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生丁玲

『壹』 沈从文：我看过许多云，喝过许多酒，却只爱过一个最好年龄的人

   

最早听闻沈从文的名字，是在读《边城》时候，只不过很快便抛下了，所以并不深刻。而真正说到让我难忘的，还是在云南的三年经历。

那是历史系新生开学的第一节课，云南民族史的教授再次提到了这个颇为熟悉的名字。他的话题是从一本《云南看云集》开始的。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沈先生于云南时写的一本思考人生之书，名为看云，实则看的是人生百态。

而说到昆明城中的云彩，其实倒也没什么异于别地。不过有一点儿我倒是要说出的。在云南东南部的文山市，尤其是晴天的夜晚，天空一直是紫色的。雨天则要大打折扣。不知道沈先生可曾去瞧过没有，如果没有，那当真是一大缺憾。而我因此也常常在三年中无数次抬头望天，想起沈先生的《看云集》，想起《边城》中的翠翠，想起那个被正牌教授嘲讽的沈从文。也许就在那个时候，我从心底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特立独行的乡下人。

饿死事小，文学事大

像许多热血沸腾的青年一样，一个酷爱读书的人若是一旦有了理想，他就会在这条路上义无反顾地横冲直撞。即便是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青年，而且是最执拗、最赤诚的其中之一。

1923年，21岁的沈从文在朋友的陪伴下从湘西奔赴北京，本意是为了读书。但是我们知道，北京那种地方，即便在一百年前，对一个乡下人来讲也是遥不可攀。沈从文虽不能说完全是草根出身，但其实也差不多少。从这个青年求学的经历来看，甚至要比一些贫困户孩子还惨！

刚到北京时，他打算考取北大本科生。但是对于一个少年时期常常逃学到集市上的学生来说，这也忒难了。从文不甘心，又没有办法，只能先找地儿住下，接着再谋出路。

他住在一个窄小又发霉的小出租屋里。每日的生活除了一日两餐，后来甚至慢慢沦为一餐。从未想过买什么衣服，更别说奢侈品。唯一的开销可能就是买书了。每日啃两个冷馒头，喝一碗白开水，权当作一天的补充。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沉醉于图书馆中，读着契科夫的小说集。

冬天到了，随着脑海里的作品逐渐丰富。从文开始产生了想靠手中一支笔换几个馒头的念头。他经常坐在床上写到半夜，然后精疲力尽地倒下。等到第二天将稿子认真地修改誊写一遍，满怀希冀地到邮局寄出去。不过很快，这份希冀就被沉重的现实打破了。他的一封封稿子，不是被编辑遗忘，就是快速地丢进了垃圾桶。这种打击身为作者的我很能感同身受。曾几何时，我也想通过稿子赚取一点儿生活费。然而在一百多次的退稿之后，我终于彻底觉悟：想要靠稿费生存，那么在我饿死的前一刻，它也不会给我伸来一只救援的手。

沈从文饿得想喊又没力气，想写点东西，鼻血又流了下来。他用废纸擦去鼻血，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拿起笔来写信。这是一封写给郁达夫先生的信。他知道郁达夫热心，所以便不顾一切地将自己的悲惨经历和对梦想的执著追求，一并告诉了这位文坛前辈。郁达夫深深地为其触动，收到信便忙来找他。

当一个面目清癯、围着灰色围巾的男人出现在门口时，沈从文立马意识到他就是郁达夫。郁达夫看着眼前这一幕，似乎比书信中的描述还要凄惨。屋里又潮又暗，没有火炉，这个小青年靠一件单衣蜷缩着，鼻子上的血迹还历历在目。

“您，请坐。”沈从文激动地说，不自觉地想要站起来。郁达夫组织了他，将自己的围巾披到这个身体僵硬的年轻人身上。两人开始攀谈起来。过了一会儿，郁达夫带他来到餐馆，叫了几个肉菜，几张馅饼。从文狼吞虎咽过后，郁先生付了账，又将找回的三元三角钱塞给了他。他攥着钱，心中如夏日的太阳般温暖。

