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博士

⑴ 计算机“人工智能之父”是谁

图灵

阿兰·麦席森·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1912.6.23—1954.6.7），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 1931年图灵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毕业后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二战爆发后回到剑桥，后曾协助军方破解德国的著名密码系统Enigma，帮助盟军取得了二战的胜利。

阿兰·麦席森·图灵，1912年生于英国伦敦，1954年死于英国的曼彻斯特，他是计算机逻辑的奠基者，许多人工智能的重要方法也源自于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对计算机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提出的有限状态自动机也就是图灵机的概念，对于人工智能，它提出了重要的衡量标准“图灵测试”，如果有机器能够通过图灵测试，那他就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智能机，和人没有区别了。他杰出的贡献使他成为计算机界的第一人，现在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将计算机界的最高奖定名为“图灵奖”。上中学时，他在科学方面的才能就已经显示出来，这种才能仅仅限于非文科的学科上，他的导师希望这位聪明的孩子也能够在历史和文学上有所成就，但是都没有太大的建树。少年图灵感兴趣的是数学等学科。在加拿大他开始了他的职业数学生涯，在大学期间这位学生似乎对前人现成的理论并不感兴趣，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来一次。大学毕业后，他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也正是在那里，他制造出了以后称之为图灵机的东西。图灵机被公认为现代计算机的原型，这台机器可以读入一系列的零和一，这些数字代表了解决某一问题所需要的步骤，按这个步骤走下去，就可以解决某一特定的问题。这种观念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因为即使在50年代的时候，大部分的计算机还只能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不是通用的，而图灵机从理论上却是通用机。在图灵看来，这台机器只用保留一些最简单的指令，一个复杂的工作只用把它分解为这几个最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实现了，在当时他能够具有这样的思想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他相信有一个算法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而困难的部分则是如何确定最简单的指令集，怎么样的指令集才是最少的，而且又能顶用，还有一个难点是如何将复杂问题分解为这些指令的问题。

1936年，图灵向伦敦权威的数学杂志投了一篇论文，题为“论数字计算在决断难题中的应用”。在这篇开创性的论文中，图灵给“可计算性”下了一个严格的数学定义，并提出著名的“图灵机”(Turing Machine)的设想。“图灵机”不是一种具体的机器，而是一种思想模型，可制造一种十分简单但运算能力极强的计算装置，用来计算所有能想象得到的可计算函数。“图灵机”与“冯·诺伊曼机”齐名，被永远载入计算机的发展史中。1950年10月，图灵又发表了另一篇题为“机器能思考吗”的论文，成为划时代之作。也正是这篇文章，为图灵赢得了“人工智能之父”的桂冠。

【英文简述】
Alan Mathison Turing, OBE (23 June 1912 – 7 June 1954) was an English mathematician, logician, and cryptographer.

Turing is often considered to be the father of modern computer science. Turing provided an influential formalis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algorithm and computation with the Turing machine, formulating the now widely accepted "Turing" version of the Church–Turing thesis, namely that any practical computing model has either the equivalent or a subset of the capabilities of a Turing machine. With the Turing test, he made a significant and characteristically provoca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debate regar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ether it will ever be possible to say that a machine is conscious and can think. He later worked at the 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 creating one of the first designs for a stored-program computer, although it was never actually built. In 1948 he moved to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to work, largely on software, on the Manchester Mark I, then emerging as one of the world's earliest true computer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uring worked at Bletchley Park, Britain's codebreaking centre, and was for a time head of Hut 8, the section responsible for German naval cryptanalysis. He devised a number of techniques for breaking German ciphers, including the method of the bombe, an electromechanical machine that could find settings for the Enigma machine.

In 1952, Turing was convicted of "acts of gross indecency" after admitting to a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a man in Manchester. He was placed on probation and required to undergo hormone therapy. Turing died after eating an apple laced with cyanide in 1954. His death was ruled a suicide.

【生平】
◆故事从谜开始
英国现代计算机的起步是从德国的密码电报机——Enigma(谜)开始的，而解开这个谜的不是别人，正是阿兰·图灵，一个在计算机界响当当的人物，可与美国的冯·诺依曼相媲美的电脑天才。在他短暂的生涯中，图灵在量子力学、数理逻辑、生物学、化学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在晚年还开创了一门新学科—— 非线性力学。

图灵英年早逝。在他42年的人生历程中，他的创造力是丰富多彩的，他是天才的数学家和计算机理论专家。24岁提出图灵机理论，31岁参与COLOSSUS的研制，33岁设想仿真系统，35岁提出自动程序设计概念，38岁设计“图灵测验”。这一朵朵灵感浪花无不闪耀着他在计算机发展史上的预见性。特别是在60年代后当然，图灵最高的成就还是在电脑和人工智能方面，他是这一领域开天辟地的大师。为表彰他的贡献，专门设有一个一年一度的“图灵奖”，颁发给最优秀的电脑科学家。这枚奖章就像“诺贝尔奖”一样，为计算机界的获奖者带来至高无上的荣誉。而阿兰·图灵本人，更被人们推崇为人工智能之父，在计算机业十倍速变化的历史画卷中永远占有一席之地。他的惊世才华和盛年夭折，也给他的个人生活涂上了谜一样的传奇色彩。

