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暨南大学教授新冠病毒

⑴ 决定冠状病毒的侵染对象和侵染能力

一、侵染能力、侵染对象

S基因编码刺突蛋白，其通过与宿主受体（）相互作用感染宿主，决定了病毒的侵染对象和侵染能力。

二、其他基因突变作用

1、E基因编码囊膜蛋白，在病毒形态发生和组装中起关键作用，并在宿主细胞膜中通过自我组装，形成允许离子传输的五聚体蛋白-脂质孔，在细胞凋亡的诱导中也起作用。

2、M基因编码膜蛋白，其为病毒囊膜的重要组成成分，通过与其他病毒蛋白的相互作用，在病毒的形态发生和组装中起核心作用

3、N基因编码核蛋白，其在病毒装配过程中通过与病毒基因组和膜蛋白M的相互作用而发挥功能，并且在提高病毒基因组转录效率以及病毒复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感染能力

病毒的基因组变异是指其基因组上的碱基顺序发生改变。新型冠状病毒由于其为单链RNA病毒，更易发生突变。病毒的突变与重组对病毒的侵染能力、繁殖能力和病毒的检测、抗体有效性均密切相关，所以对病毒的突变和重组的监视是研究病毒至关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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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冠突变相关研究

1、中国科研团队早已发现“新冠病毒已突变”

2020年3月3日，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于发表了《关于SARS-CoV-2的起源和持续进化》（On the origin and continuing evolution of SARS-CoV-2）。

论文通过对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103个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分子进化分析，该研究揭示：新冠病毒已产生了149个突变点，并演化出L和S两个亚型，其中S亚型是相对更古老的版本，而L亚型更具侵略性传染力更强。对不同亚型的深入了解，将有助于新冠肺炎的差异化的治疗和防控。

2、三种突变体类型（V367F，W436R和D364Y）可能具有更高的感染力

2020年3月15日，南方医科大学张其威教授，暨南大学张弓教授共同通讯在bioRxiv上在线发表题为

“RBD mutations from circulating SARS-CoV-2 strains enhance the structure stability and infectivity of the spike protein”的研究论文。

研究发现SARS-CoV-2的RBD突变增强了刺突蛋白的结构稳定性，在武汉、深圳、香港和法国出现的三种突变体类型（V367F，W436R和D364Y）显示出更高的人ACE2亲和力，并且可能具有更高的感染力。

二、感染力增强与D614G突变有关

2020年6月12日，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病毒学家Hyeryun Choe团队在预印本网站bioRxiv发表文章

"The D614G mutation in the SARS-CoV-2 spike protein reces S1 shedding and increases infectivity"。

研究表明在整个欧洲和美国流行的 SARS-CoV-2变异体中的微小基因突变，有可能增加冠状病毒上刺突蛋白的数量，这将大大提高了该病毒感染力。SARS-CoV-2分离株在病毒性刺突（S）蛋白中编码D614G突变，这种变化增强了病毒的传播。

参考资料

网络-2019新型冠状病毒

⑵ 新闻传播学角度对疫情思考

关于“病毒的传播学”的最新思考。新冠病毒为人类文明投下了阴影，如例外状态对民主、自由、保护隐私等价值观的威胁，病毒隐喻引发对中国的“他者化”以及“新东方主义”等。

而从病毒的角度看待传播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我们应该恢复传播研究的物质性传统。刘海龙从“新传播研究”的视野提供了两种观察疫情传播的视角。

一是“以人为媒介”。

二是“以病毒为媒介”，研究者可以通过视角的不断切换拓展我们对“媒介”的理解。

暨南大学刘涛教授从不确定时代的“新生活政治”中阐释文化研究的风险转向，他指出，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结构主义、霸权主义、接合主义四种范式在疫情传播中都面临挑战。

我们离开风险逻辑就无法判断当前的诸多新议题。风险文化与不确定性的生产成为文化研究的底层逻辑，而在不确定时代出现的“新生活政治”已越出了传统的“政治逻辑”，重思公私边界，重思生命、身体、共情意义上的协商可能，思考如何与不确定相处等问题将启发文化研究的下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