进，课程分必修科目与选修科目，普通科目与高等科目。从 1923 年秋季学期开始，三、四年级分矿物岩石学门、经济地质学门、古生物学门三个学门，供学生选习。教师们倾心教学; 教学内容丰富，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培养青年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心。重视野外实习。科学研究工作有很大进展。王烈对此作出重要贡献。

王烈对青年人的成长是很关心的。1920 年 9 月，地质学系二年级学生杨钟健等发起成立地质研究会，其宗旨是 “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进求真理的兴趣，而从事于研究地质学”。10 月 10 日举行成立大会时，王烈因事未能参加。但他与其他教授都积极支持该会的活动。1920 年 11 月 28 日，研究会举行讲演会，王烈发表了 “中国之支那海侵时代及昆仑海侵时代”的讲演，他从地质历史、海陆变迁讲起，并运用图、表，着重介绍了中国地区寒武纪、奥陶纪的 “支那海侵”和志留纪、泥盆纪的 “昆仑海侵”的分布特征，并讲述了古地理、海陆变迁的研究方法，对学生很有启发。这次讲演的记录稿刊登在《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第一期 ( 1921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上。地质研究会《简章》规定会务有四项，即: 敦请学者讲演，实地调查，发刊杂志，编译图书。1920 年12 月 12 日，研究会召开茶话会，敦请老师参加，征求学会如何开展活动的意见。翁文灏、葛利普、何杰、王烈等教授与会，并发表了意见。王烈对研究的方针提出建议，他说: “( 一) 注意理论，不急于速求应用; ( 二) 科学上新说可以把旧说代替，故不必存绝对的观念; ( 三) 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把当时尚凌乱的中国地质调查报告加以整理”，“至于实地调查，可利用暑期假回家时去做。现在就能办到的先办。”地质研究会要按上述四项内容开展活动是有不少困难的，其中之一就是经费。王烈在茶话会上说: “可以先向地质系的教员呈请捐助，也可以像葛利普教授所说的那样，向国外人募集。”会后，系主任何杰教授发起地质学系教员捐助，至 1921 年初即募得 125 元，支援了研究会的活动。

王烈从多方面支持地质研究会的活动，并对他们做出的成绩加以鼓励。《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第三期 1928 年 7 月出版，王烈写了 “卷头语”，从矿业、工业、农业、水利、灾害、商业、军事等方面论述了 “近代地质学之关于近代文明者至深且巨”，但 “吾国人每以此为理论科学而漠然视之”， “吾校地质系同人组织之地质研究会，历有年所，年出会刊，将平日调查研究之所得贡献于世，借以唤起国人之注意，本届循往例而刊行，其意仍犹是也。”1929 年 11 月 26 日，地质研究会全体会员大会议决改名为 “北京大学地质学会”。《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第五期于 1931 年 4 月出版，王烈又写了“卷头语”，指出 “比年以来，吾国人士常自憾出版品的寥落，而尤疚心于科学论著之罕觏。今吾校地质学会会刊又将付梓矣，斯刊梓行后，其贡献于学术界者或至微渺，而足供今中国人及肄习斯学者观摩之资，则彰彰明甚。循是焉，而益求深诣，其前程固未可量也。”

三

王烈在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还从事地质调查和科研工作。王烈回国时，我国地质工作还处于筹备草创时期，他所著 《河北省怀来县八宝山煤田地质报告》，是我国早期的地质报告之一。1920 年 10 月 16 日晚，甘肃东部海原、固原 ( 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发生里氏 8. 5 级大地震，灾害严重，死亡 20 多万人，房屋、牲畜、农田等损失不计其数。1921 年 2 月 15 日，教育部训令北京大学教授王烈、测量助教杨铎会同内务、农商两部派员，前往陕甘地震灾区调查。这是民国以来组织的第一次地震调查。王烈与翁文灏、谢家荣等 6 人于 1921 年 4 月 15 日出发，乘京绥车至绥远，由绥远取道宁夏至皋兰，继经固原、平凉、天水至兰州，震灾之重要地点都进行了调查。此行目的，尤注意于科学之研究，除调查震灾状况，勘察山崩、地裂等现象外，更注意地质之考察，以便了解此次震波之起源及与地壳之关系。此次地震甘肃海原、固原等地灾情最为严重，其次为陕西西部与甘肃交界处，此外，山西、河南、直隶 ( 今河北) 、山东、湖北、安徽等省皆觉有震，但未成灾。这次调查历时近 4 个月，嗣后，谢家荣留该地继续调查。这次调查后，翁文灏、谢家荣均发表了有关论文，谢先生在文中还写道 “余师翁咏霓 ( 翁文灏) 、王君霖之 ( 王烈) 皆为赴甘之委员，同行时，对于调查材料，互相讨论，获教之处甚多。”此次调查后，王烈又向南至甘肃省南部之武都、陕西省南部之汉中等地调查。他在汉中的药铺中购得石燕贝化石，回京后请葛利普教授研究，经追索查明，该化石原产于广西 ( 在湖南也有很多同类者) 。后来葛利普发表了 《中国古生物志》专著之一 《中国泥盆纪腕足类化石》，其中定了一个新种，命名为 “王烈石燕”，以示对王烈的敬仰。

