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抽烟教授

A. 赵英俊去世原因为患癌，癌症为何越来越常见了

有研究表明现在患癌的人群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年轻化，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压力太大，再加上长期熬夜和饮食不规律又缺乏身体锻炼，所以才会给癌细胞可趁之机。

写在最后

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休息时间也不够，甚至是很多年轻人都有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年轻的时候觉得不当回事，老了以后才会发现，年轻时候挥霍的健康迟早是要还的。所以不要挥霍健康，你怎么挥霍的它，它到时候就会怎么折磨你。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了健康有再多的钱都是虚的，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要注意休息，不要熬夜，尽量早睡。

B. 陆宗达的逝者如斯——怀念我的祖父陆宗达

我的祖父陆宗达（字颖明，又字颖民）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的一生精研训诂，考证名物，是“章（太炎）黄（侃）”学派的重要继承人。今年9月3日，北师大隆重举行了“纪念陆宗达先生诞辰100周年大会”，各界各地及港台来宾共三百余人，深切缅怀了我祖父的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并以出版《陆宗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正、续两编作为纪念。 听祖父说，我家祖籍浙江省慈溪县，但从六、七代人之前便定居北京。祖上经商，有一个药铺和一个帽铺，还有几处房产。但在封建社会中，商人有钱而无地位，所以家里培养祖父念书，希望他光耀门庭。
祖父天资颖悟，聪明过人。上小学时，投考著名的师大附小（即今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上二年级。又由于成绩优异，校方特准从三年级读起。祖父的功课在班上名列前茅，上地理课时画的地图，曾被地理老师用作样图教学生。上到五年级时，有一位张老师认为祖父不必上六年级，支持他提前一年考中学，结果祖父考入著名的顺天中学（即今北京第四中学的前身）。中学时，祖父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有时数学老师解不出的难题，他都能解出来。因此老师一遇到难题，总要他站起来回答，常让他上前在黑板上给同学们演算示范。
中学毕业后，祖父非常想报考北大数学系。但他到北大一问，才知道报考北大理科科目，必须参加英文考试，而他在四中学的是德文。于是只好选择北京大学国文系，先上预科，不久转入本科。那时国文系的课程分文学、语言、文献三个专业，祖父选择语言专业，同时也选了一部分文学课。当时教授文学课的有两位教授对祖父很赏识，一位是教词学的刘毓盘先生，另一位是教汉魏六朝诗的黄节先生，他们都认为祖父在作诗填词上很有天赋。黄节对祖父说：“你就跟我学汉魏诗吧。”而祖父的兴趣却在语言学上。
大约在1926年左右。祖父通过吴承仕（检斋）先生认识了国学大师黄侃（季刚）。听了黄侃几次课后，祖父深为他的学问及治学方法所倾倒，当即去他家拜师。某日，祖父午后三时去拜访，黄侃犹高卧未起。祖父便在东廊下站立等候。谁想黄侃一觉睡到将近六时，那时天色已昏，祖父仍未离去，黄侃大为感动。从此师生关系更加亲密。
祖父从小就关注时局，留心国家大事。还是在他上中学的第二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祖父很快参加了街头宣传，在护国寺演讲时被军警逮捕，那时他还不过是14岁的小孩子。祖父被捕后，被关进当时的北大三院，当局认为他们这些中学生是一群“少不更事的娃娃”，不久便把他们释放了。祖父从这时开始更强烈地产生了保国保民、救亡图存的革命意识。
考上北大不久，祖父便受同宿舍同学胡廷芳、王兰生影响，于1926年秘密加入共产党。当时北大是共产党发展的一个重点，学生中入党者甚多。1927年“四一二”后，张作霖也在北平抓捕共产党人。党的组织被破坏，祖父与大多数入党的学生都同党失去了联系。
