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吉林大学教授学术造假

『壹』 杨冬的人物评价

“他是一位真正值得学生尊敬的好老师！首先，他的学术钻研精神和学术水平令人称赞；其次，他对学生要求严格、负责但又是最平易近人的好老师。”这是学生眼中的杨冬。而杨冬自己说：“我没做过什么，只是做了一名老师该做的事。”他说，自己就是一名平平凡凡的老师——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位。但是在这句话的背后，是杨冬多年来辛勤的付出。当老师容易，做一名好教师难。吉林大学文学院杨冬教授25年来为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讲授“欧美文学史”“西方文学批评史”“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等课程。其中，本科专业课程“欧美文学史”被评为吉林大学优秀课程，教学成果曾获我校“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等。1998年，杨冬教授被评为“吉林大学优秀教师”。2002年，他被聘为该校“百门精品课程建设工程”首批项目——“欧美文学史课程建设”岗位正职负责人。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他自己的教学理念和风格。至今，25年过去了，提起杨冬的课，当年曾听过他讲课的学生仍津津乐道。 杨冬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后，他没有回到生活条件相对优裕的上海老家，而是在老师的动员下留校任教。很快他就担当起了欧美文学史和新建的西方文学批评史的教学重担，西方文学批评史在当时中国的高校中可谓开了先河。从此，他在这里扎下了根。一晃25年过去了，杨冬也从青年迈入了中年，他已深深地爱上了这片他曾经为之艰苦奋斗过的热土，深深爱着教师这神圣的职业。
虽然已经有25年的教学经验，可是每次在课前他还是会认真仔细地备课，并重新查阅资料，在由杨冬自己编写的近80万字文稿的基础上填充新的知识。为了给学生们提供最前沿的学术信息，他常年订阅《文汇读书周报》《书屋》《读书》等报刊，有时间便到书店查看新书上市情况。上课时，杨冬总是随身带着很多书籍，因为每堂课他都要给大家介绍一些经典的理论书籍。其实，带参考书籍不仅是为了介绍方便，更重要的是他要告诉学生们这些书已经被翻译引进，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
至真至诚
尽管身为博士生导师，但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的课，杨冬在25年的教学生涯中几乎从未落过一节课。无论遇到怎样的情况，他也会选择在课程间隙出去，决不会耽误课程。杨冬严格按照教学时间上课，即使是给博士生上课，也都会坚持到学期末。2006年底，在他的最后一节课的前一天，他也及时从中国人大邀请的会议中抽身赶回，完成一个老师的职责。
学生们都说：“现在已经没有几个老师能真正做到从不落课。能做到或许容易，但能一直坚持做到就不是一般的职业精神那么简单了。从杨老师身上，我们真正体会到了‘负责’所容纳的份量，看到现实中的最好诠释！”
德高为范
和杨冬交流，会让你觉得“老师”应该是一个很高贵的词汇。有学生感慨道，杨冬老师的高贵应该孕育于朴素，他的生活并不艰苦，但他没有戴名贵的手表，更没有什么华丽的衣服，只是穿得干净利索；也有学生认为这种高贵是孕育于尊重，杨冬老师会在课前早早赶到教室，又常常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课余时间总是会虚心地询问学生，自己是否需要改进，上课的进度是否合适；更有学生说这种高贵应该是孕育于智慧，杨老师总是会想出很多的花样让我们感受课本上的知识，拓展我们的视野，他教授的不仅是课本上应试的知识，更多的是社会现实和为人处事。 尽管杨冬身为研究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老师，但是很多英美文学专业、日本文学专业，甚至包括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都会找他交流，而他也都不厌其烦地听大家谈论对于论文的想法，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曾经有一位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向杨冬谈到了她论文的构思，可是他听完后直接说抱歉，因为觉得自己对那个领域还不够熟悉，不能提出有价值的看法。然而4天后，当杨冬从通辽上完课回到学校时，他立刻给自己的学生打电话说想和那个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生再谈谈论文的事。其实在火车上或在回宾馆休息的间歇，杨冬都认真对那个论题进行了思考，以求给学生一个有效的建议。
杨冬常常告诫学生：“做学问没有捷径可循，要做就要沉下去。做学问要读经典论著，并且要沉下去反复阅读。”虽然批评理论在常人看来枯燥无味是非常高深的学问，但杨冬在写文章时对一手理论书籍从来都是反复阅读数遍才出一篇稿子。同时，他经常要求学生认真写好每本书的读书笔记，并认真地与学生交流，说出自己的看法。