进军文坛，崭露头角

郁达夫不仅请沈从文吃了饭，给了他生活费，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这篇公开状，要我说，其中的某些说法放在今天也并不为过。沈从文读完这封公开信，从表面的讽喻领会到内在的期许。是啊，他只有这一条路了，要么死去，要么活着。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境况，为何不借着郁先生给的这点生活费，在写点东西呢？

这一次，因为有了郁达夫的推荐，沈从文的两篇文章《公寓中》和《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很快就发表在了《晨报副镌》。这对于一个在创作上无比热情而又屡战屡败的青年来说，无疑是治疗穷病最好的良药。这位被包裹在困境中很久的人，因为这点儿理想的火花，整个生命开始燃烧起来。沈从文做到了，自此正式踏上创作之路。

随着发表的文章屡次见于报刊，从文结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与他一生有着巨大牵绊的就是丁玲。丁玲是和张爱玲一样的才女，也是一位热衷革命的先锋派。她与沈从文最初的友谊始于文学，最后的诀别缘于政见。

在三十年代的时候，丁玲、胡也频、沈从文，是极要好的朋友。丁玲本来对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就心生怒火，看见沈从文的文章一篇篇发在报刊上，自己也终于动起笔来。她用来几天时间，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梦珂》。因为受到叶圣陶先生的赏识，这篇小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这让丁玲扬名的同时收获了很大自信。接着，她那一篇篇带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文字也就顺利诞生了。

几年后，三人凑钱在上海办起了期刊。沈从文个人的创作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每年发表四十多篇。这样的生活本来很有盼头，可是很快就因政治环境而被迫停刊，不仅没赚到钱，还背负了巨额债务。从文心里是苦的，生活仿佛见不得他一点儿好，可是又不知该有何出路？这时，徐志摩向他伸出了援手。

小学毕业的“大学老师”

几年前的一天，沈从文有幸参加了近代史上的一次著名婚礼。主角是天才诗人徐志摩、和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除了男女双方的身份特殊外，这次到场的嘉宾也皆是学术界大佬。胡适作为这场婚礼的主持人，梁启超是证婚人。

从文之前并未见过梁先生在公开场合讲话，因此很是兴奋。但过一会儿，只听他用庄重的声音站在主席台上说道：“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个都是过来人，离婚过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徐志摩是百年一见的奇才，梁先生很喜欢他，但该批评时也是毫不留情。徐志摩忙说自己一定会改变的，还望老师放心。而关于他的那句箴言，又有多少人经常挂在嘴边：“我将在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这话梁先生听了实在想吐。徐志摩是一个有才情的人，但是脱离了现实，沉溺虚幻。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若徐志摩一生只追寻爱恋而不结婚，那对他该何其幸运。

就在沈从文的生活难以为继时，徐志摩给胡适写信，推荐他去上海公学教书。这事是胡适一手操办的。沈从文这个小学毕业的“学生”，也顺利成为了大学老师。

这天，教室里坐满了黑压压的人，他们都是来好奇这位新老师讲课的。沈从文既不拿教案，也不带教材，本来已经积蓄成汪洋的湖水，在此刻却一滴也倒不出。他紧张至极，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话：请等我五分钟。五分钟后，他还是说不出半个字，这时身前的一位女学生提醒了他。他鼓起勇气，没讲几个字便下课了。

这一节课究竟上得怎样，已经没有谈论的必要。因为凡是做过教师的人，大都有过类似经历。我们要说的是那个提醒他的女生。她不是别人，正是从文后来为之痴狂的女主——张兆和。

只爱过一个最好年龄的人

一天，沈从文来向胡适辞职，胡适问：“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学生们都很爱戴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从文说：“适之先生，你爱过一个女人吗？”胡适在心里笑道：“一个？你也太小瞧我了。”接着便问他具体问题所在。沈从文交待了自己追求张兆和的事。胡适说：“这个女生是不好追。但只要解决了家庭问题，再从她的身上入手，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家庭这一块儿可以交由我去解决。她们家是名门望族，鄙人也是有几分薄面的。”沈从连连道谢。

几月后，张兆和拿着沈从文写给她的情书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我现在苦恼地要死……沈老师说如果追求不到我就只有去死。我不喜欢他，也不愿和他的死有任何联系。”张兆和委屈地说。