四

王烈积极参加地质科学的学术交流活动。王烈是中国地质学会 26 名创立会员之一。1922 年 1 月 27 日，26 位地质学界人士应邀在北京地质调查所新建图书馆的会议室开会，逐条讨论了学会章程草案。会议主席丁文江提议由 5 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推举学会职员候选人，章鸿钊任主席，王烈是筹委会委员之一 ( 另三人是翁文灏、李四光、葛利普) 。2 月 3 日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了章程，选举了职员，宣布中国地质学会正式成立。王烈当选为首届评议员 ( 相当于以后的理事会理事) 。

1922 ～ 1924 年，王烈连任了三届评论员。1925 年 1 月 3 ～ 5 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年会，1 月 4 日在北京大学二院大礼堂举行大会，大会由王烈主持，会长翁文灏发表演说，题为 “理论的地质学与实用的地质学”。葛利普作学术报告，题为 “Misun-derstood Factors of Organic Evolution”。以后，王烈又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五届 ( 1926 ～1927 年度) 和第七届 ( 1929 年度) 评议会副会长。

五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王烈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一些管理工作。1924 年即担任学校庶务委员会委员。1928 年 9 月 21 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北平大学区，将北京大学等北平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及天津、河北的国立高等学校合组为北平大学。这一决定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要求恢复北京大学。1929 年 1 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作出让步，确定学校名称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包括第一院 ( 文学院) 、第二院 ( 理学院) 、第三院 ( 社会科学院) 。对外仍译用国立北京大学 (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被迫停课九个多月之后，于 1929 年 3 月 11 日重新开学。1929 年 1 月 22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第二院代理主任。3 月 11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3 月 17 日北大学院举行评议会评议员选举，王烈等 7 人当选为评议员。4 月 13 日还被聘任为财务委员会委员长，聘任校舍委员会委员和自然科学季刊委员会委员，研究所自然科学门委员。8 月 3 日，王烈致函北大学院陈大齐院长，请辞总务长及二院主任，陈院长请王烈打消辞意，职务照旧担任至北大学院结束。8 月 8 日，王烈致函陈院长，表示暂不辞职，共任时限。

1929 年 7 月 1 日，北平大学区停止试行。8 月 6 日，国民政府决定，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脱离北平大学，正式恢复国立北京大学名称。8 月 8 日，北大学生会致电教育部，请颁令任蔡元培校长，并函陈大齐暂行继续维持校务。8 月 23 日，北大全体教职员工致电蔡元培先生: 北大幸得恢复，校长一席非先生莫属，务乞北返主持，以慰众望。并推举王烈、刘复两位先生赴沪敦请。王烈、刘复及学生会代表随即赴沪敬劝蔡元培先生返校。蔡先生表示: “深感诸先生维护北大，爱重鄙人之盛情。”9 月 16 日，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在蔡未到任以前，以陈大齐代理。

1929 年 10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 ( 共 13 人) ，校舍委员会委员长，财务、聘任、庶务、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1930 年 9 月，北京大学取消原来的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方针大政。1931 年9 月至1937 年9 月，王烈都是校务会议会员。1931 年 7 月至 1933 年 12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秘书长。此外，1931 ～ 1937 年还任图书、仪器委员会委员，1931 ～1933 年任财务委员会委员，1932 ～1933 年任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王烈在上述职务岗位上，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力量。

在 《国立北京大学同学录》( 1930) 中，王烈书写了前言，对同学们提出希望。他写道: “在我国这种风雨飘摇的教育状况之下，诸君居然完成了大学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忆这六年中，我校经过了多少困难，才得到今日这样的地位。现在诸君毕业了。我一方面很荣幸地来庆贺你们; 一方面还希望诸君在学业上，本着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继续研究，在服务上，本着我校饱受困苦的经验，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继续为社会为国家奋斗，发扬北大的光荣于全国。诸君前途无量，愿各好自为之。”

王烈曾几次请辞秘书长职务。1931 年 12 月 18 日，王烈致函蒋梦麟校长，写道: “烈素耽教学，不习庶事，前承畀以秘书长重任，屡次请辞，迄未获许，荏苒数月，贻误实多。近以同学赴京示威，承校务会议推举，南下照料，舟车劳顿，旧症复发，实难再膺繁剧，务恳辞去秘书长职务，俾资休养，无任感荷。”12 月 24 日，校务会议议决: 在蒋校长未回校以前，仍请王秘书长照常继续职务。王烈顾全大局，继续履行职务，直至 1933年 12 月 6 日新任秘书长到任。

