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叶老师第6章祛痘

1. 6年级习作6 杨振宁

杨振宁（1922，10.1～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生于安徽省合肥市。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以他们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两个人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后二人因排名先后的问题交恶。1962年因为《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两人正式决裂。杨振宁七岁的儿子杨光诺曾说，“我要一人得诺贝尔奖。”1989年他写给已故中研院长吴大猷的信，向老师报告两人合作情形。吴大猷覆信说∶“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truth是不能永远掩盖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争，而让truth慢慢的展现出来。”
1977年他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促进中美关系。
1980年杨振宁获得拉姆福德奖（Rumford），1986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杨振宁现居于北京清华大学。杨振宁的结发太太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2003年10月因病过世。
2004年底至2005年初，82岁高龄的杨振宁与28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硕士班学生翁帆（离异）再一次步入婚姻殿堂。
荣誉
1957年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还获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及拥有多项荣誉学位，也是国内外许多著名大学的名誉教授。
[编辑本段]个人经历
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7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3千个字。杨振宁在5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那时候，当他从国外旅行回来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常常去找他。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第一次去找杨振宁时杨要让他的秘书记录他们的谈话，以免误解。杨振宁继续保持和中国的密切联系，他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近来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
杨振宁最关心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他谈到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个从中国偏僻地区一个落后的城市来的年轻学生，怎么会有幸参与20世纪一个最主要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试图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来了解自然的无穷多样性，从混沌的星球爆炸到电子环绕原子核的颤动。
1956年杨振宁第一次出名。那一年他和李政道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推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象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因为这个工作，两人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张，两人在1962年分手。杨振宁拒绝谈论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的。他说：“这是我生命中令我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两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讲话了。
杨振宁早年处于一个更像是中世纪的而不是现代的社会。他得益于幸运的家庭环境以及和同事与学者们的联系。这些为他进入更广阔的知识和文化世界的旅程铺平了道路。反过来，他正通过不断努力在亚洲建立一流的研究中心为回报。
杨振宁生长在中国中部一个围有城墙的城市——合肥。当时，这个城市的街道是没有路面的，城门很窄，以致30年代第一部汽车开来时无法通过。大部分居民是文盲。由于闭塞，杨振宁直到6岁才第一次看见香蕉。
1937年日本入侵，杨振宁的祖父被迫离开北平，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杨振宁的父亲继续走好运。几十年后年轻的杨振宁也进了这所大学，受教于一些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之中有些以后去了美国，其中包括陈省身。陈省身现在已经从伯克莱加州大学退休，许多人都认为他是现在活着的最重要的微分几何学家。
1945年杨振宁的父亲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杨振宁的父亲，可是他要拜才华横溢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为师，因此去了芝加哥大学并在以后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泰勒的指导下写了博士论文。论文写好后只有4页。泰勒说服杨振宁，无论如何，一篇博士论文只有4页总是太短了，要他加长。他照办了，加到了23页。在物理学有了卓越的成就以后，他又转向远东。杨振宁将把他的文稿与信件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而不是给石溪纽约州立大学。他是中文大学的访问教授。杨振宁也没有排除他搬回中国的可能性，因为回去后他和与他结婚已50年的妻子杜致礼会得到更好的照顾。�新近，致礼在石溪州立大学的医院动了三次肿瘤手术，结果良好。 杨振宁在长岛还是感到很自在，也不像是要搬到远离他的三位已经成年的孩子身边。他们三位都已得到科学方面的学位。杨振宁说：“他们是美国人。他们接触的中国文化很少。”长子光诺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现在是纽约州西彻斯特县的一位财务顾问。次子光宇是一位化学博士，住在纽约城，为J．P．Marg财务公司分析化学工业。女儿又礼是蒙太拿州列文斯登县的一位医生。
杨振宁在1964年成为美国公民。他说：“我们在美国过得很不错。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朋友。我们在两个社会中都很自在。”
在石溪为他的退休举行的学术讨论会结束时，杨振宁谈到他在60岁时的一个“伟大和意义深远的发现”：“生命是有限的”。他念了9世纪的一位中国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0世纪初，另一位作家，也是杨振宁父亲的朋友�译者注：朱自清 ，把这两行诗句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在历经一生对自然的神秘的思考以后，杨振宁认为这一改造更精确地描述了他晚年的想法。
[编辑本段]杨振宁在昆明的读书生活
高二学历的第八号考生