◆神童图灵
图灵1912年6月23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其祖父曾获得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但他父亲的数学才能平平。因此，图灵的家庭教育，对他以后在数学及计算机方面的成就并没有多少帮助。小时候的图灵生性活泼好动，很早就表现出对科学的探索精神。据他母亲回忆，3岁时，小图灵就进行了他的首次实验，尝试把一个玩具木头人的小胳膊、小腿掰下来栽到花园里，等待长出更多的木头人。到了8岁，他更开始尝试写一部科学著作，题目为《关于一种显微镜》。在这部很短的书中，天才儿童图灵拼错了很多单词，句法也有些问题，但写得还能让人看懂，很像那么一回事儿。在书的开头和结尾，他都用同一句话“首先你必须知道光是直的”作前后呼应， 但中间的内容却很短，短得破了科学著作的记录。图灵曾说 ：“我似乎总想从最普通的东西中弄出些名堂。”就连和小朋友们玩足球，他也能放弃当前锋进球这样出风头的事，只喜欢在场外巡边，因为这样能有机会去计算球飞出边界的角度。他的老师认为 ：“图灵的头脑思维可以像袋鼠一样进行跳跃。”图灵是个天才。他16岁就开始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31年，图灵考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开始他的数学生涯，研究量子力学、概率论和逻辑学。在校期间，图灵还是现代语言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班上最出色的学生。他对由剑桥大学的罗素和怀特海创立的数理逻辑很感兴趣。数理逻辑的创建，主要源于古希腊克里特岛上有个叫爱皮梅尼特的“智者”，他说 ：“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说谎”。我们可以把它简化为：“我说的这句话是假话”。这就出现一种两面都无法自圆的怪圈：如果他没有说谎，那他这句话是错的，他是在说谎；如果他真的在说谎，那他说自己在说谎是对的，所以他又没有说谎。罗素和怀特海把它从逻辑、集合论以及数论中驱逐出去，最后又想尽办法归入《数学原理》之中。

图灵一上大学，就迷上了《数学原理》。在1931年，著名的“哥德尔定理”出现后(该定理认为没有一种公理系统可以导出数论中所有的真实命题，除非这种系统本身就有悖论)，天才的图灵在数理逻辑大本营的剑桥大学提出一个设想：能否有这样一台机器，通过某种一般的机械步骤，能在原则上一个接一个地解决所有的数学问题。大学毕业后，图灵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还顺手发明过一个解码器。在那里，他遇见了冯·诺依曼，后者对他的论文击节赞赏，并随后由此提出了“存储程序”概念。图灵学成后又回到他的母校任教。在短短的时间里，图灵就发表了几篇很有份量的数学论文，为他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怪才图灵
在剑桥，图灵可称得上是一个怪才，一举一动常常出人意料。他是个单身汉和长跑运动员。在他的同事和学生中间，这位衣着随便、不打领带的著名教授，不善言辞，有些木讷、害羞，常咬指甲，但他更多地以自己杰出的才智赢得了人们的敬意。图灵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因为患过敏性鼻炎，一遇到花粉，就会鼻涕不止，大打喷嚏。于是，他就常常在上班途中戴防毒面具，招摇过市，这早已成为剑桥的一大奇观。图灵的自行车经常半路掉链子，但他就是不肯去车铺修理。每次骑车时，他总是嘴里念念有词，在心里细细计算，这链条也怪，总是转到一定的圈数就滑落了，而图灵竟然能够做到在链条下滑前一刹那停车，让旁观者佩服不已，以为图灵在玩杂技。后来图灵又居然在脚踏车旁装了一个小巧的机械记数器，到圈数时就停，歇口气换换脑子，再重新运动起来。

1936年，图灵向伦敦权威的数学杂志投了一篇论文，题为《论数字计算在决断难题中的应用》。在这篇开创性的论文中，图灵给“可计算性”下了一个严格的数学定义，并提出著名的“图灵机”(Turing Machine)的设想。“图灵机”不是一种具体的机器，而是一种思想模型，可制造一种十分简单但运算能力极强的计算机装置，用来计算所有能想像得到的可计算函数。装置由一个控制器和一根假设两端无界的工作带(起存储器的作用)组成。工作带被划分为大小相同的方格，每一格上可书写一个给定字母表上的符号。控制器可以在带上左右移动，它带有一个读写出一个你期待的结果。外行人看了会坠入云里雾里，而内行人则称它是“阐明现代电脑原理的开山之作”，并冠以“理想计算机”的名称。这篇论文在纸上谈了一把兵，创造出一个“图灵机”来。但现代通用电脑确实是用相应的程序来完成任何设定好的任务。这一理论奠定了整个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图灵机”更在电脑史上与“冯·诺依曼机”齐名，被永远载入计算机的发展史中。

图灵机理论不仅解决了纯数学基础理论问题，一个巨大的“意外”收获则是，理论上证明了研制通用数字计算机的可行性。虽然早在100年前的1834年，巴贝奇(Chark Babbage，1792～1871)就设计制造了“分析机”以说明具体的数字计算，但他的失败之处是没能证明“必然可行”。图灵机理论不仅证明了研制“通用机”的可行性，而且比世界上第一台由德国人朱斯(K·Zuze)于1941年制造的通用程序控制计算机Z-3整整早5年。这不得不使人惊叹这一理论的深刻意义。

