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年因出身不好上大学受影响
1. 杨荣馨的生平经历
人生的十字路口
1931年5月6日， 杨荣馨出生于山西省安邑县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曾是大禹帝都、武圣关羽故里,是一个人杰地灵，五谷丰登的风水宝地；县城有一座建于元魏延和二年（公元443年）的雄伟佛塔，是一个地标式建筑，是国内现存的最高佛塔。
1949年西安解放后，在父辈的鼓励下，杨荣馨前往文化古都北平求学，考取了当时的中国政法大学。对于自己的求学经历，杨荣馨记忆犹新。
他回忆说：“我到北平时，各大学招生期已过，上学的愿望难于实现，但我没有放弃，仍抱有能够上大学的希望。后来遇到三个机会：一是平原省（当时新成立的省）在招小学老师；二是张家口的第四军医大学来招生；三是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谢觉哉，不是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也在招生。这是我人生的十字路口，三个选择，三种前途，发展的道路就迥然不同。经过再三商量，我没有去平原省，因为要当小学老师还不如在家乡干。军医大学虽然可学技术，有极大的诱惑力，但觉得张家口既远又冷，好容易跑到北平，也就不愿再动了。当时的中国政法大学学制三年，享受供给制，觉得很不错，于是带着全国学联介绍信前去报名，经过简单的考试和面试就被录取了。”
1950年3月，中国政法大学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杨荣馨的法学生涯正式开始。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法科学生，杨荣馨和他的同学们对来自苏联的法律和法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同时也学习中国法律，还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课堂讨论，加上去法院“生产实习”，获益匪浅，为此后的教学和科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杨教授学习刻苦，追忆那段求学的日子，老人说他常常在宿舍强制熄灯后到厕所去学习，一直坚持到大学结束。也难怪先生大学求学期间所有课程的考试成绩全部是满分，无一例外，为同年级200多人中之佼佼者。
跌宕起伏的法学教育生涯
1954年大学毕业，杨荣馨入职北京政法学院，从事民事诉讼法为主的民事程序法的教学研究工作，开始了其法学教育生涯。无论教学还是带学生实习，杨教授工作一贯秉承踏实认真之精神。工作初期,因学术与教学水平突出，杨荣馨曾被派至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讲“法学概论”中的民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等内容。
然而好景不长，在那政治风雨飘摇动荡的年代，法学界遭受重创。1966年，北京政法学院终遭厄运，学院停止招生，1970年12月被撤销，全体教职工被安排到安徽省去办“五七干校”。杨荣馨举家迁至安徽五铺。1972年4月，因所谓“出身不好”，杨荣馨再次被通知下放，分配至大别山区的六安县。六安县的“军代表”又安排他上大别山最高最深处最小的小学任教，以利于接受再教育，进行彻底改造。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杨荣馨仍然心有余悸，当时以为从此就要与北京告别，与法律分手了。就在杨荣馨回京办户口期间，政治形势大变，政策上又允许在北京找工作，经人介绍，河北师范学院同意接收。办理工作调动时，安徽方面曾阴差阳错地将先生和夫人的档案寄到北京师范学院（即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一看档案，觉得人才难得，也同意调入。杨教授几经考虑，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最终放弃北京，选择了地处塞北的河北师范学院。
与民事诉讼法的不解之缘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1979年恢复招生，离开自己热爱的法律领域多年的杨荣馨终于重回法学队伍,回到北京政法学院，重新开始民事诉讼法学教学研究工作。并受学院委派筹备组建了民事诉讼法教研室，担任第一届教研室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民诉教研室由此起家，发展为现在的民事诉讼法研究所。现在的民诉研究所人才济济，成果巨大，杨荣馨的功劳不可磨灭。
谈到一直从事的民事诉讼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时，杨荣馨谈到，“我1954年来到北京政法学院，很快进了民事诉讼法教研室，后来几经变化，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工作机构是分了合，合了又分。最后我还是回到了北京政法学院，又筹办成立民事诉讼法教研室，我和民事诉讼法真有不解之缘啊。”
杨荣馨从事法学教育与研究已超过半个世纪，主要是从事以民事诉讼法为核心的民事程序法教学与研究，有时也涉及民事实体法方面。其讲授的课程有民事诉讼法（含强制执行）、公证法、调解法、仲裁法、破产法、中外民事诉讼法比较、中外仲裁法比较、民事程序法以及民法、婚姻法、继承法等。
几次参与民事诉讼法立法和修改
除了在教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之外，杨荣馨在民事诉讼立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几次立法、修法的主要成员。1979年9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组织成立民事诉讼法起草小组，杨荣馨受学校指派参加，负责起草强制执行程序部分。
“我们起草小组对工作十分认真、十分负责。例如，为了一个‘的’字的用法，就研究过两天，有些地方先是保留，后又删去，或者先是删去，后又保留，反复推敲，才能定稿。”
对于参加民事诉讼法起草工作时的情景，杨荣馨仍然清晰地记得其中的细节。“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起草工作，先后花费了两年半的时间，是我国所有法律起草工作连续进行时间最长、研究最细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我国唯一超过200条，达到205条的大法，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83年国家又酝酿制定企业破产法，1984年破产法起草小组和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成立，杨荣馨参加起草工作小组，任副组长。虽然那时破产在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还饱受争议，但杨教授等立法工作者尊重客观实际，尊重法律科学，以科学的精神回应“社会主义制度有没有破产、有没有失业”的问题。此外，杨荣馨还参加了我国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仲裁法、行政诉讼法等的起草论证工作，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并被采纳和吸收。