1938年夏，鉴于辗转流离到抗战大后方的中学生非常之多，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文凭，可按同等学历报考大学。得此消息，随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的父亲杨武之迁至昆明的杨振宁，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以高二学历早早地报名参加统一招生考试。国立各院校昆明招生委员会办事处发给杨振宁的准考证为“统昆字第0008”，试场为“第壹试场”，座位为“第捌号”。
杨振宁一家从1938年春到昆后，最先住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间的文化巷11号。这条小巷原先是昆明北城脚偏僻荒凉、荨麻丛生之地，也叫作荨麻巷。随着联大教职工的陆续迁入，巷内除杨家外，还有物理学系教授赵忠尧和霍秉权分别住进19号、43号，化学系教授刘云浦住进41号，其他学校如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等也先后入住该巷，小巷顿时热闹起来，并成为联大等校师生进出城内的主要通道，因而改名文化巷。
大学考试那天，杨振宁天还不亮就起了床，迅速地吃了几口饭，就精神抖擞地走进考场。这时候，考场上只来了寥寥几位同学。杨振宁穿着整洁的学生装，高高兴兴地领了准考证，贴上路过汉口时所照的照片，准考证上写着“统昆字第0008号考生业经审查合格，准予在昆明应考本科壹年级”。由于他平时读书认真，苦学不辍，几天之后，便以出色的成绩，被大学录取了。
只有高二学历的杨振宁能够考取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确实让人感到高兴和意外，但这反过来说明杨武之家教有方。关于这一点，杨振宁2000年4月6日在南京作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时说：“我发现我在许多方面是很幸运的。首先，我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我在一个学术气氛很浓的清华园里长大；另一方面，我很小就发现数学对我很容易……”
群英荟萃
中学时代的杨振宁聪明而早慧，数学念得非常好。有一天，他认真地对父亲说：“爸爸!我长大了要争取得诺贝尔奖!”从心底里盼望儿子有出息的杨武之，十分清楚诺贝尔奖的份量。他鼓励儿子说：“好好学吧!”没想到，这个玩笑，在西南联大一传十、十传百地传了开来，人们戏言：“杨武之的儿子数学很好，为什么不子从父业攻读数学而学物理?哦，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
杨振宁在高中时只读过化学而没有读过物理，所以他报考联大时考的是化学系。可1938年11月底入学后，他发现自己对物理学更有兴趣，又转到了物理学系。联大1938年入校的新生里，16岁的杨振宁，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此时的西南联大，学生宿舍是土墙茅草房或土墙铁皮房，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时会叮叮咚咚响个不停。教室的地面是泥土地，没过多久就变得七坑八洼。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会被吹掉下来。听课坐的是在椅子右边安上一块形似火腿却只能放一本书的木板的“火腿椅”。但师生们苦中作乐，幽默地称吃的掺带谷子、稗子、沙子的糙米饭是“八宝饭”，穿的通了底的鞋是“脚踏实地”，前后都破洞的鞋是“空前绝后”。
西南联大在学制和课程编制上，采取“学分制”为主体的“共同必修课”和“选修课”三者结合的制度。大学本科四年，必须学满130—140个学分(各系不完全一样)，经考试合格(任何一科都不准补考)才能毕业，因而不少学生考取联大却读不到毕业。在联大接受过教育的8000余人中，正式毕业生只有2522人(休学、参军者不计在内)。到1942年7月毕业时，联大物理学系最终完成学业者只有9人。
杨振宁本科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后，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读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杨振宁住在联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这栋宿舍是年久失修的二层小楼。与他同室居住的有凌宁、金启华和顾震潮，黄昆和张守廉也偶尔来住几天。这些中华民族未来的精英们聚于一起，在陋室里交谈切磋，结伴探索着科学的奥秘。不过，杨振宁在读时的物理学系和物理学部，教授们虽想方设法办起了普通物理、电学、光学、无线电、近代物理等5个实验室，但由于缺乏仪器，实验不足，研究工作只好偏重于理论方面，教师们的研究成果也大多限于理论上的探讨。
1944年7月，清华研究院第十届6位研究生毕业。此时，获理学硕士学位的杨振宁才21岁，也是6位毕业生中年龄最小的。
杨振宁在联大短短的6年，却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杨振宁于《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回忆说：“我在联大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后来两年念研究院的时候，渐渐地能欣赏一些物理学家的研究风格。”“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是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里(1938—1944)培养起来的。”
杨门长子

