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余虹教授

⑴ 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方向

一、中国文论与比较诗学
学术定位与研究特色：力求古今贯通，中西并举，发现传统学术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精确介绍和研究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对西方文学理论做出独特的阐释，企望在对话中形成自身的理论特征。
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张云鹏，男，教授，博导，复旦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致力于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主要著作《盛唐气象——中国美学思想与艺术审美规律》、《隋唐美学思想史论》等，翻译出版《图像时代》，参编《现代性读本》（上下册）等。
屠友祥，男，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以语言问题和批评理论为研究重点。著有《言境释四章》、《修辞的展开和意识形态的实现》，译《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尼采《古修辞学描述》、罗兰·巴特《S/Z》、《文之悦》。
孙先科，男，教授， 博导，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专注于叙述学的研究，提出象征化和符指化拓宽典型化叙事规范的问题。出版《颂祷与自诉》、《叙述的意味》等专著。
萧开愚，男，教授，著名诗人、评论家。参与创办并主编诗刊《九十年代》、《反对》，参编《中国诗歌评论》，出版诗集《肖开愚的诗》。被视为最早提出“中年写作”概念的人。
张先飞，男，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其专著《形而上的困惑与追问》勾勒了现代中国小说的文体谱系，揭发史料的思想意义，对人道主义浸润现代中国的过程做精细的“考古”工作。
二、西方文论与美学
学术定位与研究特色：以从古到今的西方美学和文论为研究对象，在哲学史、文化史、艺术史的大语境中，对重点人物、思潮、流派展开学术性翻译和研究，形成若干优势研究区域，如解释学、后现代性、新媒介理论；并通过个案解剖的形式，分析西方文论、美学发展的状况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探求四方文化精神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文论、美学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并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理论形态。
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金惠敏，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博士。主要著作有《意志与超越》（国内第一部叔本华美学思想研究专著），《后现代性与辩证解释学》、《媒介的后果》，译《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迦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主持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与后结构主义批判》、《比较诗学》“阐释与接受”卷、《西方美学史》第4卷，均属学术界和理论界之重大课题。主编《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
贺淯滨，男，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著有Towards a Typology of Love Dramas: Chinese Plays and Their Foreign Counterparts在方法论、戏剧形态学概念、对东方戏剧的语义和修辞批评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英文译著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 （《长生殿》）和Classical Chinese Poems through the Ages （《中国古典诗歌选译》）在不少方面有别于西方汉学家的翻译规范和程式，很好地传达了原作的美感和韵味，展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和诗剧的非凡魅力，并以充满创见的注解传达了中国诗学观念，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
张清民，男，教授，北京大学文艺学博士。以西方现代美学思想研究为出发点，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史研究为归宿，力图以新的理论质素激活旧对象的生命因子，寻绎文学理论发展的普遍规律，对文学理论应有的学科品位、发展方向进行科学检测和预设。其专著《艺术解释的向度》、《话语与秩序》及其主持的“比较诗学与中国现代文论发展研究”（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形成机制研究”（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社会语境与文学理论形态生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均围绕上述目的而展开。
刘 恪 ，男 ，教授，当代著名先锋作家、评论家。已发表小说与理论专著五百多万字，出版理论著作有《欲望玫瑰》（合著）、《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耳镜》；出版长篇小说《寡妇船》、《蓝色雨季》、《城与市》、《梦与诗》，中短篇小说《红帆船》、《梦中情人》、《墙上鱼耳朵》等。刘恪以自身多年丰富的先锋写作经验以及对小说理论的高度自觉，在我国小说诗学的道路上进行了具有拓荒意义的探索。
三、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
学术定位与研究特色：以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将艺术分析与社会学、主题学、文化学批评结合起来，探寻研究对象中富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人生、文化蕴涵。研究特点体现在，一是把话语形式与叙事方式的研究与社会心理问题相联系，分析艺术构成的社会学内涵；二是探讨作家创作心理及文学作品的文化蕴含，以及创作心理与文化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总结文学的演进规律；三是把文学批评置于当前文化语境中，发掘文学中对人类具有支撑和提升意义的人文精神以及终极价值。
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耿占春，男，教授，耿占春教授在诗学和叙事学两个研究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其诗歌理论研究专著《隐喻》出版后连续印刷5次，在国内学界反响良好。近年又从社会学、文化学诸角度研究叙事文学作品的构成机制及文体演变规律。出版《中魔的镜子》、《叙事美学》、《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等多种著作。2000年以来，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读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多篇，有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刊物转载，有关观点被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征引。相关学者如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比博教授、北京评论家白烨、学者余虹、上海张闳博士等对耿占春教授的批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
何向阳，女，教授，何向阳教授为河南省跨世纪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在文学批评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出版专著《自巴颜喀拉》、《12个：1998年的孩子》、《思远道》、《梦与马》、《夏娃备案》等。2000年以来，荣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冰心文学奖”、“河南省文学奖”、“河南省图书奖”等多项省部级奖励，2004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读书》、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选载摘编，社会效果卓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对她作过专题报道。
胡山林，男，教授，胡山林教授长期从事文艺心理学教学与研究，在接受美学和欣赏心理学方面尤为专长。近五年来，胡山林教授在《当代作家评论》、《写作》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出版《文艺效果论》、《文学欣赏导引》、《心灵感悟：文学与人生》、《文学艺术与终极关怀》、《寻找灵魂的归宿》、《文学与人生》等学术论著多种，主持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文艺效果论》，其专著《文学欣赏心理学》荣获2002年教育部优秀论著奖。
高有鹏，男，教授，高有鹏教授专研民俗学和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文献的理论探求和田野调查的实证精神兼具，有《中国民间文学史》等专著；获首届及第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两项，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民间文学观问题”。
河南大学文艺学学科伴随着百年学府的历史嬗变，孜孜以求，薪火相传，建构了凝重深厚的学术平台，一代代学人辛勤耕耘，使文艺学学科的研究形成了根柢扎实深厚，学风朴实严谨的鲜明特色。
“嵩岳苍苍，河水泱泱”，河南大学文艺学学科将秉承悠远淳厚的中原文化传统，承继先贤学风，开拓新的领域，凝聚学术实力，使人文传统弘扬恢张。

