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补硕士研究生导师

① 吴晓蓉的人物简介

吴晓蓉 ,女，教育学博士，四川苍溪人。2003年6月，被西南师范大学特聘为副教授，同年12月增补为硕士研究生导师；2010年8月被西南大学特聘为教授。2005.10-2007.10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现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学原理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② 著名的女数学家有哪些

1、希帕蒂娅

希帕提娅是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以及哲学家。她也通常被认为是史上第一位女数学家。希帕提娅的父亲席昂是一位数学教授；作为她的导师，他教给了希帕提娅许多科学与哲学方面的知识。

约在400年时，希帕提娅成为了亚历山大城中柏拉图学派的领导者，讲授数学、科学以及新柏拉图学派的哲学。遗憾的是，希帕提娅的许多著作在今天已经遗失，所以人们并不知道她对数学的确切贡献。人们只知道她的少数工作，例如对丢番图《算术》的评注。

2、沙特莱侯爵夫人

沙特莱侯爵夫人最著名的工作是艾萨克•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法文翻译以及她在动能方而的研究。

她还著有《物理学教程》，讲述科学与哲学方面的最新思想；这本书原本是为她13岁儿子所写的教材。她还对哲学、神学、伦理学有所涉猎，例如她对《圣经》的分析，她对人类幸福的探讨以及她争取女性受教育权的文章。

总的来说，沙特莱侯爵夫人是一位既能取得社会与家庭生活的平衡，又能持续不断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与写作中的优秀女性。

3、玛丽亚•加埃塔纳•阿涅西

尽管阿涅西对数学做出了许多贡献并展现出巨大潜力，在父亲死后她开始投身于慈善事业。阿涅西的《分析讲义》一书包含了从代数到微积分的讨论；这本为她弟弟所写的书也被认为是第一本由女性所写的数学教科书。

在此书中，还出现了由一种水手结而来、被误译为“阿涅西的女巫”的曲线（方程式为 x⊃2;y = a⊃2;(a-y) ），她的名字也因此被熟知。由于她的杰出工作，阿涅西被任命为博洛尼亚大学的数学与自然哲学系主任，但因为慈善事业的缘故她从未赴任。

4、索菲•热尔曼

热尔曼从此认为几何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科，并决心学习数学；她随后在父亲的图书馆中读了大量的书籍。但热尔曼想尽一切办法反抗并坚持学习，这种情况持续到了她18岁那年，也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成立的时候。

热尔曼凭借她在振动弹性曲面上的工作赢得了法国科学院的奖项。这也让她跻身当时杰出数学家的圈子。热尔曼也在数论方向有所成就；她把费马大定理归结成两种情形，这在如今被称作索菲•热尔曼定理。在数论中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结果还有索菲•热尔曼素数以及索菲•热尔曼等式。

5、阿达•洛夫莱斯

洛夫莱斯在这些学科上表现突出，并在数字和语言上颇有天分。年仅13岁的她就设计了一架飞行器。17岁时，洛夫莱斯认识了发明家与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后者成为了她的导师以及终身的朋友。正是因为这段经历，洛夫莱斯才能在科学和数学领域中做出现为人所知的众多贡献。

洛夫莱斯是第一位女计算机程序员(实际上是第一位程序员)。她做出的贡献既体现在数学也体现在计算机理论上。

她最著名的工作是翻译了查尔斯•巴贝奇关于计算机分析机的论文：这个一个由查尔斯•巴贝奇发明的、可以进行数学计算的机器。洛夫莱斯提出了创新性理论并进行了复杂的理论分析。

③ 韩启德是什么人

韩启德

韩启德(1945.7- )：男，汉族 上海市人 1968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 病理生理学家 1997年10月增补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2年在西安医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

1985年9月至1987年8月在美国埃默里大学药理学系进修。

现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北京大学心血管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管医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长期以来从事心血管基础研究。近十年在(1(肾上腺素受体((1(AR)亚型研究领域获重要成果，1987年在 国际上首先证实(1(AR包含(1A与(1B两种亚型，这项具有突破性意义的 发现很快得到国际学术界和公认，在(1(AR亚型研究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主要结果在《自然》(Nature)与《分子药理学》(Molecular Pharmacology)等杂志发表，近年来系统研究(1(AR亚型
在心血管分布、功能意义以及病理生理改变，曾于1993年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5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这方面的工作在国际同类研究中具有特色并有较大影响。