为学生修改论文杨冬总是一丝不苟，即使是对自修生，也绝不马虎，交上来的论文都会得到他诚恳的有建议性的评语。有时他甚至会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对学生当面提出修改意见。杨冬对每位学生都非常负责，包括具体的思路以及平日的阅读情况等都很关心，对于每位学生论题的选择他更为熟悉。平时看书时，只要看到相关的书讯或与论文有关的摘论，他都会电话告知学生。就在其他老师都在努力扩招时，杨冬却始终很冷静，他常说：现在把学生都招进来他们很高兴，可能让他们都走出去才是对他们真正的负责。 杨冬认为能否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是衡量“师德”的重要标准。他说：“品德高尚、能力出众的学生是事业得以延续的基础，教师更应该是一个榜样，身体力行，把正气和所知所学都教给学生。”为此，他始终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学生。在他心里始终坚持着“言教重于身教”的信念，并以行动为此做了最好的注释。
在生活中，杨冬对待学生像慈父一般，平易近人地与学生讨论问题，学生的情绪有波动、精神不好、生活困难他都看在眼里，及时进行疏导和帮助，时刻把学生放在心中。每次回上海老家探亲，他都会给同学们带些特产，包括他作为交换教师在韩国教学半年，回国时，也会特意从韩国给十几个学生带一套精美的油笔，让每个学生深受感动。 “爱在细微中，严在当严处”，好脾气的杨冬对学生也有“严”的一面。他的“严”主要体现在要求学生遵守学术道德，严防学术造假上。他以严谨的态度影响学生，他的论文都要经过反复修改，写一篇论文从来没有立即发表，而是至少放上一两年才拿出发表，因为他希望自己的文章在时间中沉淀，让论文获得提升的空间。在学术上倾心相授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杨冬也指导学生学会堂堂正正做人，帮助学生树立做学问所必备的学术道德准则。为此，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学生起到了表率的作用。杨冬的论文从来都是自己独立完成，不与其他人合写，他本着实事求是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亲自进行研究、思考，在学术论文中所使用的他人研究成果，包括观点、结论等都一一注明原始文献的出处，甚至详细到哪一页。因为杨冬坚持治学容不得一点马虎，为了得到更权威的资料，他亲自带学生们去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希望学生们也养成扎实的学风，学术诚实，抵制浮躁。
学生的每一篇论文他都会一字一句地进行修改，但绝不抢先署自己的名字。对此他的态度十分坚决：“学生自己做出来的事情是他们的成果，今天他看到老师利用权力占了自己的便宜，将来他就会去占别人的便宜，我们要把好的品质一代代往下传，而不能把违背学术道德的作风教给学生。”“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生比我强就意味着我们的学科得到了认可。这是我最高兴的一点。”杨冬这样说。 说起西方文学批评史，在杨冬还是学生时，就对这个当时很少有人接触的领域产生了兴趣。杨冬凭借着最初的理想和青年人的拼劲、韧劲，坚持理论研究近20年。他在吉林大学开设的“西方文学批评史”课程在全国开了先河。为了理论研究，多年来，书店在杨冬的生活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从不逛商店的他，只会自己亲自去选鞋，因为只有自己的脚才知道鞋是否合适。而“西方文学批评史”就是杨冬最合适的一双鞋。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9年的苦心研究，1998年他独立撰写并出版了《西方文学批评史》一书。有学者评价这本书：打开了西方文学批评之门，了却了几代中国学者近一个世纪的夙愿，从此中国大学的西方文学批评史讲堂上有了中国学者自己的教科书。它是近期西方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力作，标明中国学者的学术实力足以在世界学术之林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
对于“西方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是杨冬毕生的追求，他认为自己充实愉快，毕竟人能够真正从事自己理想的事业是件不容易的事，为此他感到很庆幸。虽然理论研究不免枯燥，但是通过自己的耕耘而获得成绩是最幸福的事，杨冬认为写作是最适合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现在，杨冬正在扩充其“西方文学批评通史”的当代部分，上百万字的论著，容纳了他无数的心血。
为了使自己的书籍更权威准确，即使是写几万字的内容，杨冬也常常要查阅几十万字的资料。杨冬的辛苦，学生们都很清楚。学生们都希望帮助老师，哪怕只是搜集些资料，可是他从来没有要求过。10余年来，杨冬始终强调和坚持独立的钻研精神。正是如此，从杨冬那里学生们真切学到的不仅是知识的具体内涵，如何获取知识、如何提高逻辑思维的能力的方法，更重要的还有如何为人的道理。