六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7 月 29 日北平失守，7 月 30 日日军占领天津。北平、天津沦陷后，国民政府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初又迁往云南昆明，4 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王烈一生热心教育工作，无论在军阀混战时期，或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都坚持教育岗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平后，年逾半百的王烈，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不顾体衰，离别家庭，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先至长沙，后到昆明，继续为培养地质青年而努力。这种崇高的民族气节，感动了不少滞留在沦陷区的教育界知识分子，他们以王烈等人的爱国情怀为榜样，相继走向大后方。

王烈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一直讲授矿物学、光性矿物学，也教过岩石学和测量学。他是我国最老一辈的矿物、地质学家之一，在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中也是年纪最长的一位。学生们对他上课时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时不看讲稿，常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许多数字都能背到小数点后第三四位。他作风严谨，往往讲完一个段落，就摸出怀表来看看，下课铃声响起，他的讲课也就告一段落了。当学生们拿着矿物、岩石标本问他时，他便拿起放大镜，或用简单的测试方法测试标本，很快就解答清楚了学生的问题。他指导学生鉴定岩石薄片时，在偏光镜下转几下，就能准确定出矿物名称。大家公认他是矿物学、岩石学方面实践经验相当丰富的老权威。在西南联大期间，他还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他曾应邀为全系师生作 “中国地质教育史”的报告。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 年夏，北京大学复员北平。王烈不辞远途劳累，首先由昆明回到北平，筹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复员工作，他虽年近花甲，但仍精神饱满地为复员工作的大小事务操劳。1946 年 10 月开学后，他仍担任普通地质学和普通矿物学的教学工作。1948 年秋，国民政府实行所谓 “币制改革”，王烈因此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1950 年以后，先生年老多病，不堪教书之劳，退休在家，但仍然关心教育工作。先生平时忙于教学和行政工作，著述不多，退休后体病力衰，但病情稍愈、精神好转时，即潜心从事矿物学、岩石学书籍的译著工作，为地质科学事业发挥余热，几年中完成数卷。惜这是病中所作，精神不够贯注，出版问世尚需加工，但书未完成，先生即仙逝了。

王烈晚年所患疾病主要在神经系统方面，时轻时重。1956 年底病情转剧，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于 1957 年 2 月 2 日与世长辞，终年 70 岁。

先生故后，移灵于东城贤良寺。1957 年 2 月 10 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何杰教授 ( 王烈的老友，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第一任系主任) 主持了王烈的公祭大会，王烈的同事、学生和亲友参加了公祭大会，正在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学会理事和会员也参加了公祭大会。王烈先生的遗体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王烈教授在地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了 40 几个春秋，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工作了 30 多年，为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地质科学人才。他为我国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他执著的工作精神，永远值得北大和地质学界的晚辈们学习和弘扬。

参 考 文 献

［1］ 高振西 . 王烈 ( 霖之) 先生小传 . 地质论评，1957，17 ( 2) : 204 ～206

［2］ 潘云唐 . 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王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 理学编地学卷 2.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 ～ 5

［3］ 于洸，王烈 . 中国地质 1992 ( 7) “地学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主办 .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2，33

［4］ 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 1912 ～193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纪事 ( 1898 ～199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二版

Ⅱ 北大教授十二句名言

1
北大老师送给学生的10句话
第一句话：

结交两个朋友：一个是运动场，一个是图书馆。到运动场锻炼身体，强健体魄；到图书馆博览群书不断地“充电”、“放电”、“蓄电”。 第二句话：

培养两种“功夫”：一种是本分，一种是本事。做人需本分，做事靠本事。“两本”起家靠得住。 第三句话：
乐于吃“两样东西”：一个是吃亏，一个是吃苦。做人不怕吃亏，做事不怕吃苦。吃亏是福，吃苦也是福。 第四句话：
具备“两种力量”：一种是思想的力量，一种是利剑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往往战胜利剑的力量。这是拿破仑的名言。一个人的思想走多远，它就有可能走多远。当然，利剑即能力也很重要。 第五句话：
追求两个一致：一个是兴趣与事业一致，一个是爱情与婚姻一致。兴趣与事业一致，就能使你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得以发挥；恩格斯说，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也不会是牢固的婚姻。 第六句话：
插上两个“翅膀”：一个叫理想，一个叫毅力。如果一个人有了这两个“翅膀”，他就能飞得高，飞得远。 第七句话：
构建两个“支柱”：一个是科学，一个是人文。这是大科学家钱学森反复强调的。一个大写的“人”，必须有科学和人文这两个支柱来支撑。 第八句话：
配备俩个“保健医生”：一个叫运动，一个是乐观。运动使你身体健康，乐观使你心理健康。 第九句话：
记住两个“秘诀”：一个是健康的秘诀在早上，一个是成功的秘诀在晚上。黎明即起，锻炼身体，强健体魄，争取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必要时晚上还要加班加点，用来读书、思考、写作。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人的差异产生于业余时间。业余时间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 第十句话：
追求两个“极致”：一个是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极致，一个
是把自己的健康寿命延长到极致。