◆谜语图灵
正当图灵的理论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时，战争爆发了。他被派往布雷契莱庄园承担“超级机密”研究。当时的布雷契莱庄园是一所“政府密码学校”，即战时的英国情报破译中心。在这座幽静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里，表面上鸟语花香、人迹罕见，其实每天都有12000多名志愿者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工作，截获、整理、破译德国的军事情报，有些结果甚至直达丘吉尔首相本人手中。在这里，图灵被人们称为“教授”，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当时德国有一个名为“Enigma”（谜）的通信密码机，破译高手们绞尽脑汁也难以破解。这个难题交到了图灵手中，他率领着大约200多名精干人员进行密码分析，其中甚至还包括象棋冠军亚历山大。分析和计算工作非常复杂，26个字母在“Enigma”机中能替代8万亿个谜文字母。如果改动接线，变化会超过2.5千万亿亿。最后多亏波兰同行们提供了一台真正的“Enigma”，图灵才凭借着他的天才设想设计出一种破译机。这台机器主要由继电器构成，还用了80个电子管，由光电阅读器直接读入密码，每秒可读字符2000个，运行起来咔嚓咔嚓直响。它被图灵戏称为“罗宾逊”，至今没人能搞懂图灵究竟如何指挥它工作。但"罗宾逊"的确神通广大，在它的密报下，德国飞机一再落入圈套，死无葬身之地。

1945年，图灵带着大英帝国授予的荣誉勋章，来到英国国家物理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两年后，图灵写了一份内部报告，提出了"自动程序"的概念，但由于英国政府严密、死板的保密法令，这份报告一直不见天日。1969年，美国的瓦丁格(Woldingger)发表了同样成果，英国才连忙亮出压在箱底的宝贝，终于在1970年给图灵的报告“解密”。图灵的这份报告后来收入爱丁堡大学编的《机器智能》论文集中。由于有了布雷契莱的经验，图灵提交了一份“自动计算机”的设计方案，领导一批优秀的电子工程师，着手制造一种名叫ACE的新型电脑。它大约用了800 个电子管，成本约为4万英镑。1950年，ACE电脑就横空出世，开始公开露面，为感兴趣的人们玩一些“小把戏”，赢得阵阵喝彩。图灵在介绍ACE的内存装置时说：“它可以很容易把一本书的10页内容记住。”显然，ACE是当时世界上最快、最强劲的电子计算机之一。

1946年，在纽曼博士的动议下，皇家学会成立电脑实验室。纽曼博士是皇家学会会员，又是当年破译小组的成员，正是他对“赫斯·鲁宾逊”的制造起了关键作用。皇家学会的这一新实验室不在伦敦，而是设在曼彻斯特大学，由纽曼博士牵头负责。1946年7月，研制基金到位，纽曼博士开始招募人选。阿兰·图灵也在次年9月加盟电脑实验室。一时间，曼彻斯特大学群英会萃。实验室设在一幢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房子里，条件十分简陋，但因图灵他们的到来，也算是蓬荜生辉了。在1948年6月，这里造出了一台小的模型机，大家都爱叫它“婴儿”(Baby)。这台模型机用阴极射线管来解决存储问题，能存储32个字，每一字有32位字长。这是第一台能完全执行存储程序的电子计算机的模型。

◆大师图灵
到了1949年10月，各项改进工作都已展开，夹在两层存储器之间的自动控制系统已正常运转，并能在程序的控制下，实现磁鼓和阴极射线管存储单元间信息交互。图灵设计出一些协同电路来做输入和输出的外设。有关电动打字设备也是图灵通过老关系从他战时供职的外交部通信部门弄过来的，其中甚至包括一个战后从德国人那里收缴来的穿孔纸带键盘。这样，整个模型机已大功告成。在整个试验阶段，大家忙上忙下。1949年底，模型机交付给曼彻斯特当地的一家叫弗兰尼蒂(Ferranti)的电子公司，开始正式建造。1951年2月完工，通称“迈可1型”。它有4000个电子管，72000个电阻器，2500个电容器，能在0.1秒内开平方根、求对数和三角函数的运算。比起先前的模型机，“迈可1型”功能更为齐全，静电存储器的内存容量已翻倍，能存256个40位字长字，分别存在8个阴极射线管中，而磁鼓的容量能扩容到16384个字，真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

与冯·诺依曼同时代的富兰克尔(Frankel，冯氏同事)在回忆中说：冯·诺依曼没有说过"存储程序"型计算机的概念是他的发明，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图灵是现代计算机设计思想的创始人。当有人将"电子计算机之父"的头衔戴在冯·诺依曼头上时，他谦逊地说，真正的计算机之父应该是图灵。当然，冯·诺依曼问之无愧，而图灵也有“人工智能之父”的桂冠。他俩是计算机历史浩瀚星空中相互映照的两颗巨星。

早在1945年，图灵就提出“仿真系统”的思想，并有一份详细的报告，想建造一台没有固定指令系统的电脑。它能够模拟其他不同指令系统的电脑的功能， 但这份报告直到1972年才公布。这说明图灵在二战结束后就开始了后来被称 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他开始关注人的神经网络和电脑计算之间的关联。