在心血管神经肽研究中也有较多成果，关于神经肽与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对心血管的作用以及病理生理的研究曾先后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与国家教委科技二等奖。

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2篇。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论文至1996年10月已被SCI引用1254次。

主编《血管生物学》、《心血管药理学进程》等书籍。

讲授心血管病理生理学、受体学等诸门课程。

1993年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已培养博士17名，硕士12名，现在读博士研究生6人，硕士研究生1人，已培养博士后1名。

199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加入九三学社，现任中央委员、医卫委员会主任与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

现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病理生理学会秘书长、国际心脏研究学会理事与中国分会主席、中国药理学会常务理事与心血管专业委员会主任、《临床与实验药理学与生理学》(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Pharmacology and Physiology)、《中国药理学报》、《中国病理生理杂志》等十余种国内外期刊的编委。

1990年获卫生部授予的“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称号；

1991年获国家人事部与教委授予的“做出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称号；

1994年由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④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的介绍

1932年初，震旦大学校长才尔孟(German G.S.J)决定在大学医学院内增设牙医系。1940年，沈国祚教授担任牙医系主任（第一任中国籍系主任）。1948年聘请席应忠教授兼任系副主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并入震旦大学医学院后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牙医系改为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医学系，学制4年。当时教学基地设在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席应忠教授为系主任，邱立崇教授为系副主任，后增设张涤生教授为系副主任。1965年，口腔医学系教学基地搬迁至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增补吴少鹏、黄宗仁教授为系副主任。1981年，口腔医学系被教育部批准首批恢复招收博士研究生，导师为张锡泽教授。后陆续批准许国祺、邱蔚六、刘正、薛淼教授为博士研究生导师。1983年，上海市口腔医学研究所成立，张锡泽教授任所长。1984年，邱蔚六教授任系主任，刘正教授、黄克新同志任系副主任。1985年6月，上海第二医学院改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1987年10月，口腔医学系改为口腔医学院，首任院长为邱蔚六教授，张锡泽教授任名誉院长。1996年，张志愿教授担任口腔医学院院长，张锡泽、邱蔚六教授任名誉院长，先后由周曾同、孙大麟、郭伟、郭莲任副院长。2001年12月，邱蔚六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年7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2005年10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改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现任院长张志愿教授，常务副院长冯希平教授，副院长郑家伟教授。

