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28岁教授

『壹』 汤璪真的人物生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数学家之一。家乡是湖南韶山市杨林乡云源村。1935年，他任中国数学会首届评议委员，1936年第二次年会，及1940年第三次年会上，连任的理事。他一生质朴恬淡，不求闻达，在高等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32载，培养了大量的人材。数学造诣深厚，但由于辞世过早，其著作与贡献已难以寻觅。1919年，汤璪真从高师毕业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女师大)任教，一年后升任讲师和级主任。1920年至1923年曾在北京大学兼课，大学3年级时著《级积论》，1919年由高师出版。1923年底，汤璪真先后在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从事数学研究。
1926年，汤璪真与章伯钧等人同时回国，汤璪真任国立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教授。
1928年，汤璪真到上海，曾在江湾永义里附近的国立劳动大学、暨南大学和交通大学等校任教。两年后，他又回到武大任教。
直到1943年，汤璪真因工作调动离开武汉大学，先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广西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1947年，汤璪真曾到湖南大学任教一个学期，后又去安庆，任安徽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1948年底，汤璪真任代理校长。
1951年10月9日清晨，因病逝世，终年54岁。 汤璪真别号孟林，他是长房嫡孙，因而在家族中享有特殊的地位。自幼聪明好学，深受父母和族中长辈喜爱。依靠家里省吃俭用和族人的接济，他在湘乡东山学校读完了小学。因为学业成绩优异，曾两次跳级。
汤璪真子女共七人．前妻戴立华(已故)生一女，名忠皓，在广西南宁市。戴氏无子，曾抱一养子，名希廉，在北京。后妻张敬之生二男三女，长子川森、次子湘森均在北京中央机关工作，大女儿忠琦、二女儿桂森同在广州工作，小女儿京森(后改名张毅)在太原市工作。 汤璪真生活非常俭朴，读书极为勤奋刻苦。每天黎明即起，当万籁俱静的清晨，同学们还在梦乡里的时候，他总是悄悄地起床跑到室外，独自专心致志地看起书来，这种晨读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由于家境不宽裕，他上学时只有很少几件衣服，勉强够换洗。在高师上学时，尽管有件免费的大衣，而里边穿的棉衣却买不起，北京的冬季漫长而寒冷，没有棉衣御寒是很难熬过去的，同学们发现汤璪真经常到操场上跑步、翻杠子，回到宿舍有时头上还冒着热气，他靠这种办法来取暖和增强抗寒能力。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表面看上去温和沉静、寡言少语，心中却燃烧着一团火。他深深懂得穷苦孩子上学之不易。他心里想，将来总会有那么一天，祖国的大地上鲜花盛开，孩子们带着幸福的微笑，手拉着手走进学校，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他暗暗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在家乡亲手创办一所学校，实现自己为家乡人民造福的愿望。
汤璪真从小喜欢游泳，小学时他常和伙伴们一起在池塘里游水嬉戏。伙伴当中有一位和他很要好的同学，他就是毛泽东。汤璪真还喜欢吹箫，离家后，他常借吹箫寄托对家乡的眷恋，有时吹着吹着竟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他对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感情很深，母亲病故时，他星夜赶回家，在母亲的遗体前哭得晕了过去，几天几夜不吃不睡为母亲守灵。父母养育之恩他从小就铭刻于心，唯恐日后不能报答。在家乡，他孝敬长辈、扶助亲友邻里的美德，有口皆碑。参加“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汤璪真曾是其中一员学生时期，汤璪真对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人十分崇拜，常以这些人的诗词激励自己。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即已形成，他积极参加伟大的“五四运动”。在与高师同学一起游行时，前进中遭反动军警殴伤，他结识了许德珩等学生运动的领袖，后来并参加了许德珩领导的九三学社，成为九三学社早期社员之一。
汤璪真的数学天资，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显露出来。大学3年级时著《级积论》，1919年由高师出版，它被认为是汤璪真早期成名之作。从此，他在数学王国里大胆探索，不断进取。1923年底，汤璪真因出色的工作成绩经选拔被派往德国，先后在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从事数学研究，他的研究工作受到德国同事们的尊重和好评。在一张与来自各国同事们的合影上，他作为唯一的中国学者被请到前排就坐。汤璪真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并在其后另附一张纸，把照片上每个人的名字记下来。他在德期间，结识了很多朋友，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仍与他们保持书信往来。
汤璪真在德国曾跟随著名的几何学家布拉希开(W．Blashke)做研究工作。他对布拉希开的著作颇有研究。回国后在国内创教德文原本的先例，所授课本即布拉希开所著《微分几何讲义》(Vorlesungen Uber Diffretialgeometrie)第一卷。 1926年汤璪真谢绝了德国朋友们的挽留，与章伯钧等人同时回国。归国后，年仅28岁的汤璪真任国立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教授。1928年武昌大学解散，两年后武昌大学恢复，他又回到武大任教。