⑵ 人大教授余虹的死因

[转帖]人大博导余虹自杀背后——曾在课堂称自杀是勇者行为
沉重的翅膀

在中国人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跳楼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本刊记者赶赴人大校园，试图解开这个悲剧背后的谜底。

撰稿／陈统奎(记者)

一时间，一篇题为“一个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传诵，成为对生命礼赞的经典，因为它的作者以一种“非正常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跳楼自杀，更因为这位作者——余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时间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时，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桥世纪城小区10楼一跃而下，“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发布公告：“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并非没有征兆

12月8日，当记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文科楼)，这里已经布置起纪念堂，121室，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如今菊花灿放，黄的、白的，弟子亲友、他供职过的院校敬献的花篮、花圈摆满四周。一台笔记本电脑藏在一个花篮背后，放出缓缓的哀乐。墙上悬挂的是一张巨大的“生活照”，逝者背对大海、闲适而坚决地站立在天地之间，天很蓝，海很蓝。“天和海之间是我的余老师，这份现实和坚毅背后，今天我读出的是老师为人的态度，生的态度，死的态度。”一位弟子如是留言。

几天里，同事、友人、弟子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站在这张大照片前凭吊，送花篮的人多得数不胜数，组织者只好通知大家不要再送花篮。这时，纪念堂里只有文辉从(化名)一个人，他哭得很伤心，不停地用手擦泪。“我是余老师在上海时带的第一个硕士生，后来又考进人大跟他读博士，非常震惊，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文辉从停顿片刻，继续说，“但又不是没有征兆，之前他两次叫我上博客读那篇《一个人的百年》。”文辉从现在认为，这是为师向得意弟子发送的信号，而他竟没有觉察出来。

9月13日，余虹亲自将这篇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话被后来的纪念文章广为引用：“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假如我能及早觉察，余老师就不会……”30来岁的文辉从无比懊悔，无比悲痛。

