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丁汉大学历史学教授华人

A. 司佳是什么病去世的

司佳，女，（1978年6月-2020年10月12日 [1] ）生于上海，2007年8月起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95级文科基地班本科毕业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2001）。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2006），期间曾前往德国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访问研究。曾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 of Pennsylvania）东亚系讲师，美国圣约瑟夫大学（St. Joseph's University）历史系兼职助教授。

中文名 司佳 国 籍中国 出生地 上海 出生日期 1978年6月 逝世日期 2020年10月12日 [1] 毕业院校 复旦大学 学位/学历 博士 职 业 教师 专业方向 历史 发表论文数目 27篇（截至2019年7月） [2] 职 称 副教授
个人简介编辑
1978年6月生于上海，2007年8月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方向。研究兴趣还包括上海近代城市社会，出版史、文化史及阅读史。多次给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学位专业、选修课程，以及全英语课程教学，尤其注重在授课内容中强调中英文原始资料的解读与运用。 [2]
2020年10月12日，司佳逝世 [1] 。
研究方向编辑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学术经历编辑
1995年由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考入复旦大学第一届文科基地班，1999-2001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周振鹤教授），取得历史学硕士M.A.学位。2001年获得William Penn Fellowship全额奖学金，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东亚系攻读博士（指导教授:梅维恒VictorMair、韩书瑞SusanNaquin等），2006年8月获得该校博士Ph.D.学位。期间，2001-02年被评为美国汉尼基金青年学者(HaneyFoundation Fellow).2006-07年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讲师，并兼任圣约瑟夫大学（St.Joseph's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2010年赴日本関西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G-COE项目博士后研究。2008年获上海市晨光学者基金；2014年获得“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 [2]
学术论文编辑
独立作者
1.Jia SI（司佳）,“Treaty-Port English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Speakers, Voices, and Images.”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美国《东亚历史与文化评论》，执行严格匿名评审）, 6 (March 2013): 38-66.
2.司佳《邝其照与1868年〈字典集成〉初版：兼谈第一本中国人编写的英汉字典及其历史实用价值》，《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149-158页。
3.司佳《传教士缘何研习<圣谕广训>：美国卫三畏家族档案手稿所见一斑》，《史林》2013年第3期，90-97页。
4.司佳（Jia SI）“Reprinting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 Pro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Market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国历史学科前沿》（英文原发稿）,6.2 (June 2011):229-242.
5.司佳《基督教女性三字经体布道文本初探：以〈训女三字经〉为例》，日本関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研究》第4号，2011年，243-252页。
6.司佳《耶鲁大学传教士档案所见清代圣谕广训方言手抄稿若干种》，日本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或问》第21号，2011年，117-128页。
7.司佳《麦都思〈三字经〉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学术研究》2010年第12期，112-119页。
8.司佳《见闻、谈资与讽刺诗 ——中国洋泾浜英语在十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出版物中的流传》，《九州学林》2010年（春夏季），172-189页。
9.司佳（Jia SI）“Collecting and Collection: Local Chinese Culture in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复旦学报》英文版Fudan Journal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Dec. 2009): 104-122
10.司佳（Jia SI）“Breaking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Early 19thcentury missionaries' response 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英文原发稿）, 4.3 (Sept. 2009): 340-357
11.司佳《五车韵府》的重版与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的英语出版业，《史林》，2009年第2期，6-13页。
12.司佳（Jia SI）“Life around English: The Foreign Loan Word Repertoire and Urban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复旦学报》英文版Fudan Journal(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Mar. 2008): 126-143.
13.Jia Jane SI, “The Genealogy of Dictionaries: Pro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English Texts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Sino-Platonic Papers, 151 (June 2005).
14.司佳《商人、仆人、通事和十八世纪中国沿海洋泾浜英语的形成》，或问WAKUMON Journal of Studies of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6 (May 2003), 85-93,日本関西大学
15.司佳《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换》，《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44-50页。
16.司佳《西方人士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催生作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64 (Oct. 2000): 11-19.
17.司佳《从岁时到天时：明清移民以后土著苗民之日常生活安排》，《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35-48页。