在我国早期现代数学家中，汤璪真也是研究微分几何的开拓者之一。在武大工作期间，他在这一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汤璪真精通英语和德语，还懂法语。他潜心钻研数学，埋头著译，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著述，如《新几何学》(即《扩大几何学》)、《微分学的几个根本问题》、《数理玄形学》、《绝对微分学的一个难关》等。此外，还翻译《集合理论几何学》等书。
1931年，汤璪真研究并翻译罗马大学教授、著名数学家莱维-齐维塔(Levi－Civita)所著《绝对微分学》，曾与原著者多次讨论绝对微分学中一些疑难问题。他对问题独到的见解，使原著者非常佩服。1935年2月，汤璪真填写“研究专门学术人员调查表”，在“本人工作心得与兴趣趋向或其他感想”一栏中，记述了这样一段经历：曾与数学界名流韦尔(Weyl)、施乌顿(Schouten)、莱维-齐维塔、杜斯切克(Duschek)等屡次讨论绝对微分学，其结果作成《绝对微分学的一个难关》一文，登在武汉大学理科季刊上，此可算为本人心得且为比较有兴趣之事。 在武大任教时，汤璪真曾把“拉盖尔几何”(Laguerre Geome－try)的研究成果张贴在教室里，引起同学们很大的兴趣。1937年，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联合招生，数学命题由汤璪真担任，其中一题即是从“拉盖尔几何”里取来的。
汤璪真无论做数学研究工作还是教学都极为勤奋努力。他好深思，思维敏捷而大胆，作风严谨而认真。他的这种数学家的良好素质是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自然形成的。
他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既重视基础理论又鼓励学生敢于创新。他自己就是在研究工作中不断创新并有所突破的。这一时期他研究成果颇丰，很有新颖见解，可惜限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许多研究成果没有能够及时整理出版。
抗日战争中，汤璪真随武大迁四川乐山，后来在贵州榕江遭遇大水，一家数口死里逃生。他最为痛惜的是自己多年积累的藏书和几篇尚未完成的著作都付之东流了。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汤璪真与武大的师生员工们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他始终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满腔热忱地参加抗日救亡的活动。抗战之初，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实现学生时代为家乡人民造福的愿望，他在湖南宁乡县创办了宗一中学，并任董事长．由于他为人真诚、正直，学识渊博而又平易近人，因此深受朋友和学生们的敬重和爱戴。他虽然身为大学教授，但依旧保持生活俭朴的习惯。他经常将节省下来的钱寄回老家(这时已搬到宁乡)，或用于办学或用于帮助亲友．家乡人民至今仍怀念着他。
汤璪真在艰难的环境中奋斗，一方面饱经战乱之苦，另一方面仍顽强地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研究“数理逻辑”，所著论文曾在国外数学杂志发表数篇。此时，他已是中国数学会的理事，并早在1933年就被教育部聘为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会员。1940年又曾任武汉大学理科季刊主编。因此，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均有较高的声望。
汤璪真先后任武大教授十余年，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材。中国老一辈数学家曾昭安之子曾宪昌是他的学生，40年代末留美，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50年11月25日，他从洛杉矶写信给汤(这时汤已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念念不忘老师春风化雨之恩。他写道：“……生在美已过两年，回思所学，莫不得吾师所畀之根基，偶自思有所进步，亦莫不吾师所赐也。”他还表示愿“从吾师教益以尽服务之旨”，决意提早回国献身祖国建设事业。曾宪昌后来也任武汉大学教授，系国内知名的电脑专家。
汤璪真在武大任教期间，交往的国内外知名人士很多。周谷城，那时常来他家。1986年6月13日，《人民政协报》载周谷城“怀念章伯钧教授”一文，他深情地回忆起：“……我们每有暇时，常到武汉大学汤璪真教授家中聚会．汤是我的同学老友，与章1926年同时留德回国．”周、章二位与汤璪真都有几十年的友谊。直到1943年，汤璪真因工作调动才离开了武汉大学。
离开武大后的几年内，汤璪真先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广西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他在广西大学校刊上亲笔书写“教不倦、学不厌”的题词，并以此为座右铭，孜孜不倦地教诲学生。由于他治事勤奋努力、严于律己和宽以待人，因此在师生中威信很高。