抗战以后，北大南迁，祖父未能同去。他看到当时北平的文化教育机构被日本人接管，于是来到不受日本人治理，由罗马教廷所办的天主教教会学校辅仁大学教书。由于此时祖父在学术界已有一定声望，因此有些日本的汉学家来找他切磋学问，祖父一概婉言谢绝。他秘密阅读宣传抗战的刊物，帮助学生逃离北平到后方参加抗战，为此担当了极大的风险，好几次险些出事。抗战胜利以后，祖父又与地下党建立了联系。由于他的社会交际面广，社会各阶层以及国民党中有许多同学、朋友、学生等，地下党希望祖父借此机会做一些工作。不久，祖父出任中国大学训导长，暗中保护进步学生。又过些时，祖父一个在北平警备司令部任职的学生请祖父去警备司令陈继承家教他的儿子念书，地下党要祖父答应下来。祖父讲，陈的儿子爱开汽车，时常开着挂有“警备”标志的汽车同祖父满城闲逛，祖父便趁机给地下党传递情报。
那时我家的住所很大，有里外两个四合院，旁边还有三个呈条形的小院。于是当时地下党城工部选中我家作联络点，经常碰头、开会、联络、住宿。由北平到解放区去的地下党员，有不少先由地下党送去我家住几天，等准备妥当后，再从我家出发。我曾祖母不明底细，常常埋怨祖父说：“你哪儿招来这么多人，成天三口、五口地来了走，走了来，还连吃带住！”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祖父剃了头，化了装，拿了假身份证，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同我祖母和我五姑准备过封锁线，去解放区开华北地区人民代表大会。本来祖父有一个在临近解放区的县里当县长的学生说，他可以保护祖父过境。没想到他临时变卦，说风声太紧，不敢保证安全。于是祖父又想从静海县绕道，一天正在县城里走，迎面撞上一个人，祖父一看，心想坏了。这人也不说话，跟在祖父身后，一直跟进客栈。一瞧四周没人，声音压得低低地说：“老师，我不说您也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我劝您一句，您赶快打道回府。前两天一个浙江大学的教授，也是化了装要过去，被认出来，当时就活埋了。您是我的老师，我不能不提醒您。您再往前走，我可不敢保安全。”原来这是中国大学的一个学生，在静海县党部任职，祖父认识他。祖父又几次绕道，终未能成行，只好回到城里。不久以后，北平和平解放，那年，祖父44岁。 祖父是个性格浪漫，喜欢生活的人，尤好昆曲，会百来出。三十年代初他于北大任教时，曾有段时间寄居什刹海边的某座寺庙里，为的离北大近，来去方便，同时也是为了与同好此道的朋友们雅集。当时的一番情形，赵元方先生（银行家、藏书家）曾作文忆道：“陆子……寄居什刹海萧寺，讲读之暇，时命俦侣，按笛而歌，予亦从焉。冬夜歌阙，连臂履冰，月色如银，空池相照，虞卿（即朱家济，书法家）引吭长啸，声彻碧霄。古寺寒林，亦生回响。少年意气，颇谓无俦……。”
这些往事我也依稀从祖父那里断续听说过。那时友人们来庙中寻祖父游玩，大家总先在寺庙山门前相聚。这里有一片空地，正对着后海湖面，且有几株绿叶蔽天的古槐。夏日，凉风习习，清荫复地；冬日，枝干虬曲，古意盎然。祖父与友人们吹笛的吹笛，唱曲的唱曲，一曲终了，余音未绝复腾喧笑，直至灯火阑珊万籁俱静才踏月归去。祖父又曾说，也有时他一人拿了箫或笛，在星稀月朗的夜晚或细雨迷离的黄昏，独坐在庙门附近或古槐下，面对茫茫烟水，将箫慢慢地吹，其声深远，可达一种幽渺的境界。如果吹笛呢？其声清越，又自有一种飘逸的妙趣。若值春秋佳日，更是呼朋唤侣，画船载酒，灯影浆声，则当是另一番情景。朱家?先生回首当年时说：“……你爷爷后来干脆在什刹海边上一座院落里租了两间房子，挺宽敞豁亮的，这些喜好昆剧的人常到他那儿聚，有我大哥、二哥、三哥、赵元方、周复以及北大的几个人和我。后来大家又去东绒线胡同国剧学会，齐如山在那儿主持。因为齐如山和韩复榘有点亲戚关系，这房子原是韩的公馆，韩走了，齐就用它约会朋友。常去的还有那些昆剧名演员，如侯益隆、韩世昌、马祥林等等。你爷爷和他们很好，对他们时常有些周济。比如侯益隆得春瘟，住院治病，全是你爷爷掏钱。韩世昌、白云生他们都受过你爷爷的接济。天津发大水那年，侯玉山到北京，就住在你们家，你爷爷就是那时候跟侯玉山学会了‘黑头’。常去的昆曲爱好者有傅惜华、谭其骧、张谷若等等。你爷爷上台演过几次戏，我都清楚。头一回是给你老祖过生日，在打磨厂福寿堂，演《单刀会》里的‘训子’，他演关公；二回是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演《长生殿》里‘弹词’，他演李龟年，我演李慕；末一次是为庆祝中国大学成立昆剧学会，在吉祥剧院，还是《长生殿》，他还是李龟年，我也还是李慕。” 祖父经历曲折，性格浪漫，情感丰富，但他做学问相当艰苦，肯下“死功夫”。无论春夏秋冬，只要不出门，他每日总是四五点钟起床，随即刷牙、泡茶，然后一边抽烟喝茶一边看书写作。至七时家人起后，再开始洗脸、吃早饭。八点开始写作，十一时左右吃午饭。饭后，抽一只烟睡午觉，睡一个到一个半小时。两点开始写作至下午六点吃晚饭。饭后约看一小时左右电视即上床休息。
