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慕尼黑大学刑法教授

1.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著名华人校友

王泽鉴，台湾民法学家，曾任司法院大法官。 苏永钦，台湾公法学家，现任司法院大法官并为副院长、国立政治大学讲座教授。 萧文生，台湾公法学家，国立中正大学法律学系教授。 柯耀程，台湾刑法学家，国立中正大学法律学系教授。 陈春生，台湾公法学家，现任司法院大法官。 陈新民，台湾公法学家，现任司法院大法官。 谢铭洋，台湾民商法学家，现任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院院长 蔡明诚，台湾民商法学家，国立台湾大学专任教授 葛克昌，台湾公法学家，国立台湾大学专任教授 陈自强，台湾民法学家、国立台湾大学专任教授、法律学院副院长。 蔡宗珍，台湾公法学家、国立台湾大学专任教授、 颜厥安，台湾基础法学家、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系专任教授。 李震山，台湾公法学家、现任司法院大法官。 林钰雄，台湾刑法学家、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系专任教授。 刘孔中，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员。 彭凤至，前司法院大法官、曾任最高行政法院院长。 陈继盛，台湾劳动法学家、前总统府资政、曾任中国文化大学劳工关系研究所所长 林菊枝，台湾身分法学家。 郭明政，台湾社会法学家，国立政治大学特聘教授、国立政治大学法律学系专任教授。 吴秀明，国立政治大学专任教授、现任公平交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姜世明，台湾民事诉讼法学家、国立政治大学专任教授。 陈志辉，台湾刑法学家、国立政治大学专任副教授。 刘幸义，台湾刑法学家、国立台北大学专任教授。 郑逸哲，台湾刑法学家、国立台北大学专任教授、铭传大学兼任讲师。 张文郁，台湾公法学家、国立台北大学专任教授。 汪猷，1937年获博士，1997年殁，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机化学家，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张丽卿，国立高雄大学专任教授、法学院院长、曾任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 庄国荣，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专任助理教授、前教育部主任秘书。 洪丁福，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专任教授。 林东茂，台湾刑法学家、东吴大学专任教授 洪秀芬，台湾民商法学家、东吴大学专任副教授。 李惠宗，国立中兴大学专任教授、公法学家。 黄启祯，台湾公法学家、东海大学专任副教授。 张志铭，国立台湾大学专任教授。 陈显武，国立台湾大学专任教授。

2. 请问教席教授是什么意思

一般来说，一些大企业会
对教育事业有一些赞助，教席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赞助形式。企业捐一笔款，这笔款是专门用于教学和研究的，他们会请一些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非常有成就的教授来
承担捐赠教席的教授。大学传统的职称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等，最高级别是捐赠教席教授，这是很难得的职称。在美国最大的商学院中，每个专业也就有
1－2位捐赠教席教授，这是对学校、也是对捐赠教席教授本人的学术和教学水平的认可，它应该说是一种荣誉。

这是德国教席教授的介绍：
德国的大学教席制度与大师的诞生

在著名的大学里，一定有大师，而大师的形成，与制度保障不无关系。而德国的大学教席制度，正可谓成就大师的制度

作者曾经就读过的德国慕尼黑大学

杨萌

截至到2005年，德国各州大学都按照新的公务员法将教授划分为三个等级，且对应着不同的薪酬。其中最低的一级是专为类似美国的“副教授”而
设，旨在鼓励年轻出色的博士免经传统的教授资格认证程序而直接进入教授队伍。但是，教授未必拥有“教席”，而只有拥有“教席”位置的教授才至少会配备一名
秘书和学术助理。这样的“教席教授”享有固定研究经费以及在人事上的支配权，有利于形成自己在研究方向上的特色。同时，即使同为三级教授，具体到个人，所
享有的资源也不一定相同。
笔者结合自己在慕尼黑大学法学院求学时的观察，以教授的席下资源为切入点来介绍德国教席制度特色以及对教授形成研究特色所带来的影响。

德国没有“评职称”

与我国科研教学人员“职称评审”体系不同，德国并没有“评职称”这种说法。
大学教席数量与级别是相对固定的，即根据实际的需求来设教席，且是终身制。申请者只要符合教席的各项要求，申请成功后就是该教席的主持人，被贴上该教席的级别标签，享有该教席的所有资源。
这就意味着，若教席拥有人不满永远呆在二级教授的教席上，就必须申请高级别的教席。为此，他必须尽早针对其他法学院的三级教席的特色着手准备申请，包
括出版一流的专著以及在著名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数量自然是越多越好。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前提：他想申请的其他大学法学院里有教授因为退休或者另就他
职而形成的三级教席空缺。
因此，一名教授要拥有教席资格，首先必须具有较强的学术实力，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
例如，慕尼黑大学是首批被德国纳入“精英大学计划”的三所高等学府之一，其法学院是德国著名法学院之一。学院为刑事法学学科设置三名三级教授和两名二
级教授，其中仅三级教授拥有教席资格。这五个教席在研究方向上各有特色，且相对固定，相互间配合非常默契，但也并非没有变化。例如，德国著名刑法学者罗克
信(Roxin)教授主持的教席所配备的资源是五个教席中最充沛的，这个教席的研究方向是刑事法学和刑事诉讼法。罗克信教授退休后，其主持的教席由以计算
机刑法研究闻名的西伯(Sieber)教授接手。
一年后西伯教授就任著名的“马普外国刑法和国际刑法研究所主任”，其教席继任者萨茨格(Satzger)教授的研究方向是欧洲刑法。教席的易手无疑意味着法学院研究重点领域的变化，由此可见教席教授的影响力。