汤璪真关心和尊重学生，对学生不论贫富一视同仁，这在当时的社会里，实为难能可贵。在他的记事本上记载着很多学生的名字、籍贯、年龄和家庭住址等。他待人和蔼可亲，在学生心目中他没有一点儿大教授的架子。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过一些进步学生，如西安外国语学院工作的吴尊文便是其中之一。 1948年9月，汤璪真应北平师范学院(即北京师范大学)袁敦礼院长和数学系系主任傅种孙之请，返回母校任教授兼教务长。数学系编印的迎新特刊(10月28日)对汤做了如下介绍：汤璪真字孟林，本校民八数理部毕业，留德，武大老教授。好深思，长基础，于几何逻辑、绝对微分诸科之基本概念基本公理，往往能发人之所未发。汤先生以此与世界学者相訾相应，识者服之愚者疑．现授绝对微分、数理逻辑，正其所长。袁院长强以教务。汤先生以治学精神治事自然本立道生，但愿萧规既立、曹随有人，使汤先生专其教学，则本系之福也。”这期特刊还介绍了杨克纯(武之)、张禾瑞、赵慈庚等与他同时新来任教的教授、副教授。杨克纯是汤璪真大学同学，曾任清华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是当代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之父。
1948年底，袁敦礼去职，汤璪真任代理校长。当时，北平已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之中。在这动荡不安的非常时期，汤璪真主持校务，表现出很大的勇气和智慧。汤留德时的同学、当时任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给他全家准备好飞往南京的机票，在此之前还曾请他去担任教育部一个司长的职务，均被他拒绝。他宁愿留在北平。他以代理校长的身份排除种种干扰，坚持工作，为师生日夜操劳。为了争取北平的和平解放，他冒着生命危险，与全校师生一起参加和平请愿。在他的影响下，很多教授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当天安门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时，汤臂带总指挥袖章，率北师大队伍接受了检阅。
北平解放不久，汤璪真即被叶剑英为首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参与北师大的领导工作。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但为了研究工作的需要，坚持学习俄语。他研究群论对于量子力学的应用，所著论文曾在中国数学会宣读。195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绝对微分学》一书，但他没能亲眼看到这部凝结着多年心血的著作问世。
汤璪真去世前，曾准备重新整理有关《一种速检方法的报告》的材料。这种速检方法是他在40年代研究发明的，可用于地图、字典、电报书等的速检，比普通方法可快几倍且简便易行。当时他曾将该项发明的全部材料寄政府有关部门，但不幸材料遗失，而后来他没有来得及重新整理就去世了。 解放后，汤璪真与华罗庚、苏步青、樊映川等教授都曾有过交往。他应华之请担任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数学名词》一书的编审委员。苏、樊二位都曾将自己用英文撰写的著作分别寄汤，请他指正。
汤璪真在这一时期社会活动很多。他担任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候补理事、九三学社北京分社理事和师大支社主任委员。他还参加全国政协学习组的学习，阅读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新气象使他感到欢欣鼓舞。他把刊有王莘作词作曲的“歌唱祖国”这支歌的剪报贴在家里墙上，让女儿教他唱。他热切希望祖国一天天强大起来。
1951年夏，汤璪真参加由章乃器任团长的全国政协赴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在四川东部农村考察土改工作情况。他曾写信向毛泽东报告土改时的观感和体会，毛回信鼓励他。回京后，他又应《光明日报》和“九三社讯”之邀写了参加土改的感想。他衷心赞美“新中国既快步又稳步地前进”，心中充满作为新中国一份子的自豪感。 汤璪真生前与毛泽东有着长期的友谊，但他很少对别人提起。作为毛的同学、同乡和老友，他多次到中南海毛泽东家做客。而在北平解放不久，毛即到汤家来看望他一事，更是当时曾经不胫而走的一段佳话。他去世后又引出另外一段插曲——毛泽东为“中国数学杂志”题词。
毛泽东到北平后不久，得知汤璪真在北京师范大学，马上打电话到师大和汤璪真联系。汤璪真对毛泽东说：“我去看你吧”，毛泽东却说：“还是我去看你吧。”毛泽东来看望汤是在一天的下午3点左右。汤请毛泽东走进中间客厅，向毛介绍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并招呼妻子拿茶杯泡茶。直到晚上9点左右，毛泽东才起身和大家告别。临上汽车时，他笑着对汤璪真说：“孟林，今天到你这里来，是我拜望老师、同学时间最长的一回。”
汤璪真从四川回京后不久忽患急性胰脏炎，即入北大医院治疗。毛泽东得知后，特派田家英到医院慰问照顾。汤住院不到一周，终因医治无效，于1951年10月9日清晨逝世，终年54岁。毛泽东派田家英到师大传达他悼念之意。毛对汤的英年早逝深感悲痛，称其为“我们国家科学界的一大损失”。1951年10月21日，师大教务长、《中国数学杂志》总编辑傅种孙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师大与九三学社及中国数学会共同发起追悼会，“欲请主席赐一挽联或吊悼笔墨”。傅又请毛为即将创刊的“中国数学杂志”题写刊名。毛泽东亲笔在傅种孙信上批示：“傅先生：汤先生追悼会当表示悼唁。遵嘱为数学杂志写了题名，不知可用否？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题名一式三份，附在信内。
在为汤璪真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上，毛泽东送的花圈摆放在中间。
汤璪真身后萧条，家庭生活困难。毛泽东十分关心汤家生活和子女教育问题，曾几次派人了解情况，请有关部门予以解决。60年代初，汤有三个孩子同时上大学。毛泽东，让秘书每年从他的工资中送去600元，一直到这三个孩子全都毕业参加工作为止。1963年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会议开会期间，毛泽东见到黎锦熙(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又问起汤家的情况。会后，黎向汤夫人和孩子传达了毛的关心。

『贰』 韩德培的生平经历