1950年，图灵又来到曼彻斯特大学任教，同时还担任该大学自动计算机项目的负责人。就在这一年的十月，他又发表了另一篇题为《机器能思考吗？》的论文，成为划时代之作。也正是这篇文章，为图灵赢得了一顶桂冠——“人工智能之父”。在这篇论文里，图灵第一次提出“机器思维”的概念。他逐条反驳了机器不能思维的论调，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还对智能问题从行为主义的角度给出了定义，由此提出一假想：即一个人在不接触对方的情况下，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和对方进行一系列的问答，如果在相当长时间内，他无法根据这些问题判断对方是人还是计算机，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计算机具有同人相当的智力，即这台计算机是能思维的。这就是著名的“图灵测试”(Turing Testing)。当时全世界只有几台电脑，根本无法通过这一测试。但图灵预言，在本世纪末，一定会有电脑通过“图灵测试”。终于他的预言在IBM的“深蓝”身上得到彻底实现。当然，卡斯帕罗夫和“深蓝”之间不是猜谜式的泛泛而谈，而是你输我赢的彼此较量。

◆故事以谜结束
1951年，图灵以他杰出的贡献被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就在他事业步入辉煌之际，灾难降临了。1952年，图灵遭到警方拘捕，原因是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与其他一些智慧超群的人物一样，图灵在个人生活方式上也“与众不同”。当时，人们对同性恋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宽容，而是把这种行为当作一桩伤风败俗的罪孽。事情的败露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位叫琼·克拉克(Joan Clarke)的姑娘爱上了图灵，图灵也对对方很有好感，并向对方求婚，琼欣然接受。但不久，图灵自己退缩了，告诉琼，他是同性恋者。在1948年，图灵就由于同性恋倾向，离开了当时属于高度保密的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NPL)。但也有人说，图灵是被英国军事情报部门“开除”出去的，对于这位天才的离去，许多人怅惜不已。

1952年3月31日，图灵更因为和曼彻斯特当地一位青年有染，被警方逮捕。在法庭上，图灵既不否认，也不为自己辨解。在庄严的法庭上，他郑重其事地告诉人们：他的行为没有错，结果被判有罪。在入狱和治疗两者中间，图灵选择了注射激素，来治疗所谓的“性欲倒错”。此后图灵开始研究生物学、化学，还和一位心理医生有很深的交往。那时，他的脾气已变得躁怒不安，性格更为阴沉怪僻。1953年3月，他因为接待过一位被英国警方注意的挪威客人，成为警方的目标，甚至去希腊度假时也被跟踪。

1954年6月8日，图灵42岁，正逢进入他生命中最辉煌的创造顶峰。一天早晨，女管家走进他的卧室，发现台灯还亮着，床头上还有个苹果，只咬了一小半，图灵沉睡在床上，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但这一次，图灵是永远地睡着了，不会再醒来……经过解剖，法医断定是剧毒氰化物致死，那个苹果是在氰化物溶液中浸泡过的。图灵的母亲则说他是在做化学实验时，不小心沾上的，她的"艾伦"从小就有咬指甲的习惯。但外界的说法是服毒自杀，一代天才就这样走完了人生。

今天，苹果电脑公司以那个咬了一口的苹果作为其商标图案，就是为纪念这位伟大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者——图灵。

【大事年表】
1912年6月23日，出生于英国伦敦。
1931年-193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学习。
1932年-1935年，主要研究量子力学、概率论和逻辑学。
1935年，年仅23岁的图灵，被选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
1936年，主要研究可计算理论，并提出“图灵机”的构想。
1936年-1938年，主要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研究，涉及逻辑学、代数和数论等领域。
1938-1939年，返回剑桥从事研究工作，并应邀加入英国政府破译二战德军密码的工作。
1940年-1942年，作为主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之一，在破译纳粹德国通讯密码的工作上成就杰出，并成功破译了德军U-潜艇密码，为扭转二战盟军的大西洋战场战局立下汗马功劳。
1943年-1945年，担任英美密码破译部门的总顾问。
1945年，应邀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从事计算机理论研究工作。
1946年，这个时候，图灵在计算机和程序设计原始理论上的构思和成果，已经确定了他的理论开创者的地位。由于图灵的杰出贡献，年轻的他被英国皇室授予OBE爵士勋衔。
1947年-1948年，主要从事计算机程序理论的研究，并同时在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领域做出开创性的理论研究。
1948年，应邀加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担任曼彻斯特大学计算实验室副主任。
1949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把计算机实际用于数学研究的科学家。
1950年，发表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为后来的人工智能科学提供了开创性的构思。提出著名的“图灵测试”理论。
1951年，从事生物的非线性理论研究。年仅39岁的图林，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952年，在当年保守愚昧和冷战的时代，当警察得知图灵与同性朋友密切交往的消息之后，同性恋倾向的图灵被逮捕入狱。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图灵明确告知人们，他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在那个观念落后的年代，为了避免被判刑入狱，图灵被迫选择了为期一年的雌性激素注射的所谓“治疗”，才得以重新返回研究工作。
1953年-1954年，继续在生物和物理学等方面的研究。被迫承受的对同性恋倾向的“治疗”，致使原本热爱体育运动的图灵在身心上受到极大的伤害。
1954年6月7日，图灵被发现死于家中的床上。死因是氰化物中毒，警方调查结论是自杀。一代英灵，就此过早离去，成为人类科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⑵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相关资料

