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文献信息中心教授名单
A. 复旦大学有哪些教授的课是必须要去蹭的
计科狗答一波,首先推荐阚海斌老师的线性代数!(如果是文科生就算了吧。。。)
线性代数一般学校都有的课。如果想从事理工科方面的这门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由于这个课和高中脱节太大,矩阵的内容太抽象而复杂,很少有老师能够讲的深入浅出,大部分都是上的云里雾里的。但是!阚老师这个课讲得几乎没有半句废话,每当一个新定义出现的时候都会先做好充足铺垫,并且会给你讲一下你学的这个在计算机科学里以后有什么用,比如特征值在人脸识别数据降维里都有什么用,总之强烈推荐。
最后要说一句,学习知识的过程都是枯燥的,所谓的课程有趣也是需要你对老师讲的内容有一些自己的理解看法之后才能产生思想的碰撞,而如果是专业课的话老师一学期16节课基本上课本内容都是刚好讲完,所以还是需要私下对书本有了一定掌握之后再去蹭课啊~
B. 唐亚伟的生平经历
1938年2月(23岁),在母亲及友人的赞助下正式出版《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设班传授。1939年4月在四川重庆南岸龙门浩正式成立了“亚伟中文速记学社”,开始了他的速记创业生涯。
据亚伟自述:“我的接触速记,也是非常偶然的,只是在1930年的夏天,在南昌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一本早期速记书(注:指蔡锡勇著的《传音快字》),因而引起我的兴趣,便开始钻研起来。以后,感到速记是一种对人类文化极为有益的学术,而当时意未见有人推广,深觉可惜;乃留意搜集中外有关资料。”以后,他在图书馆里找到了英文“皮特曼速记”和“葛锐格速记”,进行比较研究,冀图创造一种适合我国的速记方案,以便利国人广泛使用。从此,他便沉浸于速记符号之中,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耗费掉不少精力,走了许多弯路,终于在1934年制成一种流线体系的速记方案。(参见唐亚伟:《从辛苦支持到胜利发展的道路》,载《速记月报》1955年第49、50期合刊号)。 坚持创新
唐亚伟自1938年投身于速记教育事业以来,其后60年间,他一直为中国速记事业的发展努力奋斗,做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丰功伟绩。
他不仅把椭圆式速记体系引进到中国,并使之得到发展,成为中国速记的主流。他为了使亚伟速记的完善,不断修改方案,在省略方面首创声符提高省略韵符略法及上中下三种“附离略法”,并发展了“交叠略法”使之系统化等。它对以后各式速记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虽然首倡椭圆速记学派,并使之得到发展,他的学生又有所创新,使椭圆式速记百花齐放,人才辈出;但他并不抱门户之见,不采取“保护主义”,而能高瞻远瞩,放眼世界。他在速记月报社成立了斜体速记创研组。1953年8月召开创研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斜体速记方案草案。其后40年间,形成了“3Y斜体式速记体系”并应用于大专院校课堂教学。
引领主流
随着世界速记形势的发展,电脑速记在外国出现,唐亚伟本人早在50年代就已开始研究专用键盘的并击式速记机,至80年代,便与计算机结合,进一步研究“专用键盘”并击式的电脑速记机,于1994年开发成功。定名为“亚伟中文速录机”,填补了中国电脑速记机的空白。
普及推广
当80年代初中国速记进入复兴革新时期,唐亚伟身体力行在西城区三里河和新街口工人俱乐部举办亚伟速记培训班,有近4000党政干部、年青人参加了培训。唐亚伟首先团结北京速记界人士发起创立北京市速记协会,在北京速协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速记研究会、协会和学会。1985年他又组织中国速记友好访日代表团,被推为团长赴日参观访问,进行速记文化交流。1994年他又以中国文献信息速记学会会长身份,率领中国速记代表团前往土耳其出席第40届国际速记打字联合会。在这次大会上,国际速联正式接纳中国为成员国。 1934年,创造出“流线体中文速记音符总表”和“字符略法表”。1938年,出版《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1939年,成立“亚伟中文速录学社”。2007年,以“亚伟中文速录机技术与装置”获得2006年度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他在速记学术研究、速记教育、速记推广、速记活动各方面都起着带头和促进的作用,成为中国速记发展的先锋与动力。“惊天时速”的业绩成为中国速记近代史的重要组织部分。他已成为中国当代名人,被录入《中国当代名人录》和《当代英才》《中国专家人名辞典》等典籍。 提起中文速记,人们已不陌生,而上世纪30年代发明中文速记的,正是唐亚伟。此次获奖的“亚伟速录”,简单地说就是进行实时语言信息采集的关键技术,它采用专用键盘和专用软件对语言信息同步记录并转化为文字,是中文信息处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是实现信息化的基础。