胡适安慰道：“你放心，既然你不喜欢，我会劝他慢慢接受这件事。不过说心里话，沈老师是位天才作家，当下恐怕没有几个人比得了。我劝你还是试着去了解下他。”

“沈老师是很优秀，我也很高兴和他做朋友，但我怕他会继续误解下去。”张兆和语气坚决地说。

“既然如此，就给他写信，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张兆和一直没有给沈老师写信。而沈从文却一直不厌其烦地隔三差五寄出几封厚重的信，张同学收到后也不回复。几年后，沈老师在青岛大学教书，突然收到张兆和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一篇小说的稿子，请他代为修改。沈老师认真修改完毕，发表在杂志上。署名三三。

后来我读到他一篇以《三三》命名的小说，方才知晓，原来他笔下那个活蹦乱跳、天真无邪的小丫头，就是对张兆和的暗喻呀。

张兆和看见自己的小说被修改后发表，给沈老师来了封感谢信。沈老师趁热打铁说：“那我能去你家玩吗？”张兆和说：“腿长在你身上，你想去哪里谁能拦得住你？”

天哪！千年冰山终于融化了！沈老师的心情相信每一位表白成功的男子都能洞察。他激动地双手握拳，跪在地上，热泪从两颊流了下来。

到苏州张家拜访之后，沈从文得到了三三老爹的认可。她的姊姊们更是欢喜得不行。好像不是刚刚结识的妹夫，而是阔别多年的亲兄弟。沈从文在经过张老爹的法眼后，终于与三三订婚。

几年后，张兆和问他：“为什么那么多好看的女人你不去麻烦，却老缠住我。我又并不是什么美人，很平凡，老实而不调皮罢了。”

沈从文发表了一下自己对美的看法，许久过后，深情地说：“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边城》中那幅画绝美山水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故事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开始了。

多么烂漫的人儿啊！多么温馨的小山城。就如后来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说的：“正因为它同都市相隔绝，一切极朴野，一切不普遍化，生活形式、生活态度皆有点原人意味。”对翠翠的描写，简直犹如神来之笔。他说：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因为甚是喜爱，这话我后来也仿照过。那大抵是一篇写景的文字。其中有一句是：在如此的美色面前，任何近视的眼镜都会变得清晰。这话沈老师比起来，可谓平淡至极。

他将所有的天真烂漫，所有的人性美好，都寄托在了翠翠身上。可是她毕竟是个少女，早晚会陷入到爱情里。当她陷入到爱河时，面对的却是两个有着血缘亲情的追求者。也许她的心中所向一直都是明确的，然而却阴错阳差地伤害了两位追求者。天保不幸遇难，傩送离家出走，老船夫也在遗恨中去世。只剩下翠翠和黄狗，守着破旧的白塔。

在小说的结尾，沈从文说：“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我记得第一次读完这篇小说时曾说了句略为粗俗的话：“全文平平淡淡、节奏慢慢，甚至剧情‘做作’，无大亮点，然而最后一句一出，果然，你大爷还是你大爷！”这句话不足以作为这篇经典之作的评语。然而时至今日，我还能够清晰记得，足见当时那幅青山绿水已经深深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教出了一位天才学生 

在昆明漫游的时候，走进当年西南联大的旧址，我经常幻想：若是那些教授都还在该多好呀！要是能听他们上一节课，受益该是伴随终生的。当时沈从文等人就在土墙茅屋里上课。这里，几乎荟萃了当时中国所有的精英。可是如此一来，沈从文的身位就显得低下了。

公开批评的第一人当属刘文典。刘文典是同盟会老成员，又曾是清华大学文学系主任，学贯中西，通晓多国语言，对古代文学研究甚深。而最令人倾佩的，则是他“一半庄子”的称号。他曾说：“全世界读懂《庄子》的有两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半个是世间所有研究《庄子》的人，另半个就是我！”这话连陈寅恪先生听了也颇为赞成。可见，大师的称号他是担当得起的。但作为老师，对同行的批评却也毫不留情。

他曾在开会时说：“陈寅恪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朱自清该拿四块。沈从文给他四毛都嫌多了。”从文无语。