古老的剑桥高街原有四个名称：圣约翰街，三一街，国王大道，特兰平顿街。它北起都铎时代的门楼，南至菲茨威廉博物馆，国王学院雄伟的礼拜堂位于正中。这条街的核心部分是国王大道，一条真正的王家林阴大道，至少在非旅游旺季的时候如此。平常时拥挤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是小城风景如画的中心。议事堂，大圣玛丽教堂，国王学院礼拜堂—在这一建筑群落中，古典式和中世纪风格混合在一起。可是，如果没有国王学院礼拜堂的那棵大树，建筑再辉煌也是多么冷清呀。
那些用砖头和桁架建成的房屋，建于18世纪和19世纪。商店、咖啡店、住房—国王大道上没有一座出名的房子，但全部加起来就为对面的学院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背景。在国王大道上可以买到报纸、泰迪熊和长袍，在雷德和阿米斯公司可以买到各种颜色的领带，在普利玛微拉画廊里可以买到当今最好的手工艺品。从前人们一天中至少在国王大道上相遇一次，那是学院之间的新闻交易所，大学的政策在这里制定。“请记住这一点，”1908年，弗朗西斯·康福德在他的《大学教育微观学》里写道，“办事的人是2~4点在国王大道走来走去的人，一生中天天如此。” 敲掉国王学院礼拜堂两端的几座小塔，它的比例会更加合适！
—约翰·拉斯金，1849年
一条石墙沿着国王大道延伸，美丽的尖塔将它分成一段段，仿佛墙后是忽必烈汗的皇宫似的。透过花格窗的窗棂，内院绿草茵茵。就连门楼外维多利亚时代的邮箱都有一个小圆顶。倚放着自行车的墙上写着“禁放自行车”。燕子不顾每天潮水般的游客，在门拱里筑巢。这是国王学院的古典式门廊。游客当然改由礼拜堂北门进出。这里就连后门都很气派。约翰·贝奇曼说国王学院是所有剑桥学院中和牛津最相似的，他这么讲不是没有理由的—这是一个牛津人所能说出的最恭维的评价。
该学院全称为“被祝福的玛丽和圣尼古拉斯的国王学院”，它由亨利六世创建于1441年，比伊顿公学晚几个月。当年刚满19岁的国王创建这两所学院，是在效仿威廉·威克姆。在那之前70年，威克姆将牛津的新学院和温切斯特的一所高级预备中学联系在了一起。
直到1861年，国王学院只招收伊顿公学的学生。精英们还享有既不必参加通常的大学考试也不受官方代理人的权威管制的特权。国王赋予了国王学院的人一种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地位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这没有使他们更让人喜欢，而是增强了他们的假绅士魅力。
如今国王学院总强调它的不信奉英国国教的自由传统。它1973年就开始接受女生，是剑桥最早接受女生的学院之一。如今，偏偏是这块从前的伊顿飞地来自公立学校的学生比例最高（80%左右）。
国王学院接受少数族裔学生也早于和多于其他学院。教师和学生同样重要，这是国王学院的风俗。这一自由和友善的精神也是使徒俱乐部及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的特点，没有谁描写得比小说家福斯特更透彻的了，他是国王学院的院士，他说他宁愿出卖他的国家也不会出卖他的朋友们。如果在学院初建时说这句话会要了他的命。
章程里规定，国王学院应招收70名院士和学生，10名牧师，6名普通教徒，16名唱诗班男童和一位院长。院长不叫Master，而叫Provost。当时它是剑桥规模最大的学院，要创建这么大的学院需要地皮。整个城区被拆除了，包括它的教区礼拜堂—一下子拆光了，而计划的新建筑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才完成。一开始只建成了礼拜堂北面的老大院，也是后来的学堂。随着国王在玫瑰战争中倒台，也就没有资金建完他的学院了。
1515年，这座礼拜堂奇迹般地竣工了，又过了200多年，国王学院才又大手笔地制定计划—又是只实现了一部分：正对大门的吉布斯楼。詹姆斯·吉布斯，议事堂的设计师，设计了这座空着的长形配楼，使用的是浅色波特兰石，符合古典建筑艺术的理性精神（1724~1732年）。石墙底层上方是琴室，平直、沉稳的檐尾，顶楼带栏杆—跟相邻礼拜堂异常灵活的、高耸的哥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有凯旋门式的通道、三角门楣和半圆形窗为对称的正面带来一些张力，它的简约也是因为预算有限。