中国速记发展史上的两大步,都是由他跨越的。 成就设想
旧书店里一本《传音快字》,启发了“亚伟速记”的诞生
我国老一代速记工作者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毛泽东主席接见文艺工作者时,摄影记者拍摄的灯光十分耀眼,使紧张的速记人员更加着急。毛主席见此情景,停下讲话对记者们说:“请你们靠后一些,不要影响速记人员的工作。”有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服务员把速记人员的座位安排在门口。距离远,速记员听不清讲话,被总理察觉后,立即把速记者请过来,坐在他的身后。从那以后,速记和翻译坐在宾主后边,成了外事活动的固定格式。周恩来多次指示:“新闻工作者和翻译人员要学会速记。”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在50年代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发奋学习速记,成了当时我国速记速度最快的速记员。
谈起往事,唐老说,那时他们使用的技术方法,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其实,是旧书店里一本不起眼的小书《传音快字》启发了我,才有了“亚伟速记”的诞生。
唐亚伟原名唐恭汉,生于1915年,湖南衡山人。工人家庭出身的他,自幼家境贫寒,但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不仅学业优良,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曾被推荐给当时的江西省“安息日会”会长当书记。由于职业的关系,使他对文字的书写方法萌生了兴趣。就在这时,他在南昌旧书摊上看到一本我国最早的关于速记的书《传音快字》(蔡锡勇著)。就是这本不起眼的小书,决定了他一生孜孜以求矢志不渝的目标——为中国速记学献身。
唐亚伟在研读这本书时发现,蔡锡勇的中国速记符号以英国速记体系为基础,根据毛笔的粗细笔道来记录。但当时科技的发展,中国已经出现水笔,书写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唐亚伟又找到了英文的“皮特曼速记”和“葛瑞格速记”进行比较和研究,希望总结一种适合中国人的速记方法。由于每天都要记录校长口述的大批公文、信件,唐亚伟试着用一些简单的符号来代表文字,书写速度果然快了很多。于是,他结合汉语的结构、读音、语法学、词汇学原理,同时吸收国际速记学原理,终于在1934年,创造出“流线体中文速记音符总表”和“字符略法表”。
这项发明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中文速记之先河。提起这段往事,唐老依然兴致勃勃。他说:“实践出真知。我们祖先在有文字之前不是就懂得了用绳子打结记事了吗?那应该说是最古老的文字符号。后来又有了仓颉造字。其实那么多汉字绝不可能是仓颉一个人坐在屋里闭门造车想出来的,肯定是古代人在劳动实践中创作产生出来的,仓颉做了一些加工整理工作。速记的产生,也来源于工作实践。”他坚持把学科的创立定位在对劳动实践的加工整理上,其中的艰辛、甘苦融入了他曲折的经历中。1938年,他正式出版了《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
唐亚伟开始办学,推广速记。1939年,“亚伟中文速录学社”正式成立,1942年春,更名为“亚伟速记学校”,冯玉祥将军出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陶行知、李公朴、顾执中等担任董事。1945年,在重庆亚伟速记学校筹集速记教育基金大会上,唐亚伟先生还清楚地记得,冯玉祥将军发表了题为“速记的功用和发展途径”的演讲,结合军事制胜中“迅速、准确、秘密”的三个特点,分析和强调速记的重要功效。他说:“我主张每个小学生,从三年级起就应该学习速记,这样对于学生求学的帮助真是无法估计。”
创造汉字快速记录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速记的发展高潮时期。当时中国学习苏联,而苏联特别重视速记学,苏联的每一个部门都有速记员编制,因而中国每一个部门也配了速记员编制。如全国总工会有14个速记员,中央党校也有十几个速记员,各部委都有速记员。亚伟速记学校,北京有总校,上海、南京、杭州、兰州、重庆、新疆、香港都有分校。北京亚伟速记学校有一个专修班,由各机关保送人员来学习,一共办了13届,半年一届,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专业人员。外交部特别重视速记,部内还办了速记班,由唐亚伟的学生执教。
