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谈中美关系
Ⅰ 疫情期间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同时带来了挑战。对于这一话题，着墨最多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他借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研究提出过这么一个结论，说当年雅典城邦崛起引起了斯巴达城邦的恐惧，结果是战争。他通过16个案例论证，认为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存有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其中12次爆发了，导致了战争。他本人反复强调，他这样论述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中美双方努力避免军事冲突，但他说出版社采用标题党的方法起了书名叫《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张教授曾当面和艾利森交流过，张教授说这16个案例中所涉及的国家几乎都是笃信西方政治文化中非此即彼、零和游戏的国家，这种情况拿来比喻中国这样一个相信合作共赢、不相信零和游戏的国家没有说服力，但艾利森还是坚持说多数美国人现在还很难接受张教授的解释。张教授一直认为，对美国也好、对西方也好，该讲的道理一定要讲，而且要讲得直白、讲得清楚。中国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感的文明型国家，只要比较中西方历史的发展，就可以发现两者有一个重大的差别。
历史上的欧洲，它的大国都是军事帝国，武力征服其他国家是他们信仰的一部分。欧洲的崛起一直伴随着殖民战争和其他战争，只是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才开始痛定思痛，走上了和平整合的道路，但是即使这样，它还没有放弃对外使用武力手段欺负弱小国家。中国没有西方这种军国主义的传统，郑和15世纪上半叶下西洋的时候，他主力舰的排水量百倍于80来年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圣玛利亚号，但中国没有对其他国家殖民。
这种崇尚和平的传统和基因一以贯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1890年前后，美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他就发动了美西战争，占领了菲律宾和古巴等西班牙的殖民地。相比之下，中国在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以中国今天的军事实力，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收复所有被邻国占领的南海岛礁，但中国没有这样做，而是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分歧。作为一个崇尚和为贵的文明，中国人是从自己近代史上遭受一次又一次的西方入侵，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会任人宰割，所以才开始了追求民族复兴和强大国防的目标，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中国人对自己的国防能力很有信心，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中国保持着强大的止战能力，保持对美国说No的权利。张教授一直说，美国人是最承认实力的，我们该展示实力的时候一定要展示实力。美国英语中有一个惯用表述方法，很能反映美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If I can’t beat them，join them.”如果我无法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
这次中国和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两个国家综合实力和治理能力的同台竞争。中国是遭遇战，仓促应战后很快稳定下来，一手烂牌打出一手好牌。相比之下，美国以逸待劳错失良机，打得荒腔走板，一跃成为全球疫情的震中。截止4月9日9点半左右，美国累计确诊人数是430376例，死亡人数高达14739例，死亡人数是中国的4倍多，全面领先世界。特朗普总统是这样说的，如果最终能够把死亡人数控制在10万内，就说明我们干得不错，真让人毛骨悚然。
Ⅱ 如何看待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 大学生视角
随着中美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之间存在的老问题、新矛盾也日益凸显。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应被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而应被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这首先体现在行为主体是新的，即中国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传统崛起国，而美国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守成国。中国不寻求挑战当前国际秩序，而是成为国际体系建设与完善的参与者与贡献者；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而是创造更具包容性、开放性，更有代表性、合法性，更富公正性、权威性的国际体系。 其次体现在当前国际新形势上。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之间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依赖关系。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美贸易额创历史新高，达到近5000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时也是中国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中美之间深层次、多领域交流明显强化；国际安全面临着复杂的多样性挑战，这使得中美两国既无法独自应对，也不能独善其身。因此，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因为紧密的共同利益而捆绑在一起，而且因为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而结合在一起。 正因为中美两国树立了利益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才具备了基础条件。
Ⅲ 钟扬教授谈“美国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如何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
本次活动的主题为解读中国：美国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如何 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系钟扬教授担任特邀主讲，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小劲教授担任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董礼胜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袁 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庆四副教授、成晓河博士、崔守军博士、谈火生博士、陈伟博士、唐海华博士、孙龙博士等研究者，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和其他多个学院的教师和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共50多人参加了此次沙龙活动。
钟扬教授是美国田纳西大学的政治学系教授，并兼任亚洲研究研究负责人、学校国际交流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亚洲政治、比较政府、政治发展和中美关系的研究和教学，曾两次担任美国中国政治学会的会长。钟扬教授曾多次来我校讲学和交流，他在担任美国中国政治学会的会长期间，推动美国中国政治学会和大陆学术机构的合作，连续主办了多次重要的国际研讨会，促进了大陆学界对于国际政治学学术发展动态的理解和认识，提升了中外政治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钟扬教 授演讲的资料来源于他在2006年完成的一项调研。这项研究以美国设有政治学博士学位项目的所有大学为样本框，共向其中的300多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发送 了电子和纸质问卷，成功回收了130多份有效问卷。回答问卷的被调查者中，199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的大约占33％，2000年后获得博士学位的大约占27％，两项合计占60%。这说明被调查者中，中青年一代学者占据多数。有60％以上的被调查者曾在大陆或者台湾、香港等居住六个月以上，因而大多对中国有比较切身的了解。钟扬教授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曾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了美国学者对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看法，从一定意义上说，2006年完成的这项研究，是1990代同类研究项目的追踪式延续。