在采访之初，笔者和杨冬一提起师德标兵的事，他便摇着头说：“弄错了，不应是我，其实默默付出的老师很多，我只是一个平凡的读书人，恰巧从事了教师这个行业罢了。”换做别人，笔者或许多少会怀疑他是否在过分谦虚。然而了解杨冬的人都知道，他是真诚的。采访中，他的事情大多是从学生口中得知。为了这次采访，杨冬的学生甚至要从沈阳赶回来为记者提供资料，因为他们希望这样一个不善于宣传自己，总是默默无闻地在这个喧闹的世界中独处于自己心灵的一角，守护着那最平常也最易被人忽视的职责的老师能够得到大家更多的认可。学生们都说：“杨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淡泊名利的人。每年评选优秀先进，他总是不断推辞。杨老师为人谦和、正直，无论在学术精神上,还是人格品质方面，都是一个堪称很有个性和魅力，被大家广为推崇和赞誉的好老师！”在杨冬自己看来，当一个好教师，就是要耐得住清贫和寂寞，想要做实在的学问就不能功利和浮躁。杨冬就是这样默默奉献，无怨无悔地用实际行动实践着他的诺言。
杨冬所带的学生毕业了一届又一届，但是曾经有过的那份最珍贵的师生情谊，将永远珍藏在老师和学生们心中。而杨冬最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接到学生的电话，继续为他们传道、授业、解惑。春华秋实，用心血和汗水去耕耘的大地怎会不肥沃？岁月的累积，杨冬将继续坚持，并将收获更多

『贰』 大学排行榜的中国排行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估”后，有关机构就开始了对国内大学的排名。
1987年9月，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赵红州研究员、蒋国华教授等发表了中国第一个大学排名。
1992年后，国内十余个单位发表过超过30个不同类型的大学排名，全部出自民间。
2009年5月，中国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教育部不赞成、不支持大学排行榜，坚决反对借此向高校拉赞助。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说，大学排行榜是一些民间机构的民间行为，教育部从未组织过大学排行榜的活动，也不支持搞大学排行榜，不赞成对高校进行简单的综合排名。续梅强调，教育部坚决反对排名机构对高校的拉赞助行为，坚决制止类似的贿赂行为。“教育部支持不久前南开、天大等高校拒交排名赞助费的做法。”据介绍，前不久，天津大学龚克校长、南开大学新闻发言人吴志成教授曾公开透露，曾有大学排行榜制作机构找上门来索要“赞助”，遭到学校拒绝。 大学排名经过二十多年的大浪淘沙，目前国内最具影响的大学排行榜一般认为有三个，按照存续时间排列依次为：
1、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自1993年开始每年发布《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组长武书连。但其排行的商业性质及负面报道不绝于耳。
2、深圳网大公司自1999年开始发布中国大学排行榜，数据来自向院士、学者和校长发放的调查问卷。
3、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自2003年起已连续11年开展中国大学评价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研究团队基于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从国际影响、国家发展和社会贡献三大视角审视和考量中国大学，侧重从“校友成就”与“学术成就”对中国大学进行选优排序。 三大排行榜中均进入前十有七所，即社会共识初步成熟，分别为：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
三大排行榜中均进入前二十有十七所，即社会共识高度成熟，分别为：
除了前七所外，还有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主流排行榜前20排名
武书连版2011，依次为：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太原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但是由于本年度排名社会争议极大，各大门户网站对综合排名未作报道，仅对各类别排名作出报道）
网大版2010，依次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并列第十）、华中科技大学（并列第十）、南开大学（并列第十二）、武汉大学（并列第十二）、西安交通大学（并列第十二）、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并列第十二）、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天津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中南大学
据悉，北京大学雄居2016中国大学排行榜榜首，实现9连冠；清华大学列第二，复旦大学居第三，武汉大学列第四，浙江大学居第五。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和四川大学锦江学院列2016中国独立学院排行榜前三甲；武昌首义学院、文华学院和山东英才学院居2016中国民办大学排行榜前三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复旦大学等36所大学入选2016年中国研究型大学名单。最新2016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行榜显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荣膺2017中国七星级大学，跻身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中国顶尖大学前列、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2016中国大学排行榜20强 1、大学排行榜自出现以来就饱受非议。