杨振宁考入联大后，全家七口仅靠父亲一人挣工资养家糊口，生活过得十分艰难。1939年9月28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昆明。其后至1941年底，联大师生和其他昆明人一样，在“疲劳轰炸”下三天两头就要跑警报，有时一天要跑两次。1940年9月30日，日机又来轰炸昆明，杨家在小东角城租赁的房屋正中一弹，被炸得徒有四壁，全家少得可怜的家当顷刻之间化为灰烬。万幸的是，家人此时都躲进了防空洞，才免除了灾祸。可这次轰炸，对杨家的生活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几天后，杨振宁拿了把铁锹回去，翻挖半天，才从废墟里挖出几本压得歪歪斜斜但仍可使用的书，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
其后，为躲避日机轰炸，他们全家搬到昆明西北郊十余公里外的龙院村惠家大院居住，且一住3年。惠家大院分前院和后院，前院租给联大的教授居住，后院惠家自己的人住。吴有训、杨武之、赵忠尧三家住在惠家大院一进大门左边顺门而建的房屋里。此屋为两层小楼，吴有训家住楼下，杨武之、赵忠尧两家住楼上，赵家楼下是厨房。杨、赵两家的住室间有一窄窄的过道，过道的地板上开有一个洞口，自此通过楼梯可到楼下。
在龙院村，杨振宁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故事。作为杨家长子，他为鼓励弟妹多念书，还订出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谁有三个红点，谁就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里看一次电影。杨振宁周末从联大回到龙院村，住在村里的联大教授吴有训的孩子吴惕生、吴希如、吴再生、吴湘如，赵忠尧的女儿赵维志，余瑞璜的女儿余志华、余裴华等，都喜欢聚集到杨家来，听杨振宁讲英译的故事金银岛、最后的摩西根等。更有趣的是，杨振宁还同清华园里的玩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子熊秉明合作，熊秉明画连环画，杨振宁在旧饼干筒圆口上装一个放大镜，筒内安装一只灯泡，让连环画从放大镜前抽过，于墙上形成移动的人物，制成遭到飞机轰炸的“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等土电影，给难得有机会看电影的孩子们开开眼界。
国破家亡，联大师生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为解决生活困难，不少人都到外面兼差。杨振宁也兼过差。那是1945年春，杨振宁给在昆的部分美军官兵教中文，每周教3小时，赚了好几百美金贴补家用，以尽长子之责。
在昆明的日子里，因杨家有一副“云南扁”，晚饭后一有空闲，杨武之就与棋友对上几局。杨振宁、杨振平等围在旁边，看来看去，自然地学会了下围棋。
杨振宁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爱唱歌。不论是在校园里走路，或者是在家里做功课，他总爱大声地唱中国歌、英语歌。在他喜爱唱的歌中，有几首是父亲教他唱的，在这其中，有一首歌名为《中国男儿》，歌词是：“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这是一首杨武之一生都喜欢的歌，也是杨振宁非常喜欢的歌。杨振宁尽管唱歌唱得不怎么好，但他喜欢唱歌。所以，在联大，杨振宁是一个因为唱歌就唱出了点“名气”的学生。有一次，一个杨振宁的朋友问一个同学，“你认不认识杨振宁?”那位同学竟然答道：“杨振宁?杨振宁?哦，是不是就是唱歌唱得很难听的那个人?”
由于联大教员工资增长的速度总是赶不上昆明物价上涨的速度，致使教职员一般都入不敷出，负债度日者甚多。1942年8月，杨武之的薪额为470元，至1945年4月，其月薪额才590元，扣除所得税22.30元、印花税2.4元，实有565.30元。杨武之一人的薪金，要供全家生活及5个孩子上学之用，实在是捉襟见肘。身临窘境的杨家1941年3月成了联大教职员空袭受损救济的首名对象，得到600元的救济；同年6月，杨家又被列入膳食补助范围，其补助标准为每月16.8元。抗战结束时，杨家到了“无隔夜之炊的境地”，“全家个个清瘦，但总算人人健康”。而能过到这一步，除头发斑白的杨武之苦苦支撑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杨振宁有一个克勤克俭、日夜操劳的母亲。正是这样一位勤劳的女性，凭藉她“坚忍卓绝的精神支持全家度过了八年的抗战时期”。名师和高徒
西南联大名师荟萃，教师阵容非常强大。在联大，由于保存着清华大学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必修课的传统，因而杨振宁能够听到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王力、陈岱孙等名家的课堂讲述。
1944年8月，待清华大学第六届考选留美公费生名单揭晓，杨振宁以68.71的考试成绩总平均分，考取了物理学门(注重高电压实验)惟一的留美公费生。按考试委员会“凡录取各生应在原机关服务留待后信”的规定，杨振宁的留待期为1944年秋至1945年夏。期间，他一边在联大附中教书，一边进行科学研究。
在1944年10月6日联大制定的《第六届留美公费生拟入美校及研究计划》中，物理学门的杨振宁的计划为：在赵忠尧和王竹溪教授的指导下，拟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原子核物理。杨振宁在研究生院期间听了马仕俊教授的课后，开始注意“场论”，并对变形物体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在附中的这一年里，他花了不少心血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1945年四五月间，他很自信地认为，找到了一种颇为优雅的方法来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但后来发现国外有个叫莫纳汉的大科学家，早在1937年就已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了。因信息闭塞而导致的这一重复，曾使他一度懊恼不已。但工夫并没有白费。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在场论这一领域做出了重大的开创性的贡献。
等待的日子让人感到特别的难受。1945年初，杨振宁等知悉“各处录取之英美研究生及实习生等，有已出国者，有即启程者”，而他们的行期依旧未定，不禁心急如焚。6月12日，张建侯、曹建猷、杨振宁等16名同学就出国问题向梅贻琦校长联名送上《呈请书》，要求联大指派专员办理出国手续，并要求对船位、费用、服装等问题作出答复。
经过多方争取，杨振宁等终于于1945年8月动身，乘飞机到印度，再由印度搭运兵船赴美留学。事隔半个多世纪，杨振宁1998年3月17日于《文汇报》上发表《父亲和我》一文，还对1945年8月28日离开昆明时的情形记忆犹新。他在文中写道：“清晨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我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是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竟不能自已。”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认为至少在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是年底，吴健雄等科学家通过严格试验证实了这一理论。1957年12月10日，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因此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其前，杨振宁写信给吴大猷，感谢吴先生引导他进入对称原理和群论的领地，并说后来包括宇称守恒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吴先生15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个观念有关。杨振宁在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告诉您的事情，而今天显然是一个最恰当的时刻。”这位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大师还说，他成就的一切基础都来自西南联大。他始终把昆明当作第二故乡，并深深地眷恋着昆明这块土地。