无法公开的遗书

12月9日晚10点，记者在人大校园内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个人。她是一名对余虹充满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听过余虹的课，所以被同学推荐给记者采访。余虹的“非正常选择”打了俗世上的人们一个猝不及防，面对汹涌而来的媒体记者，人大文学院上下大都选择了沉默。她一开始也并不乐意接受采访，但后来主动约见记者，“可能我讲述的是别人无法提供的视角”，“让人不要执迷于一位‘博导自杀’的耸动的干瘪的新闻标题中，去胡乱臆测这里面的八卦故事”。她不愿意透露姓名。

她带着一个暖水瓶走进咖啡屋，这是一个个子小巧的南方姑娘。她说自己消息闭塞，一直到周五(12月7日)中午才听说，当时和同学在去食堂的路上，“同学跟我说余虹老师自杀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不知所云地重复了一句，余虹老师自杀了？他自杀了……你开玩笑吧”，她说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和准备来消化这个“惊天”的大消息，思维一度短路，直到吃饭时，在同学肯定的目光下，她才“恐惧地意识到老师不在了”。而且同学还告诉她，余虹老师还留下了一封遗书，里面说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封遗书是警察在逝者身上发现的。遗书是留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的。在遗书中，余虹将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杨慧林在发给余虹教授亲友们的信函中写道：“我院师生听到余虹教授离去的消息，都深感震惊和悲痛……读信至此，无不潸然。”杨慧林委婉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告知遗书不能对外公开，因为里面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存款、汽车和房产怎么处理。杨说，信是留给他本人交待如何处理后事的。院方对余虹的评价突出两点，“深厚的学术造诣及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

“他的课逻辑性很强。”这个学期，余虹在课堂上抛出的一个问题一直铭刻在女研究生的心里，而且她一直想找机会请为师解答清楚，“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况且尼采又宣布说上帝已死，人生没有信仰，只好寄托在艺术上，但艺术又是错误荒谬的，知识分子没事干了，怎么办？”这堂课后，余虹就因病缺课了几个星期，她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向老师讨教这个问题。11月的一天上午，在资料楼遇见余虹，“看到一个背影，已经有一点弓，但还挺精神的”。她叫了一声，余虹转过身来，她于是追问：“您怎么没来给我们上课？”余答说，病了，很抱歉。

女研究生抓住机会请老师回答那个终极归宿问题：“您说现在人生没有信仰，‘上帝已死’，艺术又很脆弱，那么，哪里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不过，余好像有事，微笑地答复：“以后我们再探讨吧。”

请尊重逝者的选择

再后来，余虹还给他们班上过2次课，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周一。不过，当时余虹已经不能站在讲台上授课了，他出了几个问题，然后坐在下面，请学生上去讲，最后再进行点评，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最后一堂课”。“看起来精神状态还好，老师生病了，需要休息。”她说，老师这样授课同学们蛮理解的。一周之后，学生们被告知，余虹病重了，课上不了了。再一周，课依然没上，紧接着2天后，自杀消息传来，文学院上下震惊。“难道只有一死才能成全美吗？您用自己的生命践履又一次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答案吗，又证明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几天以来，这位女研究生心情一直非常沉闷、痛苦，余虹似乎用生命来回答了那个终极归宿问题，她不能接受这个答案，“您学识渊博，历经忧患，看透世事，应该有心理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的啊？！”

在院方发给余虹教授亲友的函件里，抬头便写道：2007年9月以来，我院余虹教授深受失眠之痛，逐渐难以进食，虽尽全力而未见改善。接着引述逝者的话说：生命本身是脆弱的，比生命更为坚强的是生命的意志；而生命的意志之所以坚强，有时正在于它可以主动放弃脆弱的生命。院方“希望社会各界尊重逝者的选择”。

事实上，消息传出，人们便纷纷猜测逝者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就连其最亲近的弟子和亲友都只能猜测，媒体报道出各种版本，有的说死于抑郁症，有的说死于对终极归宿的哲学思考。余虹的不少学生更相信为师是“选择死亡来对人生终极意义做出回答”，“又一次证明了死亡之美”，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对极致人格的追求过程价值空虚的危险。

