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熊教授荣获a奖

1. 教授的思考：大学教育怎么了

【英盛观察】

大学教育的任务是什么？

我从2009年开始在浙江大学任教，已经五年了。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认识了一位朋友，我与他的关系是越来越好。我的办公室在玉泉教八，他每次都站在图书馆前面，看着我进进出出，总是问我两个问题：

第一，你到浙大来干什么，第二，你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知道，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浙江大学被传为“东方的剑桥”，我想干什么呢，我想某一天有人说剑桥是西方的浙大。

竺校长听了我的回答很忧郁，心想浙大怎么找了一个狂人来当教授。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浙大现在什么情况？你要怎么干这件事？我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好的教授队伍。他说：现在浙大的教授“虚荣入骨，实利迷心，只问得失鲜明是非，声名与利益皆不误，高雅与低俗两面风光”。

听了老校长的话，我认真想了想。我说我们这帮教授是“天良犹存、功力亏虚、心智未开、希望还在”。在座的各位老师应该会同意我的判断，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自己天良犹存。只要天良在就没问题，这个事儿就有希望。

竺校长听了后说：“希望与绝望仅差一线。勇气、智慧、汗水缺一不可。整天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因此，他希望和我探讨一些细节，也许是要考校我对大学教学是否有基本的理解。

他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面包味道更好。”他问我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我说，这个我明白一二。把你这个话翻译成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其实很简单。现代教育的目的首先是“树人”，然后才是“育才”。首先，我们要教育出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

人和才是相统一的东西。但是很遗憾，现在大学教育经常是割裂的，关心更多的是才。这是舍本求末，我们教育的目的不是重在培养人才，不是重在教会学生怎么样挣面包，而是学会怎么样吃面包，学会享受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竺校长说，我认为中国大学应该会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育型大学两类，我们浙江大学的定位肯定是研究型大学。但大学教育是不是就不要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点需要认认真真的对待。

我深以为是。并补充了一点，中国大学的任务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引领中国的发展，为人类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是很有趣的，最开始我们是世界老大，绝对的老大，我们的农耕文明是无法逾越的。但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战争，我们中国人知道我们已经严重落后了。现在，我们在试图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可能吗？大家想想，美国人占全世界5%的人口，利用了人类地球资源的40%。我们中国占全世界人口大约20%，如果我们真正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我们自己就需要两个地球，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是不靠谱的。

大学的任务一定要探索新的生活方式。要做这个事情，中国非常需要浙江大学。

浙大在中国高校中的地位是很令人玩味的。北大、清华，资源多，学校办得红火。他们平时对外交流也方便。但是，关心他们的人太多了。我们浙大，藏在“山野”里，更像是自由生长状态，适合潜心办学，搞点什么动静不会太大。

所以，我来浙江大学并不完全是疯狂行为。

竺校长说，听说现在中国很浮躁，这事你怎么看？浮躁的环境，对于办好大学应该是很不利的吧？我说，这个没那么恐怖。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个时代：

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幸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痛苦的时代；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猥琐的时代。

大家都能感觉到了浮躁的时代特点。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凡是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进步或者退步，都是这样的，前面都是一片混沌，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历史的进程以及后面的结果，取决于谁来做事情，怎么样去做事情。中国现在的状况是13亿农民进了城，要把大学办好，一定要“智慧清零”。脑瓜子里决定性思维是农民的底子，办不好大学。

面对不断的“智慧清零”，老百姓怎么能够镇定自如？

当然，“智慧清零”不是说农民的东西、传统文化都不好。“清零”，既不要割断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时又把不适合的东西扔掉。

理性教育与感性教育

竺校长问我，怎么教出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我的观点，首先要明白一个事实：人活在世上就是要追求个体生活幸福。一个美好社会，就是让尽量多的个体获得幸福。

中国人现在做的事情，最终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机会生活幸福。每个个体都生活幸福了，那就真正实现了美好社会。

幸福，是欲望与能力的和谐平衡。

没有欲望的人是没有幸福可言的。因此，欲望不但不可怕，而且是个体幸福的根基所在。真正要做的事情，是理解欲望，经理欲望。

欲望和实现欲望的能力，给教育带来两条路。一个是感性教育，一个是理性教育。本质上，两条路子是相通的，绝对只走其中一条是很难的。

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性的觉醒。人类第一次以百姓能够听懂的语言说，凭什么我要听上帝的？！凭什么我要听教会的？！凭什么我要听帝王贵族的？！我就是我，我为我自己作主，我对我自己的生命负责。这是个体感性的觉醒。

但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并没有快速发展。欧洲真正的大发展，是在18、19、20世纪。在17-18世纪，欧洲发生了第二个大事件：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本质是理性启蒙，而且是科学理性的启蒙。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最早开始办大学，走了这两条稍微不同的路子。一条路，就是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美术教育，意在直通个体的感性世界。而竺可桢先生倡导的，是科学理性教育。蔡先生当时延请了一大批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而当时的浙江大学，竺校长的班底中最骨干的核心，大致是偏理工的。