展望21世纪，杨振宁认为中国将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大国。“我这样说原因有四：一、中国有数不清的绝顶聪明及可塑造性强的年轻一代，这是科技发展之首要前提。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重人伦和勤俭的同时，也重视教育，势必令上述人才大有可为。三、中国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中已经走出了固步自封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对近代科学的热忱。四、中国内地、香港、台湾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杨振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几年就成功研制出原子弹，从那时就培育和积累了一大批基础人才。“中国人是有很高素质的。比如清华大学的生源就不比美国哈佛大学的差，但我们要考虑的是，怎样把高质量的生源变成高质量的人才。”杨表示有信心随着经济的发展、科研条件的改善，继本世纪的华裔科学家之后，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必将于下个世纪在重要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本土出生、成长，并在本土出成果的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从现在算起，20年足够”。 \
[编辑本段]杨振宁的科学成就
杨振宁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基本粒子、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领域。对理论结构和唯象分析他都有多方面的贡献。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风格：独立性与创建性强，眼光深远。
1．在粒子物理学方面，他最杰出的贡献是1954年与R.L.密耳斯共同提出杨-密耳斯场理论，开辟了非阿贝耳规范场的新研究领域，为现代规范场理论（包括电弱统一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理论、大统一理论、引力场的规范理论、……）打下了基础。杨-密耳斯场方程最近被数学家S.唐纳森引用，获得了拓扑学上的重大突破。
2．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方面的另一项杰出贡献是：在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如果弱衰变过程宇称守恒，则它们必定是两种宇称状态不同的K介子。但从质量和寿命来看，它们又应是同一种介子。——杨振宁和李政道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一项科学工作，在发表的第二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是第一次。
在粒子物理学方面，杨振宁的其他贡献包括：费米-杨模型(1949)，与李政道合作的二分量中微子理论(195杨振宁7），与李政道和R.奥赫梅合作的关于C（电荷共轭变换）和T（时间反演变换）不守恒的分析(1957)，与李政道合作的高能中微子实验分析(1959)和关于W粒子的研究(1960～1962）。与吴大峻合作的CP（宇称）不守恒分析(1964)，规范场的积分形式理论(1974)，与吴大峻合作的规范场与纤维丛的关系(1975)，与邹祖德合作的高能碰撞理论(1967～1985)等。
3．在统计力学方面，杨振宁的贡献包括：二维伊辛模型的自发磁化强度(1952)，与李政道合作的关于相变的理论(1952），与杨振平合作的关于数种模型的严格解(1966～1985)等。
4．在凝聚态物理方面，杨振宁的贡献包括：与N.拜尔斯合作的对磁通量量子人的解释(1961)，非对角长程序观念(1962)等。
杨振宁于1971年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他回美以后，对促进中美建交、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中美科学技术教育交流都做了大量工作。杨振宁受聘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杨振宁发表过约200篇科学论文和报告。
[编辑本段]杨振宁轶事
1．名师出高徒
杨振宁，这是一个在当代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更是一个让全世界的华人感到骄傲的名字。杨振宁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与他善于寻求并能够获得名师的指点分不开的。俗话说“名师出高徒”。
杨振宁的父亲就是他的第一位“名师”。1922年9月22日，当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市时，他父亲正在百里之外的安庆市一所中学里教数学。这位名叫杨武之的中学老师学识渊博又不断进取，就在杨振宁未满周岁之际，杨武之考取了公费留洋名额去美国。6年之后，他获得博士学位并回国，先大厦门大学任教，后来又应聘聘到清华大学任教数学系教授。杨振宁的群论知识就是得益于他父亲杨武之。
2．吉利的第8号报名单
1938年西南联大招考报名时，杨振宁早早来到报名处，领到了序号是“第8号”的报名单。最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西南联大，就在那里，他走上了探索科学的道路。
西南联大的物理系，真是群星荟萃、英才毕至：赵忠尧、吴有训、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等等，这些当代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们，当时都在那里任教。1942年，他在吴大猷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获得了物理学学士的学位。过了两年，杨振宁又在王竹溪教授门下攻读研究生，并取得了物理学硕士学位。
3．心目中崇拜的三位物理学大师
1944年，杨振宁考取了留学奖学金，1945年，他来到美国。
当时，杨振宁最佩服的物理学家有三位：创立相对论的爱因斯坦，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狄拉克和主持建造世界上第一座原子核反应堆的费米。这三位物理学大师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在非常复杂的物理现象中一下子抓住问题的实质，然后用简单而美妙的数学方法把它们表示出来。深受三位大师的影响，杨振宁日后的工作也带有这样的特点。
4．走进“象牙之塔”
杨振宁来到美国后就想追随费米，于是，他来到费米任教的芝加哥大学。但是，当时费米正在参加研制原子弹的工作，由于保密的要求，不容他与外界多接触，于是他把杨振宁介绍给泰勒博士（后来成为美国的氢弹之父）。1948年，杨振宁在泰勒的指导下，以优秀的成绩取得了博士学位。一年之后，由费米和泰勒的推荐，杨振宁来到号称“象牙之塔”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举世闻名的爱因斯坦就在那里工作。那是个研究气氛非常活跃，而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地方。在那里，杨振宁同李政道、米尔斯等人合作，取得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项成就：他与李政道合作，推翻了几十年来被物理学界奉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两人因此而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和米尔斯合作提出了规范场理论，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三种场理论中的一种，还有两种是麦克斯韦提出的电磁场理论，和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场理论。
5．20世纪的第三位“物理全才”
有人说他是20世纪中继爱因斯坦和费米之后，第三位具有全面的知识和才能的“物理学全才”。不管怎样，昔日的“高徒”杨振宁在众多“名师”的培养下脱颖而出，自已也成为一位“名师”了。