Ⅲ 北京大学刑法学哪几位教授最牛

虽然不太了解哪位教授最牛，但建议你可以到北大的网页，查询师资介绍，先找到刑法学的老师有哪些，然后到网络查询姓名，看看他们的情况对比一下，应该就会得出一些结论的

Ⅳ 罗新的北京大学教授

罗新，男，1963年生，现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9年－199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92年－19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阳地区中学（今襄樊市四中）读高中；
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读本科，获学士学位；
1985-1986年，在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科技大学）任教；
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
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1995年-- 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原学》，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2月。
2 《北大馆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辨伪》，《文献》，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
3 《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原学》，第五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7月。
4 《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
5 《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
6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乐浪王氏》，《韩国学论文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9月。
7 《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原学》，第六辑，1998年5月。
8 《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
9 《陈敏“七弟顽冗”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
10 《关注高耸天外的昆仑山——评新译〈西域考古图记〉》（书评），《光明日报》，1999年5月21日。
11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与王素、宋少华合写）
12 《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新进展》，《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13 《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
14 《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5 《元散曲所见祆教资料》，《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 《跋北齐可朱浑孝裕墓志》，《北大史学》第8辑，北大出版社，2001年。
17 《走马楼吴简中建安纪年简问题》，《文物》2002年第10期。
18 《踏访东巡碑》，《文史知识》，2002年第6期。
19 《五回道》，《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
20 《仇池行》，《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
21 《北朝墓志丛札（一）》，《北大史学》第9辑，北大出版社，2003年。
22 《说〈文馆词林〉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3 《话说飞狐道》，《文史知识》，2004年第4期。
24 《监池司马简及相关问题》，《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
25 《吴简所见之督邮制度》；《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
26 《新见北齐丰洛墓志考释》，《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
27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8 《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9 《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30 《走访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
31 《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
32 《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33 《回鹘牙帐城掠影》，《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
34 《应重视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国民族报》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北大史学》第11辑，2005年8月。
36 《契丹古城青草长》，《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
37 《跋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
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时间》，《文史》2005年第4期。
39 《吴简中的“作部工师”问题》，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12月。
40 《北齐韩长鸾之家世》，《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1 《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2 《闲说吕无党》，《书城》2006年第1期。
43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44 《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45 《也说吴平斛》，《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年9月。
46 《另一个敕勒川》，《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2006）。
47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8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第12期。
49 《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2007年1月），50-73页。
50 《柔然官制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73-97页。
5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魏元则、元宥墓志疏解》，《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页。
52 《雪中的游思》，《历史学家茶座》第7辑（2007年第1期），88-94页。
53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页。
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吴简研讨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长沙呉简研究会（编）《长沙呉简研究报告》第3集，东京：2007年，103-108页。
55 《试论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页。
56 《跋前秦梁阿广墓志》，《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杀人石猜想》，《中华文化画报》2008年第1期，第120-127页。
58 《新出墓志与现代学术伦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
59 《横笛莫吹行路难》，《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2日。
60 《斯德本与中国艺术史》，《书城》2008年第4期。
61 《论阙特勤之“阙”》，《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92-202页。
62 《横绝大漠心飞扬》，《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页。
63 《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
64 《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评介》，《北大史学》，第13辑。
65 《跋北魏辛凤麟妻胡显明、辛祥及妻李庆容墓志》，《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
66 《“真吏”新解》，《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121-131页。
67 《从民族的起源研究转向族群的认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页。
68 《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内亚渊源》，《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性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年。
69 《王化与山险》，《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0 《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
71 《为你跋山涉海》，《书城》2009年第10期。
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发愿文》，《文史》2009年第4期。
73 《北魏申洪之墓志补释》，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
74 《北魏道武帝的鲜卑语本名》，《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页。
75 《2010年9月访乌兹别克斯坦散记》，《传承》2010年第3期（总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页。
76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大观》2011年第1卷（总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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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说北魏孝文帝之赐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页。