生死转念须臾之间

“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这是余虹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由海德格尔写在《诗人何为》中。有位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回忆，今年6月，余虹赴蓉授课，谈到了生与死的思考，“他给我们谈到人大那些硕士、博士的自杀，谈到马加爵，赵承熙，谈到中西不同的爱和宽容，谈到宗教。他说，自杀是勇者的行为，是作为‘人’的自己的行为，你的生命属于你，你可以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人死的方式是不同于动物的，自杀让他们回到‘自己’并守护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听得这位研究生一时震惊，他当时还给朋友发短信说：“人大的余虹老师正在给我们谈自杀。”岂料半年之后，传来的消息更令他震惊。

余虹学生回忆说，周一，即事发2天前，几位弟子去看望老师，“他的精神还很好”，于是感慨“生死的转念只是天地上须臾之间的事情”。不过，这位学生也透露，事后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曾对学生表示：余老师既不喝酒，又不骂人，心中自然有很多积绪出不来，长期的深度抑郁。对此，杨告诉学生，他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觉得来得太早太突然了”。

余虹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其中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的前妻割腕自杀，他于是赶回四川在抢救过来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个月。这段个人生活在当时的暨大中文系被得沸沸扬扬，余虹的“有情有义”还为他博得不少女孩的注视。其后，余虹再婚，然后又离异，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学教书，儿子又留学美国，而余虹的父亲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届70岁，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学生们感叹说，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没有人打扫，它太需要呵护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对记者说：“他是死于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心灵的绝望。”

完美主义者的悲剧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展现在学生和亲友面前的总是微笑和热情。“余虹教授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记者询问余虹生前好友、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陶东风。陶答：“开朗、乐意帮助朋友，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人，有人格魅力。”

用陶东风的话来说，余虹没有按照完美主义的原则来要求他人，但是他却用完美主义原则要求自己。对于余虹的死因，陶这样分析：这个世界、这个俗世以及 沉重的翅膀

在中国人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跳楼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本刊记者赶赴人大校园，试图解开这个悲剧背后的谜底。

撰稿／陈统奎(记者)

一时间，一篇题为“一个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传诵，成为对生命礼赞的经典，因为它的作者以一种“非正常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跳楼自杀，更因为这位作者——余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时间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时，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桥世纪城小区10楼一跃而下，“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发布公告：“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并非没有征兆

12月8日，当记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文科楼)，这里已经布置起纪念堂，121室，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如今菊花灿放，黄的、白的，弟子亲友、他供职过的院校敬献的花篮、花圈摆满四周。一台笔记本电脑藏在一个花篮背后，放出缓缓的哀乐。墙上悬挂的是一张巨大的“生活照”，逝者背对大海、闲适而坚决地站立在天地之间，天很蓝，海很蓝。“天和海之间是我的余老师，这份现实和坚毅背后，今天我读出的是老师为人的态度，生的态度，死的态度。”一位弟子如是留言。

几天里，同事、友人、弟子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站在这张大照片前凭吊，送花篮的人多得数不胜数，组织者只好通知大家不要再送花篮。这时，纪念堂里只有文辉从(化名)一个人，他哭得很伤心，不停地用手擦泪。“我是余老师在上海时带的第一个硕士生，后来又考进人大跟他读博士，非常震惊，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文辉从停顿片刻，继续说，“但又不是没有征兆，之前他两次叫我上博客读那篇《一个人的百年》。”文辉从现在认为，这是为师向得意弟子发送的信号，而他竟没有觉察出来。

9月13日，余虹亲自将这篇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话被后来的纪念文章广为引用：“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假如我能及早觉察，余老师就不会……”30来岁的文辉从无比懊悔，无比悲痛。

无法公开的遗书

12月9日晚10点，记者在人大校园内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个人。她是一名对余虹充满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听过余虹的课，所以被同学推荐给记者采访。余虹的“非正常选择”打了俗世上的人们一个猝不及防，面对汹涌而来的媒体记者，人大文学院上下大都选择了沉默。她一开始也并不乐意接受采访，但后来主动约见记者，“可能我讲述的是别人无法提供的视角”，“让人不要执迷于一位‘博导自杀’的耸动的干瘪的新闻标题中，去胡乱臆测这里面的八卦故事”。她不愿意透露姓名。