这些排行榜全是民间组织搞的，而教育部官方从未发布过此类排名。由于缺乏信息的透明度，大学排行榜的公信力不高，甚至成为某些组织的牟利手段。由于各个评价组织的标准不同，各排行榜之间差异很大。大学排行榜的发布、制作，愈发走向泛滥，是因为没有资质要求，几个研究者搞出一套“标准”，然后联系网站或报纸，就可发布自称“权威”的排行榜。大学排行榜的出现适应了社会的需要，但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社会。它把一所大学仅用几组数据来衡量，并且数据的真实性极具怀疑性，让人们对大学的认识肤浅化，并一定程度上导致大学生的浮躁心态，各个大学之间互相攀比、互相攻讦时常见诸网络。这种指标化的评比方式严重影响了中国大学的发展。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就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在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评估及评价体系下，大学很有可能沦为大学排行榜里的大学，“一流大学”成为指标化和数字里的“一流大学”。与大学排行榜相对应的评价、评估方法，正在成为一种“制度”，污染着“学术空气”。
2、大学排行榜指标不科学、不合理。
国外大学排行榜虽然已有几十年，每每排行榜发布都会引起争议，原因在于衡量大学发展的指标十分复杂。就是排名第一的大学，也经常呼吁受教育者不宜以排行榜作为选择大学的标准。我国大学排行榜的科学性、合理性更存在严重问题，不少排行榜都以学校办学规模（包括学生规模、校园面积、教师数、论文数、经费数、获奖数等）作为评价指标，这种指标选择，与学校追求高大全、注重外延发展、不强调内涵质量有关。
3、大学排行榜潜规则盛行。
受教育者选择学校、社会机构选择教育合作方，需要更充分的教育信息，不少人由此看到了大学排行榜制作的商机。本来，在商言商，排行榜制作机构如果能努力提高排行榜数据收集的真实性、客观性，努力提高排行榜发布的规范性、科学性，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教育信息服务，就会是好事。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排行榜机构，要么赤裸裸地向学校要赞助，要么变相提出对学校进行咨询，也有一些学校主动联系排行榜机构，希望通过赞助获得更好的排名。排行榜和赞助挂钩后，排行榜本身已变得毫无价值。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确实需要一个大学排行榜，来对各个大学的真正实力进行评价，帮助高考考生对各所大学有更全面客观的了解，也促进大学的建设。这个评价必须更为全面，更有说服力，这就需要规范大学排名。 2014年5月27日，87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王德滋表示，他最反感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大学排行榜”。
现在的学术环境不太好，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浮躁的。造成这样的原因是现在社会上流传着各式各样大学的排行榜，这个大学的排行榜啊，对大学校长的压力太大，而大学的排行榜基本上是科研的排行榜，不太注意人才的培养，是看科研的情况，所以导向有问题。
错误的导向，带来错误的评价体系。现在科技评价体系的问题在于 太强调发表的SCI论文的数量，不重视质量，不重视贡献。
王德滋强调，不要去太注意数量，不以数量论英雄，而要强调质量、强调贡献，学风浮躁对青年人的影响太大。老一代科研工作者，潜心研究，科研成果给整个国家甚至带来了转折性的变化，但他们却很少去关注自己的哪篇论文发表了。 信息公开
加强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教育信息公开与教育信息服务。我国大学排行榜，之所以水平低、公信力低却依然有市场，能生存，在于教育信息不公开，受教育者和社会获得的教育信息十分有限。政府和学校教育信息公开，将减少造假数据的空间，促使排行机构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
制定规范
制定大学排行榜行业规范。必须改变各自为政、标准混乱的问题，要对排行榜制作、发布的资质，制作、发布的渠道，相关商业行为进行严格规范。
加强监督
加强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如果说排行榜发布者的资质、所选指标的科学性，还可归属于学术水平、学术观念问题，大学排行榜的潜规则则属于学术欺诈和商业欺诈的范畴—— 排行榜制作机构打着“学术”的旗号，推出掺假的“学术成果”，此为“学术欺诈”；把以上成果向社会发布，制作成杂志、图书售卖，误导购买这一产品的受教育者的选择，此为“商业欺诈”；在排行榜制作、 发布的学术与商业活动中，索要赞助等行为，还涉嫌商业贿赂。以上种种，应以司法途径加以治理。

『叁』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的科研学术