钟扬教授的报告即基于对上述调查数据的初步分析而加以展开。具体而言，钟教 授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覆盖了中美关系、中国政治、台湾和香港问题三大部分。依据调查，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总体状况谨慎乐观，选择 very good的只占2.29%，选择good和fair的分别占38.17%和54.20%。而对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认为会变好的占10%，认为 不会变化的大约占34％，认为会变坏的占27％，有29％表示说不清楚。总体而言，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则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维持现 状占相对多数。
关于布什的中国政策，有60%的美国学做出了比较正面的评价。而对中美关系中议题重要性的排序设问，美国的中国研究者普遍将亚洲区域稳定、中美经贸关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民主化、人权问题居于比较次要的位置。
关 于台湾问题，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台湾应更多地为当前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承担责任，而大约有34%的被调查者认为，大陆应该承 担更多责任。关于台湾问题的未来，有40%的被调查者认为，在未来30年之内可能维持现状，约29%的学者认为在30年之内可能和平统一。当问及如果台 湾受到大陆军事攻击之时，美国是否会卷入冲突之时，近80%的被调查者选择May Be，这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境。
关 于中国崛起这一问题，被调查者之中，认为中国不会崛起的仅仅占10％，认为中国会和平崛起的占24％，认为可能会以进攻性、军事性的方式崛起的占11％， 选择很难说的比例最高，占55％。这说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的认知尚不够深入。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超过90%的被调查者持积极 评价的态度。关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有约36%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成功或者成功，有约48%的被调查者认为一般，认为不成功或者很 不成功的大约只占14.5%。关于台湾过去20年的民主经验，有10%的被调查者认为完全成功，超过70%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较成功，认为一半 成功一半失败的占16%。认为完全不成功的只占非常小的比例。
钟扬教授在近一个小时的演讲中，对其研究过程和主要结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考虑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的决策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他们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于塑造美国公众的中国观或者中国认知，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钟扬教授的调查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这点获得了与会老师和同学的广泛认同。
在自由讨论阶段，方法论问题是与会教师和同学关注的一个重点。张小劲教授和董礼胜教授特别关注被调查者的代表性问题，而成晓河博士则特别关注美国的中国研究者的代际转换及其研究转向问题，孙龙博士特别关注邮寄问卷的回收率问题。张小劲教授和孙龙博士还就该数据的进一步的相关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议。钟扬教授就教师和同学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与会学者还围绕中国对外关系发展中的软实力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随着本次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之中结束，政治学双周学术沙龙以比较高的学术水准和良好的组织工作，圆满地结束了本学期的讲座和讨论。
Ⅳ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释放何种信号
“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非常重要。”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表示，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是落实两国元首通话共识的重要举措。虽然对话开始时因为美方不符合外交礼仪的做法而出现了一些插曲，但总体上看，这次战略对话的交流是理性的、顺畅的，达到了沟通的效果。对话总比对抗好，这样的对话本身就能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指出，中美关系因美国上届政府的错误做法遭遇严重困难，双方有许多问题需要沟通。此次对话及时，内容丰富，时间也很充分。通过对话，双方增进了相互理解，确认了可以合作的领域，例如双方将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双方都表示希望继续这种高层战略沟通，这也是一个积极信号。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栋表示，这次对话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美之间首次举行的面对面战略对话。双方在对话中阐述了各自立场，有交流，也有交锋，特别是中方通过阐述严正立场，打掉了美国一开始的傲慢。双方通过对话加深了了解，对话具有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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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明原则立场 减少战略误判
在此次对话中，中方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方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决反对别国对中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中方敦促美方消除上届政府对华错误政策影响，同时避免制造新的问题。
阮宗泽表示，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深受美国干涉行径的危害，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方在对话中坚定地表达了在有关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特别是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相当于为中美关系划出了红线，有助于减少战略误判。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表示，对于中美这样两个存在一定分歧同时又必须合作的大国而言，这样的对话十分必要。中美双方对话的前提是需要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态度。美方在此次对话开场白中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理攻击指责，中方针锋相对作出严正回应，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有助于把对话带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