她带着一个暖水瓶走进咖啡屋，这是一个个子小巧的南方姑娘。她说自己消息闭塞，一直到周五(12月7日)中午才听说，当时和同学在去食堂的路上，“同学跟我说余虹老师自杀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不知所云地重复了一句，余虹老师自杀了？他自杀了……你开玩笑吧”，她说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和准备来消化这个“惊天”的大消息，思维一度短路，直到吃饭时，在同学肯定的目光下，她才“恐惧地意识到老师不在了”。而且同学还告诉她，余虹老师还留下了一封遗书，里面说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封遗书是警察在逝者身上发现的。遗书是留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的。在遗书中，余虹将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杨慧林在发给余虹教授亲友们的信函中写道：“我院师生听到余虹教授离去的消息，都深感震惊和悲痛……读信至此，无不潸然。”杨慧林委婉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告知遗书不能对外公开，因为里面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存款、汽车和房产怎么处理。杨说，信是留给他本人交待如何处理后事的。院方对余虹的评价突出两点，“深厚的学术造诣及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

“他的课逻辑性很强。”这个学期，余虹在课堂上抛出的一个问题一直铭刻在女研究生的心里，而且她一直想找机会请为师解答清楚，“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况且尼采又宣布说上帝已死，人生没有信仰，只好寄托在艺术上，但艺术又是错误荒谬的，知识分子没事干了，怎么办？”这堂课后，余虹就因病缺课了几个星期，她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向老师讨教这个问题。11月的一天上午，在资料楼遇见余虹，“看到一个背影，已经有一点弓，但还挺精神的”。她叫了一声，余虹转过身来，她于是追问：“您怎么没来给我们上课？”余答说，病了，很抱歉。

女研究生抓住机会请老师回答那个终极归宿问题：“您说现在人生没有信仰，‘上帝已死’，艺术又很脆弱，那么，哪里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不过，余好像有事，微笑地答复：“以后我们再探讨吧。”

请尊重逝者的选择

再后来，余虹还给他们班上过2次课，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周一。不过，当时余虹已经不能站在讲台上授课了，他出了几个问题，然后坐在下面，请学生上去讲，最后再进行点评，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最后一堂课”。“看起来精神状态还好，老师生病了，需要休息。”她说，老师这样授课同学们蛮理解的。一周之后，学生们被告知，余虹病重了，课上不了了。再一周，课依然没上，紧接着2天后，自杀消息传来，文学院上下震惊。“难道只有一死才能成全美吗？您用自己的生命践履又一次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答案吗，又证明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几天以来，这位女研究生心情一直非常沉闷、痛苦，余虹似乎用生命来回答了那个终极归宿问题，她不能接受这个答案，“您学识渊博，历经忧患，看透世事，应该有心理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的啊？！”

在院方发给余虹教授亲友的函件里，抬头便写道：2007年9月以来，我院余虹教授深受失眠之痛，逐渐难以进食，虽尽全力而未见改善。接着引述逝者的话说：生命本身是脆弱的，比生命更为坚强的是生命的意志；而生命的意志之所以坚强，有时正在于它可以主动放弃脆弱的生命。院方“希望社会各界尊重逝者的选择”。

事实上，消息传出，人们便纷纷猜测逝者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就连其最亲近的弟子和亲友都只能猜测，媒体报道出各种版本，有的说死于抑郁症，有的说死于对终极归宿的哲学思考。余虹的不少学生更相信为师是“选择死亡来对人生终极意义做出回答”，“又一次证明了死亡之美”，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对极致人格的追求过程价值空虚的危险。

生死转念须臾之间

“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这是余虹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由海德格尔写在《诗人何为》中。有位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回忆，今年6月，余虹赴蓉授课，谈到了生与死的思考，“他给我们谈到人大那些硕士、博士的自杀，谈到马加爵，赵承熙，谈到中西不同的爱和宽容，谈到宗教。他说，自杀是勇者的行为，是作为‘人’的自己的行为，你的生命属于你，你可以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人死的方式是不同于动物的，自杀让他们回到‘自己’并守护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听得这位研究生一时震惊，他当时还给朋友发短信说：“人大的余虹老师正在给我们谈自杀。”岂料半年之后，传来的消息更令他震惊。

