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民国期间教授工资

⑴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是怎么回事

1952年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运颤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16>的方针，提出了“及时培养供应各种建设事业（首先是工业）所必需的高、中级干部和技术人才”的任务，为此决定增加高等学校95所，其中高等工学院50所，师范学院25所<17>。教育部拟定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仿照苏联高校模式，以华北、华东和东北三区为重点实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次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
1952年6月，京津地区开始了又一轮高校院系调整，华东、西南、东北等地随即跟进。至1952年底，全国已有四分之三的院校实施了院系调整，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当时，教育部规定，以综合性大学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及师资，全国各大行政区最少有1所，但最多不超过4所；“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工学院，多办专-业性的工学院”；每个大行政区必须开办1至3所师范学院，以培养高中师资，各省可办师范专科学校，培养初中师资，师范学院设系应严格按照中学教育所需。<18>
根据这次的调整方案，仅保留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为文理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重庆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校则被定位为多科性高等工业院校。同时新设立以下院校：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组-合成立北京地质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山西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等校冶金系科及北京工业学院采矿、钢铁机械、天津大学采矿系金属组合并成立北京-钢铁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四川大学航空系合并成立北京航空学院；由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森林系合并成立北京林学院；-由北京农业大学机械系、北京机耕学校及农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经济系财经部份与中央财政学院各-系科合并成立中央财经学院；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政治、法律系与辅仁大学社会系合并成立北京政法学院；由原津沽大学师范学院、天津市教师学院合并-成立天津师范学院；由原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上海学院、东吴法学院的法律系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政治系合并成立 华东政法学院 ；由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等校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由原齐鲁大学药学系、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合并成立华东药学院；由原交通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江南大学的化工系合并成立华东化工学院；由原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的水利系及华东水利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华东水利学院；由原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工业学院；由原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三校体育系科合并成立华东体育学院；由齐鲁大-学经济系与山东会计专态悄陵科学校合并成立 山东财经学院 ；由江南大学农艺系与南通学院农科等校合并成立苏北农学院；由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的矿冶系合并成立中-南矿冶学院；由原重庆大学、贵州大学、川北大学的土木系合并成立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由原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川北大学的化工系等系科合并组成四川化工工业学-院；由东北人民大学财政帆戚信贷、会计统计两系与东北财政专门学校、东北银行专门学校、东北计划统计学院合并成立 东北财经学院 ；由原东北地质专科学校、东北工学院地-质系与山东大学地矿系合并成立东北地质学院；由东北农学院森林系与黑龙江省农业专科学校森林科合并成立东北林学院；由原复旦大学农学院移设沈阳农学院，并将东北-水利专修科并入；由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两校畜牧兽医系合并成立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
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数量从此前的108所大幅度增加到149所，而综合性院校则明显减少，由调整前的51所减为21所<19>；与1949年以前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在校生历史最高年份人数相比，1952年这4个科类的学生人数从7.04万人上升到13.84万人，几乎翻了一番，但政法类在校生却从37,682人下降到3,830人<20>。
此次院系调整除了合并重组高校系科，还根据计划经济和工业建设的需要设置新专业，“新的专业的面则常比西方大学生主修的专业窄”<21>；同时把民国时期大学内部的“校─→院─→系─→组”结构改变为苏联模式的“校─→系─→教研室（组）”。此外，私立大学和原教会大学全部改为公立，撤销了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校的校名，其系科并入当地其他院校（如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各系并入南京大学相关系科）。

⑵ 民国时期各大学的学费是多少

北京大学:学费20银圆/年,外加体育费2银圆/年,也就是22银圆/年,清华大学、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与北京大学基本一致。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学费20银圆/年，但需交住宿费12银圆，共32元。
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40元。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免交学宿费，但须交保证金20元，毕业（或病故）时退还，自动退学或被勒令退学，所交保证金概不退还。
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162元。
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约160元。
南开大学：90元。
北京市私立平民大学：51元。
私立北平铁路大学：58元。
私立中法大学：45元。
上海复旦大学、光华大学：100元。
上海大同大学：120元。
上海大夏大学：90元。
国立大学：22-40元不等，师范类大学甚至不收学费。
私立大学：45-120元不等，中间数为90元。
教会大学：约160元。