我个人认为，这也就是浙江大学的个性所在。由科学理性教育为着力点，而追求人性的发展完善。

通过理性教育达成人性教育，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一个人形成了理性和追求真理的人生观，自然也就有了反对权威与威权崇拜的个性；培养起来专业人士的独特视角，以此可作为独立人格、独特个性的基础。我认为是很好的。

从另外一个层面，我认为感性教育是培育良心,而理性教育是发展良知。

教授的职责是什么？

竺校长问我，大约100年前，罗素先生对中国学生有个评价：学生们热情而又渴望获得知识，但是他们所知不多，缺乏训练，梦想有别人能把知识灌进他们的大脑而自己可以毫不费力。怎么办？

我的回答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关键在教授。

浙江大学的教授，大多数都想要引导学生好好学习。但是，喊口号没有用。课堂的一个目的，是给学生开眼界。让他们看看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有多少人经过好好学习，最后活得多么了不起，过得多么的精彩，生命是多么的光辉灿烂。课堂的第二个目标，当然是展示各种精彩灿烂的人生之路，让学生们真正认识到，追求精神世界的美妙有路可循。应该让学生懂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只有让学生感受到乐趣，教育这个事情才有希望，也才不违背人生追求幸福的根本。

我不认为“苦”作舟是对的。

我们一说起老师，“行为世范，为人师表”八个字就跳出来了。但我不这么干，我只做一个职业教书匠，职业科学家。我做不来什么“世范”，来浙大就是做一个教书的。我凭什么去做“世范”？所有的学生跟我一样吗？可能吗？学得来吗？

我希望我的学生，凭良心和良知行事。跟风的人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教授治校到底要干什么？真正的教授治校其实有两个完全不同、但又相关的层面。首先，全体教授有共识一起来建设浙江大学，在这个基础上参与学校的决策、行政监督；另外一个层面，是每一个教授个体，主持一个课堂，并参与一个系的治理。

我初来浙大时，曾向杨校长提出我的计划，是至少让我讲五年本科的物理化学。我想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下中国的大学基础教育。但我不会去理会教学大纲，我就干我自己的。杨校长说行。

我的课堂我要作主。这就是教授治校的最根本所在。只要有良心、有良知，同时有足够的能力，每个教授都主持得好一个课堂。浙大的基础教育自然也就上去了。另一方面，一个出类拔萃的教授，我不相信你会没有建言治校的机会。

我认为教授是实践人生的一种方式。我特别喜欢罗大佑，我觉得周杰伦也勉强不错。觉得我们教授跟他们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都要靠我们的表达来吃饭。

但是，教授和歌手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如果罗大佑在舞台上一下子把这个歌词唱错了，底下可乱套了。我们在浙江大学讲课，没有人希望每次讲的完全一样。我们不需要像歌手那样，连声调都一成不变。

因此，我们的职业比歌手强多了，我们的职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我们每天有机会表演，但我们的表演大概有一个谱子就行。当然，完全不靠谱是不行的。

每天上讲台不是照着备课笔记念，不是讲PPT。我今天上午下课之前问了我课堂上的学生，中午我要去和浙江大学的青年教授交流，你们希望我带去什么信息？学生们的回答七嘴八舌什么都有，但是有一条是公认的，就是：老师尽量不要念PPT，他们恨死了。

一个称职的教授，是给学生们提供的一个参照系，并不是什么人生导师。我们的任务，是给学生讲，我就是这么活着的，好像也还行。至于小孩子说你想不想像我这样活着，那是你的事儿。只要学生觉得我给他提供了参考，那就不错了。

教授如何正确？有一次我去交大去讲报告。讲完了之后，有一位名教授站起来提问：“彭老师你的报告上连化学的鼻祖（吉布斯）都质疑，你让我这个课以后怎么给我们的学生讲？”这个提问，让我有些吃惊。后来一想，这个问题不在我，在他。总想让自己正确，怎么可能？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还太少太少，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全部加起来，还不到世界的九牛一毛的水平。绝大多数是未知、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的，都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片面的、暂时的、静止的东西。错是很正常，非常正常的。

那怎么做教育？我的学生进到我的课堂，我的一个任务是颠覆他的想法。一个好的课堂，总是能够或多或少颠覆学生原来的想法。

我说出我的想法，你觉得对也好，不对也好，自己判断。科学教育是让受教育者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科学教育的课堂应该是个性的，富有生命的。

与此相关，我们现在的学生一堆的脑血栓。哪里来的？我们教授要负责任。授课的似是而非，道听途说；听课的信以为真，不加甄别，自然形成了“思维脑血栓”。我们的任务，就像脑科医生，帮他们疏通脑血栓。