杨荣馨教授积极参与我国的立法活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典成长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从1979年9月起，作为国家民事诉讼法起草小组主要成员,为新中国首部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和修改，进行了前后长达五年的立法工作；承担了1991年民事诉讼法典多个章节的起草工作；全程参与了2007年民事诉讼法典的修订活动；2010年以来多次应邀参加了民事诉讼法典再修改的论证和研讨工作，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专家建议稿）。杨荣馨教授还曾任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副组长、公证法起草小组顾问、人民调解法起草小组特聘研究员； 参加了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仲裁法、行政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的起草论证工作。他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都被采纳和吸收。
为推动强制执行法学发展和立法锲而不舍
强制执行立法在我国比较落后，强制执行法学在我国比较薄弱，法学界研究起步较晚。杨荣馨教授长期呼吁单独制定我国强制执行法。他在1991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就主张将执行程序从民事诉讼法中分离出来，制定独立的强制执行法。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年近八旬之际，他仍四处奔走，对强制执行法情有独钟，追求不懈。2010年4月18日，他创建了唯一的全国性强制执行学术团体——中国行为法学会执行行为研究会，以超乎想象的法治理想和法学热情，连续举办了两届规格高、影响大的执行论坛。杨荣馨教授还主持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执行法（专家建议稿）》，有力地推进了强制执行法的立法进程。
“退而不休”超期服役
杨荣馨退休后即被学校聘为“特聘博导”，仍继续招收国内外的博士研究生。对于能够继续从事教学工作，他满怀感激地说：“我很感谢学校领导和广大老师的厚爱，给我以超期服役、继续报效党和人民的机会。”
杨荣馨教授虽然退休了，但工作和生活仍很紧张，丝毫没有“休”的感觉，甚至还有不堪重负的压力。
“在这几年，杨老师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培养博士研究生。截至2010年，杨荣馨教授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六十多人，博士研究生七十多人；二是呼吁立法；三是成立执行工作的全国性学术团体。”
民诉法学会秘书长宋朝武教授对记者说，“这也是杨荣馨教授长期以来的心愿，希望能有这样一个平台，以促进强制执行立法。现在他的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中国行为法学会执行行为研究会这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已经于2010年4月18日成立，由杨荣馨教授任会长，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汤维建教授深情地回忆：“22年前的这个月底，我进入中国政法大学的大门，进行研究生复试。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从小学课堂来到大学课堂，从受教于普通教育到受教于全国名师。我的感觉像阿里巴巴惶入深山宝库，满目金辉,遍地玑珠。在读研究生期间，杨老师交给我做的第一件活，就是大网络全书法学卷词条的撰写和校对。可以说，是杨老师把我这个尚处在蒙昧状态的年轻学子（那时我25岁），亲手引进学术堂奥。杨老师的课讲得很细。杨老师总说,程序一定要细，否则就像没有程序一样。后来我领悟到，细密乃是程序之精髓。”
杨荣馨教授的大半生,可谓前期苦难,后期安乐,虽经风风雨雨,但终阳光灿烂。回忆往事,杨荣馨教授本人也感慨良多。他说:“我现已进入夕阳时期,但心情还是挺好的,心劲还是挺高的。”
姓杨属羊的杨荣馨教授最后还用一首七绝以明志：“盛世夕阳无限好，坦然任尔近黄昏。老羊本无千里志，奉献余热报国恩。”
憾事：未见强制执行法
中国司法领域执行难的问题普遍存在，而相关的立法相对滞后，法学界研究起步较晚。杨荣馨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很早就培养这方面的研究生，带领博士生从事强制执行法学的研究，在我国法学界居于领先地位。
为成立强制执行法学研究会，推动我国强制执行法学发展和立法，杨荣馨默默耕耘，多方奔走、呼吁，坚持14年之久。2010年4月18日，杨荣馨推动并任会长的中国行为法学会执行行为研究会终于成立。这也是我国为执行法学研究和立法，强制执行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搭建的第一个全国性平台。
从民事诉讼法制定初期到此后的历次修改，杨荣馨都负责执行程序编。对于我国久治不愈的“执行难”和个别情况下的“执行乱”这个痼疾，杨荣馨倍感忧虑，较早提出了将执行程序从民事诉讼法中分离出来，制定独立强制执行法的主张，以回应社会的迫切需要，并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执行法（专家建议稿）》等多项建议。
2010年8月，在井冈山召开的全国“强制执行立法建议研讨会”期间，杨荣馨吟出一首《水调歌头偶上井冈山》。词中最后一句，“世上遇难事，我们在攀登”是他十余年奔波于强制执行立法的缩影，也成为他一生的写照。
2. 张中晓的故人怀念
《青春祭：记张中晓与胡风》
本文作者：梅志（胡风夫人）
《我与胡风》①一书，原是约请与胡风同案的友人们来回忆过去，并叙述自己及家人亲友因此而遭到的种种悲惨境遇，为的是希望这一段曾经残害了这些有远大抱负、革命热情的进步青年的青春以至生命的历史永不再重演！
但是，自1955年被定为“反革命”案件起至1980年平反时，已有好几位友人含冤死去了，他们已不能亲自叙述他们的冤情和不幸，将真相告诉人们了。只得由他们的亲人来追叙往事，寄托哀思。
但是张中晓，这位被捕时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不但没有妻子儿女，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著。至于他是如何死的，哪年哪月死的，那是更弄不清了。可是，在一九五五年揭发的材料中，却给他扣上了一大堆不堪入目的诬陷和莫须有的罪名，至今仍使一些人莫明其究竟。这就使我们这些幸存者感到十分沉痛，觉得有责任将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都写出来，这才是对他的最好的悼念。
我记得朋友中最早和张中晓通信的，大概是梅林。那时，梅林在编上海《文汇报》和《文学界》，中晓可能是投稿者。梅林很赏识他，向我介绍说他对胡风很钦佩，谈到一些问题要我去信回答他。我和他通信后，知道他是绍兴人，年纪很轻，由于严重的肺病已卧床数年。他对胡风的理论尤其是对鲁迅先生的著作都有着很独特的见解。于是，我就让他直接和胡风通信了。