18.司佳《早期英汉字典所见之语言接触现象》，《复旦学报》2000年第3期，60-67.
19.书评Book Review.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chael Lackner et al.中国学术, 2 (2003): 271-73.
20.书评Book Review.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Federico Masini.中国学术, 2 (2002): 340-43. [2]
学术著作编辑
司佳（Jia Jane SI）Circulation of English in China: Speakers, Historical Texts, and a New Linguistic Landscape.（《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使用者、历史文本及语言景观》）VDM Publishing Group, 2009. [2]
学术会议交流编辑
2005年3月美国亚洲学年会AAS Annual Meeting, Chicago, USA, Graate Student Indivial Paper Presentation（学会评审研究生优秀论文独立发表）
2007年3月美国国会图书馆 “A Bridge between Cultures: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RobertMorrison’s Arrival in China,” Library of Congress 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USA, March 14-16.
2007年12月中山大学“清代口岸城市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8年3月澳门历史学会“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Macao.
2008年7月英国爱丁堡大学新教海外传教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年会, Edinburgh, UK.
2008年11月复旦大学“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9年10月香港城市大学“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 HK.
2010年6月四川大学“中西比较视野下的社会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0年10月日本关西大学“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Osaka, Japan.
2011年6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Penn State University, USA “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宗教与文化”暑期研讨班三次专题授课
2011年7月美国耶鲁大学新教海外传教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年会,Yale University, USA.
2011年10月代表复旦大学外事访问团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诺丁汉大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专题演讲两场
2011年11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出版与中外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年12月复旦大学“新文化史与上海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2年6月复旦大学“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4月复旦大学中华国际文明中心工作坊“基督宗教与上海社会，1840-1949”
2014年6月The Eighteenth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Japan, Sophia University, Tokyo
2014年10月11-12日山东大学“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10月17-18日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承办“第二届中国翻译史高层论坛” [2]
独立承担项目编辑
1）2009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项目（2009BLS001省部级）
2）2009年教育部留学回国基金一般课题项目（省部级）
3）2008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省部级，已结项）
4）2008年复旦大学“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项目（已结项）
5）2008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已结项）
6）2008年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学者项目（已结项）
7）2014年课程China: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中国历史：改良到革命）负责人获“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立项。 [2]
学术访问编辑
2014年1-2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访问学者，三次学术讲座
2013年9月台北中研院Academia Sinica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一次学术讲座
2012年8月日本関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2009年6-9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访问学人
2008年7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资料访问研究
2005年2-3月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交流访问 [2]
获奖成果编辑
2001-2002 美国汉尼基金青年学者 HaneyFoundation Fellow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谭其骧-禹贡奖”
对话司佳编辑
他山之石与他者视域——对话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司佳
以“汉学”（Sinology）一词来指称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早已约定俗成。但是，二战后美国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作为一种与传统汉学完全不同的学问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后者，成为海外研究中国的主流范式。
司佳博士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毕业后回沪，专攻中国近代史，于美国中国学内的墙闱之争自是熟悉。记者就美国中国学发展中的内在原因和背景等问题对她进行了采访。
复旦青年：“Sinology”，最早由西方传教士创立，译为“汉学”。然而自萨义德（E.Said）的《东方学》出版以来，“汉学”一词被标上了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标签，西方学者逐渐以“中国学”或“中国研究”来命名自己的研究领域。于是，从4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一下子被推到了国际中国学研究的中心位置。那么其自身发展的语境和背景是什么？