余虹学生回忆说，周一，即事发2天前，几位弟子去看望老师，“他的精神还很好”，于是感慨“生死的转念只是天地上须臾之间的事情”。不过，这位学生也透露，事后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曾对学生表示：余老师既不喝酒，又不骂人，心中自然有很多积绪出不来，长期的深度抑郁。对此，杨告诉学生，他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觉得来得太早太突然了”。

余虹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其中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的前妻割腕自杀，他于是赶回四川在抢救过来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个月。这段个人生活在当时的暨大中文系被得沸沸扬扬，余虹的“有情有义”还为他博得不少女孩的注视。其后，余虹再婚，然后又离异，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学教书，儿子又留学美国，而余虹的父亲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届70岁，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学生们感叹说，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没有人打扫，它太需要呵护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对记者说：“他是死于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心灵的绝望。”

完美主义者的悲剧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展现在学生和亲友面前的总是微笑和热情。“余虹教授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记者询问余虹生前好友、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陶东风。陶答：“开朗、乐意帮助朋友，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人，有人格魅力。”

用陶东风的话来说，余虹没有按照完美主义的原则来要求他人，但是他却用完美主义原则要求自己。对于余虹的死因，陶这样分析：这个世界、这个俗世以及我们自己，本质上不可能完美。彻底“战胜”(实际上是回避)这种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离开它的寄生地，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或许是余虹选择离开世界、抛弃生命(因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隶于有瑕疵的物质世界和身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选择绝非他的初衷。他曾经苦苦挣扎，但最后绝望了，只好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国实现他的唯美主义理想。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陶东风表示余虹的离世对他打击很大，很多细节都来不及回忆，不过有一件事不需经回忆就跳跃出来。几年前，陶东风买房子搞装修，搞美学的余虹尽其力参与设计，结果“他对于细节的这种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不胜其烦”。当然，陶东风也还记得今年3月间，余虹在参加自己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开题时，大谈“唯美主义”是一种“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得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许多学者自杀是因为那个动荡与压抑的时代，许多诗人自杀与思想的无法表达与现实物质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多少有着关联。但是一个学者、一个国内多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学科文艺学带头人，有着我们这样世俗社会所梦寐以求的光环与文化资本符号的学者，在今天意外的个体事件，不得不使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校园语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宁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为与整个时代无关，与我们的命运无关，与我们所在的大学体制无关。”

正如陶东风所言，唯美主义者太累了。余虹的翅膀太沉重，他飞向了大地。
我们自己，本质上不可能完美。彻底“战胜”(实际上是回避)这种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离开它的寄生地，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或许是余虹选择离开世界、抛弃生命(因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隶于有瑕疵的物质世界和身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选择绝非他的初衷。他曾经苦苦挣扎，但最后绝望了，只好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国实现他的唯美主义理想。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陶东风表示余虹的离世对他打击很大，很多细节都来不及回忆，不过有一件事不需经回忆就跳跃出来。几年前，陶东风买房子搞装修，搞美学的余虹尽其力参与设计，结果“他对于细节的这种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不胜其烦”。当然，陶东风也还记得今年3月间，余虹在参加自己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开题时，大谈“唯美主义”是一种“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得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许多学者自杀是因为那个动荡与压抑的时代，许多诗人自杀与思想的无法表达与现实物质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多少有着关联。但是一个学者、一个国内多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学科文艺学带头人，有着我们这样世俗社会所梦寐以求的光环与文化资本符号的学者，在今天意外的个体事件，不得不使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校园语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宁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为与整个时代无关，与我们的命运无关，与我们所在的大学体制无关。”

正如陶东风所言，唯美主义者太累了。余虹的翅膀太沉重，他飞向了大地。

⑶ 余虹的职务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比较文艺学。
复旦大学文艺学与美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全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
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主编，
学术辑刊《问题与立场》主编。

⑷ 余虹为什么退学

余虹没有退学。余虹（1957.02-2007.12.05），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比较文艺学方向博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文艺学专业博士后。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文艺学与美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全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