祖父的作息时间准得可比钟表，只要没有来客和外出，从不打乱。而且他有两个很好的习惯，第一是从不“偎被窝儿。”黎明即起，睁眼即下床，没有拖泥带水的时候。第二是只要不是睡觉，从不在床上躺着、靠着、“偎裹”着。累了，也只是靠在椅子上打个盹儿，十来分钟后，继续读书写作。祖父备课也是非常认真的。他曾对我说：“我只要讲课，不管多熟的课，也要备。”每逢第二天有课时，他头天晚上准睡不踏实，第二天早早起来，把课再备上一遍，等着天亮。他不仅自己备课认真，而且要求学生们上课前也先要熟悉课文。他曾对学生们说：“一篇课文，不管你讲多少遍，哪怕倒背如流，也要备。我每次备课都能领悟到新的东西，受到新启发。”他传授教学方法时。说：“我的教学方法是从季刚先生所得。季刚先生讲课，犹如剥老玉米，结论是玉米心，外面一层层包着玉米皮。撕去一层，深入一步，再撕去一层，又深入一步，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最后豁然开朗，既吸引人又启发人！”祖父的课也讲的由浅入深，活泼有趣，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和效仿。 光阴如箭。祖父下世至今已近二十载。几年前，有老街坊告诉我，我们原来住的平房整片儿拆迁，问我是不是还想回去看看。于是，我回了趟旧居。
老屋的院墙已被拆除，北房、南房的墙壁也已拆掉，但顶子和房架还在。院中到处是残砖断瓦，青石路已不复可辨，花草皆无，唯独东山墙下的老杏树旧貌如故，杏花依然盛开怒放，摇曳着高远的蓝天。
我坐在树下的断砖上，思潮如水，时光倒转，祖父的一生一幕幕涌上心间。我觉得，祖父是位理想主义者，是有信仰有追求的人。记得前些年师大集会庆祝祖父九十冥寿，政界和学界去了很多人。当市委的领导讲了祖父当年的革命功绩后，一位学者发言说：“我和陆老相交几十年，常去陆老家与陆老喝酒闲聊，听陆老谈往事说旧人，可是刚听发言才知道陆老原来还为革命做出这么多贡献。这真让我惊讶，因为陆老在世时自己一句没提过！”终祖父一生，没住过公家的房子，没为自己的工资、职称以及种种待遇张过口，伸过手，并对光荣的革命历史再不提起，这是为什么？
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是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优秀知识分子。国家动乱，民不聊生之时，他们自感重任在肩，为民族奋斗。天下已定，人民乐业，功成身退，归隐林泉，重新沉浸于自己所喜爱的学术和爱好。如果以昔日的光荣而换取今日之实惠，便违背了他们的初衷，也违背了儒家文化立身做人的准则。所以他们不会去想，也不会去做。
但是这和今日的价值观与世俗观念相差得何等之远。我不由忆起我在东北当知青时，当地的头儿从档案中了解到我家的历史后，让我忆苦思甜。当我告诉他，我家解放前没受过苦时，他那双因吃惊而瞪大的双眼令我一生不忘。那时人们的思想就这样简单，你不苦大仇深，出来干哪门子革命？而我知道，真正的革命是理想、是信念，所以它才无私、才廉洁。可是我将来把这一切告诉给我的孩子，他能理解吗？
我坐着，想着。我明白，我只能努力影响，却无法预测、更无法改变我的下一代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他们将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是非善恶的观念。然而有一点我坚信不移，就是人类社会不论如何发展，它的终极目标还是无私和廉洁。假定如此，那么社会的支柱也将依然是理想和信念。想到这里，心里觉得十分欣慰，于是起身离去。时已黄昏，暮色深沉。晚风起处，白色杏花悠然飘散，洒落在静静的墙边、檐下、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