这一切，开始得就是这么简单。
我被捕两三个月后，一切他们需要了解的我都自认是如实地交代了，但每次都还严厉地训斥我，总认为我还有“大西瓜”没有交出来。因此，我失眠了，几乎整夜不能合眼，思前想后，实在想不出什么反革命的“大西瓜”来。这样的情形，继续了好久。
一天，审讯员突然向我亮出了一张王牌。那天已快到深夜，我早已被命令上床睡觉了，这时又被叫了起来押往大厅。审讯员鼓着眼睛盯了我一会，我知道这是心理战术，但我心里没鬼，所以这盯视是无效的。
最后他问：“你说过你知道的都交代了。我问你，中央公布要交信后，你们烧了哪些信？”
我说：“没有呀！我们只将信整理了一下，准备交出。”
“嘿！你还替胡风隐瞒！他都交代了。”
我无言对答，只好沉默。
“你记不起来了？好，那我提示你，可不算你但白交代的啰。你们烧了张中晓的信，对吧？你当然知道，我们早说过烧信是不行的，要以毁灭罪证论处。你害怕了是不是？但你只要将那信的内容交代出来，你们就可以从轻发落。”
我记起来了，胡风在整理信时，取出了张中晓在好久前给胡风看的一封信。那是他以个人的名义向党中央汇报下面的一些情况并向党中央提意见的（意思是响应胡风）。但胡风看后觉得没这个必要，同时，一些问题也无法说清，就将信搁下了，只去信劝他不必写这种信。这时，胡风将信重新翻了出来，又看了一遍，觉得如果交出去对张中晓显然会很不利。我也感到，张中晓身体这么坏，只有半边肺，是受不起“批判”和打击的。就这样，胡风把这封信烧掉了。现在要我交代它的内容，我实在记不起来，就当作一封一般的应酬信来复述它的内容。当然，还得承认烧信是有罪的。这自然是过不了关的。最后，我只好将当时的情况，胡风和我所想到的对张中晓可能产生很不利的顾虑，如实说了。审问拖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回屋已快天亮了。这次审问使我的心情更坏了。心想，如果这样一个个问题问下来，我怎么办？我怎么交代得出“反革命”？这是不能编造的。我们没有“反革命”，没有“大西瓜”? .。这时，我脑海中出现了延安来人说到过的“抢救”运动、整风运动的情况。我不是怕皮肉受苦，而是怕精神支持不住。想到这些后，曾几次走向床前的一张硬木大条桌边，想一头撞在那桌子角上。我知道，如果对准太阳穴，那是可以致命的。使我最终下不了这决心的，是因为想到我那时只八岁的小儿子和陪我苦了多年的年迈八十的老母亲，我不能使他们在不幸上又加不幸。我赶紧掉过头去，不敢再看那以死神面孔诱惑我的桌子角。但我实在想不通，不由得在一张纸片上写了“已开始逼供了”几个字。很快，这纸片被看守我的女同胞发现，并抄走了。
几天以后，我又被提审，针对这句话严厉地责问我。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心情说了（当然没有提到自杀的念头），一边说一边哭了起来。最后，我一再申明，如果这样地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我是交代不出的，随你们判我罪吧。
看来，审讯员也冷静下来了，并且还表示出很诚恳的态度说：“我们并没有强迫你交代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如有，你指出来！”
我就将张中晓信件的事提了出来。我说，“要我完全背出这封信来是不可能的，可你就认为我是有意隐瞒，包庇胡风和张中晓。”说到这里，我又哭了：“张中晓是一个病人，我不能乱说害他，他身体受不了的。你们说我包庇，我承担就是了。”
这时，他却说：“我们不要你乱说，乱说也是犯罪。你可以如实地说你所知道的。”
我就提出不能像他所要求的那样把一切都说得那么确切，很多问题，我只能用“不知道”、“可能”、“好像”、“似乎”这类字眼来答复，由你们再根据具体材料去核实。我只能这样交代，我还要申明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反革命罪行。
我想，这话大概又要使他大发雷霆了。还好，他只是对我进行了一番开导。
他问我：“你们反对周扬吧？”
我说：“那是的。”
“你们应当知道周扬是代表党的。”
“知道。”
“那么，你们反周扬不就是反党吗？”
我不敢吱声了。
“反党不就是反革命吗？”
原来如此！经他的推理法这么一推，才使我恍然大悟！所谓反革命只是对某位党内领导人的反对，并不是专指“叛徒”、“国特”而言！时间过得真快！十年、二十年? .过去了。我和胡风在狱中有时想起一些友人，怀念他们，猜测他们可能遇到的不幸，除了叹息外，别无他法。对张中晓，胡风总是说到他的性格倔强，怕经受不住打击。
一九七九年胡风恢复自由，一九八○年我们回到了北京。我到处打听张中晓的情况，只知道他与我们同时被捕，“文革”时被迫害死去，详情则谁也说不清，真令我们痛心和遗憾！
前面已说过，是梅林介绍我和他开始通信的。那大约是在一九五○年批判《武训传》之前。后来才知道，他对《文艺报》对胡风《安魂曲》的批评有不同看法，还写了信去责问《文艺报》。
关于他的身世，他曾在给胡风的信中详细地介绍过，这可算是了解他的第一手材料了，故摘抄如下：
我生于一九三○年，出身是“读书人”家庭，家里有二十来亩田，一所在乡下的房子，这在绍兴是算小康之家的。我的父亲是邮局里的职员，是一个非常之诚实、忠厚的人，他靠旧社会给他的善良的、超人的德性生活到今天，他在邮局中做事已有二十七八年了。抗战的几年，我家里变得很穷，父亲没有本领赚“外快”，一月收入只有二三斗米，连自己也不能维持，我家就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我家那时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一个母亲、一个老祖母、一个没有了儿女的残废的姑婆）。我在十四岁的一年读过一年初中，以后，失学了。为了生活，我曾做过一些小生意，摆过香烟摊、糖摊、杂粮摊等等。挨过日本人和“和平佬”①的巴掌（这里在沦陷时，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挨过打的），还被“梅机关”②和伪军捉去过一次，随军走了二十多天。
在中学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先生（他是校中的教师），他藏有许多书，现在能记忆的是：鲁迅先生的书差不多都有，有一套《译文》，里面的插画使我惊奇，还有几本《七月》和几本“剪报”。我离开学校的时候，还一直和他在一起，每天有一点空，我总是去看他的。《希望》，我也在他那里看到的，只有一本，仿佛是第二期，书面是没有了，很破碎。
那时，我当然是看不懂。但，本能地觉得这些是与我的生活有着关联的，这里面，这个先生对于我的帮助是很大的，他往往用这些书里的意义鼓励我，向我启发。话是极平常的，但我那时感觉到他的话有着与平常不同的见解。他的英文很好，我跟他学英文（一律都没有报酬）。总之，这个先生对我帮助是很大的，除了学问之外，他的诚实、但白、单纯的性格，使我或多或少地感染了一些的。可怜得很，这个先生在抗战胜利前五个月（一九四五年三月）被日本宪兵队拿去了，原因是他的一位表姐是共产党。后来，又在他那儿搜出了犯“禁”的书。
抗战胜利后，我的叔父回家了，国民党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由于他的帮助，我在一九四六年北碚考进了相辉学院（西迁时复旦旧址），那时，我的英文自修到已能读《莎氏乐府本事》，我想读外文系，我的叔父要我读农艺系，于是我进了农艺系，第二年转入重大。
