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被开除

1. 蒋国兵为何辞掉清华大学副教授工作，去国外当油漆工，为何又自杀

2006年7月，一则“43岁华裔博士蒋国兵跳桥身亡”的音讯惹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谈论。说起来，蒋国兵曾是清华大学副教授，后来辞掉工作去国外开展，不过他在国外只能当油漆工，那么，这终究是怎样回事？是什么事促成了蒋国兵自杀的呢？

蒋国兵是典型的寒门贵子，他生于1962年，是湖北天门人。他的父母都以种地为生，不过他却天资聪颖，又非常好学，因而他在读书的时分不断首屈一指，这让教师和父母都对他寄予了厚望

1979年，国度恢复了高考，17岁的蒋国兵自信满满地走进了考场。考完后，他盲目发挥得还不错，考大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果真，高考成果出来后，他以文科第一名的好成果成为了那一年的全省文科状元，被清华大学录取了。身为一名学霸，蒋国兵并没有丝毫自豪，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仍然坚持着刻苦学习的习气，成果也非常优秀。大学毕业后，他又考上了清华大学研讨生学院，在那里顺利地获得了硕士学位。

想到10多年来在求学的道路上，不断十分刻苦勤奋，本来以为“书中自有黄金屋”。没想到一步一个足迹走上金字塔的顶端后，却沦为了一个不需求什么专业技艺的油漆工。这种心理落差让蒋国兵久久无法放心，也让他越来越缄默。

2006年7月20日夜，蒋国兵下班后给卢彩蓉打电话说他不回家吃晚饭了。随后蒋国兵在多伦多繁华的街头游荡了很久，最终他走到了多伦多的一座立交桥上。在那里，他盯着桥下络绎不绝的车辆发了好一会呆，然后忽然越过栏杆，纵身跳了下去……此时，蒋国兵不过才43岁的年岁。

凶讯传出后，认识蒋国兵的人都表示不敢置信。在他们眼里，蒋国兵质朴稳健，不管是在做人还是做学问，都非常踏实和积极。在学业和工作上，他追求圆满，在家庭生活中，他对妻儿都很心疼，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理由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蒋国兵的父母也都不敢置信他会自杀，他母亲说，蒋国兵是个很有勇气的人，他能吃苦，遇到艰难也不会叫苦，他那么刚强的人怎样会自杀呢？

虽然大家都对蒋国兵的自杀十分不测，但是与蒋国兵一同在加拿大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理解到卢彩蓉孤儿寡母，生活困难后，还是在第一时间，经过媒体呼吁捐款。最终筹得了8万多元的捐款，协助了正处于艰难之中的卢彩蓉和两个孩子。他们说，蒋国兵是个很不愿意欠人情的人，在他生前，不论呈现了什么问题，他历来不会向他们寻求协助。所以，他们也不晓得蒋国兵的状况，而捐款协助蒋国兵的遗孀和子女，也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一点协助。希望这能让蒋国兵在天之灵，得到些许抚慰。

2. 清华顶尖科学家被拘的原因是什么

清华顶尖科学家付林主要有两项罪名：贪污和挪用公款。

起因是有人给北京市检察院写了封举报信，举报他巨额贪污。2016年3月17日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对付林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2016年4月1日付林被正式批捕。2017年5月19日，海淀检察院公诉处正式起诉付林，根据起诉书付林有两项罪名，一项罪名是贪污造成科研经费损失220余万元，另一项罪名是挪用公款439万元。

付林案在高校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科研成果转化所引发的事故。该案的焦点在于，付林的关联公司参与了上述重大课题的研究过程，以及后续的科研成果转化。

但她没想到的是，付林很快被关进了看守所，他的声音再也没有听到过。

在这个案件中，一共出现了付林的3家关联公司：环能瑞通、华清泰盟、华源泰盟。有人做了一个这样的假设：如果当初由外部公司取代付林的关联公司，成为其搞研发和成果转化的平台，那么付林可能不会涉入商业江湖，他也就不会面临如上的指控。但问题恰恰是，当时并没有公司愿意支持他。

“科研成果转化的第一步并不是企业在求你卖专利，常常是你要去求企业支持，把初步产品做出来。”江亿院士说，很多人都以为把专利或者想法卖掉就完成了科研成果转化，但现实从专利到产品还有很长的路，很少有企业冒风险买单。如果得不到企业的支持，只能自己组织资源做开发，组织资源就少不了要开公司，而开公司就有一堆麻烦事——付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入了商业江湖中。

江亿院士也有类似的无奈经历，因此特别渴望能有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安安心心把第一步转化先做出来”。但这科研成果转化最难的第一步，在当下大学体制、社会机制中是一个空白地带。

最初，曲燕很反对付林注册环能瑞通，她的顾忌是，老师们开公司总有瓜田李下的嫌疑。

一开始，曲燕的这种忧虑似乎是多余的。但随着技术研发成功，尤其是技术的商业价值被市场认可时，这种“身份的嫌疑”就会越来越重，直到变成无法承受之重。在固有的观念中，知识分子应该是安守清贫的，而付林在网络上被一些人称为“清华首富”，这本身就很容易招致猜疑。

但即使没有注册公司，付林也早已跨入商业的河流。中国的高校体制下，很多老师事实上都是小老板。以付林为例，虽然他领导的能源所是科研机构，但也是不折不扣的公司实体——它是清华同衡规划院的下属机构，企业性质是全民所有制，营业执照上的负责人是付林，注册时间2004年。但规划院并没有给能源所注册资本，也不给员工发工资，事实上能源所是自负盈亏运转，付林要像老板一样组织人马做研究项目挣钱，否则就没办法给研究人员发工资。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朱颖心教授说，这类研究所在高校很常见，主要是便于老师们承接项目，以及提供平台留住高水平科研人才。但能源所“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为付林后面被指控“挪用公款”打下伏笔。

回到环能瑞通。张世钢介绍，这家公司并没有经营活动，主要是安置课题组从事设备研发的工作人员，管理上也很粗放——最初由付林的一个朋友代管，后来由一位员工管理，甚至公司的公章都放在这位员工手里。这样松懈的管理，已经为付林出事打下了伏笔。

那么，老师们的关联公司到底能不能参与重大科研项目?据接近此案的人士透露，清华大学科研院负责人2017年1月在接受检察机关问询时明确表示，科技部、北京市和清华大学对关联单位参加课题没有限制，清华大学牵头的课题，课题负责人可以把确实承担科研任务的关联单位加入到课题里来，而且将课题经费拨到课题参与单位，也不需要对关联关系进行申明。

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国家鼓励科研人员创业，高校出现了一大批学科性公司，都是挂着公有制之名的红帽子公司。这些公司在股权上的复杂性，制造了很多故事，比如浙大褚健案。此后国家又多次出台鼓励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但老师们开公司始终笼罩在身份嫌疑的阴影中——在一种复杂的社会心态下，做得越成功嫌疑就越大，做得不成功倒是没人关注。

在高校科研人员创业的案件中，知识产权是一个很容易出事的领域，拿着属于学校的专利给自己赚钱等同于贪污。这个指控曾经也出现在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对付林的起诉意见书里，环能瑞通拥有3项专利曾被估价2800万，因此检察院指控付林贪污2800万。而在最终的起诉书上，这项指控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