2. 叶良辅的人物生平

1894年8月1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佑圣观巷。
1913年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同年考入农商部地质研究所。
1916年6月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调查员。
1920年1月—1922年6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进修，获理学硕士学位。
1922年7月—1927年7月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并曾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27年7月—1928年7月任中山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
1928年—1937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1929年任中国地质学会第七届评议会副会长。
1934年—1935年任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并任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1935年任中国地质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长。
1938年—1949年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
1943年—1945年任浙江大学史地系系主任，兼史地研究所主任。
1949年6月任浙江大学地理系系主任，兼地理研究所主任。
1949年9月14日病逝于杭州。
叶良辅属于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地质学家。他工作伊始便参加了对北京西山地区地质矿产的调查工作，并执笔写成了《北京西山地质志》（于1920年出版）。这是我国地质学家详尽解剖一个地区的区域地质的最早研究成果。
叶良辅对全国许多地区的地质矿产作过调查研究，其中较重要的是对火成岩和有关矿床的研究。他于1925年发表了《中国接触变质铁矿地区的闪长岩类岩石学》和《山西临汾县方沸石正长斑岩》两篇著作。1930年，他与其它学者联名发表了《浙江平阳之明矾石》一文，指出明矾石是由凝灰岩和流纹岩受到来自酸性侵入岩中的硫质流体交代蚀变形成，并指出用明矾提取铝及制作钾肥的可能性。
1931年，叶良辅与同仁联名发表了《浙江青田县之印章石》一文，对优质工艺美术石料——刻印章用的“青田石”作了详细研究，指出这种岩石主要是中高温含矿溶液与火山岩互起化学反应形成的，主要矿物成分有叶蜡石、绿霞石等。同年，他又发表了《华南沿海一些省份流纹岩和凝灰岩的明矾石化与叶蜡石化》和《中国南方海岸的火成岩》。1932、1934年，又先后与喻德渊联名发表了《山东海岸变迁的初步观察与青岛的火成岩》及《宁镇山脉火成岩发育史》等。
此外，叶良辅曾与许多学者联名发表研究论文，如《安徽泾县、宣城煤田地质》、《安徽北部铁矿的类型与成因》、《湖北阳新、大冶、鄂城之地质矿产》及《湖北灵乡铁矿》等。
叶良辅早年曾和谢家荣一起考察了长江中下游地质地貌，并于1925年共同发表了《长江巫山以下地质构造与地文史》一文，讨论了长江成因和长江流域地形变化历史。在浙江大学工作期间，发表了《地形研究指要》、《瀚海盆地》等研究论文。
叶良辅虽然逝世较早，但他对中国区域地质、矿产地质、火成岩石学、地貌学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对地质学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叶良辅，字左之。原籍浙江余杭县，出生于杭州佑圣观巷。童年时期，父母双亡，全赖祖母教养。他自幼生活简朴，秉性聪颖，冷静寡言，学习勤奋，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时，就深受老师丁文江的器重。1913年毕业后，考入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该所相当于地质专修科，学制三年，受教于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及顾问安特生等名师。该班同学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届地质人才，他成绩居全班之冠，为当时师友所共同赞赏。后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工作。1920年1月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进修，1922年6月获理学硕士学位。他在美国学习期间，除攻读地质学方面课程外，还随D．W．约翰逊（Johnson）攻读地形学，为他后来研究地形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叶良辅自1916年起先后在地质调查所工作9年，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10年，在这期间发表论著21篇，均为地质调查和研究开创性成果。1936年他因积劳成疾，染患了肺病。1938年仍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去浙江大学任地质学、地形学教授。他在浙江大学任教12年，这时他更着重于地形学的研究，发表的论著也多属地形学的范畴。他一生著作十分严谨，内容丰富，文字简练，论点精辟，富有创见，研究方法也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当时地质学、地形学启蒙时期，发挥了开拓性的作用，直至今日，他的著作还有重要参考价值。
他在地学方面的知识是很渊博的，培养了很多地质、地貌和地理方面的人才，尤其新中国地貌学发展成很多分支学科，他的学生们是尽了心力的，但光荣的奠基者应属于叶良辅。
他主编《北京西山地质志》，成稿于1919年，出版于1920年，内容分地层系统、火成岩、构造地质、地文以及经济地质等五章，是我国最早的也是当时最完善的一份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所附地质图由1：5万实测，缩小为1：10万，也是当时水平最高的图件。这份资料长期为后人所参考，可谓文图俱优，誉满中外。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秉维说：“叶先生的《北京西山地质志》是我最早而又读得最多的一种资料，印象较深”，“我背着叶先生的地质志和地质图，跋涉于门头沟、斋堂之间时，叶良辅三字常常浮现于脑海之中……”，可见《北京西山地质志》所起的作用。本区地质测量由叶良辅、赵汝钧、刘季辰、陈树屏、王竹泉、朱庭祜、谭锡畴、谢家荣、马秉铎、卢祖荫、李捷、徐渊摩、仝步瀛等13人分组负责，最后由叶良辅综合成图。文字方面除火成岩一章系翁文灏供稿外，其余均为叶良辅所撰写。他对庞培里、李希霍芬的地层分类，及梭尔格的地质构造的错误处，均曾一一予以纠正。《北京西山地质志》问世后，叶良辅就自然被公认为同辈中的佼佼者了。
1928年，叶良辅与赵国宾合著《湖北阳新大冶鄂城之地质矿产》、1926年著《安徽南部铁矿之类别及成因》和《湖北鄂城灵乡铁矿》是我国早期关于长江中下游地质和铁矿矿床学研究的论著，调查区域是我国重要的铁矿产地，其论著的重要历史意义和实用价值自不待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些论著仍为地质勘探人员的重要参考资料。
1930年著《浙江平阳之明矾石》（与李璜、张更合著），1936年著《研究浙江平阳矾矿之经过》，1931年著《浙江青田印章石》（与李璜、张更合著），为我国研究该两矿种的先驱，浙江地质人员在50年代起对矿区开展普查勘探工作时，就一直参考他的报告及所附图件，他计算的矾山明矾矿储量与今日勘探结果并无多少差异，其精确性尤其令人敬佩！当时他还发现了苔湖及南雁荡仙姑洞附近的新岩洞等处明矾石矿，提供了后备基地的资料。
他在研究明矾矿时，主张对矿石作工业试验，他说：“本来一种试验，不能一定成功，不过不试验是永不能成功的，况且原料的价格因社会需要、生产方法及产量多少而变迁，今日称为不可用的，又安知非将来的宝藏呢？我们的基础研究工作，做了总是有用的。”这是至理名言。明矾矿如此，其他矿种也莫不如此，他称赞丁文江提出的“同样的研究何不研究应用问题”的研究方针，直至今日，这种科研方针，无疑也是正确的。
他调查过河北临榆柳江煤田、安徽宣城泾县煤田、浙江长兴煤田和鄂东煤田等处，他对地层划分也具有创见，并曾加以命名，如他曾详细研究过侏罗纪地质，确定“门头沟煤系”代表下侏罗统，“髫髻山系”代表上侏罗统；并首先命名志留纪“铜官层”和中上二叠统“宣泾煤系”。据称“铜官层”居下石炭统之下，以砂岩、砂质页岩、硅质砂岩和石英岩为主，因初见于铜陵县铜官山故名。“宣泾煤系”在宣城泾县最为发达，且富于化石，时代可以确定，故以宣径煤系名之。

