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

1. 2022年能实现12年义务教育吗 12年义务教育什么时候开始实行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义务教育是九年制的，小学6年初中3年，也有的地方小学5年初中4年的，12年义务教育还没有在我国普及，目前只有东部地区和发达城市在实施12年义务教育，也就是包括高中3年，像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一样，不过近日网上有传言说2022年额能实现12年义务教育，而且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实行了，这是真的吗？那么12年义务教育什么时候开始实行？12年义务教育试点城市有哪些？下面就跟小编来了解一下吧！
2022年能实现12年义务教育吗
不会。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回应表示，现阶段不可能将九年义务教育升级为十二年制。
该负责人表示，今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提出到2020年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但普及、义务和免费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重在解决有学上的问题，不是将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或者实施免费教育。
该负责人说，义务教育具有普及、均衡、强制和免费等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是重中之重，到2016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水平已达93.4%，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未来一段时间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和均衡发展水平的任务仍然繁重。
12年义务教育试点城市
实行12年义务教育的省市如下：广东省珠海市、河北省迁安市、江西省德兴市、福建省福州马尾区、湖南省吉首市、江苏省南京市、福建省晋江市 、内蒙古自治区、福建省“漳州开发区”、广东省深圳市、湖北省兴山县、青海省“六州地区”、四川省“民族地区”、云南省迪庆州与怒江州、新疆自治区吉木萨尔县、湖南省长沙市、陕西省、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十二年义务教育，是指将高中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范围之内从而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中国特区、民族地区、浙江、广东、河北多地都尝试了高中免费教育，取得很好反响。但主要还集中在民族地区、沿海等发达地区，没有大范围普及。
陆铭：一线城市应率先实现12年义务教育，让留守儿童进城上学
落实“双减”政策，北京出台多项硬核举措。
8月17日，北京市教委、人力社保局等单位共同举行，介绍“双减”措施和新学期工作重点等情况。
根据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介绍，北京市的“双减”目标为校内校外双向发力，稳妥推进，分步实施，确保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于2021年底前有效减轻、两年内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无疑是中国教育内卷最严重的地方。从天价学区房到985名校再到好单位，父母为孩子早早规划好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捷径。但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看来，疯狂内卷的中国教育领域，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关注。
陆铭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认为，中国要在“十四五”期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公众受教育水平跟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国家数据显示，发达国家人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13-14年，而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年左右。
“经济要持续发展，一定要持续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其中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进一步普及12年教育，等条件成熟时，变成义务教育。”陆铭建议，特大和超大城市应加强对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的投入和学校建设，尤其要加强高中建设，提高外来人口子女在父母工作地上学的比率，以适应整个国家普及12年教育（包括职高）的趋势。教育投入应该跟着人口流动方向走
时代周报：你最初提出“普及12年义务教育”的思路是什么？上海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反映出明显的短板？
陆铭：其实不仅仅是上海，而是全国七普数据呈现的短板。也不仅仅是七普数据呈现出来的，而是若干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导致了问题的出现。
具体来讲，中国老龄化和少子化已经出现长期趋势。再具体到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早在2012年前后，已经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社会各界的共识是，一定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否则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关键是怎么应对这些问题。有两点十分重要：第一，城市化。人口跨地区流动的趋势已经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中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内陆地区向沿海集中。人口跨地区配置，能够提高劳动资源利用率，延长人口红利；第二，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延长人力资源的质量，从数量红利转化为质量红利。