作为最高层次的语言艺术，诗歌是我们传承民族灵魂和沟通人类情感的重要信息载体，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再到今天的新诗，诗的传统代代嬗传。海南是一座诗的岛屿，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在海南岛上播下了诗歌的种子，开始了诗歌的教化和流播。今天，不论是对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的教学与研究，还是弘扬大学的人文教育，诗歌研究中心的设立和工作将会成为海南大学人文精神的重要象征。在海南大学建设“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对于我们进一步弘扬诗歌传统，开展人文教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悉，海南师范学院已经成立“中国散文研究中心”，作为海南师范学院校级重点学科，该中心已经申报海南省高校首个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并有望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诗歌中心”在海南大学的成立将和中国散文中心互为呼应，共为声气，互相扶助，为海南的文学之教育、文化之流播尽微薄之力。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成立后将致力于教学、诗歌批评和诗学理论研究工作，研究中心成立后，将以现当代文学为学科基础，申报硕士点。除教学工作外，具体的研究设想如下：1、整理和出版中国诗歌资料，翻译并出版西方现当代的优秀诗作，逐步建立起中国的诗歌资料库；2、参与世界文化交流和对话，建立与欧洲大学汉学系和中国诗歌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参与国际国内的各种诗歌交流活动，举办关于诗歌的学术会议、朗诵和学术讲座；3、创办一份诗学杂志；4、积极与国际国内的一些基金组织建立联系，合办国际诗歌节。总之，我们将竭尽全力，弘扬海南大学声名和诗歌风习，扩大海南大学和诗歌文化之影响。
中心成立当年，即准备与国外基金会合作，在海南大学举办国际诗歌节，争取在二年内申请到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点。在条件成熟时创办诗学杂志。
海南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已经引进或正式在编的有著名诗人多多教授，诗评家耿占春教授，现代诗学研究者、北京大学在读博士段从学。正在引进中的还有现在深圳电影制片厂任职的著名诗人王小妮（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现在作家出版社工作的资深评论家唐晓渡和旅居德国的著名诗人萧开愚（上海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等。
可以预期，在一批具有广泛影响诗歌界人士的努力和带动下，在海南大学学校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扶持下，“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能够在教学、科研方面产生扎实的成果，并且成为国内大学诗学研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一个具有特色的引人注目的学科，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走出一条新路。促进人文精神在海南重新崛起和兴盛，让海南大学成为新时代的诗歌圣地和诗歌中心。 海南岛的原住民是黎族，他们是历史上开拓海南岛的先驱。是中国目前10个人口超百万的民族之一。黎族在海南岛上的历史，有史可证的年代距今已有3000年以上。黎族历来都是以土著自居，称岛上其他民族为“美”（客人的意思）。主要分布在五指山、三亚、东方、陵水、乐东、保亭、昌江、白沙等9个市县。以五指山区为中心向南呈扇形分布。部分散居在儋州、万宁、琼海、屯昌等市县的12个民族乡镇。分布面积为1.87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陆地面积的55.02%。人口约124.86万人（2000年统计数字），占全省总人口的15.87%。黎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上，创造了灿烂而独特的文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进步，以及社会文化的趋同化倾向，黎族文化的多样性逐渐消失。其中很多物质民俗和文化民俗的遗产，如不加以抢救性挖掘与整理，必将永久消亡。这对中国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是不可弥补的损失。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这不仅是在保留历史，更重要的是整固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从学术角度对黎族民族文化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50－60年代形成高潮。这期间有些学者做过一些调研，出版过数种著作。