⑤ 季镇淮的人物简介

季镇淮（ 1913-1997），字子韦，一名正怀，字来之。江苏淮安人。民盟成员。古典文学研究家，著名文学评论家。1941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历任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生，清华大学助教、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民盟中央第二届委员，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全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193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闻朱年谱》、《司马迁》、《来之文录》，评论《韩愈论》、《近代散文的发展》、《王国维古史新征讲义跋》，主编《中国文学史》等。
季镇淮，江苏淮安季桥乡人。1913年6月26日出生，1936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淮安中学；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后，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闻一多先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1944年毕业后，曾在中学任教。1946年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革”结束以后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至1986年离休。1997年3月1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1941年西南联大毕业以后，入清华大学读研究生，闻一多为其导师。1946年起，在清华大学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52年调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主任。1945年加入民盟，1951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主编《中国文学史》、《近代诗选》、《历代诗歌选》等。 为照顾战区学生，尽管甄别考试已过期，临时大学的教务长潘光旦仍特许季镇淮以山东大学学生名义借读。当时临时大学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文系并无学生，全系仅一名借读生。不出三月，战火蔓延，学校南迁。季镇淮报名参加了湘、黔、滇徒步旅行团，在闻一多等先生的带领下，长途跋涉3500多里，抵达昆明。通过转学考试后，季镇淮正式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本科生，主持考试的是系主任朱自清。作为影响最深的导师之一，朱先生得到季镇淮终身的爱戴与崇仰。季镇淮在联合大学学习期间，家庭在经济上已无任何接济，只有靠学校每月为数不多的贷金生活。当时的昆明，生活费用很高，他偶尔在报纸刊物上写点文章，稿费也很有限。有时在发贷学金的那一天，在街上买几块糖烧饼吃，就是难得的享受。但他仍然挤出钱来买上几本心爱的书籍。大学三年级，《中央日报》昆明版发表了季镇淮的《（老子）文法初探》，该文运用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左传〉真伪考》一书中的比较语言学方法考证了《老子》 ，得出《老子》和《论语》是一个文法系统，《老子》应成书于战国晚年齐鲁人之手的结论，与历代相传的老子是东周楚国人的成说不同，从语言学角度推测，充满新意，大得罗常培教授赞赏，显示出一位勤学多思的青年学者敏锐求新的学术活力。
1941年，季镇淮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担任私立五华中学教员，深受学生欢迎。1941年7月，清华大学成立了文科研究所，闻一多先生担任文学部主任。这年秋后，季镇淮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闻一多先生读研究生，当时的研究生只有两人，另一位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古史专家、现代文学专家王瑶先生。按照当时规定，研究生的学习期限为二年，而季镇淮却为三年，这是闻先生向梅校长提出的：季镇淮一面做研究生，一面担任“半时助教”工作，经济上可以得到一点补助。1941年10月24日，闻一多写信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季君本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系，成绩卓异；近复投考本校研究院，亦以最优成绩录取。本所研究半时助教一职，以季君当之必胜所荷，爰为推荐。倘蒙裁可，仍希将聘书早日发下，以便转致，并分配工作，至为厚幸。”梅校长当日即处理，30日又有批示“照聘，月薪50元，校贴20元，政府半贴生活费按全发。”此后，1942年8月和1943年8月，闻先生又为季镇淮聘任助教及续聘事致信梅校长，使他得到安定的学术研究的条件。