韩德培先生生于1911年，江苏省如皋人，他的祖父韩大兴是曾多年跟随翼王石达开南征北战的一名副将。
韩德培幼时常在祖父膝下听他讲述当年驰骋马背的军旅生涯，继承了祖父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
来到人世间的韩德培却是个苦孩子——那时韩家已逐渐败落，更惨的是韩德培8岁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纪便尝到了家庭贫寒、幼年失母带来的世事炎凉。
1917年，韩德培进入私塾，期间读了《大学》、《论语》、《孟子》、《幼学》等，接受了严格的书法训练，因此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10岁时，韩德培转入京江小学读书，京江小学是旅居如皋经营钱庄和银行业的镇江人开办的，对语文、算术、英语课程特别重视——熟悉韩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还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语言能力与他小时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语训练有关。1928年，韩德培师范毕业。
1930年，他又赴杭州赶考，一举考中浙江大学史政系。半年之后，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将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韩德培也随之转入中央大学。
初到中央大学，一次旁听课却改变了韩德培的志向与爱好。当时，讲课的教授是后来当过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时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谢冠生，他主讲的是“法律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
韩德培还清晰记得，“谢教授讲话不带讲稿，只拿粉笔一支，他教法理学，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仅条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无味的法学课程讲得趣味无穷”。后来，韩德培还旁听了谢教授主讲的“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和“罗马法”，教室里坐不下，他就站在窗子外面听。

由此，韩德培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知道了法学是一门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纷的一门学问，对社会非常有用。因此，他找去谢教授谈了自己想学法律的想法，在谢教授的帮助下，他如愿以偿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当时，中央大学法律系开设课程非常齐全，比如，刑法、民法总论、物权法、亲属法、程序法等，有许多来自于司法实务部门的人前来授课，包括最高法院的审判员、司法行政部的官员等。“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无愧于我的选择”，如今已是一代法学大家的韩德培如此评价当年自己的选择。 1934年，韩德培从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
旧中国贫穷落后，备受列强欺凌，韩德培深感要提高民族素质，实现国家富强，教育十分重要。求知若渴的他希望能到国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贫寒的他只能等待时机考取公费留学。
时值中大需要一位主编学报和校刊的编辑人员，韩德培毛遂自荐，承担起了这项工作。
机遇在5年后才终于降临，中英庚款董事会在中国招留英公费生，然而24个名额中，攻读国际私法的名额只有1个。
经过激烈竞争，28岁的韩德培夺得留学剑桥大学的机会。可正当韩德培等准备出发之际，欧战突然爆发——韩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学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可是，欧战愈演愈烈，到英国去留学已经非常困难。
1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费留学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1941年7月底，韩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的钱伟长、张龙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韩德培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去便是5年。
在多伦多大学学习的第二年，韩德培在著名国际私法学者莫法特·汉考克教授指导下写作论文，他选择的论文题目是《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他搜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结合英、美、加一些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汉考克教授审阅过这篇论文后，很高兴地评价道：“你写的论文很好，我不用改任何一个字。”这样，韩德培很顺利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该法学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学位。