（再来看看当时居民的收入）
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元。当时普通工人月工资16-33元，平均为22元。
（从购买力看看）
当时一银圆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也就是说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2700元，而最贵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则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4800元。

⑶ 林士谔的人物生平

1938年在美国发表的关于解高阶代数方程的论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高阶方程劈因解根法，被誉为“林士谔法”，在国际数学界被广泛应用。1940年回国抗日，从事航空教学、研制、生产和管理工作，他研制首创的膜盒式真空速表，经装机试飞性能良好，并获得“光华发明奖”。1952年参加北京航空学院创建工作 ，主持创建中国第一个陀螺与惯性导航研究室和陀螺惯导专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陀螺导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作为学科带头人，注意跟踪新技术发展，重视高校与厂所结合，为中国惯导技术的发展和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是我国航空仪表技术及惯性技术的奠基人之一，是著名的自动控制专家和航空教育家。 1913年7月1日 生于广东省广州市 1931—1935年 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 1935—1939年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研究院留学，获硕士、博士学位 1940—1946年 先后在成都空军机械学校、成都空军仪表修造厂、成都航空研究院、南京空军总部航空工业计划室任航空仪表高级教官、副厂长、研究员、机械附员等职 1946—1951年 在厦门大学航空系任职 1951—1952年 在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任职 1952—1987年 在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职 1987年9月27日 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逝世，终年74岁。 1913年7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出生时因其母李兆春奶水不足，故由伯母陈会诗喂养，并将林士谔半过继于她。父亲林震于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曾任广东北伐军师长及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在北伐宿迁战役中曾因重创张勋部队而获宿迁战役金质勋章，孙中山曾亲笔赠书“渡江英雄”。 小学阶段 1919—1924年，林士谔在平远县东石乡崇德小学、铁民高小读书。民国初，其父因病解甲归乡，1924年病逝。后生活无着，其母携林士谔至北京姑母处，靠姑母林演存（曾留日学医，北伐军中女子红十字军组织者之一）在北京香山医院医生工资为生。1925—1927年就读于香山慈幼院高小二年至初中一年级。 中学阶段 1927年考入北京汇文中学，读初中二年级。由于林士谔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曾以优异成绩从高一跳入高三班，于1931年高中毕业。中学期间，因姑母离职，林士谔及弟弟林士骧的学费都由与父亲林震北伐期间共事的李济深（后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先生资助。母亲李兆春自此没有离开过北京，直至抗战胜利前2个月去世。 大学阶段 1931年林士谔先后获得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资格，因上海交通大学能够免学杂费并提供助学金，而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32年日本侵略者挑起一·二八事件，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战火在上海点燃，上海交通大学及众多学校被迫停课，林士谔转到北京清华大学借读，数月后返回上海，1935年7月于上海交通大学提前毕业。
在上海交通大学期间，林士谔主修电信专业，四年总成绩位于电信专业第二名，在校期间还与他人合作完成《太空中之波动》的科技论文。大学期间的生活费，除李济深先生资助外，还因林士谔是北伐将士的后代而受到家乡的接济。 留学阶段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东三省被日本霸占，中国的大学不能开办航空系，否则就是对日本不友好，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前，当时的中央大学只能以机械特别班的称谓培养航空人才，大批热血青年怀揣着航空救国的理想远涉重洋。1935年林士谔以第一名身份通过了广东省赴美公派留学考试，被广东省教育厅录取为公费留学生前往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航空系学习（在上海交通大学期间，身为林士谔学长的钱学森，由机械工程转学航空，因而在国内多停留一年，两人于1935年同时就读于MIT航空系，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因林士谔学习成绩出众，学校给予奖励，免收其学费。在读研究生时，林士谔师从世界著名科学家、陀螺仪表专家德雷珀博士，参与了MIT无线电高度表研制，1937年10月1日，林士谔递交了硕士学位论文《The Design of Radio Altimeter Using Frequency Molation Method》（《采用频率调制方法的无线电高度表的设计》），对这种仪表的设计原理研究做出了贡献。入学后翌年获硕士学位。