这二年，我除了“正经功课”之外，读了一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读了几部西洋名著。重庆和北碚对我帮助很大的。重庆的“旧书摊”、北磅的图书馆，我从那里读了不少的书籍。我有五本《希望》、十多本《七月》。桂林版的《山水文丛》（你的《死人复活的时候》）、《人与文学》也是那时买的。还有你的论文集《看云人手记》（《密云期风习小纪》）、《在混乱里面》等等。我对你们接近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所理解的人生，是使我感诚和亲切，和我息息相关。
① 指汪伪的和平军。
可惜，这些书我回家时都抛了。
一九四八年五月，我突然吐血（据医生诊断是已有五六年历史的肺结核）很厉害，血吐了二大面盆，原因大概是过去几年的困苦和两年来的“用功”。于是，回家。现在，又两年了。
现在，身体已可动动。两年来，虽然是睡在床上，但也读了一些书。你的《论现实主义的路》和《逆流的日子》，就是在这段时间内读的。此外，我还读些《蚂蚁》、《荒鸡》，《鲁迅全集》读了十多卷，还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精神的搏斗记录，有助于我战胜肺结核的进攻。
我过去曾写过一些杂文和诗，现在，待身体较再好一点，我准备再写。两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两年来，我睡在床上，家中情形也不甚好，我是用最大的力量战胜肺结核的，我想，这是使我恨一切的原因。两年来，我所受的苦难比从前的一些日子多，我懂得了什么叫做贫穷！什么叫做病，什么叫做挣扎！? .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
人受苦越多，对甜味渴望得越厉害，而且，会诚实地接受“糖衣毒药包”的。去年，我被政治上的彩云震昏了！就学习文艺方面来说，我从生活费里省下几块钱来订了半年《文艺报》（第一卷），我想，这里面该集合全国文艺的精华吧！但，谁知上了当：越看越讨厌。起初，总以为我还没有被“改造”，感情合不来的缘故（这是照现在的说法）。后来，在第十二期上看了沙鸥的压轴戏，我就从讨厌变成憎恶了。
我从这封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张中晓给胡风的信中原封不动地抄录下了近两干字（由于原信破损，有两处无法抄清字句，只得以□代之）。
应该说明的是，这封信长达四五千字，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仅仅只摘引了“我过去曾写过一些杂文和诗，现在待身体较再好一点，我准备再写。两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 .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这几句列为第三批材料第“六七”封信的摘录。也就是全部材料的最后一封，向善良的人们揭出这位“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
从这封介绍自己的信中，胡风理解了他的心情。并且，从他另外的信（原信已找不着了）中知道，他家聚族而居的房子正在拍卖，各房为了争夺财产暴露出的尔虞我诈使他很失望，因此常在信中说出“封建势力正在杀人”这类活。至于“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云云，很明显是一个卧病在床的病人变态了的悲观世界观的反映，他病态的所感所见的周围的小社会。但因为他还只是一个小青年，就有着这样阴暗的心情，是不好的。胡风就写信去劝慰他开导他。
大约是一九五二年吧，他由梅林（当时任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约请，经社长同意，来到刚成立不久的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好像是由他的同事罗洛陪同来的。他高高的个儿，面目很清秀，但看得出他的肩膀一边高一边低，这是由于肋骨被折断五根将半个肺部都压缩了的结果。就座后，他显得很腼腆，说话很少。而罗洛也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文静青年。这可使我这位主人很不安，冷场总不好呀。幸好，我的小儿子进来了，他“罗叔叔”“张叔叔”地叫着，问这问那，才使得气氛热闹了起来。
这之后，到星期天有时间他们就会来坐坐。那时，胡风基本上是住在北京，听取对他的批评。所以，他们来时我就告诉他们一些胡风在京的情况。
这时我才发现张中晓很容易激动，常说出一些很尖锐的话，一反平常的温和和沉默。他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尤其是对文艺思想文艺作品的评论，很使我佩服。而且，我从梅林那里得知他的编辑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对稿件提出的意见常得到同事们的赏识。《铁道游击队》的原稿就是经他看过并提出修改意见的。这时，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很顺利，工资不算低，身体健康多了。我曾很关心地向他提过，应该给家里寄点钱。他说，家里已好过多了，弟妹们都长大了，工作的工作，出嫁的出嫁，只两个小弟弟在家读书，他有时寄点钱或衣物给家里。
他来我家的谈话，有时我写信告诉胡风，胡风也经常和他通信。可能是肺病患者的特点吧，他在谈问题时常显出过敏的偏激，用词有时也过分夸张，例如关于《讲话》的一些不敬的评语。这本来是私人通信。一个人世不深的青年人还没有学会隐瞒自己的想法，就直白地在给胡风的信上用了“图腾”和“屠杀生灵”这类过于刺激人的字眼。等到我们被逮捕抄出一切信件后，这些对伟大领袖不敬的话加上了怒气冲天的编者按，就成了胡风和他罪大恶极的罪状之一。我们敬爱的领袖对这个张中晓是印象很深的，幸好他可不是封建帝王，而是宽宏大量的领袖，知道人头不是韭菜，砍掉是长不出来的，张中晓和我们这些人才没有身首异处！
一九五三年，我们举家离开了上海定居北京。中晓很关心胡风和路翎等朋友的情况，常来信谈论他们的作品和文艺界的情形。一九五四年秋未，他趁回家探亲的时间，到北京来看我们，想同胡风面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在这期间，他和胡风、芦甸、路翎谈过几次话，并且看了“三十万言”的初稿。他很同情胡风和路翎等友人的处境，回去后才想到用个人名义给党中央写信，为他们抱不平。这就是公安机关要我交代的那封信的来历。
一九七九年，胡风知道他（张中晓）已去世的消息后，非常难过，曾想在了解详细情况后写篇悼念文章以纪念他。但后来，胡风的心因性精神病复发，我就再也不敢同他提起张中晓这个名字了。
我想方设法探询中晓那些年的情况，后来同他的父亲通了信。知道他家很穷困，就请王元化同志（一直很爱护他的新文艺出版社时的上级）向上海市出版局要到了五百元的抚恤金。我们只能为老人家尽这一点点力。
一九八一年我陪胡风在上海就医时，中晓的一位弟弟到旅馆来看我。他是一九五七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时由于在向党提意见的座谈会上表示了对“胡风分子”的同情，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罪名是“替胡风反革命分子张中晓鸣不平”。毕业后，充军发配到新疆去服劳役。沉冤二十年，直到四十岁才作为一名教师走上了讲台。这次他趁回家探亲之便找到母校党委，要求为他落实政策“割尾巴”。总算给他重新写了“改正结论”。
从他那里我才知道了他大哥的一些情况。他大哥大约是一九五×年（？）由公安机关批准回家养病。生活很是困苦，但还是想方设法找书看，翻出了一些古旧书籍，还作了不少的笔记杂感。说到这里，他从绿帆布包里取出一沓乱纸交给我。