后来，有一次日军投弹，警报一响，师生们纷纷跑向防空洞。沈从文慌乱中与刘先生擦肩而过，听他呵斥道：“你跑什么？我跑是为了保护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你本来就是该死的，为什么要跑呢？”从文再次无语。

其实，刘文典作为沈从文的老师，要说看不起他是因为学历，我看未必。就和梁启超批评徐志摩因太过浮躁而没有学术成果一样，刘老师批评沈学生，可能第一是他不热心政治，第二爱写些白话小说。而沈从文教的不是别的，正是小说的技法。这在刘老师看来几乎是没什么用。不过刘先生若是能够看到他对服饰史的研究，会不会改变看法呢？

说完了沈从文的这位老师，也该说说沈从文这位老师了。沈从文教授小说写作，不是毫无成绩，一不小心就教出了另一位天才。他就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大师——汪曾祺。

汪曾祺上课时不怎么发言，等到下课时，沈老师要走了，又忙追了上来，递给他一沓纸。沈从文摊开一看，原来是篇小说，不由地喜出望外。两人开始忘却时间地谈论起来。等到修改完了，沈老师振奋地说：“以后写小说就这样贴着人物写。无论是环境还是行动，都要从人物的性格、思维出发。这样写出的不仅自然，还很有风味儿。”汪曾祺潜心练笔，发表了不少好作品。

大师搁笔，研究服饰

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这位老作家却搁笔了。他在博物馆从事打杂，并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等到1973年，多次死里逃生后，沈从文终于完成了《中国服饰史研究》，这是他学术成就的代表，但几经辗转，直到1979年才得以出版。

全书二十五万字，700幅图像，无疑是现在影视剧中服装设计师的必读书。而说到电视剧，最为经典的87版《红楼梦》，其中的人物服饰，便来自于沈先生的考证。这时他已经是八十三岁的高龄了，还担任剧组顾问，和曹禺、周汝昌等人名登银屏。观众偶然间发现，除了激动感慨，更多的则是感动。

而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国务院给他发放了津贴：享受部长级待遇，工资提升到三百，出门有专车接送。可对一个垂垂将逝的老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一天，他心爱的学生汪曾祺来探望，沈从文淡淡地说出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到底是失望还是喜悦呢？我觉得都不是。这样一位热衷于自己所从事业的人，周围的环境对他已经没有意义。而他的生命，也直到心血耗尽，才能够回归尘土。

1988年5月10日，一代作家沈从文离世。他的妻子在那些来哀悼的平凡之人面前，轻轻说道：“别哭，他不喜欢人哭。”可是，当至亲朋友稍微提一点过去的往事时，她便又忍不住泪流满面。这样的人是赤诚的，亦无比深情！

接着，一连几年，都不停有人写文字记念沈从文。这些文字大多是真诚的。而他的孀妻，则在墓前的石头上刻了四句话：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合在一起便是四个字——从文让人！