在博士论文研究期间，利用MIT最早的模拟计算机对飞机自动控制下纵向与侧向运动进行了深入分析，于1938年创造性地提出了高阶方程劈因解根法———用二阶（或m阶）迭代劈因法求解高阶特征方程的实根与复根，这种方法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林士谔法”，并被许多教科书刊所引用。。1939年5月11日，林士谔提交了博士论文《A Mathematic Study of Controlled Motionof Airplanes》（《飞机自动控制理论》），并顺利通过答辩，于1939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回国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被日本侵略军肆意践踏的年代，一边是时刻都在发生着流血牺牲的祖国、一边是待遇丰厚研究条件优越的他乡，矢志报国的他婉拒了导师德雷珀教授的挽留，向当时的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校长钱昌祚发出了自己的简历，并于毕业的当年启程回国。 初期 1939年底，林士谔与毕业于上海美专的刘莲娜女士在广州湾结为夫妇，后经香港、昆明，于1940年初到成都，经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校长钱昌祚介绍至该校担任航空仪表高级班教官，后兼任高级班主任。
1942年5月，林士谔调至机校附近的国民党航空仪器修造厂任副厂长。同年夏季，为有效测量飞机速度，林士谔利用苏联飞机仪表，开始研制并改装出一种膜盒式真空速表，为了实地试验，将试制的仪表委托当时在成都空军工程局办事处的苏联飞行顾问，在苏式战斗机上进行了成功试飞，试飞数据证明，仪表符合理论设计要求，早于国外相同测量原理的空速表，且性能更优。1943年，林士谔因首创膜盒式真空速表而获得当时航空委员会颁发的“光华发明奖”。
1944年夏—1946年春，林士谔调往成都航空研究院仪表组任研究员，从事仪表研制工作。1946年春—1946年5月，林士谔调南京空军总部航空工业计划室，承办向英美订购航空设备工作。 厦门大学时期 1946年8月，萌生退意的林士谔，在厦门大学校长汪德耀至南京要求空军支援人员去厦大教书时，申请调入厦大，遂于同年10月赴厦门大学任航空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厦门大学期间，林士谔开设了航空仪器及设备、空气动力学、空气动力设计3门课，并且还从事飞机控制的安定性专题研究。后来成为我国检测领域的知名教授黄俊钦就是他亲自指导的毕业生。 清华大学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航空成为科技强国的重要方略之一。1951年3月全国高校开始进行大规模调整，清华大学、北洋大学、西北工学院和厦门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1951年8月林士谔成为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教授，讲授航空仪器学，并于1952年5月在清华大学加入九三学社，同时也是清华大学教育工会、中苏友好协会会员。 北京航空学院时期 1952年5月，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办专门的航空大学，中央军委在《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议案》中做出了筹建航空学院的决定，中央教育部对全国的航空院系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同年6月中央重工业部、中央教育部决定，并经国家财经委员会批准及中央军委同意，正式筹建北京航空学院。1952年末，包括林士谔在内的一大批在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开始汇集北京航空学院。
1952年9月27日，北航设立飞机系，下设设计与工艺两个专业。11月，成立飞机设备教研室（104研究室），林士谔担任室主任，教研室人员主要有文传源、刘燕谋、黄俊钦、余德星。1952年11月，林士谔被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批准为北京航空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1954年，成立飞机设备系（二系），林士谔担任副主任。1956年2月，飞机设备系（二系）的仪表及自动器教研室划分为仪表自动器、电气无线电设备和飞机设备工艺3个教研室，分别由林士谔、冯毓江、周士炎担任教研室主任。
1958年，他在《中国科学》上用英文发表了“真高度表的设计原理与试飞数据”，在《北航学报》上发表了“飞机在自动控制下侧向及横向过渡过程曲线的理论分析”、“调频式无线电高度表误差的理论分析”、“陀螺仪安装支架误差”以及“半解析式惯导系统参数选择”等论文。