那是一些旧帐本和学生练习本的空页，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毛笔小字，很难看清。可见当时中晓是穷到连笔记本都买不起，为了省纸费了多大劲来写！他弟弟还说，他曾将上半截已穿成满是破洞的背心剪下较完整的下半截来改成一条短裤，就这样地度过一个夏天。那时，母亲到在江西当干部的二弟那里去了，家里只靠老父的一点退休金要养活两个小弟弟，困难是相当大的。
他弟弟告诉我，“哥哥对我的学习还是挺关心的，常问问我的功课。尤其是对小弟，他喜欢画画，哥哥就常鼓励他，并给他一些批评指导。”中晓给他弟弟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解放前他是追求进步的，且勤奋好学。一九五0 年刚满二十岁就在当时的《文汇报》副刊上发表长篇文章。他与胡先生的交往，也是解放后才开始的。一九五五年报载三批材料，说他们组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在遣返回乡带罪养病时我曾私下里问过他，他自己讲，‘我写恨一切人，是指恨一切人身上所有的落后习性；写憎恨这个社会秩序，是指恨制度上的缺陷（封建残余）。我想给他（指胡先生）写信可以写得尖刻坦率些，怎么会料到这些信后来都成了反革命的材料。? .我并没有反对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但我觉得毛主席的文艺观点是有时代局限性的。谁知这些看法被截头去尾加上按语，都成了反革命的罪行！’”
这是事隔若干年后他所做的自我批判吧，今天已经没有解释的必要了。这些话难道触犯了刑律吗？结果却连他的弟弟都遭到了充军新疆二十余年的无妄之灾，这谁能想得到呢？
“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勒令他返回上海，放在新华书店的库房里劳动。由于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使得他肺病复发，又得不到任何治疗，终于吐血不止，送进医院后，不久就死了。
真情是否如此，谁也无法调查。只有他本人才能说出身受的折磨和痛苦，但这一点已无法办到了。他死时，大约还不到四十岁。
张中晓信上的一些话是否是反动言论，可惜他早死了，无法来解释或申辩，只有待历史重新评说。他连后人都没有，也没有留下遗物或遗著。我手头有他唯一的一张照片，是他到北京后芦甸请他游北海公园时，和我小儿子三人合照的。不幸三人中幸存的只有当时仅八岁的小孩了。那一沓笔记，本来我们请何满子同志给他整理，看能否辑成文章和过去的文章合编出来，以留个纪念。满子兄很热心地答应了。但后来他弟弟又遵父命另请别人整理，因此直拖到现在也还没能整理出来，真令人感到遗憾。
他和胡风二人之间的通信，至今我们只找到几封他写给胡风的信，而胡风写给他的信（仅《二批材料》中就有十一封），据公安部门说，应该是发还给收信人了。但既然收信人已不在了，那究竟发还给谁了呢？不得而知。我希望能够早日找到这些材料，因为它们能够证实胡风和张中晓的“反革命”言论的实质。
今天，由我来为这位年轻的“同案犯”写这招魂式的追忆，心情实在是很伤痛的，惟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地府都能得到安息！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夜
注释：① 《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六人回忆》一书，约六十万字，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3. 温馨的回忆 永恒的缅怀——纪念黄汲清院士诞辰周年及逝世周年
潘云唐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院士离开我们已整整15年了，但他的伟业丰功，永垂科学史册，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汲清先生出身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小地主家庭。少幼聪颖好学，成绩名列前茅。而且，他思想先进，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在成都四川省立联合中学、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和北京大学地质系读书时，都积极参加了学生爱国进步活动。他在学习上极其刻苦努力。在天津和北京的7年大学生活中，他从未回过一次家，一方面由于他家远在四川，当时交通条件差，另一方面，他也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学习中去。
黄汲清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成绩特别优异，1927年，他上三年级时即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表了《北京西山寒武奥陶纪层》一文，被授予“优秀论文奖金”(140块大洋)。1928年，他毕业前夕，与同班同学随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去热河省北票等地调查地质，他野外记录簿文图俱佳，显露基本功的绝活，深得翁的青睐。同年夏，他毕业后即考入农矿部地质调查所(当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北平后，该所归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管辖)。翁文灏竟安排他这样一位还没转正的“练习生”在他的大办公室里与他的秘书并排办公。这简直是破天荒的礼遇。说明翁真是相中黄汲清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伯乐”他实在是当得太好了。黄汲清入地质调查所一两年间调查了东北煤田地质，特别是随丁文江从事了西南地质大调查，又在两年内撰写出版了6部关于古生物学、地层学、区域地质学的专著。他初出茅庐，锋芒毕露、业绩辉煌，深为丁文江、翁文灏所青睐和器重，并物色为接班人。1931年5月，翁文颢去南京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第8届年会，特意带上黄汲清去经风雨、见世面。1932年翁又授意并推荐他去瑞士留学。1933年，丁文江去美国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后到欧洲游历，特别在日内瓦约见黄汲清，告诉他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二叠纪古生物地层学权威查尔斯·舒克特在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讲述世界二叠系地层对比时，采用了黄的中国二叠系划分方案，使他也感到很光彩。临别时，丁更是语重心长地对黄说：“你还年轻，前程无量，我们对你的希望无穷，我的这架布朗屯罗盘，用了几十年，已经旧了，送给你作纪念吧!”令黄十分感动。