从趋势上来讲，中国的城市化率在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也在提高。但我认为，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当前仍然存在阻碍城市化进程、阻碍教育水平提高的体制和制度性障碍，比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
经济要持续发展，一定要持续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其中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要把12年教育进一步普及，等条件成熟时，可以变成义务教育。地方政府和社会民众都应把完成高中阶段的教育作为自己的责任，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时代周报：如果普及12年义务教育，政府如何支出？对地方来说，这是很大一笔开支。
陆铭：普及12年义务教育，的确会带来大量的地方政府支出，但现在高中阶段教育的毛入学率并不低，而且还在不断提高。普及12年义务教育并不是从0到1、从没有到有的突变，而是一个渐变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有好多事情可以做。第一，随着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拥有的资源增长，在边际上增加的投入更多偏向教育；第二，调整政府支出结构，特别是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基础设施和城市开发建设在硬件上的投入相对已经较好，政府投入更加应该偏向软件方面，其中就包括教育。
第三，多方资源投入。加大投入，不一定单靠地方政府一方力量，多方特别是民间资金要加大投入。只要在思想上更加解放，允许民间办学，一些教育的投入可以由民间资金而非政府公共资金投入，多元投入总比投入不足好。政府需要负责的，就是对包括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提供主体进行内容和质量监管。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对于国际学校的需求也会增加，有些教育投入主体还可以是国际学校，通过国际办学合作加大投入。
第四，中央财政加大教育投入，应更多跟人口流动方向相一致。未来随着人口流动趋势进一步加强，将会有越来越多农村户籍的孩子在父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接受教育。这时教育资源比较紧缺，投入压力比较大的是那些人口流入数量特别大的发达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的特大和超大城市。中财的财政转移支付要更多地和人口流动方向保持一致。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我国在教育投入上存在哪些具体问题？
陆铭：教育投入，首先是总量，其次是结构，接下来是空间布局。
总量上，我国教育投入占GDP的4%，已经达到国家制定的教育投入标准。但光看总量其实不够，结构上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方面，教育投入不均衡。教育投入在地方政府层面占比非常高，在人口流动的趋势里，就会出现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不太愿意为新增外来人口的教育需求增加教育投入，外来人口教育需求供给不足。
至于中央层面的教育投入，主要以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进行，主要投到了欠发达地区。但人口已经客观流动起来了，这就出现了中央层面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跟人口流动趋势不匹配的问题。现在已经明确提出，公共服务资源要按照常住人口进行配置，有望逐渐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学前教育投入相对不足。最近，在配套三孩政策的意见里，中央指出，要多方力量增加托育服务供给，我认为这个趋势是对的。
再到空间布局上。一方面，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教育投入差距非常大。我国的教育投入跟GDP挂钩，地方教育投入跟地方GDP挂钩，所以相对来讲，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资源相对充分。尤其当发达地区教育投入没有完全覆盖到外来人口需求的时候，相对负担较轻。但在欠发达地区，教育投入如果也跟当地的经济规模挂钩，压力大，主要靠转移支付。
但如果考虑到人口的流动，更严重的问题出现在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入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出地区，尤其是人口流出的农村地区之间。在人口流入地，大量流动人口的孩子没有办法接受均等化的教育资源，在城市内部产生数量庞大的流动儿童。如果考虑到未来将教育供给覆盖到外来常住人口，则反而是发达地区的教育支出压力巨大。
与此同时，在人口流出地，又存在着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如果将夫妻双方其中一个外出打工，孩子就算作留守儿童的话，留守儿童的数量将远远超过民政部的统计。留守儿童接受的教育相对不好，家庭家长的照看也不够好。公共服务应该顺应人口增长
时代周报：你建议，上海、北京、深圳等特大和超大城市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和学校建设，提高外来人口子女在父母工作地上学的比率，尤其建议加强高中建设。为什么建议从特大和超大城市起步？
陆铭：随着外来人口市民化进程的推进，未来如果要将12年教育普及，进而转成义务教育，现在供求矛盾较大的，就是人口大量流入的特大和超大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大和超大城市要把增加高中教育的投入尽快提到议程上来。否则当前的供求矛盾只会越来越大。
相反在一些中小城市，人口增长较慢，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人口负增长，在高中阶段教育普及过程中，这些中小城市的压力反而没有那么大。