司佳：美国的中国学是冷战的产物，其诞生之初，受到很强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费正清（J. K. Fairbank）之前，美国也有几所大学教授中国的古汉语，和欧洲的汉学研究相似。二战后，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中国研究的热情迅速增长。大量基金投入进来，政府也出台政策支持相关研究，这样，几十年间，美国中国学研究高速发展，许多大学纷纷设立类似的系科，设立教席。此时的“中国学”，甚至带有一些情报搜集的性质。现在美国许多大学的“东亚研究”系，其前身就是“东方系”；与其他区域研究一起置于“国际区域研究”的框架中，配合美国战后的全球战略部署。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研究出现学术膨胀的问题，研究质量也参差不齐。费正清曾说，他那个时代，熟谙古汉语的美国学者只有两三个。在两国敌对封闭的状态下，很多美国学者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看过充分的中文原始材料，就写出大量学术著作。对此，如今的美国学者也有许多反省。
美国中国学有一个重要的闪光点：在内容上，它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着墨很多，和注重文化的传统汉学相比，更加实际和务实；在时间上，它更重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这可以算是在当时现实政治需要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研究风格。冷战结束后，国际交流正常化，中国学也研究开始走向学术化，但是这种治学的取向依旧留存到现在，并成为主流。当然，美国依然有教授古代汉语的汉学家，他们也自称是“汉学家”，以示与“中国学”家的区别。但是这些人大都是五、六十岁的上一代研究者，而年轻的研究者普遍选择了中国学研究的取向。
现在的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很重视对学生基本的语言、文化训练。如今非常出色的学者，比如孔飞力（P.A.Kuhm）、周锡瑞（J.W.Esherick），都有很好的中文能力，能够广泛地利用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史料档案。
复旦青年：越南战争以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重大转折。1969年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撰文抨击当时的主流中国学研究，遭受批评的美国主流中国学家开始进行反思，这造就了如今中国学的面貌，也造就了柯文(P.A.Cohen)、艾尔曼（B.Elman）等一大批蜚声海外的中国学家。这种转折在今天回顾起来，能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
司佳：包括柯文在内的这些学者，他们的政治立场或倾向是属于“左派”的。越南战争迫使美国人正视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看到如果美国要想随心所欲地摆弄世界，将会受到真正的制约。在我看来，这一认识给美国研究中国的史家以深刻的影响。由于戳破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各方面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战争“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标尺，转向一种植根于中国（而非西方）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复旦青年：这就是所谓“中国中心主义”的发端？
司佳：是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其中的政治背景和学术对象。柯文是有政治倾向性的，他对于文革和左派的看法，都渗入了学术研究当中。更为重要的是，柯文提出中国中心主义，他所针对的是当时的学界主流，尤其是列文森（J. R. Levenson）、费正清这些将中国视为“静止的中国”、用“传统”和“现代”粗暴划线的做法。他列举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例子，指出它们虽然都是受西方冲击后的产物，但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都是中国内部的因素：复杂的社会性质、内部事务的万分火急；而西方的影响事实上被高估了。
现在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一看到“中国中心”的提法，就马上引为海外同志，其实细读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就可以看出他鲜明的学术走向。“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主义”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只是取向和角度的不同，而非质的不同；柯文的观点实际是对那种为美国战略服务的中国学研究的批评。
复旦青年：北大的罗志田教授也曾撰文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谓“三大高潮”、“两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在挑战以中外关系为核心的既有研究模式，很“中国中心”了，中国学者不必再从国外引入一种“中国中心”模式。这就牵涉到了这个问题，国内史学家怎么样看待美国中国学的成果和模式？
司佳：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因为如前所述的注重现实、注重近现代的特点，其研究对象很容易与国内的研究发生交集。有时候美国学者的视角能够给我们很新颖的启发。比如“区域研究”，柯文等学者提倡要重视中国的复杂性，注重以区域、省份或地方而不是整个中国为研究单位，通过将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寻求各地变异的内容和程度，以期对中国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将中国视为铁板一块的机械僵化做法，很多时候阻碍了我们的思路，美国学者的这种做法很能够启示我们。
在引入社会科学方法方面，美国学者也别具一格，在中国，研究历史的学者往往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在美国，绝大多数中国学的专家都能够掌握跨学科研究的手段，这是这门学科创立的时候就确立的规范。
“中国中心主义”当然是一种研究的角度，但是太多本土化倾向，会缩小我们的视野。就中国学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个人觉得置于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的角度中去探讨更好。“中国中心主义”这个提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欧洲中心主义”那种傲慢的、将其他文化看成低等文化的偏见。毕竟，近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最大不同，就在于来自西方的巨大影响。交流的视野和国际的视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变化。这种全局意识，在中外关系的主题中，能够被更好地阐释和呈现。
复旦青年：当今的美国中国学依然呈现着繁荣的景象，有学者认为这种模式将会是国际中国学的发展方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司佳：在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从人数和教授席位来衡量，不能说是一门大学科。费正清的贡献，是将分散在美国各个大学历史系、社会学系的有关中国的研究，纳入到中国学的架构中，有组织统一地来研究，建成一个符合美国国家需要的学术体制。但原来的系科建制中并没有取消中国研究的教席，比如黄宗智，他就始终在加州大学历史系供职。
关于中国学的发展问题，我觉得有些人对什么是“中国的”和“西方的”关心过多，焦虑太甚了。问题是，许多年来，人们陆续把石头搬来搬去，已经很难分清到底什么是他山之石，什么又是本山之石了。就算我们可以细加甄别，分辨清楚，这样的区分也远不如一件事来得重要：那就是寻找一种新的、交流的方法来理解过去，使得对过去的思考仍然能触动现在的神经。否则，中国学只会变为老古董，其古色古香，只有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专家才能辨别，研究者也会越来越少。