81.《北魏太武帝东巡碑的新发现》（与李泉汇合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页。
82.《一曲风高奏古宫——读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2日第9版。
83.《蒙古国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志》，载台湾政治大学编《中原与域外》，2011年。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3月。（与叶炜合著）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杀人石猜想》，中华书局，2010年5月。
《历史的高原游牧》，中华书局，2011年1月。 《吴简研究》第三辑（罗新、宋少华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6月。
《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与王素合作）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与王素合作） 铃木宏节《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期。
主持选、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我年轻时，某个赶写博士论文的冬夜，在FM97.4里听了朱哲琴的《黄孩子》，那种空旷萧索的孤独感和无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写不下去却不得不写的绝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许多蓝色目光。……在黄人的家庭里，有许多黑色目光。”歌词把白人蓝眼与黄人黑眼相比对，倾诉东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和唱歌时的朱哲琴一样，我听歌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是“黄种人”。那首唱遍中国的《龙的传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我们被教育去认知并认同自己的黄种人属性，被教育承认自己的皮肤是黄色的，尽管肉眼看我们的皮肤一点也不黄，除非是生了某种特殊的病。
这许多年间，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记《九阴真经》那样，我们逐渐把一团又一团的教育浆糊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种族思维逻辑下的众多概念已经不再流行了，我们知道了人种分类是伪科学，也明白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其实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已。在西方学术著作与公众媒体上已很难找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这样对东亚的标签了。不幸的是，这些标签及其代表的种族思维在两百多年来种族思维的受害地区如中国，却还远远没有成为陈迹。即使在中国近年所出的考古报告中，我们依然很容易读到骨骼分析的专章，其中常常有人种方面的数据与推测，特别是边疆古代人骨的种族分析，诸如有多少属于欧罗巴人种，有多少属于蒙古人种，等等。等而下之的，还有对古代族群骨骼的细致分类，全然不顾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其实是政治单元而不是血缘集合。毫无疑问，对于种族思维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们常识教育中的空白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种族思维的上佳教材，这就是奇迈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书着力于再现西方社会对东亚人群进行描述和理解的观念史变迁，考察了“黄种人”观念的起源，人种分类理论中“黄色蒙古人种”在西方科学界的定型，以及这一学说如何传播至东方并为东方社会广泛接受的知识过程，是一部有关种族思维有趣却沉重的社会文化史。
不难理解的是，“黄色人种”的本意是指皮肤为黄色的人种。可是，奇迈可此书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却是，把东亚人的肤色归类为黄色，并非经验观察的结果，而完全是一种近代科学的新发明。十八世纪中期之前的各类西人旅行报告中，对东亚人（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肤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榄色等，绝少认为东亚人在肤色上与欧洲人迥然有别。包括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在内的观察者注意到，东亚不同地区的人群体质特征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比如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来肤色要暗一些，但这种差别与欧洲各国间的差异一样，只是深浅之别。这才是经验观察的记录。那时常常被西方观察者归类为“黄皮肤”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纪被纳入“白人”范围的印度人。
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还带着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与情感。笼统地说（当然只是就奇迈可所要论述的方向而言），西方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旅行者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奇迈可调查了这种转变，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观察者称东亚人的肤色近似白色但并不是白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棕色、橄榄色、灰白色、铅色，等等，总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过，几乎还没有人以单纯的黄来描述东亚人的肤色，因为黄色的确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东亚用肉眼凭经验观察到的肤色。白色被欧洲人垄断之后，如何描述东亚人，似乎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广的范围内，难以达成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等欧洲中心主义继续成长，超越经验观察，由近代动植物分类学、人类学和进化论主导，才最终实现了东亚人肤色由白向黄的历史性跳跃。
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人种分类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中的种族思维取代了古典的经验描述，自然体系中的人类在科学上得以分门别类。人种分类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学者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体系》中把人类分为四种，其中欧罗巴白种人、美洲印第安红种人和非洲黑种人都是那时已广为西方社会所熟悉的说法，只有亚洲人的肤色他用了一个并不明确的拉丁词fuscus，通常可以理解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译本中，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gelblich“微黄”。奇迈可认为，这是亚洲人种的肤色从各种可选择的颜色最终走向“黄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迈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该书第十版时，把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s，而这个词可以译为黄、淡黄、蜡黄、苍白、死一般的颜色，等等。奇迈可强调，林奈并非简单地要在白与黑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过渡色，他其实是在找一个暗示病态和不健康的词来指称亚洲人，因为林奈说过，植物呈现luris颜色就意味着悲伤和可疑。
十八世纪后期，所谓的科学种族论（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发展来自于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这位号称体质人类学之父的德国科学家不满意林奈等人以大洲为单位和以肤色为标准区分人种的做法，转而采用体质特征特别是头骨形态分析的方法把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分别命名为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他发明的人种名称中，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这两个词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种族思维正在被抛弃的今天，它们仍顽强地频频出现在各种科学与通俗文字里。尽管布鲁门巴哈认为肤色的分类不精确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专注于头骨分析，但他还是把流行的肤色分类与他的头骨分类相结合，从而出现了白色高加索人种、黑色埃塞俄比亚人种、红色美洲人种、黑褐色马来人种和黄色蒙古人种的五大人种分类法。在奇迈可看来，正是由于蒙古名称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与该人种相联系的黄色也就稳定下来，一枝独秀，成为所有各备选颜色中最终的胜出者。从此，东亚人种就具有了蒙古体质与黄色皮肤的双重标签。
1795年是科学种族论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布鲁门巴哈创造了“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等全新概念。之后的数十年间，尽管仍有人对如何更好地描述东方人的肤色存有争议，东亚人的“蒙古人种”属性则已普遍视为定论。布鲁门巴哈为什么采用蒙古来命名东亚人种呢？奇迈可分析，这并不是一个随意的、方便的选择，也不是因为蒙古人头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据说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种人的理由），而是因为蒙古人是历史上最令西方惊恐的东方人，这个名称足以唤起西方对于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历史记忆。布鲁门巴哈反复提示蒙古与鞑靼的区别，他把鞑靼之名给予突厥人，认为包括鞑靼在内的中亚以及中东、南亚和北非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属于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则专指东亚人。