期间，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是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1931年－1932年两次到海南黎区作田野调查，在1937年出版了德文著作《海南岛民族志》。广东省的一些民族研究学者，对海南黎族曾进行过规模比较大的综合考察。比较重要的有两次：一是中南民族学院调研组，在1954年7月至1955年1月间对海南22个黎族村点的调查，结集为《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二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广东省课题组民族研究学者于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对海南黎族村落的调查，结集为《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和学术视野，这些论著都有相当大的局限。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后，原广东省的一些黎族研究学者陆续转向对其他民族研究，中央的一些民族研究机构（如社会科学院下属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虽然也有黎族研究人员和课题，但大都处于个别和个案的研究状态，科研成果稀少。难以进行大规模和深入系统的研究考察工作。
对黎族文化的系统考察研究因此陷于长期停顿状态。随着现代化浪潮由城市推向乡村，黎族的生存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许多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正在加速从现实生活中退出。可以说，对黎族生存状况所涉及的一些文化遗产的考察带有抢救性质。海南大学作为海南省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对黎族文化考察研究负有特殊的责任。
黎族研究中心2003年由海南大学批准成立，由孙绍先教授兼任中心主任；周伟民教授为顾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学萍（黎族）为名誉顾问。 海南方言研究所简介
海南大学海南方言研究所于2003年10月在原文学院海南方言研究室基础上成立，现有研究成员4名，都是兼职语言学教师。研究所是人文传播学院中文系语言学科的主要学术支撑，还承担着本科生、留学生教学以及普通话测试等工作任务。
原海南方言研究室与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合作调查了海南闽语11个点，调查报告正在整理出版中。
研究所成立以后，在一无经费，二无编制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埋头进行田野调查，累计调查海南闽语30个点，儋州话、客家话、军话各一个方言点，临高话6个方言点。
研究所的口号是“不空谈，做实事，向国际水平看齐”。我们向老一辈专家学习，坚持“田野第一，老派优先，语音、词汇、语法、民歌并重”的原则，记录了百万字的珍贵语料。
这两三年，研究所成员陆续在《中国语文》、《民族语文》、《语言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海南岛语言研究论文，还有一些论文在重要学术会议上宣读。目前，研究所一方面补充调查的结果，整理出版，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开展黎语濒危方言调查。
海南的语言及其研究现状
海南岛是我国公认的语言复杂地区，有闽南系的海南话，粤语系的儋州话、迈话和疍家话，有客家话、军话，还有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临高话、村话、黎话，另有苗瑶语族的苗话以及与南亚语有关的回辉话，它们与汉语共同语差异很大。海南岛汉语方言与壮侗语族语言长期融合，使得海南岛的语言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我国独树一帜，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海南方言是在海南岛这个特殊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海南方言属于地域文化现象之一，研究海南方言在语言学方面有重要意义，也可以得到有关海南历史、文化、民俗方面的重要资料。方言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取之不尽的宝贵源泉。对海南研究来说，历史文献资料或有缺乏，家族谱牒也可能部分造假，语言却不能。每一种语言和方言都是一个古今成分并存的异质体，研究海南方言，通过共时比较与历史比较厘清历史层次，将大大有助于研究海南人的迁移历史、他们与国内及东南亚其它地区族群的关系等。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来说，语言跟遗传基因一样，是研究其历史的直接材料。
语言是一种存在于人口头的资源，不象矿产资源，不挖掘它仍然一直存在。一代人死了，这代人口头的语言也随之而去，下一代人的语言必有变化。海南岛的语言属于弱势语言，随着普通话的强力影响，海南语言和方言正处在快速消失的过程中。就汉语方言来说，据我们调查，50-60岁的一代与80左右的老人语言差异已经明显，沿袭数百年的文读系统几近消失，只有白读系统仍在保留，但是中青年人已经有好些白读词不会说了。