1955年,经陈毅副总理批准,我国成立了第一所政府开办的速记学校——北京速记学校,仍以“亚伟速记法”为教材。尽管社会上流行的速记方式多样化,但亚伟速记法始终是流行最广的方式。从国际上看,只有苏联、德国的方式是国家统一的速记方式,其中如美国、日本都是多种速记方式并行,但美国推行最广的是葛瑞格方式。唐亚伟教授承认,他受葛瑞格方式影响较大,在体系、系统上与这种方式有相通之处。
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速记工作也慢慢松懈了。各部门速记员的编制改成了秘书编制,或由秘书兼任速记员,速记工作已不被重视。特别是“文革”中北京速记学校被迫停办,速记符号被视为密码、异端而废止。只有陈毅副总理仍坚持在外交部开办速记班,在遍布世界的大使馆里,还有一些速记员为我国外交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陈毅说:“速记和打字是外交上的斗争武器。”过去我们同国外的谈判,由于没有速记员容易吃亏,所以外交部一直坚持速记工作。基辛格秘密来中国的时候,就带了两个速记员。周恩来总理也带了两个速记员,一位叫廉正保,一位叫胡凤仙。现任外交部档案馆馆长的廉正保同志回忆道:“1973年,周总理看到基辛格带来的速记人员使用速录机,用手敲击键盘就可以完成记录工作,总理非常感兴趣。会谈休息的时候,他走到我身边,当着基辛格的面问我,咱们能不能制造中文速录机啊?我那时候胆子挺大,我说:‘能,一定能造出来。’但是我心里一点也没底。总理笑笑说:‘那好,好好努力,想办法把它造出来,人家能够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八九十年代,我大部分时间在驻外使、领馆工作……1998年我回国以后,知道唐亚伟教授带领一批专家创造出了‘亚伟中文速录机’,只要敲击键盘,电脑显示器上就可以直接显示出中文,速度和效果都比当年的英文速录机还好。我没有做到的,唐老做到了,实现了周总理的遗愿!”
当时,我们的速记人员用的都是“亚伟速记”。说到往昔的情况,唐老十分缅怀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对亚伟速记的关注和支持。尽管教学停止了,但速记事业并未废止。就是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唐亚伟教授的脑子里也全都是“速记”。他认为手写速记太累了,总想用打字的方法代替手写,以提高准确率,降低劳动强度。他白天劳动,晚上回到小屋就开始琢磨、研究,终于构思形成了一套方案。那个年月,怎么可能把他的研究方案投入试验啊!唐亚伟不甘心,他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用脑子和钢笔硬是创造出了“汉字快速记录法”,没有终止他的不倦的追求。这种手写式的速记新方法,也曾风靡一时。
钢琴演奏生灵感,催生中文速录机
改革开放的时代,正是中国速记事业的第二个春天。人们在观念上发生了变化,对速记越来越重视。唐亚伟教授也焕发了青春,抓紧对速记的研究并不断有所创新。他先后完成了《打字速记法》、《ABC记录法》、《速记机研究》等设计方案,为速记机械化、电子化开拓道路。1981年,他被推选为北京市速记协会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他一边从事速记方面的领导工作,一边从事学术技术研究开发,还与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国的速记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不断了解、研究国际速记学发展的新动态,以推动中国速记事业的新发展。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计算机开始进入国内。自从了解了电脑以后,唐亚伟一直在想办法,如何把速记和电脑结合,把最复杂、最繁杂的工作交给电脑。正因为速记后期“翻译”最累,导致了速记很少有人在用。那么,普及速记的最好方式非电脑莫属。然而,对于一位对电脑一窍不通的老人而言,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了。
唐亚伟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速记能不能按照拼音完全打出来。当时,他创造性地设计了一个输入方案,利用标准键盘一键一击,一只手打声母、另一只手打韵母。由于汉字基本都是声韵结合的,两只手正好声、韵分工。按照这个设想,每分钟应该能够输入200字。但是,这样一来两只手太忙了。不过,唐亚伟发现,汉语里面双音词最多,怎样利用这种双音词的特色,开发便捷快速的电脑速记方法?