1946年10月25日，在这座楼里，两位伟人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发生了争执。“有哲学麻烦吗？”卡尔·波珀问道，他是道德学俱乐部邀请来的演讲者，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抓起了消防火钩。他真的这么做了吗？由这件传奇式事件引出了哲学史上最长最离奇的注脚。今天，这个房间是两位国王学院院士的工作室—女经济史学家埃玛·罗思柴尔德和皇家天文学家马丁·里斯男爵。
吉布斯设计的大院本应有两座独立的配楼，而不只是一座。又过去了一个世纪，国王学院的入口大院才建成了今天的模样。威廉·威尔金斯，当时最伟大的学院建筑师，于1824~1828年修建了南楼和食堂，屋顶有两座尖塔，东侧对着大街，是门楼和颂经台。这堵墙的护墙上方建有哥特式尖顶，好像它们是从礼拜堂屋顶攀爬下来似的，墙上建有垂直的大窗户，轻巧，透明，低矮得不至于破坏眺望学院礼拜堂的视线。中间是门楼，一座新哥特式精品，建有圆顶和尖塔。虽然这座垂直线礼拜堂和大门的建筑时间相隔了300多年，但在整体上显得一致、和谐，是建筑师的一大成功。谁还会怀念威尔金斯想在内侧建造的回廊呢？
直至1970年去世，他生命中最后的20年福斯特都住在国王学院的入口大院里。他是学院的圣人，教师和学生们前来拜访他，而他根本不再是个弗吉尼亚·伍尔夫所描写的“腼腆的小老鼠”了。他的小说《莫里斯》描写了一段剑桥的同性爱情故事。在詹姆斯·艾弗瑞以其改编的影片里，院士们还排着长队走向食堂里的高桌。当我坐在那里时，高高的新哥特式搁栅平顶下的自助食堂里一片忙碌，再没有人穿着长袍了，高桌被撤除了。陪伴我的退休院士哈尔·狄克逊说道：“我们自夸是平等主义者。”老熟人们从食堂贴有墙裙的墙上俯视着我们，那是英国的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男爵和他的儿子霍拉斯。
在哈尔·狄克逊博士从前在这里经常遇到的同事当中，有诺贝尔奖得主、生化学家弗里德利克·桑格，历史学家诺埃尔·安南，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或托尼·布莱尔的老师、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这里也能见到一位穿短裤着夏威夷衬衫的年轻院士—法语教师安迪·马丁，他描写冲浪，就像罗兰·巴特描写日常生活一样。走廊和会议室里挂满国王学院名人的肖像，很多来自布卢姆斯伯里圈子（女厕所里还有印度小雕塑）。 国王学院的图书馆也是威尔金斯设计的，拥有藏书近13万册，专门收藏中世纪和东方学手稿，另有一位经济学家收藏的图书珍本。凯恩斯没有子嗣，当他1946年去世时，他将哥白尼、牛顿、莱布尼茨、笛卡儿、伏尔泰、弥尔顿的作品初版留给了他的学院—一座欧洲思想史的珍贵图书室；凯恩斯光是18世纪出版的康德作品就收藏了约50个版本，对于他来说，阅读就和呼吸一样自然。
自入国王学院学习以来，凯恩斯就收集图书。图书馆背后维伯院里他的住所满墙绘有裸体男舞者和摘葡萄人，是他的朋友邓肯·格兰特和瓦内萨·贝尔所画。霍斯特尔花园是院士花园（1949年）边上的一个住宅区，地面的花卉和静物写生地面砖也出自他们之手。
布卢姆斯伯里艺术家们的数千信件和照片，收藏在学院图书馆的现代档案中心—从罗杰·弗赖伊到艾伦·图灵这些国王学院毕业生的手稿，到福斯特和鲁珀特·布鲁克的差不多全部遗稿都包含其中。不排除曾经的历史系学生萨曼·拉什迪有一天会将他的小说打印稿赠给这家档案馆，如今它的阅览室里甚至已经挂着伦敦戈登广场旁凯恩斯住处的绘画门了。 大学生草地是国王学院的剑河草地，牛群在草地上吃草。福斯特的小说《最长的旅行》开头，有几名国王学院的学生发表哲学议论：“母牛活着……无论我是身在剑桥、冰岛或死去，母牛都将活下去。”我们从威尔金斯的剑河桥（1819年）走进后园。一条略有弯曲的椴树林阴道沿着它的优美线条领我们穿过草地。到处开满了银莲花、风信子、蓝星星、水仙花、棋盘花。河畔草地里，第一丝新绿在忽闪。但独一无二的是，即使没有春天的五彩缤纷，自18世纪以来，从后园眺望国王学院的景致都没有变化：吉布斯楼、礼拜堂、克莱尔学院的老大院，它们坐落在那里，保持着绿色和高贵的距离。这是那条国王学院的唱诗班男童每天都走的路，他们从路对面的学校去学院礼拜堂参加晚祈祷。
1446年7月25日，在雅各布节这一天，国王亨利六世为学院礼拜堂举行了奠基礼，时人一定比我们今天更觉得它宏伟。只有大教堂和宫廷礼拜堂具有类似的荣耀。这座礼拜堂是学院创始人的一座弥撒礼拜堂，但它首先是教会的一座纪念碑，反对当时的威克利夫教派教徒及其他异教徒。历经70年之后，国王学院礼拜堂终于完工了，它是英国后哥特式的标志，影响远远超出了剑桥，是改革前王室庇护人最后的教会大建筑。