1958年11月，林士谔负责中苏122项科技合作中“陀螺仪理论及其应用”项目，与文传源、章燕申赴苏联考察，去列宁格勒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陀螺及导航教研室联系和聘请讲学人员，还参观莫斯科有关对口高等学校的教学及科研设备，回国后，组建我国第一个陀螺仪表及惯性导航研究室（第四研究室），因林士谔更主张在大学里开展研究工作，该实验室是为数不多的设在大学里的重点建设项目，同年12月30日，在钱学森教授的大力推荐下，经第一机械工业部批准，由林士谔教授亲自担任研究室主任，徐学贤为支部书记、副主任。研究室参与“北京五号”无人机、“北京二号”探空火箭等研制。后来林士谔教授翻译了《飞机仪表学》、《航空电机电器学》、《飞机设备》等教科书，为当时的教学与科研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实验室初创之时，林士谔教授带领大家将液浮陀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由概念做起。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科研条件十分简陋、信息闭塞的时代，为完成样机研制，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为能将转子浮起来，他甚至在家中试验将食糖溶化充当浮液，因此曾被称为“糖水教授”。也正是由于他们具有这种无所畏惧、勇于创新的精神，使他们率先在国内完成液浮陀螺样机，并完成了向厂、所的技术转移。这填补了当时中国航空陀螺仪领域中的一项空白，促进了中国惯性技术的发展。
1962年林士谔当选国家科委理论与应用力学组成员，参与制定全国力学十二年发展规划。1964年，当选航空学会理事并兼自动控制及电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还当选北京市力学学会理事、全国力学学会一般力学组主任委员。1963年，他在《数学进展》上发表了“高阶特征方程解根法应用问题”及“关于劈因法解特征方程的改进问题”。
20世纪60年代，国外又大力开展了挠性陀螺/动力调谐陀螺的研究开发工作。林士谔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动力调谐陀螺仪，并积极地向国内介绍动力调谐陀螺的研究成果，连续编译出版了两集《陀螺仪理论及其应用译文集》上、下（科学出版社出版），还编著出版了《动力调谐陀螺仪》一书，这对后来全国多家单位开展这种陀螺仪的研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之后我国第一个半球谐振陀螺、光纤陀螺等一批先进的研究成果都在这个研究团队的努力下问世。
1974年，在林士谔领导下，以郦吉臣、张清涛、张惟叙、范耀祖、陈哲等人为主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动调式挠性陀螺，并于1981年获得航空部航空技术进步二等奖。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5年中起，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林士谔与其他几位教授也逐渐退出了院务会。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了多次冲击、抄家，家中堆积如山的科技书籍如今也只剩下寥寥数本。1970年3月至1971年7月，被下放到河南确山北航五七干校、河北宝坻县北航五七干校劳动。这一时期，他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重返北航时期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科学研究事业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林士谔重新被国家及多个专业协会聘为专家：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理论与应用力学学科组组员、中国力学学会一般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航空学会电子及自动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航空学会自动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北京航空学院（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内，林士谔是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也是第一届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
1979年以后，林士谔教授年事已高、多病，在1979年填写的个人档案中对自己的病情是这样描述的“服药后已能半日工作及参加学术活动”，但他始终十分重视研究生培养工作，即便是与年轻教师联合培养研究生时，仍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81年，鉴于林士谔教授及其团队的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及深厚的理论积淀，北京航空学院获批我国第一个惯性技术及导航设备博士点。
1986年11月林士谔教授告别了他热爱一生的讲台。
1987年9月27日，林士谔因病医治无效，在中日友好医院逝世，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