我不知该称呼他为大师，还是一个普通的湘西乡下人。但是“翠翠”这个名字，注定是我徜徉于湘西山水中最难以忘怀的那个人！

作者简介：黛珂。热爱生命，热爱文学，热爱诗词。一个清纯朴素的文艺青年；一个难以自拔的红迷；一个性空灵的古诗词作者！

『贰』 北京电影学院的北影渊源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电影团摄制了《延安与八路军》的影片后，电影团团长袁牧之奉党中央的指派于1940年夏携带该片的全部底片赴苏联莫斯科进行后期制作。袁牧之在苏联期间考察了莫斯科全苏国立电影学院后，受到了很大启发，产生了中国要发展人民电影事业也需要办一个“中国自己的电影大学”的初衷。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进展，为迎接全国解放培养和积蓄干部，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当时，人民电影事业的唯一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7年初开始，先后办了四期电影干部培训班，先后培养了520余名干部，其中440名干部参加了电影工作，70余名参加了部队及地方文化工作。这些训练班坚持的办学方向和教育方针为建立中国自己的电影教育事业积累了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周杨、夏衍以及袁牧之、陈波儿等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领导人，面对旧中国遗留给电影园地的断壁残垣，规划对它的改造、建设和发展时，感到需要一大批演工农兵、写工农兵的电影专业人才。在一时还没有条件办起“中国自己的电影大学”的情况下，委派陈波儿从实际出发规划实施。于是人民电影教育事业开始了它的初创阶段。在陈波儿的领导下，谢铁骊、巴鸿、王赓尧等经过筹划，并经文化部、中宣部和周恩来总理同意，于1950年6月创建了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简称表演艺术研究所）。并于7月初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开始招生。 1950年9月14日，第一个大专三年制的演员班38名学生举行了开学典礼。
表演艺术研究所由陈波儿担任所长。所址设在西城区石老娘胡同4号院，后又逐渐发展了三处校舍，即：石老娘胡同9号院、受壁胡同、大成巷等四座四合院，占地面积共3200平方米，房屋使用面积有2000平方米。表演艺术研究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支部，隶属电影局总支，为第8支部。
演员一班于1951、1952年招收了两次插班生，毕业时共有55名学生。
1951年新学年开始，又招了演员二班、编剧班，演员二班有24名学生入学，编剧班有37名学生。
1951年5月，表演艺术研究所改名为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简称电影学校）。
在当时，专业教师多是来自解放区、部队和国民党统治区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多年艺术家。任课教师先后有：王逸、严恭、谢铁骊、陈怀恺、巴鸿、李露玲、肖龙、石联星、唐远之、耿西、许之乔、王震之、吴天、林艺等。当时在教学方面，开始学习已经介绍到中国来的苏联剧作及表演理论，并编写了《演剧教程》等专业课教材。同时聘请了裴文中、金克木分别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由王震之讲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史东山和蔡楚生讲授《电影特性》。此外，夏衍、周扬、冯雪峰、陈荒煤、于敏、俞平伯、丁玲、聂甘驾、孙家琇、艾青、老舍、盛家伦等著名文学艺术家，都来校进行专题讲授。
表演艺术研究所时期，专业教师虽不多，教学计划也比较单一，然而讲授的课程却涵盖了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学生接受的知识面很广阔。这一时期，无专门教学设备，条件简陋，练功就在四合院内砖地上，影片观摩要到电影院去买票。教室、宿舍冬天都是烧煤球炉子。学生实行供给制，条件虽艰苦，学风却是团结、紧张、活泼、严肃。
1951年秋，演员一、二班、编剧班先后赴湖北汉阳参加土地改革6-8个月。之后，编剧班又深人石景山钢铁厂参加车间工会工作和石钢工人共同生活了三个月。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孙明经教授为首的南京金陵大学电影播音专修科、以陈河声教授为首的苏南文化教育学院电化教育专修科、以钱家骏、范敬祥教授为首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动画专修科的师生连同三校的教学设备，调来电影学校。至此，电影学校成为具有艺术系科和技术系科的综合学校。它标志着中国电影教育事业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与此同时，学校迁入北京新街口豁口外皇姑坟新建的校舍。新校舍占地3.3公顷，建筑面积6900）平方米，其中排练厅300平方米、剧场（演出、放映1800平方米，教室、实验室600平方米，另在校址南边设置的简易操场15000平方米。
院系调整后，1952年电影学校参加了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开办了新闻摄影专修科、洗印专修科及苏州美专转来的动画专修科三个两年制的大专班，洗印专修科除大专班外，同时招收了洗印中专班；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电影放映工作，举办了民族地区放映师资训练班。直到1954年，又先后举办了新闻摄影干部训练班、第一期放映师资训练班、俄文专修班等在职干部培训班。
1953年3月，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改名为北京电影学校。
1953年1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99次政务会议上做出决定。“……电影局应积极准备条件，争取四至五年内创办电影艺术学院，培养电影人才，首先是编剧、导演、演员……”。在电影事业管理局制定的电影事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列有在北京电影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北京电影学院的规划。文化部并根据政务院的决定为解决建院后的师资需要，一方面派一批留学生去苏联和民主德国等地学习电影编剧、电影摄影、电影美术及电影工程；组织专人到苏联考察电影教育；同时聘请苏联电影教育专家来校讲学培养师资。1955年11月由苏联专家B·伊万诺夫、B·卡赞斯基、A·西蒙诺夫、B·安东年柯主持授课，以培养师资为重点举办了导演、演员、摄影、制片四个专修班，学员都是来自各电影制片厂具有相当实践经历的创作和制作部门的在职干部，学制二年。学校同时配备了一部分师资力量协助苏联专家工作并随班学习。
苏联专家在专修班的讲授中，除了理论讲授外，更重视课间影片作业的实习，学校为此在原来演出科的基础上建立了实习办公室，增添了影片实习设备和教学辅助力量。四个专修班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先后拍摄了《小白旗的风波》、《众叛亲离》等九个联合作业影片片断，演员专修班又排演了舞台剧《仇敌》和《第十二夜》。周恩来总理亲临观看了《第十二夜》的演出，并接见苏联专家与学员，对专家的教学和学员的学习成绩给予了肯定和鼓励。