1942年，韩德培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来到当时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利用那里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法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极为丰富的书刊，进一步进行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在哈佛的3年，韩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阅读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三方面的书刊，并尽量搜集有关的资料。特别是在国际私法方面，他花了较多的时间，做了大量的详细的笔记。此外，他还选听了当时几位有史学者的课，如格里斯沃尔德的“国际私法”、赫德森的“国际公法”和庞德的“法理学”，受益颇深。在哈佛，韩德培还撰写了一些国际私法新著的书评和评介庞德的社会法学派学说以及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等文章，发表于浙江大学发行的学术刊物《思想与时代》及其他刊物上。
1945年应著名法学家周鲠生校长之聘回武汉大学任法律系教授，后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副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1980年、1981年分别创建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和全国唯一的环境法研究所。先后任武大法学院名誉院长，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环境法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第一、二届成员和第三届特约成员，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顾问，国家环保局顾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等。现仍任职于武大法学院并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会等学会名誉会长。在国外，还曾兼任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理事，环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与区域规划学会理事等。
1945年秋，建立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董老应邀到纽约演讲。在演讲过程中，一些亲国民党的留美学生别有用心，提了一些无理取闹的问题。当地的华文报纸还进行了歪曲报道。韩德培感到非常气愤，提笔给董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那些无理取闹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国学生。韩德培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所以还在信中向董老请教：未来的新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应该怎样进行法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韩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怎么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才能适应建设新的国家的需要，他心里没谱。于是他又请教主持全国政法工作的董老。
1955年前后，董老到武汉视察，专门把韩德培叫到他身边聊天。韩德培还向董老谈了谈武大法律系的改革情况。 他拒绝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的工作邀请，于1946年，应周鲠生“有约在先”之聘，回国到武大任教。
1945年底，韩德培怀着渴望和激动的心情，乘美国第一艘开往远东的运输船，从美国西雅图出发，回到了中国。当多年不见的祖国再次呈现在眼前时，韩德培禁不住热泪盈眶，视线渐渐地模糊了……刚从抗战中走出来的中国，内战不断升级，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与“海归”韩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天壤之别。那时，韩培德曾在著名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众所需要的法治应该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韩德培在武汉大学历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会主席以及武大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由于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为院系调整中全国仅有的三个被破例保留的综合性大学法律系之一
在当时韩德培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及世界史学家、历史系教授吴于廑，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周鲠生校长邀请的“哈佛三剑客”。