3. 叶良辅：我国地貌学的一代宗师

浦庆余

(中国地质科学院)

地质学界的老人都知道叶良辅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地质学家，袁复礼是我国地貌学的一代宗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叶良辅也是我国地貌学的一代宗师。为什么呢，私以为叶良辅长期患肺病，又长期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他培养的地貌学研究生又大多任职于地理界。一位地质学者任职于地理界，往往非但不被地质界而且也不被地理界重视，而横跨学科的人才却是最难得的人才。

一、叶良辅的生平概要

叶良辅(1894～1949)，字左之，祖籍浙江杭县，出生在杭州，从杭州盐务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南洋中学。在读中学期间，深为在该校任教的丁文江器重。丁文江于1913年受聘为工商部矿政司佥事、地质科科长，创办地质研究所，专事培养地质人才，叶良辅即考进地质研究所学习。三年后，叶良辅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入工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他在毕业时撰写的《北京西山地质志》于1920年出版。同年1月被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进修，除了学习地质方面的课程外，还随D.W.Johnson教授学习地形学。1922年获理学硕士学位，并于当年7月回国，仍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其间曾一度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7年至1928年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和教授，并受同学朱庭祜之邀，共同创建两广地质调查所。1928～1937年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李四光有病时和去北京大学讲课时，由叶代理所长职务。后因工作劳累、生活艰苦，叶良辅在1936年患了肺病，不得已在杭州家中养病。

1937年夏，抗战爆发，淞沪沦陷，叶良辅举家避居诸暨乡下，1938年初应聘担任浙江大学史地系地质学教授。于当年4月携眷随校西迁，先至江西泰和，再至广西宜山，最后抵达贵州遵义，沿途饱受风霜，备受艰难，以致病又加剧，但他一直带病工作。1943年暑期后，史地系主任张其盷赴美讲学，校长竺可桢改聘叶良辅为史地系主任，并负责史地研究所工作。叶良辅一般主持系务会议和所务会议，研究处理重大问题，而将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具体系务工作分别交给李洁非和严德一帮助办理。1945年张其盷返校后，叶良辅才得以卸去重担。抗战胜利后，1946年暑期，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叶随校东返。按学校规定，回杭州后休假一年，但叶良辅的研究工作却一直没有间断。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不久受聘为浙江大学地理系主任，羸弱之体承受不了繁忙劳累的工作和学习，终因大病，于1949年8月17日下午2时溘然长逝，享年56岁。

二、叶良辅在地貌学方面的成就

讲叶良辅在地质学上的成就，就会想到我国首部区域地质著作《北京西山地质志》和《扬子江流域巫山以下之地质构造及地文史》，以及他在火成岩方面的成就。对他在地貌学方面的成就，几乎无人提及，或只是一般性地提及，着墨不多。

《北京西山地质志》分五章，引言，第一章地层系统，第二章火成岩，第三章构造地质，第四章地文，第五章经济地质，附录石景山附近永定河迁流辩。有将近1/5的篇幅论述地文发育，这在区域地质著作中是少见的。北京西山的地文期，叶良辅多参照维理士和安得生的研究。与谢家荣合著之《扬子江流域巫山以下之地质构造及地文史》主要讲的是地文史，实际上是一篇长江中下游古地理发展史和地貌发育史的论文。还有与喻德渊合著的《山东海岸变迁之初步观察及青岛一带火成岩之研究》等。编著《瀚海盆地》一书。叶良辅在河流地貌、海岸地貌、干燥区地貌，以及新生代古气候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