国王学院的门卫们称他们的礼拜堂为“棚屋”。柯勒律治赞美它的“超越感官直觉的美”，威廉·特纳用画笔描摹它，威廉·华兹华斯献给它三首诗。只有来自牛津的建筑界泰斗约翰·拉斯金发牢骚，说剑桥的宝贝看上去像一张倒置的桌子，四条桌腿朝天。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墙壁攀爬者来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国王礼拜堂东北塔的垂直陡壁了。谁能将一把伞或一辆自行车固定在高高的塔顶，就会有和从前的石匠站在摇晃的脚手架上类似的胜利感。 修建国王礼拜堂的工人有时多达200多人，这对于一座当时只有约5000居民的城市来说是相当多的了。这是怎样的建筑啊：从1446年一位兰开斯特国王时代开始动工，1461年因玫瑰战争中止，1477年又由约克家族的胜利者续建，1485年重新中止，最后由都铎家族出色地完成。像通常一样，人们先建东墙，用的是约克郡的灰白色含镁石灰岩。礼拜堂西部的后建部分使用的是北汉普顿颜色较深的、乳白色的威尔顿石。不光是从石头的更换，从风格上也能看出建筑中断过。西面部分扶垛上装饰有很多都铎玫瑰、吊门、香根茑尾和徽章动物，不同于早期的东面部分。但是，尽管有这种区别，尽管建筑时间拖得很长，尽管前后领导这项工程的至少有4位建筑师，但总体效果却是再统一不过了。
在对静态的神奇信仰中，这座礼拜堂取消了承重墙和窗户的分隔，约翰·贝奇曼称它是一座“石头和玻璃”的水晶宫。桁架结构像一张蜘蛛网，柔弱地撒开在窗户、墙壁和屋顶上方，连成一个高高的长房间。墙壁不负重，除了轻盈的自身外它们似乎什么也不承载。房间里光线充裕，一片亮堂。两侧半柱的肋木伸出来，在我们头顶高高地分叉成一个拱顶，几乎毫不费力地成扇形展开。这个扇形拱顶跨度12米，长88米，高24米，一气呵成，没有中断。这项伟大的工程成果将明朗的结构同高品位的装饰结合在一起。搭建如此宏伟的穹窿，这在当时是大胆设计，还要在扇子折处，在垂直肋木的菱形里嵌进冠石，而冠石本身就已经重达一吨，由一块巨石雕出玫瑰和吊门，作为交替的都铎徽章。整个拱顶重1875吨，全部重量被引导向外，由4座角塔和22根扶垛分担。一排贯通的侧堂掩盖了粗壮扶垛的深度，扶垛的尖塔矛尖似的竖在屋脊上，戳向天空。
承蒙国王学院的一位院士帮助，我得以进入礼拜堂的扇形拱顶。西北塔里的一道旋转楼梯连接着沿着侧墙的一条狭窄通道，巨大的橡木屋梁就架在这堵墙上。紧靠梁下是一个幽暗的房间，其波浪形起伏不平的地面就是扇形拱顶的背面。置身于橡木肋木和石头屋顶之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陷身鲸鱼腹里的约拿。这一拱顶奇观有个名字：约翰·瓦斯泰尔。有证据表明，他从1485年起就住在国王礼拜堂的建筑工棚里了。被认为是其作品的有坎特伯雷大教堂中央塔楼里的扇形拱顶和彼得堡大教堂的复古式圣坛。他的代表性作品在剑桥。亨利六世的建筑师雷金纳德·伊利原先计划的是一座枝胁拱顶，约翰·瓦斯泰尔1512~1515年以这座巨大的扇形拱顶完成了礼拜堂，这也是英国最大的扇形拱顶。 瓦斯泰尔和他的石匠托马斯·斯托克顿还承建了侧堂的大多数拱顶、有很多塑像的大门和角塔和雕工精湛的徽章—总共有近400块石徽章：玫瑰、王冠、吊门和花卉、博福特夫人的灰狗、都铎时代的威尔士龙。亨利六世绝对不会同意这种装饰的。他的整座礼拜堂理应像东面一样简约。但亨利八世让前室成了他自家的徽章宝库：一座宏伟的国教门厅，也是都铎家族的荣誉堂，作为新王朝，它的统治尚未稳定，必须更加炫耀它的徽章。将徽章强行用于建筑是一种典型的西班牙特点，因此艺术史家戴维·沃特金认为，“也许是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1509年联姻的结果。”
华丽的黑色橡木圣坛橱是国王赠送的礼品，它将前厅和圣坛分隔了开来。这里恰到好处地隔断了超长的房间，增强了它的吸引力。读经台的进口像一座罗马凯旋拱，上面是管风琴（17世纪晚期），两位天使站在它的横线脚上，吹奏闪光的长号—多么巧妙的安排啊！风格反差也非比寻常：哥特式建筑中间是文艺复兴风格的木雕艺术、圣坛橱和圣坛椅。精雕细刻的立柱、壁柱、地面砖、圆拱、古典式形状隔开了众多近乎矫揉造作的塑像和图案。在早期文艺复兴风格中，其质量在英国是绝无仅有的。那些木雕匠人是来自意大利、法国还是荷兰呢？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留下了王室的名字缩写HR和RA，亨利八世1533年娶了第二个妻子安妮·博林，1536年让人将她斩首了—识别圣坛橱制作日期的有用依据。