终于,他从钢琴演奏上受到启发,既然弹钢琴可以一只手弹主旋律,另一只手弹和弦,甚至可以交叉弹奏,那么电脑速记完全也可以采用双手同时敲击键盘输入的方法。因为两只手同时敲击键盘,记录的速度自然能够明显提高。但是,这个想法引发的下一个问题是,必须抛弃现有的计算机键盘,重新研制一种新型的速录键盘。凭借深厚的速记功底、丰富的编码能力和扎实的拼音功夫,唐亚伟重新对键盘进行设计。面对26个字母,声码需要用几个键、韵码需要用几个键、按键相互之间的关联等等,成为他每天琢磨的重点。1993年,他拿出了一套完整的电脑速记编码方案和速录键盘设计。但是,计算机速记在当时计算机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让别人听起来是那样的陌生,与人合作开发的事宜一再搁浅,后来才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公司。
直到1994年,经过了几百个日夜,速录机终于在北京展览馆最显著的展台上亮相。30分钟的演讲后,与会者在出门的时候,每人可以得到一份热腾腾的快报,这就是用速录机来进行实时记录、瞬间完稿,再用速印机把一张张的快报印刷出来的。它,无疑成为了那次展览会的一个亮点。
1995年,在荷兰举行的第41届国际速记联合大会的展厅里,各国代表惊奇地发现中国已拥有自己的中文电脑速录机了。因为中国文字是方块字,用电脑速记毕竟是一个难题。是谁攻克难点,使中文电脑速录梦想成真?唐亚伟,一个国际速记界熟悉的名字又闯进了他们的视野——“亚伟中文速录机”。
健康秘诀:速记留驻了青春
我和唐老一问一答,畅谈着。坐在一旁的王小姐用亚伟中文速录机记录着。不慌不忙,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清晰地显示出谈话的中文记录。我有意加快语速,连珠炮似的发问,并说了几个成语。话音刚落,电脑屏幕上已工整成文,只字不差!我为这种神奇的工作方式所惊异,唐老却平静地继续着侃侃而谈:“速录机是多键并击,一下按几个键,双手并击,一击出现两个汉字。这种多指并击的方法在生理上是完全可能的,弹钢琴就是一例。我们用拼音的方法,左右对称的键盘,一手可打出一个声韵结合的汉字,两手并击,一下打出两个汉字,即一个双音词。速度很快,完全可以跟上语言的速度,甚至可以在看打录入的时候,每分钟超过200字以上。一个人讲话每分钟大约是180字左右,速录机完全可以胜任了。”
唐老告诉我,人的讲话口语和书面语言是有差距的,口语啰嗦一些。我国语言学家、教育出版社社长张志公先生,对他自己讲话的记录稿,他一看就说这是“速记稿”。如果按照录音带一字一句整理的口语进行,没法看,太啰嗦。一个好的速记员,要有一定的写作素养,才能打出高水平、高质量的稿子来。唐老的儿子唐可亮补充说:在编码攻关的日子里,老人或是在斗室里钻研试验,或是骑着自行车到图书馆查找资料,到中关村电脑界“弄潮”,仿如年轻人一般奔波。
今天,在唐老的名片上还有众多的头衔: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所教授、顾问,中国老教授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顾问,复旦大学北京校委会顾问,北京国际书画艺术交流中心顾问、中国文献信息速记学会会长、北京速记协会理事长兼培训中心校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常务理事兼速记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晓军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会顾问等等。
我试着打探他的身心健康的秘诀,他笑了笑,认真地说:那和速记有关,每天速记大量的信息,也留驻了青春。
他的家人开玩笑地举例佐证:老人70多岁的时候,还总是喜欢骑自行车走来走去。一次被汽车剐倒,摔了一跤,脑部出血。治疗期间,即使是面对着亲人,他也叫不出任何人的名字,但他却能清晰地说出“速记”两个字。病愈后,家人都对他说,您是六亲不认,只认识“速记”啊!