B. 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和李远哲是怎样获得诺贝尔奖的

杨振宁 (Chen Ning Yang) 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原籍安徽省原凤阳府。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字武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杨振宁1938年至1944年在中国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读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杨振宁的学士论文的导师是吴大猷，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1945年赴美求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8年至1979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和波兰、美国等6所院校的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66年起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艾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5月21日正式退休，石溪分校同日将理论物理研究所命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同年被该校授予一等荣誉博士学位。

杨振宁于1956年与李政道教授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因而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原理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对称性的认识，为人们正确认识微观粒子世界开辟了新天地。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大大促进了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的研究。在粒子物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另外，杨振宁还是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诸多领域中重要研究方向的先驱和奠基人。

1971年以来，他多次到中国探亲、访问和讲学，同时努力帮助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美进行科研和学习，在促进中美科技交流和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1998年6月，清华大学授予杨振宁为清华大学名誉教授，1994年6月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夫人杜致札（已故）是杜聿明的女儿，她是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他们于1950年结婚，生有两子一女：长子杨光诺、次子杨光宇和女儿杨又礼。

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著名的物理学贡献有：李模型、高能重离子物理、量子场论的非拓扑性孤立子和孤立子星以及破解粒子物理中的θ-τ之谜。1957年，他31岁时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这项发现，由吴健雄的实验证实。李政道和杨振宁是最早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李政道出生于中国上海，祖籍江苏苏州，父亲李骏康是金陵大学农化系首届毕业生。李政道曾在东吴附中，江西联合中学等校就读。因抗战，中学未毕业。1943年因以同等学历考入迁至贵州的浙江大学物理系，由此走上物理学之路，师从束星北、王淦昌等教授。1944年因日军入侵贵州，时在贵州的浙江大学被迫停学。1945年他转学到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就读二年级，师从吴大猷、叶企孙等教授。1946年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教授。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从事流体力学的湍流、统计物理的相变以及凝聚态物理的极化子的研究。1953年，他任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和场论领域的研究。三年后，29岁的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他开辟了弱作用中的对称破缺、高能中微子物理以及相对论性重离子对撞物理等科学研究领域。1984年他获得全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这一最高职称，至今仍是哥伦比亚大学在科学研究上最活跃的教授之一。现在，他的兴趣转向高温超导波色子特性，中微子映射矩阵，以及解薛定谔方程的新途径的研究。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奋斗在物理研究的第一线，不断发表科学论文。

自20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和夫人开始回国访问，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了很多贡献。他积极建议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促成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建议和协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议成立自然科学基金，设立CUSPEA，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大学及浙江大学的近代物理中心等学术机构，设立私人教育基金，对艺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个人亦喜随笔作画并积极倡导科学和艺术结合。

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意大利科学院院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兰州大学、苏州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名誉教授；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洛克菲勒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名誉博士。

丁肇中 (Samuel Chao Chung Ting)1936年1月27日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城。祖籍中国山东省日照。早年在中国上学。1949年随其父去台湾，1956年去美国。1959年密歇根大学毕业。1960年、1962年先后获理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78年获荣誉理学博士学位。1963年由福特基金资助在日内瓦的欧洲核研究中心工作。196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物理学讲师，1965年至1967年任助理教授。1966年在联邦德国汉堡任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小组负责人（他后来发现J粒子用的新探测术是在汉堡试验成功的）。1967年至1968年任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物理系副教授，1969年任教授。1977年起任托马斯·达德利·卡伯特讲座教授。1970年任美国物理协会粒子和场研究项目顾问，并任《核物理通报》副主编。1975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1974年他与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教授里希特几乎同时发现新的基本粒子－J粒子（这种粒子的寿命等于其他任何粒子的一千倍），即第4种夸克的束缚态，因而同获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美国政府的劳伦斯奖。