教席教授拥有三大资源

一名教席教授至少拥有行政秘书、学术助理和小型的专业图书馆三大资源。此外，教习教授也可以聘请在校学生作学生助理。当然，图书馆也对外开放，
任何人凭借有效的个人证件都能进行图书查阅。有的三级教授还有自己的研究所，或者几位教授共同负责一个研究所。例如，许纳曼教授是慕尼黑大学“法哲学和法
信息学研究所()”执行主任，同时还是“整体刑事法
研究所()”主任。他有1名全职行政秘书，6名全职
或半职(还有的是1/4职)学术助理，2至3名学生助理，和1个专业图书馆。
1、行政秘书的特殊作用。许纳曼教授选用的行政秘书为这一教席服务了数十年，自该教席前任主持人考夫曼教授在任时就已在岗，是一位业务熟练的女士，负
责维护研究所内部的日常秩序，为来访者安排与教授见面的时间等。教授在外做长途学术旅行时，会通过电话录音给秘书，安排各学术助理和学生助理的工作重点，
对博士研究生进行论文指导。内容由秘书打印出来，分发到相关人员手中，从而省却了给众人一一写邮件的麻烦。秘书负责打印的录音内容甚至还包括：教授对各类
论文的鉴定意见，为其指导的获得奖学金资助的外国博士研究生给不同基金会拟定的意见，以及各类邀请函，等等。由此可见，行政秘书必须具有良好的保守秘密的
职业操守，她的工作极大地减轻了教席教授文案工作的负担，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
2、学术助理和学生助理的用场。学术助理和学生助理的数量会根据教授承担的项目数量及工作强度发生微调。
申请学术助理位子的人通常可分为三类：第一，已有法学文凭并打算跟随教授攻读博士；第二，获得博士学位后正在撰写教授资格论文；第三，单纯是为了参与教授主持的课题。
学术助理的职责主要包括：教授出差时代教授上课，负责为小型研讨课以及研讨课进行前期文献准备、辅导学生选题，修改试卷和公布成绩，参与教授主持的项
目课题，为教授参与的著作编撰工作提供文字校对、文献更新及查询支持，等等。在项目较多的教授手下做学术助理，无疑可以得到更多磨练，从而更快地成长起
来。
此外，教席教授还可以聘请学生助理。学生助理与学术助理虽仅有一字之差，但其地位和作用迥异。法学院的大学生进入第六个学期后，成绩比较出色的可以申
请成为教授的学生助理，负责简单的文字校对和文献查询，复印文献以及借阅图书和从大学信件中心取信件等简单工作。有的学生就是从助理做起，经过历练，后来
成为教授的学术助理，在教授指导下写博士论文，直至获得教授资格。
3、小型图书馆的多功能用途。教席教授名下的小型图书馆的藏书以专业图书为主，而且符合各教席的研究特色的要求。例如，许纳曼教授席下的图书馆收藏有
丰富的法哲学书籍。有一位台湾师兄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他就是冲着这个图书馆来慕尼黑做博士论文的。其实，图书馆的空间实在是太有限，研究里的图书资料还
有条理地分布在研究所的其他多间办公室。笔者在教授手下写论文期间，2/3的时间是在一间专为外国博士候选生设置的办公室度过的，除了窗户一侧，办公室里
三面墙壁都因堆满文献而成了书墙。
图书馆外表老旧，却忠实履行着多项职能。这里是国家司法考试的口试举行地之一，是各种研讨课举行地，也是博士口试的进行地，还是外国博士候选生的过渡办公室，甚至是研究所迎接圣诞、庆祝某位同事博士论文或者教授资格论文获得“优秀”的欢庆场所。

教席资源与教授研究特色的良性互动
教席教授拥有的各种学术资源为教授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提供了基本条件，反过来，教授的学术特色则可以引来更多的学术资源，二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
教席制度为教授配置的各种学术资源保证了教授们能全心投入教学科研，成就自己，而著名的教授们却成就了大学之荣。在著名的大学里，一定有大师，而大师
的形成，与制度保障不无关系。而德国的大学教席制度，正可谓成就大师的制度。不仅如此，德国的大学也有着尊重学术传统的特色，这样就可以使得大师们所拥有
的学术资源能够代代相传。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教授们自然会有闲暇的心情赋予自己教席的个性化特征。它可以是沉静、安详的，也可以是生动、活泼的。但所有教授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给这个教席的所有成员带来一种家的感觉。
有的教授喜欢定期组织助手们郊游或远足，顺便在森林里寻找不同的鸟类，比如曼海姆大学的库伦(Kuhlen)教授；有的喜欢组织大家到啤酒节上品味酒香，或举行家庭烧烤宴，如许纳曼教授。
写到这里，笔者突然想起第176届慕尼黑啤酒节开幕在即。许纳曼教授应该会照样在特蕾莎广场的某间啤酒大棚里预订几张长桌，带领所有的助手和客人陶醉
在一片酒香和乐海里。这位《瓦格纳最后的爱》的剧作者喜欢歌剧，酒至酣处会引吭高歌，随口来一段歌剧。他在专业上的卓越成就以及他对教席人员的感染力，既
有个人素质和能力为基础，更有德国的教席制度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