布鲁门巴哈创立的体质人类学立即把人种研究当作该学科的全部内容，迅速把科学种族论推向极致。处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红种人、黑褐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如同处在黑夜与白天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完美与恶贱之间的过渡。人种之间的体质差异，不仅仅是生理性差异，还反映了道德与智力的差异。解剖学所证实的高加索人种较大的脑容量决定了白种人的智力优越于其他人种，而且浅肤色和高眉骨也与他们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关系；蒙古人种特有的浅黄肤色和内眦赘皮，与他们生性中的狡黠阴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关性；而埃塞俄比亚人种的深肤色、低眉骨与厚嘴唇，则表明他们仍然接近于猿类。既然人的道德与智力差异取决于生理差异，那么，不仅人种之间，而且各人种的亚种之间的差异，也会指向血统的优劣之别，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优越得多，而对白人纯洁性和高贵性威胁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这就进一步推动科学种族论走上更荒谬、也更邪恶的不归路。
奇迈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肤色上，特别是所谓蒙古人种的肤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体质人类学家以科学研究的严谨和细致，百折不挠地投身于测定肤色的科学事业，他们设计各种方法，发明各种仪器，积累和分析有色人种特别是蒙古人种的肤色属性的详实数据。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种的黄皮肤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肉眼难以看到，那是因为黄色隐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学测量、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才能还原黄色的真相。依据进化论理论，在人类进化的两极之间，即完美阶段高加索人与原始阶段非洲黑人之间，黄皮肤的蒙古人种代表了进化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虽然有过较高级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时候却停滞僵化，以致远远落后于西方。有些东亚人看上去不仅不黄，而且似乎比许多欧洲人更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为东亚历史上有过欧洲血统的混入。
奇迈可专辟一章讲种族思维在医学中的发展，围绕三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来说明十九世纪科学种族论的深刻影响。第一个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种分类的生理学描述，蒙古人种眼睛细长且小，有明显内眦赘皮（又称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盖下眼皮。医生发现部分欧洲人儿童期也会出现眼内眦赘皮，在进化论的视野下，这种现象恰恰成为白种人进化程度高于黄种人的证据。第二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这种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种良性的先天胎记，普遍出现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肤色素较深、欧洲人皮肤色素较浅，均不易察觉，故于东亚人群中最为常见，最初被认为仅见于东亚，因而被西方医学界命名为“蒙古斑”。一种科学解释把这种胎记看成人类进化中脱落了的尾巴的遗痕，而这种遗痕不见于白人，同样说明白人的进化程度是最高的。对于部分欧洲婴儿中也存在的这类胎记，有些学者解释与中世纪蒙古人的入侵有关，这种解释又被用来佐证人类混种的危害。第三个就是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医生John L. Down发现并命名的“蒙古人病”。这种现已改以发现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综合征”，是染色体变异造成的遗传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欧洲人中发现，因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脸部较宽，眼睛小而上挑，与人们理解中的蒙古人种的面部特征颇为相似，发现者遂称之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么会呈现蒙古人的面容特征呢？符合进化论的解释是，智障疾病就是人类进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种衰退的结果，就是回到较低级的蒙古人种阶段，所以会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这个荒诞的病理理论，如果蒙古人种也发生智障衰退，患者就应该呈现黑人的面部特征。后来在白人以外、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人群中都发现了这类病患，旧的病理解释也早已抛弃，这个有着强烈病态特征的“蒙古病”名称却被医学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
正如有些医学机构所批评的，至迟从科学种族论兴起以来，以种族为根据的病理分析已经成为某种本能反应，把种族、族群这类假定以血缘依据划分边界的社会单元，与某些病患的发生机理和流行范围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直到目前还颇有市场，尽管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医学杂志已开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种族作为解释变量。我们举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关于脚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种族或族群解释。脚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国有许多种解释，其中很多都从种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说这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也有人解释这是汉族的特征，还有人认为这是满族的特征。最浪漫的解释把这种疾病现象与明代洪洞县的移民传说联系在一起，说具此特征者都是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的后裔。这种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仅仅与营养缺陷或身体脱水有关，从种族角度寻求病理解释只能是缘木求鱼。
每个文化体、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种族思维传统，但只有西方的科学种族论带有科学的光环，并作为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非西方世界。奇迈可考察了黄色蒙古人种观念在中国和日本被接受的过程，发现中国人接受此一观念更加主动，因为黄色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意义（表色情涵义的“黄色”一词是后来从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转化而来的），诸如黄帝、黄河等专名的传统以及黄色的尊贵地位等因素，使中国人接受黄色人种归类并无困难，需要剔除的仅仅是西方人附加于白色与黄色的种种价值褒贬。而日本传统中黄色并无这种积极用例，因此接受过程较为曲折。奇迈可还发现，中国人最早接受这一观念并积极推广鼓吹的，是那些有机会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而对于日本的崛起，中国反西方的社会行动如义和团，西方的反应之一就是“黄祸论（yellow peril）”的出现。黄祸论虽然是针对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但历史依据却是十三世纪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顾历史上中国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点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种与黄色人种这两个标签结合起来，才可能推动“黄祸论”的流行。
从1972年Richard Lewontin发表那篇人类基因多样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来，以“种族（race）”这一类的标签把人类划分为不同集团与亚集团的传统分类法，开始越来越失去其生物学的依据。研究者相信，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比较而言，地域与族群间的差异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最近有关基因与种族、基因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状，是人类在约十万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后，晚至五六万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类基因在个体之间、集团之间历经长久的反复交换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网状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谓种族，则是更晚的“社会-文化建构”（socio-cultural construct）。这种“社会-文化建构”的本质，则是政治性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认识在中国社会还远远不是常识，即使在知识分子中，即使在研究历史、民族和族群问题的学者中。事实上，我们经常听到的是《龙的传人》那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认同。正如歌里反复唱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明明身在东亚的写歌人和唱歌人，却用“遥远”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脚下的土地，说明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种族观念，也主动以西方为中心点来测量和描述东亚。只是，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与词语，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却基本销声匿迹了。这不仅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主要是出于“知识正确”，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抛弃种族思维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奇迈可这本《变成黄种人》对中国知识界具有很高的科普价值。只有深入了解种族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知道种族观念、人种分类知识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