闻先生对季镇淮的关怀、培养不仅表现在生活上，更表现在学术研究上。《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中的《七十二》，是一篇考证文章，是先由季镇淮提出问题，写成初稿，然后再由闻一多先生增补材料，撰写成文的。后来由于季镇淮一再坚辞，这篇《七十二》最终由闻先生发表，收入《神话与诗》，没有署季、何两位先生的名。但是，闻先生加了那篇《附识》，对于季镇淮做出的成绩热情地表彰，不肯埋没他。 1946-1986年中，除1955-1957年奉高教部派遣，为捷克斯洛伐克查理大学东方历史语言系外籍讲师外，1952年院系调整前，季先生在清华大学工作，后到北京大学教书。作为闻一多、朱自清先生的私淑弟子，他整理两位先生的旧作，出版了《闻朱年谱》 ，对《闻一多全集》的出版花费了大量精力，使人们对两位伟大学者的人品和文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教学和研究中，他更是身体力行，使他们的精神和治学方法能够传承下去。
总结两位恩师闻一多与朱自清先生在文学史研究上的贡献，季先生以为其最终的事业即在著成完整通史，他多次提到闻、朱两位先生有意写作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于两位导师早逝，季先生自觉有责任代偿心愿，完成遗志。而其把握数千年中国文学的研究策略，同样得益于闻、朱二位老师。闻先生考察中国古典文学，便从杜诗人手，“由杜甫研究而扩及全唐诗的研究；由唐上溯六朝、汉魏，直到古诗的源头《楚辞》 、 《诗经》 ”（《闻一多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朱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首先着眼于古代以来批评史上若干传统的概念的分析研究，弄清它们原来意义和在各个时代的变化”（《纪念佩弦师逝世30周年》）。以闻、朱二先师为楷模，季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也采取了“重点突破”与“以点带面”相结合的可行办法。 1913年出生，江苏淮安人。
1936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淮安中学。
1941年西南联大毕业后，入清华大学读研究生，闻一多任其导师。
1944年毕业后，曾在中学任教。
1946年起，在清华大学任助教、讲师、副教授。
1952年调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主任。
1945年加入民盟。
1950年代，出版了被誉为“大家小书”的评传体著作《司马迁》。
195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主编《中国文学史》、《近代诗选》、《历代诗歌选》等。
1960年代初，与游国恩等主编了著名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负责明清诗文及近代文学部分。
“文革”结束以后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至1986年离休。
主编。
1997年3月1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季镇淮教授是著名的文学史家，1946-1986年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79-1984年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早年在西南联合大学，曾就教于闻一多、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时更是闻一多先生得意的及门弟子。季先生秉承闻朱遗风，发扬旧时清华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毕生兢兢业业，从事高等教育和文学研究事业。他执教多年，桃李满天下。学严谨，学风正派，追求科学。在学术上默默地耕耘，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从不追逐时髦和轰动效应，学术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取得了丰富的有价值的成果。
他曾作为主编之一，编写了高等学校文科部颁教材《中国文学史》 ，该书曾在1988年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对全国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史课程建设起到很大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季先生主编了《近代诗选》、《历代诗歌选》，并担任《中国大网络全书——中国文学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编委和近代文学分支主编，还著有《司马迁》、《闻朱年谱》、《来之文录》、《来之文录续编》等著作。 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中，他选取了处于两端及中间部位的秦汉、唐朝、近代为主攻方向，又在其中择出足以代表此一时代文学成就、有承前启后之功的司马迁、韩愈与龚自珍用力考究。以作家研究为基础，辐射开去，理清各个阶段的的理论与方法脉络；再上下勾连，左右旁通，贯穿全史。
他有一首仿龚自珍《三别好诗》的自作的绝句：昌黎文集定庵诗，汉史诤诤血泪词。吾亦自有三别好，江河万古令人思。然而，季先生用功处虽在个别作家，着眼点却在整部文学史，考论三家不过是其赖以构建全史的一方基地或重要支柱。 对于文学史写作，季先生也有一套成熟的意见。他曾借用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说法，加以概括、发挥。所谓“义理”，即正确、合适的理论与方法；“考据”，即充足的资料；“辞章”，即文字好读。三者之中，最别致的是对文章的看重。学术论文讲究材料充实，之有据，却很容易导向行文枯燥，非有专业兴趣，不能卒读。而季先生根深蒂固的好文习性，是他把各类文体一律作为艺术品对待，自觉地当作古人所说的“文章”来写。他作《司马迁》一书，对相关史料虽竭泽而渔，落笔时却化繁为简，将大量考证压在纸背或移入注释，引文力求简练，因而出语可信而又文脉畅通。季先生将这一道工序看作是文学史著作能否成功的关键，此前所有的努力都要靠它最终实现。为完成这部理想的文学史，季先生作了长期的积累与准备，直到病重期间，仍然不忘《中国文学史》的修改。