黄汲清1935年在瑞士浓霞台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又游学欧美列国，于1936年1月满载收获和荣誉回到祖国，才知丁文江先生于月初病逝于长沙，不禁失声痛哭。他向当时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汇报情况后，翁满心欢喜，当年即任命他为该所地质主任，一两年内就晋升为副所长、代所长、所长。翁1937年3月22日致胡适的信上说：“适之我兄……地质所事交黄汲清君代理，此即在君(即丁文江)与弟共同选定为继任所长者”道出了个中底细。当时翁文灏身边能人如云，不但有黄汲清在北大地质系的三四十岁的老学长，更有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40多岁的“元老”，而翁却按照与丁久已内定的方案，逐步交班给刚留学回国，才三十二三岁年龄的黄汲清，这一惊人之举自然使整个地质界同仁衷心仰慕黄的天才，当然也许免不了有少数人忌妒。然而丁文江、翁文灏任人唯贤、不搞论资排辈、大胆提拔青年精锐的举措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无比英明的。
黄汲清没有辜负恩师的信任、器重和全体同仁的期望，他尊老爱幼，上下一心，把地质调查所办得欣欣向荣，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杰出的第二代领导人。后来，他辞去所长职务，潜心野外调查和科学研究，在基础地质、应用地质若干领域都有辉煌的建树。在古生物学、地层学、地史学方面，他建立了中国二叠系生物地层学划分对比的基础，有“黄二叠”的美誉。在区域地质学与构造地质学方面，他开拓了中国地质图类的编绘事业，20世纪40年代他主持编了14幅《1/100万国际分幅的中国地质图》及整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60年代初他又领导编绘了国际分幅的1/100万全国整套地质图件(地质图、大地构造图、成矿规律图)，他又是我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创立和发展了“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成为我国大地构造学五大学派之一的代表。在应用地质学如矿床地质学方面，他发展并运用了“陆相生油学说”及“多旋回成矿学说”指导了石油天然气及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此外，他在第四纪地质学、地貌学、冰川学以及地质科学史等方面都有若干贡献。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西南地质局局长，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兼大地构造研究室主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
1948年，黄汲清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是地质学界6位院士中最年轻的(44岁)。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并长期担任中科院地学部副主任。他早年即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他当选为该学会第32届理事长，再一次担当起全面领导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重任。他曾率团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2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又出席了在莫斯科、华盛顿、东京举行的第27～29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他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优秀奖。在国际上，他曾获美洲地质学会名誉会员、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荣誉博士、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等光荣称号。
我从中学时代就听说过黄汲清先生的大名，他当时作为西南地质局局长、也兼任重庆地质学校校长。我所在重庆市一中初中的高班同学有考到重庆地校的，回母校谈起他们的黄汲清校长是著名的大地质学家。我也听我第二位母亲(也是我的大姨)刘尊一(西南师范学院教授)所生的弟弟则信说，黄汲清先生和母亲是北京大学同学，还倡议过北大同学会的活动，而他与汲清先生的长子浩生还是儒英小学的同班同学和好友，他们一起玩时，浩生突发急性阑尾炎，还是则信背他回家，然后送医院治疗的。他还说姐姐则智在儒英小学与浩生的姐姐洁生也是同班同学、好友。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就经常听说黄汲清先生了，最初的印象主要有两点：有人说他骄傲自大、趾高气扬，很不好接近；又有人说他差点被打成右派，后被保护过了关，但也受过批判和冲击，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他虽是大科学家，也根本吃不开。而我本人在“红专辩论”中又被批判为“白专典型”，很受压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想到去找黄汲清先生。
1963年，大学毕业前夕，我报考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杨钟健院士(学部委员)的研究生，虽然考出了优异的成绩，但杨老却从北大组织上和群众中听到关于我“白专典型”的很多微词，因而公开放出话来：“潘云唐尽管成绩考得最好，可惜我就是不要”。这对我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留北京工作的希望不免要落空了。我想作最后一搏，从其他地方寻找慰藉和补偿。我就在当年夏天一个下午。不揣冒昧，到百万庄卯区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宿舍去登门拜访黄汲清先生，自我介绍之后的由头是代表则智姐姐、则信弟弟问候洁生姐姐和浩生弟弟，并告知联系方式。汲清先生和夫人陈传骏女士明白我的身份和关系后，对我十分热情亲切。并且留我一起吃晚饭，慢慢叙谈几十年两家的友谊，真是一见如故。
汲清先生深情地对我回忆与父母亲的友谊：“我和你妈妈20年代在北京大学同学，虽然不在一个系，但常常一起参加进步集会，又一起上街去示威游行，你妈妈不畏强暴，敢与军警搏斗，堪称女中豪杰……你爸爸抗日战争时期是我的老上司，他是经济部常务次长，我是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他虽然位高权重，但很平易近人，体恤下属。我按规定每两个星期一次去部机关汇报工作(述职)。你的爸爸见了我总是热情招呼，亲切握手，坐下来仔细听我陈述，然后认真研究工作，有时也轻松愉快地‘摆龙门阵’，拉家常。我偶尔遇到所里有急事，去到部机关，翁文灏部长不在时，找到你爸爸，他对地质业务不熟悉，完全尊重我们的意见，我们提出一些要求时，他也不跟我们斤斤计较，看我们说得头头是道，八九不离十，就大笔一挥，为我们签字，然后盖章，办各种手续，使我们能及时领到钱和东西，解决我们所里的问题……”陈传骏夫人说她也认识我的两位妈妈，并多次去过我们家。后来，他们又问了我个人的若干情况，特别是政治表现、业务功课，外文工具的掌握等，十分亲切周到，从那时起，我就称呼他们为“黄伯伯”、“黄伯母”。