Ⅳ 北京大学都 有哪些著名的教授

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 著名经济学家刘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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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北大教授孔庆东是教授还是野兽

据了解，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吴晓平在《听我韶韶》栏目中，就涉及孔庆东的一起事件进行了评论。孔庆东指控吴晓平侵权的语言为两处，一是“他今天之所以在全国有一些名气，完全是靠骂人骂出来的”，二是“所以老吴今天第一个耳朵想挂什么呢？教授还是野兽，到底是教授还是野兽？”

孔庆东认为，该评论未经调查，且其中使用了侮辱性言语对其进行了贬损和攻击，因此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吴晓平及南京广播电视台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经济损失20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听我韶韶》是一档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新闻评论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是大众表达意见、交流思想以及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途径，这种独特价值决定了对于新闻评论应适度宽容，慎重认定侵权。

针对孔庆东的起诉，法院认为，吴晓平的评论依据的报道和案件所涉情况是真实的，评论的语句是有针对性的、有诚意的，并无相关证据证明吴晓平存在借机损害孔庆东名誉、进行人格侮辱的恶意。对于新闻评论而言，如果依据的事实是真实的，主观上不具有侮辱他人人格的恶意，即使在个别范畴内出现言辞激烈甚至稍有过激的语句，仍应予以理解与宽容，视为在正常的评论范畴之内。

法院认为，孔庆东系北京大学教授，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近年来因骂人事件亦引发不少争议，甚至形成了公众关心的公共事件，应属社会公众人物之列。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应允许相关公众对公众人物的行为提出合理的质疑、指责甚至刺耳的批评，不能简单地认为仅是质疑和批评本身就构成侵犯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孔庆东作为公众人物，较社会一般人在承受社会舆论方面有较高容忍义务，不能因新闻评论时的个别用语本身存在一定的贬义，就认定构成侮辱。

综上，法院认定吴晓平的相关评论内容尚未达到侮辱的严重程度，不构成侵犯名誉权，驳回了孔庆东的全部诉讼请求。

Ⅶ 北大教授是什么级别

北大教授抄属于教师袭，没有级别，如果同时担任学校领导职务才有级别，北大属于副部级学校，北大校长属于副部级级别。

学校行政级别，是指按行政级别划分的学校行政等级级别的体制。因为学校行政级别的不同，学校管理层与各级别教师的行政级别亦不同，尤在高校中体现甚烈。学校行政级别这一体制已经不再适合中国高校教育。

Ⅷ 北大历史著名教授有哪些

钱穆。

Ⅸ 病句修改 就任于北京大学部教授，有没有错

“就任于 北大医学部体育教授”却是个病 句。 “就任”是动词，意思是“担任 (某一职务)，，，其中的“就”是专“到、 开始从事”的意思。“就任”后面可
以直接跟职务，如“就任总统”“就 任主席”“就任特使”“就任校长” 等。“就任教授”也可以，但不能说 “就任于教授”，因为“就任于”后面 不能跟职务。
“于”是介词，后面常常跟表示 时间、处所的名词。如“生于北属京”} “摄于2000甲等。“就任于’，后面} 跟的总是提供某一职务的机构·如}
“就任于北京大学”“就任于某研究} 所”“就任于某环保公司”等。如果} 要在机构后加具体职务就不能用} “就任于”而应该用“就任”，如“就{
任北大校长”“就任某研究所所长”{ “就任某环保公司经理”等。{ 因此，“就任于北大医学部体{ 育教授”应改为“就任北大医学部{ 体育教授”或“就任刊北大医学部。