时代周报：这是否会导致人口进一步往上海、北京这种特大城市流动？
陆铭：要分两面看：从公共服务均等化角度来讲，的确会促进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会让人口特别是已经在城市里成为常住人口的中青年外来人口的孩子，更多地成为随迁子女。同时有可能引起新一轮人口增量。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面临这样的趋势，难道不就是中国逐渐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实现公共服务按照人口配置的理想目标的一个路径和方向吗？至于人口集中所带来的趋势，政府能够做的事情，永远只能是公共服务顺应人口增长。
但同时，市场力量会有所调节。一方面，人口的集中，带来人口流入地区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一些适应不了生产要素价格的企业外迁，最后使得这个城市出现就业岗位增长的天花板，制约人口增长。与此同时，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更高，特别是房价更高的趋势，也会使得大量人口最终不一定留在特大和超大城市发展。对于政府来讲，通过行政力量能够做的事情，不是通过减少公共服务的投入去限制人口，而是应该增加公共服务去顺应常住人口的需求。
如果不着手解决公共服务的短缺，给城市带来的问题将是供给和需求之间越来越严重的矛盾。最后你会发现，人口增长在客观上仍然是一个趋势，但越来越多比例的人口在既有的制度之下，无法在城市里面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时代周报：你指出，让在农村地区居住和生活的孩子跟随父母进城，一方面能够实现家庭的团聚，另一方面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在他父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接受教育，提高教育质量。考虑到生活和教育成本，很多农民工或许不会将孩子带到城市上学，这样是否会加剧教育的不均等性？如何保证教育的相对公平？
陆铭：如果将教育均等化作为一个政策目标，这是比较对象的问题。
现在在城市里存在大量流动儿童，不能享受均等化的教育资源。同时，在农村又存在大量留守儿童。相对于现在的状况，如果在城市增加教育投入，让孩子能跟父母一起进城享受教育服务，就能增加教育平等。
当然，等到政府的公共政策真正做到教育资源按常住人口配置，仍然会有一部分人口觉得，哪怕能让我的孩子在城市或者大城市里接受教育，我也不去。他会选择在中小城市甚至农村呆着。但那种状态是人的自由选择，比今天所出现的状况是更加均等的。对于留守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那些人口来说，政府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为农村和中小城市的留守人群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这才是促进均等化的根本路径。
中办国办公布义务教育“双减”政策，“双减”政策指的是什么？
开放三胎了但是很多人却不愿意生，因为养一个孩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要吃喝，最重要的是孩子的教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针对大家的顾虑，国家也做了很多努力，让家长在教育的路上越来越轻松。我们都认为教育应该是公平的，大家接受的教育应该是一样的，而课后辅导班打破了这种公平，这些年课后辅导班越来越多，有钱的家庭多报班，一般的家庭少报班，让大家觉得教育其实是跟金钱挂钩的。孩子周一到周五白天在学校里学习，下课后以及周末到辅导班学习，没有自己的活动时间，辅导班的收费高，家长也是有苦难言。而如今教育部门出手整治，减轻学生跟家长的负担，让教育不再成为家庭的负担。
一、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义务教育的双减是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政策要求减轻学生的作业量以及作业时长。要求合理的调控以及设计作业的结构，让孩子尽量在学校把作业完成，不能给家长布置作业，不能让孩子自己批改作业等。
二、减轻校外培训负担。
校外培训是很多家长面临的难题，你的孩子不学，别人的孩子在学又学得不放心。这次的双减政策有一项是针对课外培训机构的，要求各机构不能占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进行学科培训，同时要求学科类教育机构一律不得上市。
三、提升课后服务水平。
教育部门出台政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给孩子跟家长减负，为了归还教育的本意。政策还要求各个义务教育学校开设课后延时服务，要求学校的下课时间不得早于当地的普遍下班时间，让家长能够安心上班，孩子也能够安心学习。

2. 陆铭的人物经历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2013年至今
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3月至今
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2007年3月至今
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8月至2007年3月
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访问学者，2004年11月至2005年4月
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UNU/WIDER），2004年5月至8月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2003年10月至今
复旦大学匿名审稿杂志《世界经济文汇》编辑，2002年1月至今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2001年7月至今（2003年12月晋升为副教授）法国就业研究中心（le Centre d'études de l'emploi），1999年10月至12月
研究领域：
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社会经济学。
教学：
劳动经济学（本科生、研究生）
截面和面板数据处理（研究生）
激励理论（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