1955年7月，北京电影学院筹建小组“关于筹建北京电影学院工作的报告”，经文化部上报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于7月24日亲自批示给高等教育部并由综合教育司于8月4日正式列人计划。
从表演艺术研究所第一个演员班到专修班这一电影教育的初建的历史阶段，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急需与发展输送了576名名专业的毕业生。这其中，如：郦子柏、印质明、赵联、庞学勤、李孟尧、孙羽、张天民、林汝为、林农、王炎、于彦夫、董克娜、杨静、于洋、张桂兰。李文化、魏铎、沈杰、常彦、阿达等一大批知名的艺术家以及汪流、余倩、刘国典、孔祥竺、韦彰等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
1956年6月1日，国务院批准北京电影学校改制为北京电影学院，任命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王阑西兼院长，建院后，校址设在新街口外大街的小西天。专业学系设置为电影导演系、电影演员系、电影摄影系和放映师范专修科。同时参加了全国统一招生。三个本科系（四年制）还要进行专业考试（含初试和复试），招收了86名学生。他们正是新中国电影队伍中的第一批本科大学生。放映师范专修科招收了29名大专科学生。三个系的课程设置分：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讲座课。在共同课方面又分：政治课、文艺史论课、外语、体育课。教材、剧目、参考书目等方面虽也有中国民族艺术教育传统的内容，但教学计划的框架基本上采取的是苏联电影教育体系。 1958年8月，文化部批准建立北京电影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
1959年，增设了电影美术系，本科五年制。并进行了招生。
1960年，文化部决定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工程学院的电声、化工、机械三个专业班的新生及教工全部转人电影学院，建立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工程系。
1961年，建立电影文学系，由文化部文化学院转来二年级15名学生学习电影编剧和电影艺术理论，于九月初开学。
1963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撤消后，美术系在校学生转入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美术系（美61届）继续学习。
从1960年到1965年，由实验电影制片厂组织的本科生各届毕业班摄制的联合毕业作业，短故事片20部、71本，纪录片多部。其中《穿山巨龙》、《大木匠》、《父子俩》三部短故事片、《高炉电花》、《装卸之歌》二部纪录片曾在中国国内发行上映。
这一时期，教学对象主流是本科系各专业，但仍坚持着为电影事业发展的需要培养在职干部。1959年曾建立过短训部，为各电影制片厂培训了“新闻编导”、“新闻摄影”、“录音”、“洗印”四个专业的学员273名；这一年还举办了表演师资进修班，聘请苏联表演艺术家尼·潘可娃来校任教，1960年8月表演师资进修班结业，演出了苏联话剧《乐观的悲剧》。摄影系举办了“电视摄影干部短训班”、“科教电影摄影短训班”，导演系举办了“科教影片导演进修班”，工程系举办了“放映师范专修班”。作为教学改革的一项措施，1960年表演系试招收了一届初中毕业生的六年一贯制的两个教学班。
从1960年开始，学院摄影系先后接受了越南、柬埔寨、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派来的学习电影摄影的留学生，导演系也接受了阿尔及利亚的留学生。
1959年3月，北京电影学院接受中共北京市委的委托，由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摄制定期的新闻杂志片《北京新闻》，以反映北京市各条战线的建设、发展的新成就和新人新事，每月两期。与此同时，还摄制了《建设密云水库》及北京工业、北京农业等方面的大型纪录片多部。
《北京新闻》于1960年被评为北京市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到1962年秋共发行了63期，由于电影胶片进口锐减，市委决定暂停摄制。
六十年代初期，课程设置加强了史论课的建设，增设了《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史》、《艺术概论》，制定了《学生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电影教育完全陷于瘫痪。1970年5月，全体教职工下放部队农场劳动，接着又把全部校舍房屋、设备、影片资料、图书移交出去，电影学院被扫地出门。
这一时期，电影学校在压力下先后招收了“工农兵学员”的大专、中专、进修班等22个专业班。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7年经国务院批准又恢复了原建制北京电影学院。
文化部为迅速重建北京电影学院，1978年3月建立了由副部长王阑西任组长，卢梦、 钟敬之、申伸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拨乱反正，恢复了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五个系本科的招生，文学系先以举办进修班主逐步恢复本科招生。举办表演师资进修班，各系并举办干部专修班。为给民族地区 培养电影干部，1981年招收了新疆、内蒙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表演、摄影、美术、录音四个专业的本科班。 1982年7月，罗光达、周传基以观察员身份赴澳大利亚参加 CILECT（国际电影、电视高等院校联络中心）会议之后，学院先后派出考察团考察了东、西方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电影电视教育的现状。
继学院学术委员会恢复、创办《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之后，建立了电影理论研究室，并先后组织了一系列有关电影美学、中国电影民族化的道路、中国优秀影片的创作实践、电影与电视等专题研讨会。教师们先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及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有影响的论文300余篇。各专业教师先后完成的理论专著有70余种，其中《摄影曝光控制》、《摄影镜头的性能与选择》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国家一级），《元美学》、《色彩学基础与银幕色彩》获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教材一等奖。1987年-1992年间获国家及部级优秀教材奖共9种。
在史论课的建设方面，重建了7个国家的“电影研究”课程以及35门选修课程。
实行“学年学分制”、“二·四制”（按本科招生，两年后根据学分成绩，少数学生按大专毕业，其余继续学习）并在1985年级6个专业的新生班试行。
毕业生在教师指导的毕业演出中，其毕业作业《中彩》、《童年往事》、《随风而去》分别获得国际大学生奥斯卡电影节奖和东京国际大学生电影节的特别导演奖等。