虽然唐亚伟教授和他的亚伟速录机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和认可,速记这一古老的技术也正在以崭新的面貌重现在世人面前,并且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位耄耋老人至今依然惦记着速记,牵挂着信息时代亚伟速录技术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责任,那就是一定要让速记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为人类文明的传承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如今,令老人十分欣慰的是,亚伟中文速录机已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并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成就广泛应用
最高人民法院曾正式发文,“在全国法院系统大力推广、使用亚伟中文速录机,实现庭审记录计算机化。”全国已有2000多家法院使用了这项设备,并在进一步推广。中央电视台多次使用该设备,整理会议记录。甚至有一些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剧组请七八个剧作家侃剧情,侃结构设计,请速录员记录下来进行编排。有一位军旅作家,自己录了一个30万字的长篇小说,拿着录音带请他们帮助整理出来,结果只用了5天,一部书稿就完成了。现在,由唐老出任名誉董事长的晓军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速录服务部,帮助各部门从事会议记录并整理成文,忙得不亦乐乎。
“速记”泰斗唐亚伟先生漫长的征程,令人敬重!
(2007年3月2日《北京日报》)
C.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有哪些专业
网络做了保护,只能纯手打,不能直接复制,看在我这么辛苦的份上,往采纳~~~
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古籍整理研究所: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中国语言文学系:民俗学、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现代汉语语言学、出版(专业学位)、戏剧(专业学位)、戏剧与影视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亚非语言、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笔译(专业学位)、英语口译(专业学位)
新闻学院: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媒介管理学、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
历史学系:中国史、世界史
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行政管理、公共政策、应急管理、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数学科学学院:基础数学、计算数学、应用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运筹学与控制论、金融(专业学位)、应用统计(专业学位)
物理学院: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
现代物理研究所:粒子物理与原子物理学、原子与分子物理
化学系: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学生物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网络空间安全、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法学院:法学理论、法学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法律(专业学位)
航空航天系: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飞行器设计、生物医药工程
材料科学系: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物理电子学、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
高分子科学系: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
高等教育研究所: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
旅游学系:旅游管理、旅游管理(专业学位)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
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专业学位)、工商管理(专业学位)
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数量经济学、金融(专业学位)、税务(专业学位)、国际商务(专业学位)、保险(专业学位)、资产评估(专业学位)
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统计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会计(专业学位)、工商管理(专业学位)、金融(专业学位)、应用统计(专业学位)、国际商务(专业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微生物学、神经生物学、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生物信息学、人类生物学、生态学、生物统计学、生物医药(专业学位)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光学、光学工程、物理电子学、电路与系统、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光学系统与控制技术、通信与信息系统、生物医学工程、电子信息(专业学位)、项目管理(专业学位)、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学位)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老年学、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专业学位)、心理学、应用心理(专业学位)、社会保障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环境科学、环境工程、资源与环境(专业学位)、环境管理(专业学位)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中国史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
文献信息中心:图书情报
上海数学中心:应用统计(专业学位)
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应用数学、生物医药工程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物理电子学、计算机应用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电子信息(专业学位)、机械(专业学位)
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公共政策
