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哲学教授秦

Ⅰ 清华大学哲学系属于什么院

清华大学哲学系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人文社科院是清华大学较早实施“通识基础上宽口径专业教育”的院系之一，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多个学科领域，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思维和领导能力的未来领导者。自1926年成立以来，哲学系一直致力于培养具有深厚哲学素养和专业知识的人才。该系师资力量雄厚，拥有教授16人，副教授8人，助理教授1人，其中90%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在招生方面，哲学系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学科背景，除了考察学生的初试成绩外，还会注重学生的复试表现以及专业素养。考试科目包括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初试无需额外复习专业方向，而复试则需要准备专业方向内容。总的来说，清华大学哲学系作为中国大学最早建立的哲学系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学术底蕴，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思维和领导能力的未来领导者。

Ⅱ 清华大学教授名单

清华大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位列“211工程”、“985工程”，清华大学是中国乃至亚洲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李强-------社会学系教授

吴冠中------美术学院教授

华罗庚------数学系教授

庄前鼎------机械系教授

俞平伯------国文系教授

刘文典-------中文系教授

赵元任-------国学院导师

格非------中文系教授

汪家鼎-------化工系教授

钟士模------电机工程系教授

王士倬-----航空工程组教授

吴宓------国学院系主任

施一公-------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童诗白------自动化系教授

梁思成-----建筑系教授

熊庆来------算学系教授

张光斗------水利系教授

孟昭英------物理系教授

黄子卿------化学系教授

金岳霖------哲学系教授

李济------国学院系讲师

Ⅲ 当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不顾反对出家为尼的女大学生，现状如何了

都说人到达一定的境界之后，内心想的事情就会不同，这就叫做思想的差异，比如一个从清华大学毕业的人，和一个没读过书的人，他们想的事情和看问题的角度就会不同，甚至有着天壤之别，大家还记得之前那个不顾反对出家为尼姑的清华女大学生吗？在当尼姑期间收养26个弃婴，如今怎么样了？

Ⅳ 清华大学哲学系本科的所有教材

在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本科课程中，《哲学导论》这本书由王德峰教授编写，内容丰富，适合初学者掌握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这本书注重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帮助学生理解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西方哲学史》一书由张志伟教授编写，详细介绍了从古希腊哲学到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这本书不仅涵盖了重要哲学家的思想，还深入分析了不同哲学流派的背景和影响。

《西方哲学简史》是赵敦华教授的作品，它以简洁明了的方式介绍了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适合学生快速了解西方哲学的基本框架。这本书注重逻辑性和条理性，帮助学生建立起系统的哲学知识体系。

《分析哲学教程》由江怡教授编写，深入探讨了分析哲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这本书注重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帮助学生理解哲学论证的严密性和精确性，提升逻辑思维能力。

这些教材在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本科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学生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通过这些教材的学习，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掌握分析哲学的方法，培养逻辑思维能力，为将来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外，这些教材不仅帮助学生掌握哲学知识，还促进了他们对哲学的兴趣和热情。通过深入阅读和思考，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培养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这些教材在教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学生们提供了系统的哲学知识体系。通过学习这些教材，学生们不仅能够掌握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还能够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升学术研究水平。

这些教材的编写者都是国内知名的哲学学者，他们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为教材的质量提供了保障。通过这些教材的学习，学生们不仅能够获得系统的哲学知识，还能够培养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Ⅳ 哪个学校的哲学最好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是二者合一的教学院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始建于1912年（壬子年），于1914年开始招生，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最早成立的哲学系。创建之初为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亦称“中国哲学门”，1919年更名为哲学系。历史上，著名学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熊十力、唐钺、邓以蜇、汤用彤、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宗白华、朱光潜、冯定、陈康、贺麟、沈有鼎、洪谦、张岱年、胡世华等先后在这里执教。北京大学宗教学系成立于1995年，是中国最早的宗教学系，现已成为国内一流、国际著名的宗教研究重镇。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宗教学系合并招生，共同培养。

历史名人

朱自清（1898-1948）
字佩弦，原名自华，号秋实，江苏扬州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要著作有《诗言志辨》、《略读指导举隅》（与叶圣陶合著）、《经典常谈》、《标准与尺度》、《语之零拾》、《论雅俗共赏》、《新诗杂话》，散文集《背影》、《荷塘月色》等。出版有《朱自清全集》。

冯友兰（1895-1990）
河南唐河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建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张国焘（1897-1979）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又名张特立，江西萍乡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来曾参加五四运动。原为无政府主义者，后转信马克思主义。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49年移居香港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1979年12月因病去世于多伦多。