北京电影学院于1984年被吸收为CILECT的会员学校，并于1988年被选为理事学校。1991年6月6日，受CILECT的委托，由学院主持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电影、电视培训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亚太地区22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个高等影、视院校代表。
1984年，电影学院受权招收硕士研究生，并逐年扩展研究方向和扩大招生人数。此后又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研究方向为电影历史和电影理论的硕士研究生教学班。
1989年，建立了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培训中心，
1991年5月，学院制定了《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规划纲要》。
1992年，学院决定建立“金烛奖”、“北京电影学院奖”，前者为奖励在校工作成绩突出的教师和职工；后者则为表彰学院师生及历届校友在电影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的电影作品而设立的荣誉奖，以弘扬电影教育并推进中国电影艺术的提高。奖项分大奖、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奖七项，1993年5月5日，举行了首届“北京电影学院学院奖”、“金烛奖”颁奖大会，获奖作品及作者名单以金字镌嵌在校园的金字塔碑上。
1993、1994年，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作建立了跨校双学位学制班。从1994年开始并扩大了研究生的招生计划。
1995年，与中国摄影家学会合作办学，成立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另外北京电影学院董事会也成立了。
2013年3月，教育部、北京市、国家广电总局签约共建北京电影学院，根据共建协议，北京电影学院还将在通州区建设占地面积500亩的新校区，建成后可保障6000名学生在校学习，将比目前的学生培养规模增加一倍多。
2015年，北京电影学院举行建校65周年庆典活动； 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电影学院签署了关于联合办学的战略合作协议，北京电影学院相关专业的二级学院将陆续迁址到位于河北香河的中信国安第一城。

『叁』 中央民族大学 音乐学院

不要把社会想象的来太黑暗自。
可以找民大的老师甚至教授学习，如果他就是评委你就容易在很多人当中脱颖而出了，音表比音教要求专业课还要高，都得考视唱练耳与乐理。音教还要加试钢琴。一定要把自己的水平提高，让院校重视你的才能，否则我们连托人给钱的机会都不会有的。俗话说得好，十个人有八个是靠关系混，那有什么，做另外两个不就成了？！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