代谢与整合生物学研究院: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大数据学院:金融(专业学位)、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统计学
基础医学院:生理学、神经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免疫学、病原生物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法医学、分子医学、医学信息学、中西医结合基础、药理学、生物医学工程
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卫生毒理学、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公共卫生、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药学院:药物化学、药剂学、生药学、药物分析学、微生物与生化药学、药理学、临床药学、药学(专业学位)
实验动物科学部:动物学
放射医学研究所:放射医学
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妇产科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卫生毒理学、药理学
护理学院:护理学、护理(专业学位)
临床医学院: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病原生物学、医学系统生物学、内科学、儿科学、老年医学、神经病学、皮肤病与性病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外科学、妇产科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肿瘤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运动医学、麻醉学、急诊医学、中西医结合临床、药理学、临床药学
上海市影像医学研究所: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化学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医学系统生物学
脑科学研究院:神经生物学
软件学院: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微电子学院: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人类表型组研究院:神经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人类生物学
先进材料实验室:凝聚态物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材料物理与化学
大气海洋科学系:大气科学、资源与环境
D. 复旦考研比较容易考上的专业有哪些
复旦考研比较容易考上的专业有以下这些:
1、复旦大学应用心理专业
复旦大学应用心理专业隶属于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这是一个以社会学一级学科为主,兼有心理学、公共管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优势的学院。现下设四系两所:社会学系,社会工作学系,心理学系,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系,人口研究所,人类学民族研究所。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心理学系拥有独立的心理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应用心理(MAP)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以及社会心理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下招收社会心理学方向博士后。
2、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创办于1984年,是国内创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博教学与科研的高教机构之一,是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单位。现为学校独立二级教学研究机构(院级系)。
经过多年发展,如今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形成了完整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三个层次的人才学历培养体系。重点培养考古学研究、文化遗产研究和管理、博物馆展览策划设计、博物馆数字化开发、博物馆教育活动策划、文物艺术品开发经营和文物保护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
3、复旦大学图书情报专业
为适应新形势图书情报事业发展对图书情报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复旦大学文献信息中心(图书馆)于2014年新设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共同制定培养方案,于2015年起面向各院校、各单位招收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研究生。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复旦大学经济学综合考研一本通
E. 文白对照全译史记的作者简介
译者简介刘起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著有《尚书评述》、《尚书学史》、《尚书源流及传本考》、《日本的尚书学与其文献》、《古史续辨》、《顾颉刚先生学述》、《刘起釪经学论集》等书。 林小安中国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撰有《殷武丁臣属征伐与行祭考》、《武乙文丁卜辞补正》、《殷墟卜辞字考辨》、《字考释》、《字考辨》、《“韦编三绝”正读》、《中国文字起源之我见》等论文。 裘锡圭复旦大学教授,著有《文字学概要》、《古文字论集》、《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等书。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获北京大学首届青年优秀成果奖)、《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中国古代居民组织的两大类型及其不同来源》、《吴孙子发微》、《中国方术学》等,并译有《中国古代房内考》,主编《中国兵书名著今译》、《中国方术学》、《中国方术概观》等。 吴树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著有《秦汉文献研究》、《风俗通义校释》、《东观汉记校注》、《二十四史简介》、《黄石公三略译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合著)、《汉英对照论语今译》(合著)等书。 吕宗力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现为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大学博士生,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著有《中国民间诸神》(合著)等书。 王煦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撰有《公孙龙指物论诠释》、《目录学研究对象商榷》、《统治阶级道德继承问题》等论文。 