这次突然造访的意外成功，对在极“左”形势下怀才不遇、穷愁潦倒、落魄失意的我真是极大的抚慰。我懊悔自己不了解地质科学事业发展历史的掌故，以至选错了专业，投错了人，在杨钟健先生那里遭到冷遇和厄运，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在汲清老伯伯这里却是“柳暗花明”，使我受宠若惊，实在有“相见恨晚”之感。我回到学校后，立即给汲清老伯伯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信上搬用了德国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一文中的话：“我以一个毫无阅历的、并且满怀知识饥渴的年轻人，能够有缘认识马克思并得到他的教诲这种好运，更是使我感到万分庆幸的，只不过把‘马克思’和‘他’改成‘先生’。”不几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对我勉励有加，特别是提到最近与我的老师乐森
在“四清”和“文革”初期，我都是“黑五类”挨整对象，与汲清老伯伯一家就中断了联系，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在“文革”初期受到严重冲击，很为他担心。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形势有了好转，我们开始恢复业务工作。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夫妇都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也很为他们高兴。
1974年，我为编撰《西南区古生物图册·四川分册》而出差北京地质科学研究院，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他们家从原来的一个套间被压缩到一个单间，十分拥挤。但他们仍十分坦然，随遇而安，汲清老伯伯刚恢复工作又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1975年，我出差南京，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听了汲清老伯伯给青年科技人员的报告，又特别到汲清老伯伯所住的宾馆去拜望，传骏老伯母也在。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华大地。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我投考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尹赞勋先生的研究生，并取得了初试第一名的好成绩，到北京来复试，复试结束后又在北京出差，为公家办一些事，并且与则智姐姐一同在友谊医院侍候患膀胱癌手术成功后康复过程中的母亲。听姐姐说，母亲刚住进友谊医院时，汲清老伯伯夫妇都到医院探视。汲清老伯伯还特别托他的老朋友、该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钟惠澜教授多多关照，再加上母亲的老友邓妈妈(邓颖超)又请曾任总理医疗组长的吴阶平教授(后为两院院士，曾任人大副委员长)参加会诊，所以母亲的手术和康复治疗才很顺利。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和则智姐姐、则仁哥哥去三里河南沙沟6幢1门2号汲清老伯伯新居拜望，见他们从局促的一间小屋迁到了一个豪华的大套间，还带后花园，深深为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而由衷高兴。
后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先生，在召开全院招生工作会议时说研究生院要成立师资班，把成绩合格者培养成为研究生院未来的教师，于是中科院地质所招办就高姿态将我划拨给研究生院师资班。1978年10月来京报到后，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从那时起直至他逝世，成了他们家的常客，过从甚密。
1979年初，汲清老伯伯对我说，他大半生发表了很多著作，“文革”中抄家都散失了，希望我有空到图书馆查文献时，逐渐把他的著作目录编出来。我欣然接受这个任务，我结合研究生课题运作，在图书馆、资料馆查文献时，也把汲清老伯伯的著作卡片作了三四百张，一篇著作一张，包括公开发表的和内部印刷的，我另抄了一套，连同一个卡片盒一起送到他家，他很高兴，审阅之后又提供新的线索，我再去查找，如此反复多次，终于编成了他的著作目录，以后在很多刊物、专著上发表。
当年有一天，汲清老伯伯打电话约我去他家，并告诉我，当时很多单位部门在争着出科学家的传记，让我抽时间听他口述，进行笔录然后整理，我们就在星期日花一整天做了这件事，我整理完了他的传稿后交他审阅修改，后来，最先发表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授徐志春主编而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家辞典·第一分册》上。我从给他编传记中深深体会到他的优秀品质，高风亮节，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不久我送给他们一首旧体诗，全文如下：
七律：感事呈汲清公老世伯
伟矣高哉夫子黄，学坛薄海颂声扬。
煊煊大业如徐士，赫赫丰功比四光。
追念先君前共事，感怀家母旧同窗。
余侪晚进承霖雨，铭谢栽培恩义长。
落款是“卑职、不肖世侄、愚私淑弟子云唐拜奉”。
汲清老伯伯接过去反复吟诵，并说：“你的古典文学功底真是深厚，精通旧体诗词格律，写得很好。不过，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
当时我在家书中向母亲汇报了为汲清老伯伯做了一些事的情况，母亲很高兴，在回信中勉励我继续努力，多为黄伯伯服务，也在黄伯伯领导下多作出些成绩来。1979年，母亲在重庆因膀胱癌复发第二次手术失败而逝世，我得知噩耗后，请假回重庆奔丧，临行去到汲清老伯伯家中，他们二老及其他亲人也对母亲的逝世感到悲伤和惋惜，二老表示立即发唁电并嘱我转达对家乡亲人们的慰问，望我们节哀顺变。我从重庆回来后，又去汲清老伯伯家，向他们二老表达兄弟姐妹亲人们的感激和问候。我又对他们二老说：“我从小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喜欢的儿子，黄伯伯、黄伯母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好的朋友，我一定按他们生前的嘱咐，忠心耿耿、踏踏实实为黄伯伯效劳”。