1957年，他被扣上了“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密藏的大量笔记资料被白蚁蛀食一空。1960年摘帽后返回武大，法律系已不复存在，他被安排到外文系。文革开始，他因在教英语时用教室黑板上方“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中各人的胡子来区别英语中表示“胡子”的几个词，而被学生告发，后抄家游街，甚至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0年代初，韩德培以“右派分子”和“劳教人员”之身，奉命从事了大量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工作，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评价。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经刘道玉校长再三邀请（同时北京大学也多次抛来了橄榄枝，希望韩老去北大任教），韩老出山重建武大法律系，网罗了姚梅镇、马克昌、张泉林、何华辉等大量优秀人才。并与1980年建立起全国综合性大学中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中国乃至亚洲唯一的、同时也是整个亚太地区最大的环境法研究所。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重建过程是以韩老为核心而经行的，对武汉大学来说韩老对武汉大学的贡献真的太多太多了！ 在武大法律系任教两年之后，年仅36岁的韩德培被任命为法律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国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几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武大是其中之一。
1957年，“反右”开始后，作为法学家的韩德培成为武汉大学最大的两个右派之一。第一次被划成右派的时候，韩德培还曾辩解，结果他被要求面向全校师生作检查，但他还在将自己的“罪状”一条一条地加以反驳。因为非常有理，揭穿了“反右”办公室的许多谎言，下面的人哄堂大笑。韩德培的罪名又多了一项:态度极度恶劣。
在被整整批斗了一个星期之后，“反右”办公室宣布了对他的处罚:撤销一切职务，送沙洋农场劳动。韩德培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回校时，法律系已经被撤销，并到了湖北大学。当时湖北大学只接受武汉大学法律系非右派教师，右派们留在了武大，他只好改行在外文系教授英语。
“文革”开始后，韩德培1969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韩德培教英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原因是“在教英语时放毒”。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劳动，一去就是8年。1978年“右派”问题彻底平反，他才回到武汉大学工作。
“文革”结束后，如何重铸法律系这枚金牌，成了新上任不久的武汉大学副校长刘道玉思考的首要问题。
但一个被一锅端掉了的系，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刘道玉想到了韩德培。
“如果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块水晶，那么它在反右、文革中已经被打破了。所幸晶体虽破，但晶核尚存。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他是法学大师，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们坚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帜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会在他这个晶核的周围生长出一块美丽的巨大的晶体来。”多年后，刘道玉在他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里如是评价韩德培在武大的影响力。
果然，在韩德培的号召下，武大恢复法律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地，在法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多年流失或埋没在各地各界的法学人才，纷纷主动来函应聘，其中不少是武大法律系早年毕业的校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重铸昔日的辉煌!” 在法学界和教育界，韩德培的众多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几乎人人皆知:他的学术活动范围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环境法、法理学以及法学教育等诸多领域。在国际私法方面，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机两翼”的大国际私法理论，构建了新中国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和立法体系;他更是中国环境法理论的开拓者，环境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
这些杰出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什么?很多熟悉韩德培的人都提到了两个字:眼光。
1979年，武汉大学决定恢复法学教育，请韩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韩老就敏锐地意识到，国际法将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时，他于1980年组建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