冯晓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著有《儒学的“变古”》、《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国隋唐五代教育史》、《世界近代前期的文化与教育》等,主编工具书多种。李解民中华书局编审,著有《尉缭子注译》、《白话续资治通鉴》(合著)、《文白对照续资治通鉴》(合著)、《白话资治通鉴》(合著)、《文白对照资治通鉴》(合著)、《白话二十五史精选》(合著)、《兵家宝鉴》(合著)等书,撰有《开阡陌辨正》、《云梦秦简所载魏律研究》、《刘氏书录研究》等十几篇论文,点校《檐曝杂记》、《竹叶亭杂记》、《春秋左传诂》、《春秋大事表》等多部古籍。 缪文远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战国策考辨》、《战国策新释》、《七国考订补》等书。 骈宇骞中华书局编审,著有《简帛文献概述》、《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春秋校释》等书。 盛冬铃中华书局副编审,著有《六韬注译》、《那兰性德词选》等书,撰有《西周铜器铭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清初第一词人那兰性德》等论文,整理《松窗梦语》、《治世余闻》、《继世纪闻》等古籍。 赵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著有《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华夏衣冠五千年》、《唐代墓志汇编》、《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等书。 王文锦中华书局编审,校点整理《通典》、《周礼正义》等古籍。 阴法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等书,撰有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文化史的论文多篇,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一书,与人合作点校《隋书》。 陈久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彝族天文学史》、《天文学简史》、《藏历的原理与实践》、《中国节庆及其起源》、《陈久金集》。校点《中国方术概观》中《式法卷》、《星命卷》。 魏嵩山复旦大学教授,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与人合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撰有《太湖流域开发探源》、《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等论文。蒋非非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撰有《算赋制度问题探讨》、《秦汉移民实边政策简论》等论文。 魏连科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撰有《明代宗室婚嫁制度述略》、《文天祥家书诗帖考释》、《顾炎武北方交游考》等论文三十余篇。整理《弇山堂别集》、《玉堂丛语》、《典故纪闻》、《三垣笔记》等多种古籍。 顾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编审,编有《顾颉刚读书笔记》,撰有《试论“三年丧”起源》等论文。 陈绍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撰有《中国宫殿史》(合著)、《中国文明史·秦汉卷》等书,又撰有《百越与匈奴衣食住行之比较研究》、《试论王莽改币》、《汉唐长安规划比较之我见》等论文。 王瑞来中华书局编辑,撰有《岳珂生平事迹考述》等论文,点校《鹤林玉露》、《宋宰辅年表校补》等古籍。 谢孝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撰有《略论河东文化与中国文明》、《读王森然先生〈夏后氏大禹评传〉兼论中国古代文明》、《日本佚存汉籍考述》、《盐铁论校注小议》。陈抗中华书局编审,与人合著《商周古文字读本》,编有《永乐大典古方志辑佚》、《全唐诗索引》(合编),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今文尚书考证》、《订讹类编》等,曾参加《辞源》修订及《汉语大词典》第一卷编写工作。 胡平生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著有《阜阳汉简诗经研究》、《孝经评述》、《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敦煌悬泉汗释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等书。何法周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韩愈新论》、《侯方域集校笺》(与人合著)、《唐文选》(与人共同主编)、《李贺诗选》(与人合著)等书。 师小平北京出版社副编审,曾参加过《管子》、《历代题画诗》等书点校工作,著有《聊斋选注》(合作)等书。 李祖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审,与人合著《中国古代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主编《中国古代改革家》、《中国历代开国帝王传》、《中国古代军制史》、《孙子研究新论》等书。 马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编有《秦汉赋役资料辑录》一书,点校《两汉博闻》,担任《白话资治通鉴》一书副主编。 施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著有《司马迁研究新论》(合著)、《中国史学简史》、《中国史学的传统与维新》等书。 李晓林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东直门医院副主任医师,著有《杂病源流犀烛校注》(合作)一书,发表过多篇中医论文。 段书安文物出版社编审,撰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合著)一书,曾参加过《管子点校》、《孟子译注》等古籍整理工作。 刘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撰有《区田法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北朝胡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影响》、《北魏末期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十六国官营手工业初探》等论文。 夏应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著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东洋编》、《汉文化史纲》(合著)等书,撰有《亚洲稻作农业的起源及其向西太平洋地区的传播》、《论唐代初期中日韩关系》等多篇论文。 杨世钰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著有《云南省志·地理志·云南省建置沿革》等书,撰有《南诏的统治制度及其特点》、《孟子名本思想浅议》等论文,主编《大理丛书》。 谢桂荣河南大学研究馆员,撰有《侯方域年谱》、《范仲淹师承问题考辨》、《〈文苑英华〉〈唐文粹〉相互关系考》等论文。 余太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著有《哒史研究》、《塞种史研究》等书。 刘宗汉中华书局编审,撰有《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经脉书研究之一——从帛书经脉书论内经经脉走向体系的二元性》、《方彝考释》、《比堂忻布新考》等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