黎族号称有百万之众，但真正会讲黎语的估计不足50万。这50万中也汉化越来越严重，口音变化很大。侾黎中的侾炎支派本来就生活在黎族区的边缘一带，与汉人杂居，几乎都懂汉语，很多风俗都已明显汉化。杞黎中的堑对支派在1980年代初青年人就已经不懂黎语，保城支派早已用双语，现在的年轻一代大多已不说黎语，唯有通什支派多数仍讲黎语。
黎语中几个人数较少的方言境况更加堪忧。在昌化江下游的美孚黎人数本来就少，边缘地区的已经完全汉化，腹地的东方、广坝、江边、抱板四镇也是双语区了。本地黎1980年代就已经兼通儋州话，现在多数人又会讲海南话和普通话。黎语加茂方言的保亭县加茂镇，人口约1万，但真正会讲黎语的不足三千。人类学家李露露1993-94年调查时就发现，加茂黎通晓汉语，青年人不讲黎语。如此下去，要不了15-20年，加茂黎语就会消失。相关的语言和民族文化特征更是荡然无存，只能在书中读到、在博物馆里看到。如果抢救不及时，书中也读不到、博物馆也看不到全貌了。
海内外语言专家历来看好海南岛这个宝库。1930年我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先生率先登上海南岛，调查了海口、临高、乐会（今琼海）三地的方言。1950年代国家组织了海南岛语言调查，积累了第一批海南岛语言资料，此后陆陆续续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台湾、新加坡学者详细调查了海南岛语言。如50年代到80年代，桥本万太郎曾调查过海南文昌话和临高话。70年代台湾学者丁邦新调查过儋州话，张光宇调查过海口话，何大安调查过琼海话和澄迈话。80年代到90年代新加坡学者云惟利调查过文昌话。国内1950年代詹伯慧调查过万宁话和三亚军话，50年代至70年代欧阳觉亚等人调查过黎语，1980年代欧阳觉亚、郑贻青调查过村话、回辉话，1990年代梁敏、张均如等人调查过临高话。1990年代以后，又有国外学者来调查三亚回辉话。
目前国内外出版的海南岛语言研究专著有：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简志》（1980年），欧阳觉亚《黎语调查研究》（1983年），丁邦新《儋州村话》（1986年），云惟利《海南方言》（1987年），社科院民族所《黎汉词典》（1993年），苑中树《黎语语法纲要》（1994年），符昌忠《海南村话》（1996年），陈鸿迈《海口方言词典》（1996年），郑贻青《回辉话研究》（1997年），梁敏、张均如《临高话研究》（1997年），欧阳觉亚《村语研究》（1998年），刘剑三《临高汉词典》（2000年），钱奠香《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2003年）。另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单篇论文。
海南岛语言研究中，老一辈学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亲临田野调查，得到一批珍贵的资料，他们的方法结论也给后人诸多启迪。而且，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本地出身又非本地工作的学者，调查颇为不易。但是，前辈学者详细调查的，只是海南岛语言资源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量的资源还没有挖掘。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后继研究人员缺少，以及海南省本土不重视，研究经费严重缺乏。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预言：“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靠军事，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作为一门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朝阳学科，今天的传播学不仅仅是服务于新闻、宣传、公关、广告等传统行业，更重要的是，传播学的诸多理论和发现还被应用到舆论战、心理战、信息战等非传统领域。这就是传播学之所以受到政界、学界、军界、商界一致推动的原因。
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12月。作为海南省第一家传播学研究机构，中心将充分利用海南省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优势，从微观（中国大陆）、中观（大中国区）和宏观（亚太地区）三个层次上开展国际传播和政治传播方面的应用研究。中心计划于近期从海内外聘请首批特约研究员。
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得到了境内外部分知名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英国利兹大学传播学硕士课程负责人兼Media and Cultural Politics执行编辑Katharine Sarikakis博士、中华传播学会理事长兼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张锦华教授、香港电台新媒体拓展副总监张玲玲女士、《传播学论坛》总编阮志孝先生、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王强先生（吉林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等海内外同仁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新华网海南频道、《商旅报》、海南在线、传播学论坛、中国校长网、CN记者作家网、中国教育产业联盟网等多家媒体做了报道或介绍。