1980年初，汲清老伯伯说他原来在中央大学地质系兼课时的高足许靖华教授是美籍华裔学者，当时在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任教，为该校100周年校庆，打算授予世界著名科学家名誉博士学位，许先生特推荐了他的老恩师汲清老伯伯，因此，要他把有关材料寄过去。汲清老伯伯和我约好时间，去他家整理他的材料。到了约好的那天傍晚，朔风怒吼，大雪飞扬。我骑着自行车，到他家，在门外脱掉大衣，抖掉满身雪花，然后才进到屋内。汲清老伯伯夫妇和其他亲人很惊讶很感动地说：“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来了?”我恳切地回答：“有约在先，诚信为重。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1982年10月7～9日，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第一届全国地质学通史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汲清老伯伯和另外几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春昱、高振西、张文佑及美籍华裔著名地质学家吴景桢等出席了开幕式。汲清老伯伯作为学会 理事长在会上致了贺词，开始就说：“近几年，地质学史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参加的同志越来越多。据我初步了解，夏湘蓉、吴凤鸣、孙荣圭、王根元、李鄂荣、王仰之、闻广、潘云唐等同志都做了研究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被地质科学大师点名表彰。两年后，我进了该 研究会第二届10人干事会班子，想来与汲清老伯伯及诸位师友的提携也是不无关系的。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个班子里执行领导意图，与同仁们亲密共事，在我的诸多社会兼职中，这无疑是最令我无比执著和全身心投入的。
汲清老伯伯在很多地质学史研究与著述工作中都约我参加，1985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系列中的《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由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何绍勋等具体运作，何先生特请汲清老伯伯和他并列全书主编，汲清老伯伯向编委会推荐我写章鸿钊、丁文江、谭锡畴、田奇
1987年，汲清老伯伯又约我编《翁文灏选集》，他运筹全局，负责选题，我做具体编辑工作，此书赶在翁文灏老伯伯诞辰100周年之前，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署名“黄汲清选、潘云唐编”。他在“序言”中说：“汲清应翁先生亲属和冶金工业出版社的请求，在潘云唐同志和其他同志帮助下，从事翁先生学术遗产整理工作……编成此书”。
1989年9月1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翁文灏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该书作为大会文件之一，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受到大家一致好评和翁老伯伯亲属的诚挚感谢。翁老伯伯的三女婿——幼娟三姐的夫君徐永盛兄(台湾“中国药学会”秘书长)特代表海外亲属来参加大会，见到我时说：“我在台北已经知道，我岳父的这次纪念活动中，很多世交友人都出了大力，其中有潘宜之先生的公子，原来就是您啊!”紧接着，汲清老伯伯又指导我和他的秘书谢广连编纂了《丁文江选集》，署名为黄汲清、潘云唐、谢广连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我先后为汲清老伯伯写了很多宣传报道文章，他看了以后都高兴，不过，他也常提醒我，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所以我每次写完初稿都请他过目，反复修改，后来我把发表这些文章的报纸、刊物给他送去时，他很满意，特别是1994年我在大型人物半月刊《中华英才》总101期上发表了《黄汲清——数着地球的脉搏走》一文，他看后特用英文批上“Very good！T.K.Huang”。
1995年3月22日，汲清老伯伯不幸病逝。3月31日，我参加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上千人的队列中，向这位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告别。
20世纪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亲任主编，策划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创新辉煌：科学大师的青年时代》一书，我是编委会成员，也写了其中的《杰出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一文，该书于2001年出版，读者从中外大科学家们青年时代的努力奋斗中能够汲取不少开拓创新、铸造辉煌的动力。
2004年是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中国地质学会等单位事前筹划举行纪念活动，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要编撰《黄汲清年谱》一书，2003年我即在汲清老伯伯早年高足——任纪舜院士等领导下，具体运作此事，此书赶在2004年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之前出版。当年6月7日，在京西宾馆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路甬祥副委员长、曾培炎副总理两位国家领导人、数十名院士及数百名专家学者等出席，此书也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署名是“中国地质学会编，执笔人潘云唐”。当年的3月30日，是汲清老伯伯的百岁生日，他的家乡——四川仁寿县的领导特别邀请我去他的母校——仁寿县第一中学作报告，讲述他的生平业绩，受到师生员工热烈欢迎，副县长王利清、县政协主席李德全、副主席伍小鲁出席了大会，大会上我和他们还为“黄汲清奖学金”得奖者颁了奖。
回想我们两家三代人大半个世纪的情谊，不禁感慨万分。我有时想，如果我选对了专业，投对了人，也许我的人生、事业又是另一番情景。具体说，我如果早些利用上这个宝贵的世交关系，分专业时选学构造地质，做汲清老伯伯的研究生，以后做他的秘书、助手，加入他领导的科研团队，那就极有可能是院士了。因为他是翁文颢老伯伯和先君宜之先生的爱将，我如果到了他身边，他一定会把我带出来，尤其是他对我本人学识才华又是那么青睐，那么赞赏，那么器重。可惜我在极“左”形势的压抑之下耽误了宝贵的二三十岁的青春年华。“百年风水轮流转，三十河东四十西”。等我熬到了云开雾散的改革开放太平极乐盛世，重新考回北京，再到汲清老伯伯身边时，已是“不惑”之中年，跟他也只是横向的关系，只能帮他做做编写传记、年谱、著作目录这类打杂的事了。当然，历史是无情的，生活没有“假设”、“也许”，走过的路不能回去重走，只能面对现实，从零开始，向前看，不向后看，人永远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要知足常乐。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算满意了。
再过四年，将是汲清老伯伯110年的诞辰，我想，学术界也许会酝酿新的纪念活动，他的《年谱》可否扩编、再版？可否为他写出一本长传？这些问题都可以考虑考虑，让汲清老伯伯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更多地惠及国家民族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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