1978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以及美国艺术科学学会会员。除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外，主要还在欧洲核研究中心和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在汉堡）工作。

1975年以来多次应邀来中国访问并进行学术交流，受聘为中国科技大学名誉教授。1977年秋，在访华期间，向邓小平同志建议中国科学院派遣物理学家参加他在德国汉堡进行的MARK－J实验。1978年1月，中国10位物理学家到汉堡，参加了MARD－J实验的国际合作。此后先后有一百多名中国物理学家和研究生到他领导的实验组工作和学习。在他的领导和帮助下，中国科学家在L3探测器的设计、制造和数据分析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国际高能物理实验中占有一席之地。1992年7月4日被中国科技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94年6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获1996年度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2003年4月18日担任新成立的“上海交通大学空间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1960年他与美国人凯·路易丝·库恩尼（Kay Louise Kuhne）结婚，生有两个女儿
198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

1936年 出生于新竹，父亲为知名画家李泽藩先生
1943年 入新竹小学
1949年 入新竹中学
1955年 考入台大化工系，次年随及转入化学系
1958年 入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化学组硕士班，指导教授为兵口博先生
1961年 留清华担任助教一年
1962年 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追随Manan先生
1966年 在哈佛从事博士后研究，指导教授为Herschebach先生
1968年 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其间于1972年返台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半学年）
1974年 转任加州柏克莱分校教授
1979年 获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1980年 当选中央研究院数理组第十三届院士
1986年 获美国最高荣誉国家科学奖章
1986年 与哈佛大学Herschebach博士及多伦多大学John Polany博士同获诺贝尔化学奖
1993年 受推荐接任为中央研究院院长
1995年 主持教改会

简介

李远哲(Yuan Tseh Lee)，公元1936年11月29日生于中国台湾省新竹市，先后就读于新竹国民小学、新竹中学；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1961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考获硕士学位。1962年赴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在化学系读博士班。196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劳伦斯．柏克莱实验室，跟布鲁士．马亨教授做博士后研究，1967年转到哈佛大学继续博士后研究。1968年，受聘于芝加哥大学，任化学系助理教授，1971年任副教授，1973年任教授。1974年以后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同时担任劳伦斯．柏克莱实验室高级主任研究员。197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0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94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院长。

李远哲主要从事化学动态学的研究，在化学动力学、动态学、分子束及光化学方面贡献卓著。分子束方法是一门新技术，1960年才开始试验成功，交叉分子束方法起初只适用于碱金属的反应，后来由李远哲在1967年同赫休巴赫(D. R. Herschbach)教授共同研究创造，把它发展为一种研究化学反应的通用的有力工具。此后十多年中，又经李远哲将这项技术不断加以改进创近，用于研究较大分子的重要反应。他所设计的“分子束碰撞器”和“离子束碰撞器”，已能深入了解各种化学反应的每一个阶段过程，使人们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化学反应的每一个阶段过程，使人们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化学反应所出现的各种状态，为人工控制化学反应的方向和过程提供新的前景。

李远哲曾获得美国化学学会的哈里逊豪奖、彼得．德拜物理化学奖、美源都的劳伦斯奖、美国国家科学奖、英国皇家化学佰法拉第奖和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等。此外，李远哲获得各国学术团体、大学授予之荣誉博士、荣誉教授、荣誉讲座、杰出校友等荣誉名衔数十项。

李远哲教授虽然科研、教学工作繁重，仍积极投入社会服务，参与国际学术团体、美国联邦政府、加州州政府、加州大学的多种委员会咨询工作。李远哲始终关心家乡祖国的科学与教育的发展，近十年来每年回国多次，奔波于海峡两岸，主持学术讲习，参加学术会议，尤其对中央研究院原子分子研究所的筹建，注入大量心血。1994年元月，李远哲回国接受中研院院长之重担，同时决定放美国国籍，全力投入推动国内科研的发展，体现出他浓郁的爱乡情怀与无私奉献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