叶良辅为研究生编写的《地形研究指要》是他研究地形的方法论总结，也是一篇地形研究法的简论。他在引言中说：“地形研究，除基本学识之外，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头脑清楚，思虑周密；二、身体强健。更有附带条件：地形测量准确，地图精良。在决定地形之因素一节指出决定地形的基本因素有三：①内外营力及其作用；②岩石性质；③地质构造。在成因的地形态一节，将地形分为建设性和破坏性两类，又可概括为侵蚀类和沉积类。在地形发育阶段与侵蚀轮回一节，阐述了平衡剖面、准平原、泛平原的概念，介绍了台维斯的河成侵蚀轮回、风成侵蚀轮回、海成侵蚀轮回和冰成侵蚀轮回等。在地文史一节阐述了地文史可分为单式地形和区域地形变迁史，‘地文史之重心’，在于地形史实之继承程序每期之史实，现在确有地形现象为之证明者。按地形现象，为地质历史最近之一幕，故地文史与地质史应有互相重复之处，或畛域固难分清。”还指出“地文史与古地理学又有重复”。还意味深长地说：“区域地形之变迁，非始于内营力之消长，如造山陆诸运动，岩浆侵入喷出之类。即基于外营力之变换，如河流作用之继以冰川作用，冰川作用之继以海蚀作用等是也，变迁之时代，地形学者可以不问，而变迁之先后，不能不顾。兼长地质史者，序述地文，不妨涉及地质史，以收引证之效，但莫忘以地形为目标。专攻地形学者，亦不能完全脱离地质史而独立”。这里，他论述了地形学与地质学的关系，地质学者和地理学者研究地文可能根据各自的专长有所侧重，但都要注意地质学与地理学的结合。这是很有见地的，意味深长的。对后学有着刻骨铭心的教益。在准平面之比较一节中，以美国东部新英格兰高地的准平面研究历史为例，说明准平面的先后与交接问题。以此推知相隔千里不同区域准平面的对比，必须审慎。在河成梯阶地之比较一节，分别指出冲积阶(含纯由冲积物组成和有薄层冲积物覆盖的岩阶)和岩阶的地文意义，对称的和不对称的冲积阶的成因，地壳运动和河流水量增减在冲积阶形成中的作用，要区别对待。还指出河成阶地的区域对比要小心谨慎。最后，在地文区一节，将地文区定义为：“地质构造、自然作用与发育阶段，三者相同之区域。其主要地形现象，必是一致之状态。质言之，亦即地文发育史相同之区域也。是为地文区，亦称自然区。”他还以美国地文区划分为例，说明不同级别地文区的划分原则。而“地形过于错综复杂，不易集合成区者，则以土壤气候地形及地质构造合而观之，以求其共同之特点可也。”他转而述说：“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故于地文区之分析，颇有研究余地。”接着他列举翁文灏著述矿产地质志，先叙述全国地形区，张其盷编述本国地理，亦先分全国为若干地形区，克雷曼编著中国地理基础，梭颇编著中国土壤，均涉及中国地形区。“最近黄秉维编著高中本国地理亦按自然区叙述一切，参考不谓不周。然对于区域地形之材料，略嫌缺乏。”叶良辅此文发表于1940年，而李四光的《中国地质学》英文原著于1939年在英国伦敦出版，当时叶是不可能见到的。李四光在这部著作中也是以中国自然(地形)区为开篇的。叶良辅在文末指出：“总之中国地形之可以分区毋论矣。蒙新高原、康藏高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江河平原、皆是荦荦卓著也。但各区之详情如何，地文史如何，其他各地以如何分区为最合理，则处处有困难，有问题。据黄先生参考所及，关于边疆区域之地文材料反优于本部各省，而国人对于本部之地质工作实多于边疆区之工作，此中参差，必是工作时之目标不同有以致之。试查地质报告，往往有地形一章叙述山河形势，但于山河与地质构造之关系，有详明之叙述者，则甚鲜。故吾辈以后欲于地形学有所贡献，当知如何致力也。”

这就是叶良辅下决心培养20名中国地形学者的原动力。

叶良辅还有《科学方法之研讨》和《科学方法与地学研究》诸文，当另行介绍。

三、培养我国一代地貌学家

叶良辅从1938年起就一直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浙大史地系由竺可桢首创，以历史与地理合一系，在国内谨有。系主任张其盷是人文地理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化情有独钟。叶良辅作为一位地质学家在史地系任教，实属不易，他曾开设普通地质学、历史地质学、经济地质学和构造地质学等地质课程，还开设自然地理学，自然地理的教授较为稀缺，地形学是介于地质学与地理学之间的学问。叶良辅留美时除学习地质学以外，还随美国著名地形学家D.W.Johnson学习地形学，打下了这方面的基础。叶良辅还是浙江大学研究院史地学部的地形学组首席导师，精心培养了一批青年学者，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地貌学的骨干力量，并开拓了地貌学的若干新领域，他们又培养了大量新一代的中国地貌学家。

1938年以前，我国地貌研究大多在地质调查时，由地质工作者附带进行，编写地质报告时列为地文期一节，而且是很不起眼的一节，或作为新生代地层的一部分——更新统也是一笔带过而已。这些论述是零碎的、片段的，显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是对区域地貌发育很少作全面的揭示。然而，区域地貌发育的研究这一现代地貌学的重要方面，当时在国外已经开展，涌现了不少著名的地貌学家，例如，叶良辅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曾随D.W.Johnson教授学习地貌学，D.W.Johnson 教授是著名的地貌学大师Davse 教授的学生，他自己也是著名地貌学家，更专长海岸地貌。而我国当时还没有一位专门从事地貌学研究的人员，叶良辅在浙江大学史地系担任教授，不时有一些部门聘他高就，都被婉辞。他常说：我国地质学界现在已经人才辈出，没有他的服务，地质学的进步不会受到重大的影响，但我国地理学正急需进步，因人才较少，他在这方面的教育工作对国家或许会有更大的贡献。他有多么敏锐的洞察力，有甘为人梯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作贡献的精神。叶良辅曾对他的弟子说，他计划培养20名左右的中国地貌学家，以推动中国地貌学的发展。