巴蜀书社约请季先生为“学者自传”丛书撰稿，他始终不为所动，而专心致志地著作文学史。季先生说过：“讲几条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容易，真正深入进去很难。所以，要知人论世，作出恰当的评价，得出切实的结论，就要进行长期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历史悠久，一个人的生命又是有限的，只有一代两代人接续不断地做下去，才能写出理想的、有影响的文学史。鲁迅、闻一多二位先生未竟的事业，我们后来者有责任代完其志。……文学史研究正如大海一样是无尽的，我要终身追索下去。” 50年代，《司马迁》一书就已完成，“文革”中，他又看起了英文原版的天文学著作，原因是他对《史记》中的《天官书》还有不解之处。龚自珍《咏史》中的“金粉东南十五州”究竟何指？这个小问题，困扰过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很多人的著作中，均因不明词语来源，将“东南十五州”注为“泛指长江下游苏、浙、皖三省的富庶地区”或“泛指江南地区”。广大读者因此难得确解，常生疑问。季先生也久久寻求这个问题的出处，为此请教过冯沅君、吴晗、段熙仲先生，均不得其解。1994年，季先生重读《资治通鉴》，终于在胡三省注中，为这个苦苦追寻了四十多年的问题找到了确切的答案。他的每篇文章都是言必有据，言之有物，从不作泛泛之谈，常从考据一个字，一个习语人手，有时是正确的，或自圆其说，有时费很多功夫，却推翻了自己最初的设想。所以为文审慎、谨严、苛刻，不轻易发表文章。他每写出一文，都要经过反复的思考，不断补充、修改、提炼，直到觉得比较成熟时才脱手。他从不想引起什么轰动，只是扎扎实实地研究问题，探求真理，奉献给世人一点实实在在的、有价值的东西。他说：“文章无论长短，也无论关于古人或今人，在我都是用力作的；每写成一篇，即使只有千把字，也是一次战斗的结果”。
在学术研究上，季先生从来不愿偷工减料走捷径。《韩愈》书稿，“文革”前即已完成，因遭遇十年动乱，未能及时出版。1983年，齐鲁书社向季先生征稿，虽然学生夏晓虹力劝，季先生始终不肯脱手。他以杜甫“毫发无遗憾”的警语自求，感觉原稿有多处需要补充加工，以旧的面目示人便对不起读者。在哮喘病频犯，白内障日重，借书、读书已越发困难的情况下，对《韩愈》一书的修改仍时断时续艰难地进行。对全书的总体结构，他有意作较大调整，把韩愈放在唐代文化的背景中考察、论述。这需要重读大量的资料，对于一个年迈体衰的人，该具有怎样的勇气才能做出如此的决定！季先生果然从《全唐文》读起，从头开始。韩愈生平中的大事小节，他都逐一考证，不轻易放过。虽然直到临终，也没有完成这项工作，但他的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来者。
季先生不仅治学非常严谨、细致，而且非常谦虚，对前辈、同辈、后辈学者都非常尊重。他的文集请弟子作序；江苏师范学院的钱仲联先生长于笺注之学，注韩愈、陆游、黄遵宪，是著作等身的大家。季先生对钱先生很佩服，经常在学生面前盛赞钱先生的学问，可以说达到了倾倒的程度。他不仅将钱先生聘为《中国大网络全书》近代文学分支的顾问，而且特别将条目定稿会议会址安排到钱先生的家门口，江苏师院旁边的东吴饭店。 多年来季先生在读书、教书、研究之余，创作了很多诗歌。初中时在淮安同乡会的刊物上，他曾发表关于描写灾民逃荒情景的七言绝句五首，引起有些老师的注意。高中作文课上，他做的《农民叹》三首，老师何绍春称赞有古歌谣意味。大学期间，罗庸先生认为，季诗“诸作俱见性情，兼富意境，惟时有浅弱之句，多读自有进益”。以后兼修朱自清先生的宋诗课，“从此有宋诗的影响，诗作风格的变化也好似宋诗的作法”。从中学开始直到90年代初，近70年季先生保持了写诗的习惯，这些诗既是他生活工作的纪实，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变革的历程。在研究工作中，他曾主编《近代诗选》，对晚清诗人大多做过专题研究，结合自己的创作，对新诗的现状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观点：
“新诗走错了路，与晚清’诗界革命‘接不上头，当然他们不能成功。新诗歌还得走回头路。”“旧诗没有前途，……如今旧体诗大行是表面现象……因为还未找到出路。这个出路，晚清大家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就已开始在找，……到’五四时代‘，兴起了白话诗，旧体诗未亡，但出路无人找了……看来要打破旧体诗与白话诗的界线，找到新的出路，明确方向与方法，闯出新路来……接着梁启超’旧风格含新意境‘讲下去，似可以得出新的结论。”“……今日的律诗，只押韵可以放宽，平仄仍需讲求，对仗为主要特征，更不可不用力完成。”“欲求新，须在内容上抓住感兴，寓形式格律于浑然一体之中。”“……语言随时代变化而益丰富，作诗取其所需，以调协为主。”“诗不叙事无史之作用，诗即取消其本职，成为文人消遣之工具，所以身价跌落矣。……亦可以论史的作用，不是议论，而是’著议‘……就是提出问题，发人深思、研究，其背后有历史。近代诗起变化，始于龚自珍，至鲁迅而达于高度新发展。毛主席的诗词是划时代的大发展”。“我想象的新体诗，是解放的，能表现新世界的，构词不分白话文言。它是从古典诗来的，而有现代诗的色彩。民间歌谣，元明戏曲和弹词的形式都仍采用，要能叙事和著议，容纳新事物、新名词、新思想、新文化。不一定是长诗，短篇的也可以作。散文化不免，但也不一定散文化。总之由内容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