上世纪80年代，没有多少人知道“环境法”，那时的“环境法”也不是独立学科。1981年，韩德培推动武汉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组建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这个环境法研究所不仅在中国是第一个，在亚洲也是第一个。同时，身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的韩德培奔走呼吁，终于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环境法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20多年后的今天，这两个研究所都发展得很好，不仅都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且其涵盖的学科都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国内外已有广泛的学术影响。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由衷佩服韩老的非凡眼光。”从先生的身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体会到了学术眼光对于学术成就的重要性。
除了独到的学术眼光，韩德培的宽广胸怀也令后辈们佩服不已。
黄进回忆说:“韩老一贯反对在评职称时论资排辈、互相倾轧，团结、凝聚了大批知识分子。他的识人之明、用人之量令人折服。在他的支持下，著名宪法学家何华辉教授1980年时还是讲师，到1982年，他就成为了教授，创下那个年代高校职称晋升的奇迹。”
“对于后辈，先生不仅大力培养提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担当重任，让他们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而对于荣誉，先生总是唯恐避让不及。这是后辈难以超越的地方。”在黄进看来，韩德培宽广的胸怀为当时乃至现今有些浮躁的法学界带来了一阵清风，“在先生的影响下，中国国际私法界非常融洽和谐。”
以学术成就和影响力而论，韩德培完全称得上是法学大师，但是韩德培不愿意别人称他为大师，他最喜欢的还是别人叫他先生。
“先生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奥本海、庞德和狄骥这样的法学大师，他生前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中会有这样的大师。”黄进告诉记者，“以先生在中国法学界的成就和影响，是完全可以和上述几位学者在本国的贡献和影响相提并论的。”
“为什么我们后辈的学问难以超越像韩老这样的法学精英?因为他们有大师的品格和胸怀。”黄进感慨地说。 从1946年在武汉大学讲第一堂课到去世，韩德培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武大，甚至没离开过讲台———直到去世前，他还挂念着5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的论文答辩。
64年，弹指一挥间。韩德培从最年轻的教授变成了最年长的教授。直至去世，也没有正式退休。64年间，韩德培到底培养了多少学子，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马克昌是中国著名的刑法大家;85岁高龄的梁西教授是我国国际组织法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黄进教授、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是第一届、第二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瀚和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是国际私法领域的知名学者……有学者统计，在国内著名法学院校中，几乎都有“韩门”学子。
在政法系统和行政系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是韩德培的学生、外交部条法司约有三分之一的官员受过韩德培的教诲。在国际机构中，国际民航组织行政局局长柳芳是他的学生，她也是我国自1974年恢复国际民航组织合法席位以来，在该组织中担任职务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
64年间，韩德培最关心的，是他的学生。对于学生的关爱，并不只是停留在学业上。
“他对我们每个学生都非常关心，我们生活上的小事他都记得。”韩德培指导的2006级博士生、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王立武回忆说。
2007年，王立武找到先生想请假回家一趟，因为他儿子那年高考。一个月后，王立武回武汉，先生还特意问他孩子高考顺不顺利。
韩老去世的前一天，王立武还到医院看过先生。“当时他已不能说话，当陪护告诉他，我是他的学生时，他睁开了眼睛，眼里只有泪水”。
王立武说:“在那种时刻，他只有用泪水来表达关爱。”
就在王立武这批博士入学时，韩德培发表了“演讲”:“我不会退休，也不想退休，我还得带博士生，我已经96岁了，纵然如此，我十分乐意背负这些责任，并对自己有三个要求:思想不僵化，知识不老化，文章不套化。”
2009年5月12日，韩德培最后一次清晰地说话。他问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几个博士生的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第二个问题是博士招生面试准备得怎么样了。“既然招他们为学生，就要对他们负责。”韩德培对身边的陪护人员说。
按计划，王立武等五位博士生论文答辩的日子，韩老将亲自参加。但这一天，学生们等来的，却是先生辞世的噩耗。
韩德培的告别仪式上，遗像上的老先生依旧笑容可掬。尽管大家都知道老先生生前乐观，爱笑不爱哭，但上至80岁的老教授，下至年轻一代的学子，许多人还是忍不住哭出了声。这一刻，学生们也只能用泪水来回报先生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