和木雕活不同，制作礼拜堂窗户的合同保存了下来，合同上写有艺术家的名字。伯纳德·弗劳尔，王家的玻璃装配师傅，他1515~1547年绘制了国王礼拜堂的玻璃画。这是亨利八世时代最完整的一组教堂窗户。二次大战期间它们被一块块拆下藏放，后来又花了5年工夫重新安装上去。从风格上看，这些玻璃画体现了从哥特式向文艺复兴的过渡；从圣像学角度看，它们还完全遵循着中世纪的传统。24幅舷窗的上面部分，讲述的是《旧约》里的故事，下面部分描绘的是《新约》里的情节。西窗的末日审判图和绘有基督受难和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情节的大东窗遥相呼应。一切都非常感人，具有艺术史价值。一座侧堂里的一幅画真正触动了我：克雷吉·艾奇逊1994年创作的《耶稣受难》，这是最原始的永恒孤独的一个密码，淹没在色彩的激情之中。一位擦窗工在礼拜堂前厅的玻璃上刻下了他的个人信息：“约翰·布莱克莫尔1747年清洗这些窗户。” 后来刻上去的则是：“它们又需要清洗了。”
恰恰是国王学院礼拜堂里观众喜欢的那幅巨大的鲁本斯作品，引起了专家们强烈的抗议。该画是1634年为弗兰德的一座修女院所画，后被威斯敏斯特伯爵获得，1959年拍卖出的300万马克高价打破了当时的纪录，而它的新主人将它捐赠给了学院。这些“崇拜”方法，本来是很好的。但由于这幅画太大，东窗安不下，因而院士们让人拆除具有历史意义的主祭坛，也拆掉了墙裙。从此以后，就在神圣家庭的上方，这幅巴洛克彩画杰作和都铎式玻璃画进行着一场大胆的斗争。但我们必须公正地讲：发生在礼拜堂另一端的是一场较大的美学灾难—礼拜堂前厅里的纪念品商店。
无疑，国王学院礼拜堂需要钱，仅每天的日常费用就达1500多欧元。酸雨和汽车废气对墙体的损害越来越大。随着不断的风化，维护问题和维修费用也在增长。几年前，那时还可以免费参观，人们将捐赠投进大门旁的一只包铁皮的橡木箱里（现陈列在侧堂的礼拜堂展览室里）。据说，为了建成学院礼拜堂，亨利七世用这只箱子向剑桥捐钱。那里的人早就在利用一种特有的经济来源了—唱诗班男童们的金嗓子。 国王学院的唱诗班比这座礼拜堂历史更久。在创建学院的那一年，即1441年，亨利六世规定，要求每天由6名普通教徒和16名“举止高雅谦虚的”男童在国王学院礼拜堂里唱弥撒曲。他们已经照做550多年了。16名男童身穿伊顿公学的校服，头戴大礼帽，身着燕尾服，于5点半来参加晚祈祷。格兰格路50号的国王学院学校是为4~13岁的孩子开办的男女混合预备学校。在那里，除了唱歌外他们还学习自我约束、忠诚和毅力这些传统道德。
在英国圣公会里早就有女性担任牧师了。可如果国王学院的唱诗班里有女孩呢？难以想像。没有哪位女高音歌手能达到这种颤动的男童声音，这种介乎天使和太监之间的无法模仿的音质。那升入国王学院的扇形拱顶里的，是一种水晶样透明的最高音，一个声音的魔术师，它在即将发生声变前发挥到极致。望着坐在唱诗班椅子里的天使少年，在无烟的瑞典蜡烛的光芒映照下，这一切都让我们迷恋。达尔文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上大学时他常去国王礼拜堂参加晚祈祷，他在天籁之室里被感动了，“有时邀请唱诗班男童去我的房间演唱”。
中世纪以来，英国的大教堂和学院就培训唱歌的男童，他们的声音被教会的作曲家编进复调作品里，尤其是在都铎时代，那是一种英国独有的、至今都还充满活力的声乐文化。国王学院之声使当时形成的这一完美音乐臻达了超凡脱俗的地步。每学期晚祈祷时在礼拜堂里总会找到一席之地，但一年中总有一次会很拥挤，头天晚上就会看到带睡袋的人在学院大门外排长队。国王学院的圣诞之夜音乐会有1.9亿的听众，还不包括礼拜堂里的1500名幸运者。这要感谢英国广播公司，自1928年以来，当一个清脆的独声唱起那些著名的诗句时，全世界都能收看到现场直播。对于英国人来说，“国王学院的赞歌”是圣诞庆典必不可少的，就像火鸡在美国一样重要。
亨利六世的唱诗班男童是一项民族出口物资，和摇滚业其他的男孩组合一样由经纪人操作，推向市场。他们周末外出举办音乐会，夏天去国外巡回演出，每年出3张新CD。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里，这种教会音乐越来越受欢迎。从这所学院及其唱诗班里涌现出了重要的音乐人：奥兰多·吉本斯，他13岁时在这里演唱；指挥家约翰·艾略特·加德纳；现任阿尔德堡音乐节经理的作典家托马斯·埃兹以及戴维·科迪埃和劳伦斯·扎佐这样的男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