Ⅹ 北大的哲学系教授有哪些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 主任: 王东
黄楠森 资深教授 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王东 教授 领域: 列宁哲学思想、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理论
丰子义 教授 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理论
聂锦芳 教授 领域: 马克思文献学、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
仰海峰 教授 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研究
曾志 副教授 领域: 辩证唯物主义
席大民 副教授 领域: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杨学功 副教授 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存在论（ontology）；全球化
徐春 副教授 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理论、人学、环境哲学
中国哲学教研室 主任: 张学智
汤一介 资深教授 领域: 中国哲学
胡军 教授 领域: 中国现代哲学、知识论，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国现代知识论史
张学智 教授 领域: 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近现代哲学
王中江 教授 领域: 先秦哲学 道家哲学 儒家哲学 近现代哲学
王博 教授 领域: 中国哲学史、道家、早期经学
彭国翔 教授 领域: 宋明理学；当代儒学；中国哲学、思想史和中西哲学与宗教的比较
杨立华 教授 领域: 中国哲学史、儒学、道家与道教
外国哲学教研室 主任: 韩水法
靳希平 教授 领域: 西方哲学、现象学、古希腊哲学
赵敦华 教授 领域: 西方哲学、基督教哲学、中西比较哲学
张祥龙 教授 领域: 东西方哲学比较，西方现代哲学（现象学，海德格尔，解释学，维特根斯坦等）,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东西方宗教哲学
尚新建 教授 领域: 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
叶闯 教授 领域: 语言哲学、知识论、科学哲学
韩水法 教授 领域: 德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政治哲学
韩林合 教授 领域: 西方哲学（分析哲学，维特根斯坦哲学），老庄哲学；形而上学，心灵哲学，语言哲学
李超杰 副教授 领域: 现代西方哲学 德国哲学 解释学
吴增定 副教授 领域: 近代政治思想，德国哲学
先刚 副教授 领域: 德国古典哲学、古希腊哲学、西方哲学史
刘哲 副教授 领域: 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和法国现象学，心灵哲学和主体性理论
吴天岳 副教授 领域: 中世纪哲学，希腊哲学
逻辑学教研室 主任: 周北海
刘壮虎 教授 领域: 符号逻辑
周北海 教授 领域: 符号逻辑
陈波 教授 领域: 逻辑哲学、逻辑史、分析哲学
叶峰 教授 领域: 数学哲学，逻辑，心灵哲学，语言哲学
邢滔滔 副教授 领域: 逻辑学、数学哲学
王彦晶 讲师 领域: 模态逻辑 动态认知逻辑 认知协议
伦理学教研室 主任: 徐向东
王海明 教授 领域: 伦理学与国家论
何怀宏 教授 领域: 伦理学原理、应用伦理学、中西伦理思想史
陈少峰 教授 领域: 中国伦理学史、应用伦理学
徐向东 教授 领域: 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知识论，早期现代哲学，形而上学
李猛 副教授 领域: 伦理学，政治哲学， 西方近代哲学，古希腊哲学
美学教研室 主任: 章启群
叶朗 资深教授 领域: 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
朱良志 教授 领域: 中国美学、中国艺术
章启群 教授 领域: 西方美学史，解释学，魏晋思想和艺术
王锦民 副教授 领域: 中国美学史
宁晓萌 讲师 领域: 西方美学史，梅洛庞蒂，现象学
佛教与道教教研室 主任: 姚卫群
姚卫群 教授 领域: 佛教、东方哲学
王宗昱 教授 领域: 道教、中国民间宗教
李四龙 教授 领域: 中国佛教史；佛教哲学
周学农 副教授 领域: 中国佛教史、近现代佛教
王颂 副教授 领域: 佛教
程乐松 副教授 领域: 魏晋道教史、道教经典、宗教学研究方法
基督教与宗教学原理教研室 主任: 张志刚
张志刚 教授 领域:
徐凤林 教授 领域: 东正教、俄罗斯哲学
孙尚扬 教授 领域: 中国基督教史，宗教社会学
徐龙飞 副教授 领域: 基督教史，中世纪神学和哲学
沙宗平 副教授 领域: 伊斯兰教、阿拉伯哲学
吴飞 副教授 领域: 基督教哲学 宗教人类学
吴玉萍 讲师 领域: 基督教史、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 主任: 吴国盛
吴国盛 教授 领域: 自然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
周程 教授 领域: 科学社会史、科学技术与社会、科技政策与管理
刘华杰 教授 领域: 博物学史，科学哲学、科学传播学
冀建中 研究员 领域: 数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与宗教
任元彪 副教授 领域: 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
孙永平 副教授 领域: 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西方哲学
王骏 副教授 领域: 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与公共政策
苏贤贵 副教授 领域: 科学社会学，科学与宗教，环境伦理学
朱效民 副教授 领域: 科技政策与科学传播
外国哲学研究所 主任: 尚新建
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 主任: 吴国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