牟宗三（1909-1995）
宇离中，山东栖霞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1927年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哲学系。1933年毕业后，曾先后在华西大学、中夺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以讲授逻辑学和西方哲学为主。1949年去台湾，任教于台北师范大学、台湾东海大学。1995年4月病逝于台北。

张岱年（1909-2004）
字季同，别署宇同。 河北省献县人。 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1933年秋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后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1946年任清华大学副教授，1951年任教授。 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哲学发 微》、《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 凡》等著作。

任继愈（1916-2009）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1942年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担任教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从1987年至今，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其主 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 《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老子今译》和《墨子》等。

Ⅵ 如何调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结合

中国法文化源远流长，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是世界文明古国所少有的。中国古代法文化无论理论的、制度的、行为的，都有跨越时空的合理性因素。中国古代的法文化以人本主义为基点，“德育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是非常注重法、理、情三者一致的。由于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和生命，所以在法制上就提出“以法为教，民刑必教”的观点，以“教化”为先减少犯罪，这是中国古代法文化很优秀的精神。

比如，古代的死刑决定权很早就收归中央，这样的规定从汉以后一直贯穿下来。类似的制度在法典里也有明确规定，这在世界法制史上是很少有的，是重视人，以人为本在法律上的体现。为此，他援引《慎子》、《韩非子》、《商君书》中一些以法度治理国家的观点，认为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家的思想还有待发掘，其中与现在的法治建设有联系的一些思想很有价值。

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则提出，既要复兴我们传统文化的积极部分，更要防止“中国法文化、或者中国整个文化传统里的封建专制传统”的梁孙兄复辟。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刑事诉讼法学专家陈光中认为，面对传统文化，思想不要片面化，中国的封建法制文化，从主流来看就是封建专制文化、皇权至上的文化。孟子的民本思想非常鲜明，但是并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却是我们现在要发扬光大的;主流的专制主义甚至是残酷文化，也是不可取的。不能把过去的包袱与糟粕当成好东西。这种东西肃清起来很难，比如刑讯逼供。我们在研究与继承古代文化传统的时候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者秦晖在发言中说，在中国，不管是主张孔孟的仁义道德，还是主张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以“秦制”为代表的专制集权。

在今天，不想使中国走出秦制，就不是真正的儒家，不想使中国走出秦制，也不是真正的法治。“五四”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不是“反传统”是过分还是不足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确应该反传统，但我们应该区分反对哪一部分，保留哪一部分。

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认为，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但它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中国的人伦社会不是在对自由平等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从孔子起就提倡一橡袭种“无讼”的思想。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中国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一个熟人社会，不需要诉讼。这种文化体现了我们传统的对法的看法，平民对法的看法，官员、统治者对法的看法。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两个观点。

第一，不要将文化都推给古人，这样就把我们自己的文化权利和责任也都推给古人了，要立足于现实的中国理论与实践，着眼于整个民族。

第二，很多个人的表现，如果能被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整体上接受或执行，就不应该将其简单归结于个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重要的是从文化这个角度来反思大家曾经共同认可、共同接受的那些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辨认我们现实的主体的权利和责任。

中西方文化传统中，理念差异有多大

谈到文化与“法治”，西方文化的冲击及中西文化的比较是无法回避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楼宇烈从宗教文化角度，阐释了中西法治文化的差别:在西方，人和神分属两个世界，当过渡到法治社会的时候，法的神圣性就顺理成章。中国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强调以人为本，靠人的自觉较多，对法的遵守也是主要建立在对法的道德认同以及道德的自觉自律基础之上的。

外在约束一定是建立在内在约束之上，现在把内在道德约束放弃了，只靠外在约束是不可行的。“慎独”、“克己复礼”就是中国以前所依靠的底线。我们现在法治建设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就与我们对法没有一种神圣性的、绝对性的情感或者理性的认识有关。

陈光中以最近发生的两个法律事件为引，展开了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讨论。美国在校园枪击案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其联邦法院反而通过了更加放开个人持有枪支权利的决定。与之鲜明对比的，我国对枪支、弹药的管理从未松懈过，近期更凯瞎是成果辉煌。这反映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把个人的自由权利凌驾于社会安全之上，而我们是强调安全第一、集体人权第一，这反映出两国主导价值观是有差异的，但都有合理性。所以对于“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不能片面强调一方，而应相互结合。