中心主任毕研韬副教授先后就读于中国曲阜师范大学、英国考文垂大学和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于2004年7月加盟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为迎接2005年教育部本科教育工作水平评估，加强学校文科教学与科研，海南大学于2005年2月，整合相关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一所实体性研究机构——海南大学海南历史文化研究基地。2007年1月，升格为海南省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的省级文科研究单位。现任中心主任为赵康太教授（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经济成长中心主任林崇椰先生。
中心现收藏海南文献两万余册与海南相关的历史资料，各类谱牒、海南人文集近百余种。目前正在开展10个项目的研究。先后举办过2次学术研讨会。中心下设海南方言研究所、黎族研究所、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海南族谱研究室、周伟民唐玲玲工作室、东南亚文献研究所、琼崖地方史研究室、海南地方志研究室、海南现代文献研究室、特区经济研究所、特区法制研究所、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会等。采用专兼结合的方式从事科研。
基地目前主要致力于四个方向的研究：
◆海南岛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海南岛物质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
◆南海疆域史地与南海诸岛研究；
◆东南亚文化及华侨研究。
中心除开展日常的学术研究活动外，还编辑大型学术丛刊《海南历史文化研究》，自2007年始，每年出版一卷。本着以学科建设带动科研的理念，基地正积极准备材料，做好2007年硕士点的申报工作，以便后续人才培养。 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是由政府专门机构主持的一项测试。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及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测试站具体负责实施。非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测试站组织的测试结果，一律不作为普通话水平的凭证。
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是一种资格证书测试。根据测试评定应试人普通话水平的等级，为国家正在逐步推行的持证上岗制度服务。有关行业对本行业从业人员提出了相应的普通话水平等级要求，《国家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是从业人员普通话水平的凭证，在全国范围内通用。 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是一种口语测试，全部测试内容均以口头方式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不是口才的评定，而是对应试人掌握和运用普通话所达到的规范程度的测查和评定。

『肆』 怎样看待中国农大教授李宁贪污被判12年事件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
违法必究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教授也不能例外

『伍』 武书连与中国校友会哪个排名准确

①首先，教育部明令禁止国内搞大学排名，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武书版连、校友会的排名都是没权有权威的业余人士乱排的。国内权威排名：没有，官方的只有教育部学科评估。
②武书连：涉嫌学历造假，2000年时教育部就在中央台批评他，说他的排名无明确标准，有商业利益，有误导民众的嫌疑，并明令禁止他再排，但他仍旧搞他的山寨排名。例：武书连的排名，最大的特色就是“人多力量大”，俗称“10所二本超越1所哈佛”，比如他把浙大排在北大之前就是因为浙大合并了一堆学校，人多。
③校友会：一个不存在的会。诸多协会、组织中，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中国校友会”，这个称呼只是因为有个网站叫“中国校友会网"。至于经营这个网站的所谓”校友会“由那些人组成，无人知晓。此网站无任何资格发布所谓的排名，而且也少有大学承认这种排名。
国外两大权威排名：QS排名，泰晤士报排名。（建议用这两个排行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