叶良辅培养地貌学研究人才的办法是招收研究生，进行一对一的指导。给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高等地貌学课并开专题讲座，如“地形研究指要”、“科学方法与地学研究”、“中国瀚海盆地”、“美国阿帕拉契亚山”等。这些讲座贯穿地质史、地文史，从内动力构造变化到外动力流水和风沙等地貌过程，全面地加以分析和总结，还传播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理念，使学子终生受用。

叶良辅在浙江大学任教从1938年至1949年，在11年时间里培养了地貌学研究生9人，他们是严钦尚、丁锡祉、沈玉昌、杨怀仁、施雅风、蔡仲瑞、陈述彭、陈吉余和李治孝。他们研究论文都是由叶良辅根据当时的条件，学生情况与本人商量而定。叶良辅特别重视学生的野外调查能力的培养和室内分析能力的训练，对论文认真审读，后发式地进行指导，反复修改。这批20世纪40年代毕业的研究生大多在地理界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地理界的后起之秀，研究中国地貌学的骨干。

严钦尚是叶良辅培养的第一位地貌学研究生，毕业后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时，随地理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后一度调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任教。他是华东师范地理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第四纪沉积学。

丁锡祉为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曾在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任教授。他在区域地貌、冰缘地貌方面有很深造诣。

沈玉昌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地貌研究室主任，长期致力于河流地貌学研究。如果他不是过早逝世，或许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合适人选。

杨怀仁是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教研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毅然从英国回来，在南京大学创建我国第一个地貌学专业，从1954年开始至今已培养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本科生600多名，硕士生和博士生20多名。他在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领域做了不少开拓性的研究，如第四纪气候变化，海平面变化，第四纪冰川与冰缘地貌、构造地貌等。

陈述彭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地貌区划和地貌制图、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有很深造诣。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科学院遥感研究所。

施雅风是中国科学院寒区和旱区地理研究所和南京湖泊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现代冰川调查和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由他主持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冰川与冻土研究所，该所后与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合并为寒区和旱区研究所，他任名誉所长。

陈吉余为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河口与海岸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随地理系调入华东师大。他开创了我国河口与海岸动力地貌研究的新领域，为海港建设和滩涂利用及开发作出了贡献。

蔡仲瑞为原水电部水电总局总工程师，是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主持编制了我国第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程，与谷德振共同组织工程地质人员，根据水电单位提供的120项工程的总结资料(到现场查勘30项)，总结出版了《水利水电工程地质》一书。

李治孝是原浙江省地质矿产厅教授级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曾参与负责筹建浙江大学地质系，一度担任副系主任。他在浙江地质矿产的调查、研究和应用，地质教育方面，均卓有成绩。

此外，叶良辅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任主任兼代所长时，曾对丁骕从事地貌研究给以鼓励和掖助，丁骕后来在地貌学上的成就一部分实出于叶良辅之赐。其他如地理学家赵松乔、谢觉民、杨利普和海洋学家毛汉礼等，也都在浙大史地系就读时，得到过叶良辅的指导。

叶良辅生前曾对他的学生说过：“我们教导的诸位，是否成功，要看诸位毕业之后，做人做事的成绩如何。诸位的成绩远在若干年后，才可明白，所以我们是否成功，亦须等到若干年后，才见分晓。”我们可以告慰他的是，他的学生真的在若干年后个个作出了骄人的成绩，他学生的学生也作出了可圈可点的成绩。叶良辅不愧是中国地貌学的一代宗师，为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几点说明

1)有人在阐述丁文江、翁文灏与李四光的友谊时，举例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刚成立时，缺少高级研究人员，翁文灏将叶良辅与李捷从中央地质调查所调动到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这件事有些出入，中研院地质所成立于1928年1月，李四光和翁文灏都是筹备委员，李四光兼任所长。李捷当时在周口店主持发掘，将李捷调给中研院地质所，发掘工作交给了贾兰坡主持。然而，叶良辅1927年已离开地质调查所，1927～1928年担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兼教授，并受同学朱庭祜之邀筹建两广地质调查所，1928年，中研院地质所成立后，才调任该所研究员。所以，叶良辅在中研院地质所任职，不能说是翁文灏支持李四光。

2)叶良辅的学生、在天津做中学教师的张颖秋回忆叶师时写道：“叶师有学识，有能力，具有刚直不阿的性格，这在旧社会里常会遭到人们的嫉妒和受压制。据说他曾因一句什么话得罪过翁文灏，以致后来处处受刁难，永无出头之日。”我们推想，叶良辅离开地质调查所，去中山大学地质系任职，是否是这个原因，或是原因之一，尚待有更可靠的资料才能弄清。可是，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是朱家骅，朱与翁是好友，而叶去中大是任教授兼系主任，后来在中研院地质所任研究员，李四光离所时代行所长职务。也就是说朱家骅和李四光是看重叶良辅，在浙大史地系，系主任张其盷赴美深造时，竺可桢校长任命叶良辅为史地系系主任，可见在浙大他也是受到重视的。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受聘为浙大地理系主任。因此，张颖秋所说得罪了翁文灏，以致后来处处受刁难，永无出头之日，是张长期在天津的中学任教，对地质地理界的情况不熟悉的缘故。

3)本文的写作参考了我的老师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杨怀仁为他的老师逝世40周年主编的《叶良辅与中国地貌学》。由于这本书出版较早，又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的书，印数又少，地质界读到的人不多。而地质界撰写叶良辅生平的文章在叶对中国地貌学的贡献又了解不多，笔墨较少。因此，我不揣冒昧，除了参阅该书外，将我所知叶的学生的情况补充进去，说明中国地貌学的主要力量在地理界，以使读者了解叶良辅确是中国地貌学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