如果某件事情你自己没有把握，你最好跟学生讲明白具体情况。我认为是可以这么做的。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推崇孟子，他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们来看看浙江大学教授应该什么样子？我觉得应该有两个特征，学者和教师。首先是一流、二流、三流的学者，再是一流二流的教师。

什么叫一流的学者？凭一己之力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看法的人叫一流的学者。现在浙大有没有一流的学者？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没有。恐怕，全世界此时此刻也没有。像我这样，勉强能算的上二流。

二流学者就是所谓的学术领袖。我们把一个领域看成一张桌子，二流学者就像桌子的腿；把他的工作从这个领域拿掉，这个领域就塌陷了，这就是学术领袖。三流的学者，就像桌子上一块板子，如果拿掉，桌子功能有损失、但大致还在，这是重要贡献者；三流学者是桌上的花，他的存在可能让“桌子”更好看，但没那么重要，没花一样是书桌；三流以下，是不入流的学者，他们是桌子上的灰，去掉这部分人的工作，人类的知识会有大变化吗？没有。

说完学者，我们再来说教授的另一个侧面：教师。一流教师教享福，教享受人生。二流教师教学习方法、思考方法，三流教师教知识。当然了，还有不入流的教师，他们念PPT，背课本。

一些教授问我，彭老师你的课知识点有没有覆盖好？这不是疯了吗。我要是教知识，还不如朝计算机里打字。计算机能够记录的知识又准确又多。

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来考察一个教师的工作。那就是，你的课堂有没有给学生留下不可磨灭的精神成长痕迹。一个学生上过你的课、进过你的课堂，他应该与其他人不一样。

我们来总结一下教授的基本特征。我的认识，他们应该是公民社会的独立个体；现代职业社会的专业人士，热爱教育；见解深刻、自成系统的行业专家；颠覆者和被颠覆者，敢于从零开始。

浙大能够建成个性丰满的现代大学吗？

针对竺校长的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会成。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我们现在的国民基础，比竺校长那个时代（20世纪初）要好很多。

做教育是烧钱的事儿，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有钱有闲的时候更容易发育。

中国大学已经经历了三次创业，第一次是晚清到民国之初，由竺校长他们这批有识之士引入了大学教育的概念。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明确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大力发展了理工科基础。第三次是改革开放，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培养建设人才的基础上，把现代研究做起来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做第四次创业。这一次创业，就是回归大学的正道。现代大学的正道，首先是培养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然后是培养各业专才和行业领袖的“才”。

人间正道是沧桑，但人间只有正道可以致远。

2. 浙江大学数学系就业如何

浙江大来学数学系有悠久而辉源煌的历史，特别是1929年以后，我国著名数学家陈建功教授和苏步青教授先后来浙江大学数学系工作，形成了知名的“陈苏学派”，培养了程民德、谷超豪、夏道行、王元、胡和生、石钟慈、沈昌祥院士和熊全治、杨忠道、周元燊等一批蜚声海内外的学者。近年来，又培养了林芳华、励建书和汪徐家等一批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杰出青年数学家，为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 浙江大学数学系好嘛

浙大数学系，抄单论数学系在全国大学的排名 在前五之列。

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建于1928年，著名数学家陈建功和苏步青创立的“陈苏学派”享誉世界。培养了程民德、谷超豪、谭建荣等院士和熊全治、杨忠道、周元燊等一批学者。培养了林芳华、励建书、汪徐家、管鹏飞等一批国际杰出青年数学家，及黄达人、陈叔平、陈刚、史玉柱等一批知名人士。毕业生中，5人应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作45分钟报告，4人任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首席科学家，8人为长江讲座教授和特聘教授，13人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人获香港求是科技奖。

数学科学学院目前拥有2个一级学科，其中，数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点是“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拥有国家“985”科技创新平台，也是浙江大学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创办单位和主要依托学科。1988年应用数学（联合基础数学）被评为首批国家重点学科；2002年基础数学、应用数学分别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被教育部确认为首批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4. 曹瑞熊曹瑞熊（浙江教师）

曹瑞熊，1931年3月出生于浙江省丽水市，是一位有着深厚教育背景的学者。他于1954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之后在丽水师专担任副教授职务。作为中国数学会的会员，他在几何教学研究领域有着显著的贡献。自1983年起，曹瑞熊积极参与全国性的几何学术或教学研究活动，其中一篇在1990年全国高等几何教学学术交流会上交流的论文被公开出版。

他在省级以上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如“关于三段论公理的一个注记”、“浅谈中学几何教材的逻辑结构”以及“编写几何基础教材的尝试”等，共计十数篇，显示出他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的深入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现代数学与中学数学选讲”（第七、八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与沈世明合著的“几何基础”（由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这些著作受到了包括浙大、温师院、丽水师专在内的省内外众多院校的青睐和采用，证明了他在教学领域的重要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