秦晖认为，中华法本身有些好的东西，应该发挥。反过来讲，在西方，不管是衡平法还是罗马法也都有它的中世纪时代，也很难说那个时代实行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法治，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拜占庭帝国:《拜占庭政治史》提出了“““1“by1““”的说法，强调皇帝用罗马法来治理，尽管当时的罗马法非常发达，但它绝不是现代法治的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苏亦工认为，学习西方，也要认识和鉴别西方，注意不要盲目地接受它极端化的思想。对于西方的思想，如果我们吸收来的是其中很极端化的东西，在新的环境下没有了克制、没有了天敌，就可能无限蔓延，引发灾难。

如何看待当下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问题

如何化解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与会学者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到了法治与道德的关系上。

郭道晖提出“为政以德”应该作为“依法治国”的补充。他认为“德治”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先秦时期孔孟所讲的“以德治国”，是要统治者为政以德，实行仁政，并非针对老百姓而言。其实，要真正构建和谐社会，执政者也要为政以德。司法是社会规范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不讲良心，司法也不能实现公正。

《检察日报》副总编辑王松苗阐述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他认为:第一，“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不矛盾的，依法治国讲的是依法治权，以德治国讲的是以德治事。法治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靠道德教化反而更有效果。“依法治权”与“以德化人”应该也完全可以统一。

第二，“以德治国”是有中华传统的法律文化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庸，强调宽恕，强调“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与现代“调解”一脉相承，有利于息事宁人，和谐关系。

第三，“以德治国”与当代法治生活需要是合拍的，能够满足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需要。有时候非黑即白的判决非但不能缓和矛盾，而且加剧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我个人认为，法律在和谐社会里面只能起到安定社会的作用，但是要实现诚信友爱，法律是做不到的，只能靠道德。法律永远无法浓化人的感情。

第四，我们要对法治充满信心，让法治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安排。同时也要让德治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使两者和谐统一，共同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高浣月教授认为前人创造的文化遗产中，有一些可以继承甚至照搬、照用的，还有一些是绝对不能照搬照用的，而是应该从精神的层面和价值的层面去借鉴。对调解制度要有一个辩证的态度。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行政法学专家应松年从当年公务员法的起草，联想到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他指出，中国古代有行政方面的规范、制度，没有现代的行政法制度。

所以，他在赞成文化对法治有巨大影响的同时，认为现代法治不能建立在某种文化基础之上，而应建立在某种经济基础之上。

当今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专制道路当然不能沿用，必然要走法治这条路，也就是说必须有一套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之道。

吸取传统营养，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法治的建立要求法治观念的率先确立来作为其思想基础。对法治文化观念的理解和诠释成为与会学者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衣俊卿认为，任何法制体系、制度背后都有文化的影响，没有发现到是因为还未自觉，所以要“跳出来”看，要找深层的文化模式对中国法治确立所产生的影响。现代的法治应该是在一种理性文化基础上建立的，但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是理性文化，而是经验文化。从“辛普森案”可以看出美国当时对程序的尊重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从“赵作海案”可以看出我们对法律还是不够“敬畏”。

衣俊卿说，现在要做的工作不仅仅是拿几个观念来指导法治，而是要让法治成为一种自觉。对法的“敬畏”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参与，法治不仅仅是公、检、法机关的事情，它是一个法治国家从行政到公、检、法再到民众等所有社会层面对法律的态度，这也是对我们法治现状的诊断和治疗。

李德顺总结说，法治文化其实就是表达了一种理想，即让法治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司法部门的具体任务和特殊权力，法律应该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权利和责任。立足于中华文化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和改造，探索出应有的和合理的东西，将其按照法治的精神制度化、体系化、程序化。这样壮大的是我们自己，也让我们能理直气壮地面对世界。

Ⅶ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介绍

陈来，哲学博士，198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哲学硕士，同年留系任教。

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师从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

1986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0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办评定为博士生导师。

曾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2009年，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儒家哲学。研究成果代表了本领域的领先水平。个人专著有《朱熹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宋明理学》等。

获得中国图书奖二等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宝钢全国优秀教师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项。多部著作与论文被译为英文、日文、韩文等。2009年，三联书店将其已出版的专著整合为《陈来论著集》十二种出版。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于2009年11月1日，直属清华大学，为跨学科研究机构，国学研究院特聘及专职研究人员以高、精、尖为原则。国学院设立访问学者制度，支持学者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亦可自带经费申请到研究院访问。根据情况设立课题组和研究项目，经学术委员会批准立项，实行课题负责人制度。建立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吸引清华本校各人文学科及其它名校博士毕业人员参加研究院的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